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若诗+张夏华

摘要：为了对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做出尽可能准确的估算，本文在对资本外逃的主要测算方法进行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情，运用统计数据对世界银行基本模型进行修正。新测算模型对资金来源、正常资本流出、居民外币资产、重复统计、错误与遗漏项下的正常统计误差及进出口高报、低报所产生的资本外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估测，估算出了1987年到2011年之间各年的资本外逃规模，并对测算结果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关键词：资本外逃规模测算重复统计正常资本流出进出口伪报

一、资本外逃的界定

目前，在学术界，资本外逃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有一点基本得到认同，即把资本外逃视为由于本国资产的实际收益率较低，或是为了逃避税收或政治风险等原因而导致该国资本账户的“非正常”流出。然而，在对非正常的理解上，国际经济学界也有不同的解释：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37）在其经典著作（博士论文）《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中提出资本外逃动因论；英格·沃尔特（Ingo Walter，1985）提出：资本外逃是私人部门对一种隐含的社会契约的违背；卡丁顿（Cuddington，1986）是在严格假设前提下进行国民效用损失论的逻辑推导。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定义，我们认为，资本外逃是指未经批准的、违法违规的资本外流，是超出政府实际控制范围的资本流出。

二、国内外现有主要测算法

根据国外现有文献对资本外逃的测量方法，可以将其归为三类，即直接测量方法、间接测量方法和混合测量方法。直接测算法中卡丁顿（Cuddington，1986）测算公式为：资本外逃=误差与遗漏+非银行私人部门短期资本流出。间接测算法用公式表示为：资本外逃=对外债务增加+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官方储备增加-经常项目赤字。混合测算法的计算公式为：资本外逃（即未申报的对外债权存量）=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记录的所有资产-外商直接投资+误差与遗漏+未记录的债权的调整（向世界银行申报的外债存量-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负债）+已申报非 FDI 收入的资本（其他投资收入流量/一年期国际平均利率）

国内现有的测算方法主要有：1、李庆云和田晓霞（2000）的测算方法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世界银行的间接测算方法所进行的相关调整，具体测算公式：资本外逃=[（外债年增加额+外债低报）+（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外商直接投资高报额）+经常账户盈余-国家外汇储备增加额] -银行国外资产增量-长期资本项下的延期收款净额-长期资本项下的对外证券投资额和对外贷款净额-居民境内外币资产增加额+进出口伪报。2、李晓峰（2000）采用的修正后的间接测量法为：资本外逃=对外债务增加+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外国证券投资净流入+外国其他投资净流入+经常项目变动+储备资产变动+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对外证券投资净流出+对外其他投资净流出。

三、本文测算模型的构建及对调整项的说明

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中国资本外逃的主要方式和渠道，以及余额法本身存在的缺陷，本文将对余额法的估算值进行几项调整，调整后公式为：

资本外逃（CF）=资金来源（A） -资金来源项目调整（B）-正常资金运用项目调整（C）-居民境内外币资产（D）+漏记的资本外逃（E）-错误与遗漏正常统计误差（F）=外债年增加额（A1）+FDI净流入（A2）+经常账户盈余（A3）+外资股发行（A4）-国家储备年增加额（A5）-FDI与外债重复部分（B1）+外债低报额（B2）-FDI流入中的水分（B3）-对外证券投资额（C1）-对外贷款净额（C2）-正常贸易信贷（C3）-（存款货币银行国外资产年增加额（C4）-中行外汇结存增量（C4.1）-存款与货币（C4.2））-居民境内外币存款（D1）-居民境内其他外币资产（D2）+进出口高低伪报外逃资本（E）-错误与遗漏正常统计误差（F）对部分调整项及数据计算的说明：

1、外债年增加额

由于“隐性外债”与“变相外债”普遍存在（李庆云，田晓霞，2000），我国官方

统计的外债数据并不十分精确。中国统计的外债年增加额（A1）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而得，同时进行外债低报额的调整。具体来讲，本文将采用杜利（Dooley，1986）介绍的方法进行估算，即：将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外债年增加额与中国统计的相应数据进行比较，如前者大于后者，则外债低报额为它们的差额；如前者小于后者，则外债低报额为0。其中外债低报额以B2表示 。

