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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我国农村生育问题特殊性形成机理研究

2015-01-20陈静马小勇

金融经济 2014年5期
关键词:形成机理

陈静 马小勇

摘要: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自主生育决策和被动生育决策的一般分析框架,将家庭消费的商品抽象为“孩子”和“普通消费品”,分析了农村生育问题特殊性形成机理。结论表明:由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特殊的预算和偏好导致了农村较高的生育率;由特殊的政策决定的“试错”生育行为导致农村性别比更加失衡。建议发展农业生产力,健全有利于人口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

关键词:农村生育问题;形成机理;生育决策

一、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胎”政策,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拉开序幕。当前我国人口形势进入了新的转型期,201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TFR)降至118,不仅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也低于高度发达国家水平[1]。与此同时,2010年乡村总和生育率(TFR)降至143755,我国农村进入超低生育率时代,并显现出了特殊性:第一,农村生育率高于城市1263个千分点;第二,农村出生性别比失衡相对城市更严重,农村出生性别比为12209∶100,而城市为11833∶100。第三,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更高,农村65岁以上人口占105%,而城市为79%。第四,农村独生子女家庭风险更大,农村失独家庭将丧失可替代的家庭养老支持而陷入养老困境[2]。

国外学者从微观视角研究了家庭生育决策机制。哈威·莱宾斯坦(1957)首先将孩子成本和效用引入生育决策分析中,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抚养孩子的成本逐渐增加,而子女的效用下降,促使减少生育数量。贝克尔(1965)将消费者需求理论引入到家庭经济行为的分析中,认为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存在相互替代关系,随着家庭收入提高,父母会偏好孩子的质量,因此生育水平会降低[3]。贝克尔、墨菲、塔玛拉(1998)认为在人力资本稀缺的地区,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低,生育孩子的收益相对较高,父母会选择多生育和少投资,形成高生育率、低人力资本积累率的不发达均衡,即“马尔萨斯稳态”[4]。

国内代表性的研究主要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中探究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如郭剑雄(2006)[5]和周绍东(2008)[6]讨论了农村地区摆脱 “马尔萨斯稳态”的路径。孙树强(2013)[7]认为提高教育投资,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使更多人口变成熟练劳动力,可以降低生育率。郑健斌(1987)[8]比较了城市和农村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差异,但没有分析城乡差异产生的原因。本文的重点在于系统分析农村生育问题表现出特殊性的内在机理。

二、农村生育问题特殊性的形成机理

自主的生育决策和被动的生育决策构成生育决策的基本框架(图1),前者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后者受政策影响,二者共同决定了生育行为的差异:家庭的自主生育决策从根本上决定了生育问题差异;被动生育决策构成了生育问题差异的外部干扰力量,从而城乡育问题的差异以及农村生育问题的特殊性形成机理可以在这个框架中得到解答。

图1 城乡生育问题差异的一般分析框架

(一)农村家庭自主的生育决策模型

新家庭经济学将孩子作为一种“耐用消费品”[9],收入水平一定,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取决于孩子的价格 [10]。本文将家庭中除孩子外能够给父母带来效用的其他消费物品统一抽象为“普通消费品”,构建一个包含“孩子(C)”与“普通消费品(N)”的“两商品家庭模型”。

这个模型中,“孩子”和“普通消费品”都具有实质的经济学内涵。第一,家庭既是“孩子”的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家庭消费“孩子”时面临的价格是由其生产“孩子”的投入决定的,是父母投入在孩子身上的一切成本的折现,“孩子”的成本分为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机会成本),前者是指孩子在独立生活之前的饮食、衣物、用品、医疗、教育、交通、住房等现金支出;后者是指父母因为生育孩子而放弃的“普通消费品”给家庭可能带来的最大收益,具体包括时间、精神、身体等非现金支出,因而“孩子”价格水平取决于特定社会商品和要素的一般价格水平。第二,“普通消费品”是指家庭除去孩子占用外可以自由支配的一切资源的总和,这些资源可以给家庭带来效用的满足,闲暇、资金、流动性是其价格的三个方面,其中闲暇是指父母可以支配的时间,时间意味着休息、娱乐、社交的可获得性;资金意味着父母直接消费的自由度和自身的生活水平;流动性意味着父母转换生活空间和工作空间的自由度,如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以获得更高的收入,迁移到更好的生活环境以获得更好的生活品质,总之“普通消费品”的消费水平最终影响了父母自我发展的能力。“普通消费品”的价格水平取决于这些自由支配资源未来给父母带来的现金收益的大小。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增加“孩子”的消费,意味着减少“普通消费品”的消费。

