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爱萍

[摘 要]

邓小平经济理论对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了开创性和奠基性的理论回答，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的转变，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和战略指导。今天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高效、可持续方向转变，仍然要坚持邓小平经济理论中提出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

邓小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现代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 A84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1-0016-04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任务，是江泽民在1994年11月2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是胡锦涛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上提出的；但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起步于1979年第二次国民经济调整。邓小平的经济理论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的转变，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和战略指导，也为后来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向。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观点，拟订中国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了实在的依托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30年，“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1]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2]“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3]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率领全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随后，邓小平坚定地支持陈云、李先念提出进行第二次国民经济调整的建议，引导全党探索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新路子。邓小平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是我们20世纪80年代三件大事的核心，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要名副其实决定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在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经过十余年建设后，邓小平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又提出，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保持一定的速度，发展太慢同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4]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思想观点，为中国真正从20世纪80年代坚定不移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指明了方向，也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践逐步展开。

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历史范畴，与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历史条件相适应，受到多种因素制约，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内容和特征。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式，首要的是确定适合本国的发展战略，因为经济发展战略是经济发展方式内容的总体现。所以，邓小平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目标要切合国情，符合国力的实际水平。中国国情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5]

在深刻认识国情的基础上，邓小平先后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等一系列新概念；构想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在20世纪80年代，以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250美元为基数，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6]。

邓小平中国式的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的设定，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了实在的内容，也为后来党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完善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容进一步充实奠定了基础。

二、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提出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指明了方向

每个国家可以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但必须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由此，邓小平提出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指明了方向。

第一，要依靠科技和教育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邓小平1977年复出工作后，自告奋勇抓科教。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他明确了两个观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4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向全党提出：“必须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7]随后又强调，智力开发包括职工教育在内，“要更好地注意这个问题。”[8]1983年10月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9]题词深刻揭示了整个民族素质、国家人力资源水平提高的方向，价值取向与人类历史进步的趋势是一致的，成为国家教育发展的长期指导方针。邓小平依靠科技和教育的发展提升国家生产力水平的主张，引导国家现代化建设迈开了新的步伐。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世界科技形势与国内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邓小平又先后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0]，“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理论观点和战略主张，促进了国家科技进步和加快了科技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邓小平始终坚持科技进步的基础在教育的观点，并提醒全党注意，教育本身对生产力的直接促进作用。他说：“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11]要把加强基础教育和岗位培训放在突出位置，以培养更多的低中级人才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同时更有成效地培育高级人才。邓小平的这一系列主张，无论在当时和现在都是经济增长及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基本思路和战略方向。

第二，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新中国前30年，主要由于客观原因，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内向型经济使中国错过了1950年至1973年的世界黄金增长时期。“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总结以往经验，提出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和原则：“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2]；吸引外资，要权衡利弊，考虑偿还能力，引进项目必须是能够带动我们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要充分利用外国智力；兴办特区，以特区为技术窗口，管理窗口，知识窗口，对外政策窗口，推动国家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等等。同时邓小平强调：“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我们仍要“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13]

在邓小平对外开放战略的引导下，中国成功实现了对外经济由闭关自守、出口替代的内向型经济，向以出口导向、招商引资为主要抓手的外向型经济的转变，使我国在充分发挥劳动资源比较优势的前提下，以引进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制成品出口带动经济的发展，缓解了外汇和资本的短缺，促进了商品和服务出口贸易的转型升级，奠定了经济起飞的坚实基础。

第三，讲求经济效益，重视农业发展，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失调失衡型向协调平衡型转变。中国经济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基础上腾飞的。汲取以往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提出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不协调、不平衡向协调、平衡型转变的战略方针，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高度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和速度的统一。发展的速度要与质量和效益统一，是邓小平领导全党在探索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新路子中确定的一条基本方针，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主张，从1975年复出工作至1992年南方谈话，始终没有改变，只是根据现实要求，侧重有所不同。

在1975年整顿中，邓小平强调最多的是生产质量问题。他说：“质量好就等于数量多。”“要想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必须在产品质量上狠下功夫。”[14]1979年开始国民经济第二次调整后，邓小平强调抓质量，“是调整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如果把这一点抓住了，我们将来得到的益处大，基础就更扎实了。”[15]党的十二大确定了20世纪最后2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国家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邓小平叮嘱全党：“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产品不能只讲数量，首先要讲质量。要打开出口销路，关键是提高质量。质量不高，就没有竞争能力。”[16]1990年治理整顿时期，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邓小平把经济问题更紧密地结合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来考虑，提出发展速度“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经济不能滑坡，“要力争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17]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总结多年发展的思想，提出中国经济必须保持适度的发展速度，要抓住时机发展经济，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发展是硬道理”。[18]同时明确指出，要坚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实现效益与速度的统一。