2、FDI净流入

FDI 净流入（A2）是指境外（包含外国与港、澳、台）资金在大陆直接投资和大陆资金在境外进行直接投资之间的差额。数据根据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考虑到外债与直接投资存在重叠部分，根据我国外商来华投资的有关规定，结合田晓霞（2000）的估算，将以历年FDI的23%加以剔除。FDI与外债重复部分以B1表示。

其次，外商直接投资FDI中的资本品含有很大的水分，即外商作为投资品等设备的进口报价常常高于其实际价格。计算方法为：FDI虚报 = FDI贷方发生额×（投资品所占比例×投资品价格高报比例）。FDI贷方发生额数据来源于《国际收支平衡表》（1987-2012），投资品所占比例按照宋文兵（1999）的方法采用对外经贸部（现商务部）的估算数据，即55%，投资品价格高报比例按照1995年国家商检局检验的结果数据，即32%。该项调整我们记为B3。

3、外资股发行

外资股指的是我国上市公司发行的 B，N，H 股，其中，B 股指境内发行的外资股，N、H 股指在美国（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和香港发行的股票。另外，红筹股已成为除B股、H股之外，内地企业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筹资的一条重要渠道，因此，经由它筹得的其中一部分资本应计入中国的外债当中。本文假定这些筹资额中平均每年有大约 50%的资金流入了中国境内。endprint

4、正常资本流出的剔除

中国政府对居民境外证券投资的管理非常严格，BOP中的对外证券投资额都是经过严格审核批准、并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局备案的投资额，它们处于政府部门的监测范围之内，应该属于正常的资本流出范畴，因此，本文对这部分的流出额（C1）作了剃除。

BOP中长期资本项下的“对外贷款”部分外流资本是处在政府部门的严密监测之下的，而且同样属于必要的资金运用，本文对该项的净额（C2）也作了进一步的剃除。

正常贸易信贷（C3）：对1997年前国际收支平衡表长期资本项下的“延期收款”进行剔除。1997年后我国按国际收支手册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不再区分长期和短期资本流动，

本文参照杜玉兰、刘韬（2002）的方法，将总贸易信贷额的70%作为正常贸易额加以剔除。

同时，根据摩根担保信托公司的研究，整个银行体系（应当包括货币当局与存款货币银行）的国外资产一般都是用于国际结算，属于正常的资本流出范围，而间接测算法中剔除的只是货币当局的国外资产增量，因此，本文将进一步剔除存款货币银行的外国资产年增加额（C4）。

为了避免重复统计，结合“对外贷款”的统计口径的变化本文分两时间段对之剔除：1997年前采用IMF《国际金融统计年鉴》我国存款货币银行海外资产增量，并将1992年前中国银行每年的外汇结存增量（C4.1）从银行体系总的国外资产增量中扣除。1997年以后，扣除BOP中的“存款与货币”项下的资产项目（C4.2）。

5、居民境内外币资产

D3数据来自历年《中国金融年鉴》资金流量表。这里我们主要是借用了李庆云和田晓霞（2000）的数据和方法：通过估算中国居民个人外币存款的年增加额分别占到居民外币存款的年增加额的比例的平均值，来估计居民（包括居民企业和个人）外币存款的年增加额（D1）。居民境内其他外币资产（D2）也沿用李田的方法，结合外汇黑市溢价，1988、1989年以居民境内外币存款增量的0.7比例来估算，1990-1993年以居民境内外币存款增量的0.515的比例来估算，1994年以后以0.45的比例来估算。

6、漏记的资本外逃

本部分主要是估算通过采取进口高报出口低报的方式实现的资本外逃（E）。进出口伪报的基本计算公式为：

进出口伪报额=出口低报额（EX）+进口高报额（IM）

EX=（Mw -Xh -Xre）/SHR

IM=（Md -Xw-Mre）/SHR'

其中：Mw 一一伙伴国统计的从中国进口额

Xh——中国海关统计的对伙伴国的出口额

Xre——中国商品经香港转口出口至伙伴国的金额

SHR——中国商品经香港转出口至上述四个样本国的金额占经香港再出口总额的比例

Md——中国海关统计的从伙伴国进口额

Xw——伙伴国统计的对中国出口额

Mre——伙伴国商品经香港转口出口至中国的金额

SHR'——四个样本国的商品经香港转出口至中国的金额占经香港再出口总额的比例

7、错误与遗漏正常统计误差（F）

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错误与遗漏项，至少有一部分可归因于资本非法外逃（胡祖六，1998）。在处理中，本文参考美国和日本等国际收支统计制度较为发达和完善的国家，计算出其“净误差与遗漏”占贸易总额的比例，并以此作为我国正常的统计误差标准。剔除统计误差后的“净误差与遗漏”即为资本外逃额。

