詹勇

前不久，作家冯骥才在访谈中，说起自己的一次经历：到某地，有关方面接待，桌上放了几个家常菜，主人连说“特殊时期，特殊时期”，一副很难为情的样子，也好像有点没面子。类似现象并不少。由此想到，不管是改作风，还是反腐败，越是深入，越需要观念上的“化学反应”。

几年前，当世界纷纷关注中国奇迹的时候，新加坡《联合早报》提醒：在经济增长的故事以外，中国还有一个也许较不抢眼的故事——一个文明重建的故事。借用这样的视角，观察十八大以来的两年间，在正风肃纪与铁腕反腐的强劲激荡之下，价值观层面的深刻变化，另有乾坤。

还记得，当年一位小学生“想做贪官”的理想，让多少人痛心疾首。“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看似童言无忌，实则是腐败现象对价值观的扭曲。天下事，从来在作为。这两年，正是在“全党必须警醒起来”的铿锵之声中，从八项规定到禁令纷出，从痛打“老虎”“苍蝇”，到在全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风政风为之一新。

当大吃大喝成了官场禁忌，公款送礼成了过街老鼠，贪官落马成了大概率事件，必然在观念世界投下巨石。“升官发财”的迷梦幻灭了，“想发财别做官”的告诫振聋发聩，“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谬论破产了，“公款姓公、公权为民”的逻辑日益深入人心。滋生于腐败的各种思想病毒正在被清除，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已成为今天政治生活中势不可当的主潮流。

党风正则民风淳。干部戒奢以俭，民间也兴起了“光盘行动”，高端餐饮纷纷转型平民化，公款节礼被禁，带动节日消费回归理性、社会交往回归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