在这个模型中,“孩子”和“普通消费品”具有特殊性:一方面它们是可供家庭消费的两种商品,可以给家庭带来效用;另一方面,它们是家庭拥有的可供交换的资源禀赋,直接决定了家庭的收入。

“孩子”的效用包括:给父母带来情感效用,如精神慰藉、家庭的存在感和归属感、社会地位的提升等;作为准劳动力或者潜在劳动力储备给家庭创造的隐性收入(或者支出的节省),如孩子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家庭分担一些家务,从另一角度节省了部分开支;给父母带来预期效用,孩子经济独立后可以给父母提供“回报”性质的经济补贴,父母年老后,来自孩子的关照会改善老年父母的生活境况。“普通消费品”的效用是指家庭可自由支配的资源的使用给父母自身带来的满足感,如改善消费水平,实现自身全面发展,获得自由空间等等。同时,作为禀赋,“孩子”和“普通消费品”决定了家庭的收入水平,“孩子”可以看作是家庭的一种特殊资产,虽然不能直接带来现金流量,但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家庭的“实力”。“普通消费品”决定了父母的时间充裕度和空间获得性,时间和空间的自由是父母就业或者创业的基本前提。

根据消费者行为理论,消费者均衡点由代表消费者收入水平的预算线和代表消费者偏好的无差异曲线共同决定。一般家庭在进行生育决策时必须在“孩子”与“普通消费品”两种商品之间进行权衡,获得效用最大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首先,不同部门或不同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差异直接导致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的差异,进而决定了包括工资在内的收入水平的差异。其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决定了生活方式的差异,生活方式的差异通过思想观念的传导最终决定了家庭对于“孩子”和“普通消费品”的不同偏好。由于收入和偏好存在差异,农村和城市家庭对于“孩子”和“普通消费品”的均衡点也存在差异。因而从自主的生育决策得出两个推论:

推论1收入水平差异导致“孩子”—“普通消费品”相对价格差异

家庭的收入水平对生育行为带来两个效应:

一是比较效应。首先,收入增加降低了孩子作为准劳动力的效用;也意味着单位时间价值提高,可自由支配的资源的价格随着社会一般收入水平水涨船高。而农村平均收入水平低,单位时间价值低,因生育孩子耗费时间而造成的工资性损失较小;其次,城市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较高比农村高,农村“孩子”的相对价格较低。

二是约束效应。家庭收入取决于禀赋的数量和价值,短期家庭收入一定,增加“孩子”的消费,必然减少“普通消费品”的消费。禀赋数量是个理论值,农村和城市家庭拥有理论上相等的时间,一般育龄妇女生育孩子数量的理论值也相等,因此假定农村和城市家庭的资源禀赋结构相同,而禀赋价值不同。

农村(r)和城市(u)家庭收入分别为Mr、Mu

,“孩子(C)”和“普通消费品(N)”的禀赋数量分别为YC和YN,价格分别为PC、PN,实际消费数量分别为XC和XN ,于是,

农村家庭收入为:Mr=PCrYC+PNrYN; (1)

城市家庭收入为:Mu=PCuYC+PNuYN。(2)

农村家庭的预算线为:PCrXCr+PNrXNr

城市家庭的预算线为:PCuXCu+PNuXNu

农村的“孩子”和“普通消费品”的价格均低于城市,在相同禀赋结构条件下,农村家庭的禀赋收入低于城市,城市预算线高于农村。

由于农村的“孩子”与“普通消费品”相比价格更低。即

PFrPCr>PFuPCu,(5)

农村家庭预算线斜率的绝对值大于城市家庭预算线的斜率绝对值,农村预算线比城市预算线陡峭(图2)。

推论2生活方式差异导致的“孩子”—“普通消费品”偏好差异

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依靠人力和畜力投入和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其特定的生活方式,进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观念:

第一,松散居住和土地依赖强化了家族本位意识。一方面分散的居住格局使得家庭规模对于家庭安全保障具有非凡意义,而家庭规模直接取决于生育孩子的数量;另一方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家庭对土地的长期使用权构成了其赖以生存的基础,相关资源产权交易制度和平台缺乏,包括土地使用权在内的一切家族资源只能通过子女继承实现连续占有,确保家族的存在感,因此孩子对于农村家庭具有根本意义。

第二,随意的时间安排低估了“普通消费品”的价值。农业生产的“自我雇佣”特性决定了农村家庭自由灵活的生活作息和季节性的工作时间安排,农村父母对包括时间在内的可自由支配资源的价值没有明确认识,对多数家庭而言自由空间可有可无;此外,生育孩子本身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农村妇女在怀孕期间也可以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孩子出生后,长辈和其他亲戚、近邻可以提供辅助照料,因而农村的“普通消费品”显得价值低廉。

