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孝英

前不久，为了让俄罗斯读者和中国读者共同分享作者阿莹这次“精神远足”的独特感受，俄罗斯世界出版社决定出版其俄译本。参与本书翻译的过程，让我作为一名特殊的读者，通过语言转换的特殊桥梁，走进了那个性鲜明的艺术世界和内心世界，汉语和俄语彼此寻求默契、作者与译者心灵同频共振的数十个昼夜，为我留下了一份特殊的纪念——这便是本文的来由。

创造散文新文体的尝试

这本标明为“日记”的作品，它所标注的日期，其实并非作者旅俄时记在宾馆信笺和随身携带的笔记簿上的日期，而是他返国后整理成文的日期，这为作者保留了一段审美距离，使他可以将“睁大眼睛”观察得到的各种印象，再“眯起眼睛”加以审视、反思和重组。它虽被称作“游记”，也记下了不少异域见闻和人文风情，但这些通常被当做游记主角的审美对象，在本书中似乎更像是一种特殊的道具，由此衍生出作者对俄罗斯社会、历史、文化的说古论今与评析反思。它虽蒙评论家厚爱，被赋予“游记性艺术散文”或“文化散文”的桂冠，但作者那遮掩不住的政治情结、政治智慧和政治家眼光不断突破“艺术”与“文化”的藩篱，使这本《日记》更像是一部“政治文化散文”。它努力挣脱艺术形态学对“游记”、“散文”的规范，不仅拓展了其思想的容量，而且向姊妹艺术的技法张开双臂，吸收了小说的对话、诗歌的跳跃﹑杂文的犀利、评论的推断，乃至相声和小品的俏皮。它从表面看是20首单曲的独奏，实际上却组成了一部浑然一体的交响曲，一本同一主题的系列散文集似乎亦可视为一部长篇散文，半个世纪前那位江南才子的概括“形散神不散”被这位北方汉子的《日记》赋予了新的诠释……

日记与游记，游记与散文，文化散文与政治文化散文，单曲联唱与交响曲，散文集与长篇散文——艺术形态学和文学分类法的种种传统边界于不经意间被一一穿透，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与此同时，另一种印象却一步步逐渐清晰起来，那就是作者对创作个性化的情有独钟，以及由此而生的对散文新文体的创造性尝试。

挑战语言“陌生化”的极限

《日记》对创作个性化的追求，它对散文新文体的尝试，不仅反映在思考者的独特身份、思考内容的独特品格和对思考对象的独特发现，而且更直观地体现为对语言表达个人化的努力。无论是再现访俄时的见闻与故事，还是回放异域印象所引起的政治性、历史性、文化性反思，作者都力求使用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海明威语）、自己的搭配、自己的节奏、自己的章法，千方百计创造自己笔下文字的摩擦力和陌生化。

作者对语言个人化的追求，包括那迅疾转换的意象、不拘一格的组接、重叠排比的句式、跳跃别致的语势、“点金成石”的反讽，以及信手拈来的对比联想和血脉贲张的连环诘问，使《日记》形成了自己特立独行的风格。有作家指出，他的语言“接上了传统中国的气脉”，使之与文学陕军有了相通之处，此言不谬。不过《日记》的语言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作者那既追求个人化，又具有综合性的风格。他似乎力求将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的古朴、典雅、精准、凝练与西方现代文学语言的跳脱、叠加、奇崛、异趣化为一体，试图摸索一种中西合璧的，富有独特表现力、感染力和创造力的现代汉语文学语言，从而使他在文学陕军中独树一帜。

于是，“陌生化”就被赋予了双重含义：一方面，他不喜因循，不恋熟路，力图加大摩擦力，从而使他的语言与教科书所规范的汉语相比似乎有点“另类”;与此同时，也使他在比较重视继承“传统中国的气脉”，而对吸收西方现代文学营养相对关注较少的文学陕军中显得个性鲜明。

学者型的冷幽默

也许是受职业习惯的影响吧，读《日记》时，我每每会被作者于不经意间闪露出的幽默感所吸引。如果说，开篇首句“那莫斯科的太阳居然会穿透厚厚的窗帘映到床头上”，拉开了全书幽默之旅的帷幕;那么，列宁格勒纪念坛铜像前两束“黄黄的桦树叶”的素描则纵情演绎了作者对经典幽默的创造性继承;而接近作品尾声的那一幕滑稽戏更为全书的幽默博览会画上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感叹号：在社会主义“被一些政客们糟蹋得面目全非”的这片黑土地上，位于圣彼得堡中心的尼古拉宫大门前，身穿沙皇军服的俄罗斯乐手们居然“激情荡漾”地向中国观光者演奏《社会主义好》。

