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照田

一

对中国大陆三十余年历史有较多了解的朋友都知道，被认为从一九七八年底至今的中国大陆历史新时期，就其推动者的志向来说，是想同时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都取得高度成就的。今天回头对照新时期发生时推动者的企望蓝图，与物质文明方面取得惊人成就相比，精神文明方面的不理想可能远远出乎当初推动者的意料。前者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人们习惯把这一经济奇迹作为严肃的研究课题；而后者越来越严酷的现实，虽然在实际生活中对人们构成困扰，却少有学者把它作为真正重要的课题来研究思考，也不把它作为深入把握中国大陆近几十年历史和现实必不可少的理解、审问视角。即，一方面当代中国大陆精神伦理问题常常被谈论；一方面这些谈论的认知价值却极为有限。

比如，很多人把今天的精神、伦理困境，解释为执政党只抓经济不抓精神所导致，却不知这种解释不合历史事实。中国共产党有注重抓精神、思想问题的传统，这一传统在“文革”后仍强力存在。比如，一九八二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便把中共其时迫切要实现的三项重要任务中的两项，规定为致力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在党和国家最重要的文件中，把三项重要任务中的两项规定为和精神、伦理直接相关的课题，还道共产党不注重精神、伦理问题，怎么说得过去呢？而此后高层把党风问题反复表述为攸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言论更是不绝于耳。因此，与其说新时期对这一问题不重视，不如说虽然高度重视却效果不副理想，更符合历史实际。

而对道德精神问题的关注之所以不能有效改善其困境，和未能对当代道德精神问题的形成给予真正历史具体的分析有关。比如，在“文革”结束不久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舆论会把当时党风和社会风气状况不理想笼统归结为“文革”的影响，而如此笼统的回答，便会自觉不自觉地以为只要批“文革”、去“文革”就会对社会道德与风气的改善大有助益。再比如，随着新时期拉开序幕，党和国家政治、经济观念与政策规划越来越告别“文革”，但党风、社会道德、社会风气仍不见实质好转，从八十年代上半期开始，这些被统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这种笼统的认识归结，实质上把社会道德、社会风气的改善过度转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警惕和批判上。

这样的问题认识，当一九九二年后中国大陆越来越开放，“与国际接轨”顿成时代观念、感觉主潮时，显然一方面再大提“资产阶级自由化”会让人感觉不合时宜，甚至自相矛盾，另一方面随着对世界了解越来越多，中国人也知道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风气、社会道德方面并不像先前大陆人所以为的那样不可收拾。而正是这样一些时代—观念机制，让九十年代很多中国人（包括党和政府内部）开始把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更多寄托在中国现代化发展方面，盼望随着经济的顺利发展，中国人“仓廪实而知礼节”（以为经济富裕后人们自然不再过度关注物质利益，而一定会把相当的注意力转到端正行为和加强身心修养上）。而这样一种观念—感觉状态，自然让九十年代有关道德的思考更转向现代化的思路上，即认为现代化经济发展本身具有道德效能，这效能再加上和现代化发展配合的现代教育和观念熏陶，中国大陆道德、精神问题便可相应被解决。如此这般的感觉—认识，当然会使这阶段有关当代中国大陆精神、道德问题的思考，被过快、过度、过于直接地回收到如何使中国大陆顺利实现现代化这一问题视域中。

但中国大陆九十年代以后的现实恰恰是对这一感觉、理解逻辑最尖锐的挑战。如此说，是因为近年大陆突出表现的，恰恰是现代化进展顺利的另一面—道德、精神状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越来越让人困扰。也正是这一越来越尖锐、鲜明的时代困局，使得高层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并先后提出“八荣八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新的论述与措施来应对，希图解决现实中精神伦理状况越来越让人不安与困扰的问题。

相比之下，大陆知识分子看起来常常更开放、更多元，乃至更具批判意识。不过，若深究其实，就会发现表面上的开放、多元、批判，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的相关思考就更有效。

比如，八十年代中期成为大陆知识界主潮的新启蒙思潮，更多地把有关问题归为中国社会、文化和中国人没有经过真正的现代化、现代观念荡涤。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国市场化改革大规模铺开后，党内很多人以不那么公开、明显的方式，实际接受了八十年代新启蒙思潮的上述理解，同时期的知识界却因立场分化，对当代中国大陆道德、精神状况问题给予着相当多元的回答。比如，左翼知识分子强调资本主义市场逻辑、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观念等对这一问题的影响，将之主要归结为资本主义问题；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把当代社会中的道德伦理问题主要归结为权力腐败的影响，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样，这一问题便主要被解释为政治制度，特别是一党专政问题；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则认为大陆今天的道德伦理困境，主要由于晚清以来一波一波激进思潮对传统的冲击和破坏。因此这一问题的解决便主要被理解为传统的复兴，特别是突出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儒家传统的复兴问题；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则强调这一困境，主要是由于民族自信心的丧失、民族认同的失落，这样，该问题便被快速解释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恢复，以及国家民族认同的塑造问题。

比起这些很大程度上直接将自己立场外推的回答，一九九三至一九九四年的人文精神讨论虽然在开始时并没有直接深陷这类逻辑、立场预设，但由于最初提出人文精神失落的那些讨论者，没有同时提供—可深入当代中国大陆相关真实经验来讨论当代中国大陆精神、身心问题的—认知、思考途径，仍使这一当时引起广泛关注的讨论，很快转向“因为中国没有宗教，故中国人缺少终极关怀”这样一些论说、讨论路径，从而使得人文精神讨论虽然一时引起的共鸣强烈且广泛，认知上的收益却相当有限。