四、测算结果与简要分析

依据上述测算模型，本文对1987-2011年的资本外逃规模估计见下表：

（注：数据的计算方法见各部分考虑项的说明，数据来源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国金融年鉴》、WTO官网、世界银行官网、IMF官网、香港交易所官网、《香港商品贸易统计》、《香港对外商品贸易回顾》）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到，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至今，中国的资本外逃一直呈恶化趋势。国内资本从 1997 年开始加速外逃，主要可能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的恐慌性出逃。进入 12 世纪后，随着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不断加大、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不断增强，中国的资本外逃规模一度走低。2005 年人民币正式步入升值通道后，获利游资迅速撤离，同时逐步放松的外汇管制使资本外逃更方便，导致 2005 年的资本外逃金额激增。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导致西方金融动荡，中国资本外逃额在 2007-2009 年间显著下降，但在 2010 年又强劲反弹。

同时我们注意到1999、2009年的资本外逃额为负值，虽然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两年不存在任何隐性的资本流出、反而存在有隐性的资本流入，但至少我们可以初步判定这两年的资本外逃额很小，导致1999年这种局面的首先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消退；其次，该年度的资金来源比上一年度有了明显下降。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过后，国际投资环境恶化，资本逃离中国风险加大，2009年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逐渐消退，这些可能均对资本外逃规模产生了影响，其次，危机前后资本外逃规模波动十分明显。

五、总结与本文的不足

本文的进步之处在于比较全面的从资金来源、正常资本流出、居民外币资产、重复统计、错误与遗漏项下的正常统计误差及进出口高报、低报所产生的资本外逃进行了估测。结合以往的估测方法，尽可能的修正了余额法，使之更能适应中国的情况。

但是也存在许多不足：一是事实上中国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类型的资本外逃，即被政府错误“记录”的资本流出部分，我们可以称其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资本外逃”，如一些非法所得和资本项下的外汇支付混入经常项下流出等。由于这部分外逃资本隐蔽很深，所以很难将其从经常项目下很清楚地剥离开来，尽管中国对资本账户实行非常严格的外汇管制，然而仍有一些外逃资本是混入资本账户流出去的，这部分外逃资本更加难以剥离，遗憾的是目前我们没有找到关于这部分资本外逃规模的测算方法，数据也具有一定的不可获得性。二是虽然考虑到了重复计算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完全的避免，如银行国外资产变动额与对外证券投资净额、对外贷款净额、居民境内银行存款之间就有较大的重复。三是最后，经常项目下的旅游收入、侨汇收入，通过子女留学汇款等途径进行的资本外逃，由于数据的难以获得也没用进行计算。endprint

因此，由于这些原因可能导致规模的高估和低估，模型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和修正，尽管如此测算结果本来就是一个估计值，可以较为准确的显示出资本外逃情况，对于后续的研究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Kindleberger，C，1937， InternationalShort-term Capital Movement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Ingo Walter，1986，The Mechanisms of Capital Flight，Paper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in Capital Flight and Third World Debt，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Oc-tober2-4.

[3].Cuddington，D.，1986，Capital Flight： Estimate， Issues and Explanation， 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58.

[4].Dooley， Michael P.、Helkie， William、Tryon， Ralph and Underwood， John. 1986.“An Analysis of External Debt Positions of Eight Developing Countries Through 1990.”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May，21（8）：283-318

[5].Tornell， A.，1992，“The Tragedy of Commons and Economic Growth：Why Does capital Flow from Poor to Rich Countri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0，no.6：1208-1231.

[8].李庆云、田晓霞，2000：《中国资本外逃规模的重新估算：1982-1999》，《金融研究》第8期

[9].宋文兵，1999，《中国的资本外逃问题研究：1987-1997》，《经济研究》第5期

[10].任 惠， 2001，《中国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和对策分析》， 《经济研究》第11期

[11].杨胜刚，田冬炜，2003，《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估测的实证研究》，《湖南大学学报》第六期

[12].杨海珍，陈金贤，2000，《中国资本外逃：估计与国际比较》，《世界经济》第一期

[13].李晓峰，2000，《中国资本外逃的理论与现实》，《管理世界》第四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