对一般家庭而言,生育孩子会减少父母的自由度,农村和城市家庭对于“孩子”和“普通消费品”的无差异曲线的基本形态均满足“凸”的假定。但农村和城市家庭对于减少可自由支配资源的主观感受不同,进而对“孩子”和“普通消费品”的偏好不同:家族本位意识决定了农村家庭对于“孩子”的刚性需求,农村家庭消费决策的底线是一定要有孩子。而随着城市家庭日趋向小规模裂变,孩子对于城市家庭的安全保障效用较小;城市年轻夫妇通常向往自由的生活,也比较注重自身的发展,对于“普通消费品”有刚性需求,城市家庭的消费决策底线是一定要有普通消费品。

如图2所示,农村和城市家庭无差异曲线在形态上存在显著差异:农村家庭无差异曲线Ur存在临界点Co—“必要的孩子数量”,因为农村家庭在“孩子”和“普通消费品”之间的替代关系不是无限的,在Co水平上,增加和减少“普通消费品”的消费是无差异的。城市家庭的无差异曲线Uu存在临界点N0—“必要自由点”,在No右边,存在两种不同的偏好类型:在No对应的孩子数量基础上若非要增加一个单位“孩子”的消费(如长辈强制意愿)就必须使用更多的“普通消费品”来补偿效用的损失;在没有增加“孩子”消费的压力下,城市家庭往往会愿意减少“孩子”的消费而换取更多的“普通消费品”。最终,农村和城市家庭的消费均衡点不同:农村和城市家庭的消费均衡点分别为Er和Eu,农村家庭的“孩子”消费数量Cr多于城市家庭的Cu。

至此,构建了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自主生育决策模型,这是农村生育问题特殊性形成的内在决定因素。

图2 农村与城市家庭自主生育决策模型

(二)农村家庭被动的生育决策

首先,计划生育政策的“配额效应”导致孩子生育数量的稀缺性。计划生育的实质是对家庭生产和消费“孩子”进行配额,稀缺程度与配额数量呈反向关系,生育数量越趋近配额,生育决策愈发谨慎,并逐步强化质量和性别的选择以实现效用最大化,获得较多配额的农村家庭第一孩的选择动机较弱。

其次,社会保障制度决定了家庭对男孩的偏好。老人对于子女提供的保障效用的依赖程度与社会保障健全程度呈反向关系。传统社会里,女孩出嫁成为丈夫家族成员后不能成为父母养老的可靠来源。因此,获得平均“配额”较多的农村家庭会形成“试错”生育过程:假定家庭最多希望生育1个男孩,计划生育的“配额”是n,若第一胎未能生育男孩,就会继续试验,直到试验成功、生育到男孩为止;若前n-1次都是女孩,第n次就会采取强制措施实现性别选择,如非法B超,堕胎等。

三、小结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自主生育决策和政策差异决定的被动生育决策共同形成农村生育问题的特殊性。建议首先发展农业生产力,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创新农业管理方式,推动农村生活方式变革;其次,调整农村计划生育政策,降低生育配额对于性别选择的正向激励。再次,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村家庭对于男孩的依赖程度。最后,推进新型城镇化,改变农村家庭松散的居住格局,改变农村家庭对于“孩子”和“普通消费品”的偏好。

参考文献:

[1] PopulationReferenceBureau2011WorldPopulationDataSheet[Z/OL]http//cdnetstpiorgtw/techroom/policy/2011/policy_11_040htm

[2] 吴佩芬人口老龄化趋势下我国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困境及破解[J]社会工作,2012(9):87-89

[3] 李玉柱低生育水平地区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分析——来自江苏五县的调查[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1:8-20

[4] 李勋来人力资本与农村生育率间的互馈效应研究[J]生产力研究,2010(8):41-42

[5] 郭剑雄人力资本、生育率与内生农业发展—兼论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的农业发展动力[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108-114

[6] 周绍东生育率与人力资本投资的逆向关系——中国城乡差距的一个解释[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4):15-19

[7] 孙树强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投资与生育率降低[J]人口与经济,2013(2):12-20

[8] 郑健斌我国城市、农村影响生育率因素的比较分析[J]西北人口,1987(1):35-36

[9] 郭威新家庭经济学与牛育行为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1986:46-53

[10] 石爱虎我国农村生育率的影响因素与人口控制和政策思路[J]中国软科学,1998(5):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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