《日记》的幽默细无声地浸润到字里行间，显然不会让人误辨，但细加分辨，又觉得它与我们在现实生活和文艺作品中常见的那种幽默似乎有点不同。这或许同前述本书的“政治文化散文”的特点有关。既然作者运用的是一种特殊的审视态度、特殊的审美评价和特殊的表述方式，那么他笔下的幽默自然也会同一般文化人的幽默拉开某种距离。当我们看到社会主义之旗降下、沙皇军服重现和《社会主义好》被激情演奏的不谐调画面时;当我们面对“列宁先生”展示出招牌式的动作，将右手伸向前方，执著地继续着他那激情洋溢的演讲，被人谑称为“列宁‘打的’”的街头铜像时;当我们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邂逅了那位自称既无出生地（列宁格勒已变成圣彼得堡），又无国籍（苏联已解体）的“活化石般的老人”时;特别是当我们读到作者那些率真大气、毫不遮掩的自嘲时（例如，为了违规或违愿拍下一张渴望拥有的照片，作者居然称自己“骨子里的劣根性便张扬起来”，或者竟至于“献媚地夸她[拍摄对象]光彩照人”）……这时我们的感受，既不像听京津人“耍贫嘴”、东北人“唠嗑儿”、四川人“摆龙门阵”、陕西人“谝闲传”，也不像某些相声小品、幽默短信、网络段子取悦观众读者的“世俗幽默”和“文革”前盛行的那种阉割了喜剧精神的所谓“歌颂性喜剧”。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戏谑与忧伤并存，嘲弄与沉思相伴，滑稽走上了前台、机智伫立于侧幕、嘲讽潜伏在幕后的“大幽默”（恕我杜撰）。

这是一种“学者型的冷幽默”。这里所说的“学者”，是指政治学与文化学双栖的广义的研究者和思想者;这里所谓的“冷幽默”，是指一种彻底超越的心态和不事张扬的境界。

保持清醒的“文学圈‘票友’”

思考的个性化和语言的个人化追求，构成了《日记》最引人注目的特征。

所谓“个性化”或“个人化”创作，是对我们这里长期盛行的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审美观的校正，是对以扼杀创作个性为特征的群体性意识、集体性叙事的反拨。卢卡契说过，在我们这个时代，试图一次就抓住现实的全貌几乎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无论多么伟大的作家，也难免会带有认识上的种种局限，因此，让每一位作家都从大一统的“群体”中剥离出来，首先将人还原为“人”，并进而还原为“个人”，然后再把一个个“个人”的智慧汇入“群体”的智慧大海，实在是接近现实本质的必由之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个性化、个人化创作是一种真正的生命的涌动，是个人的感性与理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与跳跃，在这种飞翔与跳跃中，真正的、本质的人将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

《日记》为散文创作实现个性化、个人化提供了一张不可多得的试纸。所谓“试纸”，是一种用指示剂浸过的纸条，它可以检测出物质之中是否存在某種特定的化合物。《日记》使我们相信，思考个性化和语言个人化的成功化合，将有可能为我们的散文创作带来个性张扬、百舸争流的新气象，使我们的散文家获得新的视野和新的天地。

当然，这张试纸也没有向我们隐瞒实验的风险：政治和文化会打架，政治家和文化人会打架，政治家的智慧和他的局限也会打架，陌生化更是不可避免地时时与规范性打架;特别是个人化的语言追求、对语言规范性某些规则的牺牲，甚至向翻译家关于人类不同语言之间“可译性”的信条提出了挑战，使翻译的难度激增，让我和我的朋友们在翻译这本《日记》时叫苦不迭。好在这场实验的操盘手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他的那份清醒：尽管实验屡屡成功、桂冠连连不断，但他仍执拗地把自己归入“文学圈‘票友’”之列，向那些埋头专事创作、硕果压弯了枝条的大作家们投去真诚钦羡的目光。（2014年6月26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