二是提出中国农业向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构想。从国情出发，邓小平强调农业是根本，要重视农业基础地位，特别是粮食的生产；同时高度关注农村产业结构合理调整，促进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协调发展。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在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剩余劳动力也进一步增加。中国农民以自己的智慧开拓了乡镇企业，每年20%的增长率，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50%的人就业问题。邓小平充分肯定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作用，进一步促进其发展，不仅繁荣了农村经济，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开创了以农村城镇为中心，发展当地资源为基础的小型劳动密集型工业，通过农村工业化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新路径，并带动了农村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了中国二元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为促进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强调：“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通过改革解决农业发展后劲问题”；也要充分注意科学技术的作用。“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19]90年代邓小平提出，中国农业的改革和发展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20]科技兴农和经营方式的集约化，是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及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步骤，邓小平的思想明确了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是对中国农业现代化规律性的认识。

三是为区域经济结构协调发展提供战略思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经济投资比重与效益是不一致的：投资重点往往是内地和西部，但工业总产值比重较高的却是东部地区。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抑制了经济效率高的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最终也影响到了全国经济的发展。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先富、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构想。依据这一构想，国家在开放和发展相关政策方面向东部倾斜，促使了拥有多种优越条件的东部地区的率先发展。根据中国经济发展情况，1988年邓小平又提出“两个大局”的思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21]“两个大局”思想，反映了邓小平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战略调整意向。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明确，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时，要突出提出和解决发展不平衡和共同富裕的问题，发达地区要“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22]依据邓小平的战略设想，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这是中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重大战略步骤。此后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逐步实施，拓展了发展空间，优化了资源配置，发挥了各地比较优势，促进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三、通过改革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体制保障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3]制度和体制创新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因为这直接制约人们的行为或决定人们的利益、影响到人们的经济行为，从而制约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和转换。

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出发，提出两条根本原则：第一，反对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单一公有制，允许个体经济发展，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要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第二，要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承认分配中会有差别，但要坚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在这两条原则的指导下，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解放和增强了社会活力，同时也从制度上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能够惠及社会与人民提供了保障。

20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处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如何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关系是个核心问题。邓小平在1979年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24]1982年他在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反思中，悟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他高度评价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25]1985年他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987年他明确了“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1992年他从理论层面清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6]这一理论观点引导全党彻底解放了思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在中国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进而为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创造了条件。

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引领下，1985年先后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为推动科教事业的发展，使经济建设尽快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提供了动力。

加强微观经济管理上的整顿和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提高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着重要意义。邓小平总的指导思想是：“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在这些方面要注意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营方法、管理方法、发展科学的方法”。[27]在企业管理改革方面，邓小平提的最多的是两个方面：

一是建立生产责任制。邓小平强调这个问题是有特殊历史背景的。责任制是任何社会化生产都需要的。“四人帮”用形式上的相似抹杀本质上的区别，把社会主义责任制污蔑为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管卡压”而加以否定，造成企业管理上的混乱。1975年邓小平复出工作后即提出，整顿企业管理秩序，恢复和建全必要的生产规章制度，“关键是建立责任制”。[28]改革开放之初，全面建立各项责任制，依然是提高微观经济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问题。邓小平反复强调：“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29]“工业有工业的特点，农业有农业的特点，具体经验不能搬用，但基本原则是搞责任制。”[30]责任制的严格实行，加强了劳动者的责任感，提高了企业生产的质量和效益；工作职责的好坏同一定的经济利益相联系，也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二是强调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缺乏自主权，是高度集中体制产生种种症结所在。邓小平认为，过去我们统得太死，严重束缚了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很不利于发展经济；而且造成经济管理上的条块分割，效率低下，政治上助长了官僚主义。所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正确处理经济管理中国家集权与企业分权的关系，是改革中关键性问题。随着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1986年邓小平又提出，要“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积极性”。[31]另外要加强企业专业化管理，提高全体职工的技术水平并且认真实行培训和考核，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注意企业管理中的集中领导和民主管理相结合。这些主张对于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都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3][4][6][8][9][10][11][16][17][18][19][20][21][22][23][25][26][30][3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7.63-64.265.227.26.35.274.120.143.160.354.375、377.17、275.355.277—278.374.370.17、83.148—149、203、373.29.192、193.

[2][5][7][12][13][14][15][24][27][28][29]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4.164.104.133.351、406.30.202.236.157、235.30.150.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责任编辑：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