可见，“文革”后的中国大陆，无论是党和政府，还是知识分子，他们对当代中国大陆精神、伦理困境问题的回答，看起来颇为多样，而且常常在调整、变迁，但实际上这些回答彼此间却有着共通点，就是都缺少对有关历史做认真、深入的考察与分析。endprint

二

要深刻地把握当代中国大陆精神伦理问题，一个回避不掉的工作，就是必须深入当代中国大陆的历史—现实，去认真体察、深切理解内在于此历史—现实中的精神伦理经验。

比如，在笔者近年尝试从历史的角度把握当代中国大陆精神伦理问题的研究中，便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要想让自己的有关工作能进展得深入，一个躲不开的关键环节就是必须细心面对毛泽东时代和其后有关历史的复杂关联。就是在看到毛泽东时代历史挫折所直接带给“文革”后中国大陆精神状态的不利影响时，还必须同时看到，“文革”后中国大陆精神史之所以表现为如我们所见的样貌，除毛时代的直接影响外，还和“文革”结束后，无论是一般历史当事人，还是政治、知识精英，均未能很好地把握、思考其时的精神史问题紧密相关。也就是说，“文革”后中国大陆精神状况并不是历史必然，而是历史和历史中我们的观念认识状态，以及此观念认识状态所推出的实践，共同结合所产生出的结果。

这样，以对其后精神史构造的形成具有根本规定位置的“历史—观念—实践”环节的细致澄清与分析做前提，我们才会真的完全放下那些听起来振振有词，实则会让我们与有关历史—现实擦肩而过的观念逻辑，才可真的明了接下来诸多事件和观念嬗替所带给此精神史的历史演进。

这也是一九八零年席卷了一代人的人生意义大讨论—“潘晓讨论”为什么特别重要的原因。因为“潘晓讨论”最清楚地呈现出其时有较强意义充实感需求的青年们精神状况的两面性：一方面是苦闷、虚无、破坏性的愤世嫉俗，另一方面是对这种状态的强烈不满、不甘，和对意义感明确、强烈、饱满人生的充分渴望。而与这两面性所对应的，便是其时的精神史，既可往建设性、也可往破坏性这相当不同的两个方向发展的历史可能性。 “潘晓们”看起来决绝的虚无感下面，是热烈的理想主义激情，是对价值和意义问题的高度企望。而认识清楚此点，就意味着时代要真具建设性地面对“潘晓”的问题，就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在顺承、转化此宝贵的理想主义激情，并为它找到新的稳固支点的同时，消化和吸收因此理想主义挫折所产生的强烈虚无感、幻灭感，及其所对应的破坏性能量与冲力。也就是，“潘晓”来信所反映的时代精神状况，表明该时代实处于关系到今后精神史基本面貌走向的关节位置。

但可惜的是，在当时“潘晓”来信所引发的讨论中，不论是一般讨论参与者，还是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在初步意识到“潘晓”来信所传达问题的重要性后，都未能更进一步对“潘晓讨论”所透露的—历史挑战的关键处何在？历史机遇何在？—这些问题有更清楚的认识，而这当然又会影响身处这一中国大陆当代精神史关节时刻的人们，对这一精神史节点进行紧贴历史可能性的建设性把握和思考。（可参看拙文《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构造》）

而一旦我们对“潘晓讨论”这样一些结构性内含毛泽东时代和其后复杂关联的精神史节点，在认识上有突破性进展，我们再审视这阶段跟新时期精神史面貌貌似没有直接关联的变革，比如，一九七七、一九七八两年中有关科技、管理、分配等问题的再认识、再规划，有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规律等的新理解、再认识等等，才会有不同的体会和视角，才会犀利地发现这些变迁所引发的精神、伦理与日常生活后果。

而只有对这一时期这些历史—观念环节都有着深入理解和细腻解析，我们才能真正准确、展开地认识：“文革”后的精神伦理问题和毛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风土是如何关联的，和“文革”后人们在重新规划此历史时的观念状态、规划方案是如何关联的；才能穿透性地理解：很多在新时期推动者那里自以为是在为中国大陆负责任的观念推动和现实规划，其实际精神史后果究竟为何；才能更痛彻地认识：国家和知识分子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解，跟此历史中人真实遭遇的精神伦理困扰，常常是多么的隔膜与不相干。

三

正是有感于此，笔者在二零零五年初特别提出：要想真的深进“中国经济奇迹背后人们心灵与精神却不安苦恼”现象背后的社会与个人精神生活实际，至少要追问如下两个问题：一、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义利之辨传统，近几十年（毛泽东时代）更有高扬理想与信仰传统的社会，在短短十几年之内，至少在语言层面上已变成了一个以实利为一切衡准的社会？这一过程是如何逐步发生的？其历史与观念机制是什么？二、使得新兴宗教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及全国的社会、精神生活土壤是什么？因为至少就我多例调查了解，许多新兴宗教的信者恰恰对精神生活价值问题极为敏感与珍视。

之所以强调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追问，是因为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会将我们真正带入相关历史和现实中去，我们才可能建立起既平衡、展开，又不丧失复杂性的—关于“中国经济奇迹背后人们的心灵与精神却不安苦恼”这一大问题的基本结构性感觉与理解，我们才可能真的发现当代中国精神伦理问题的历史—社会—观念机理。因为显然：从语言和众多行为表现看，这一社会好像已完全变成了一个唯利是尚的社会，但从一些新兴宗教所以在短时间传及全国论，这社会实有精神、身心要求被安置的土壤，而这看似矛盾的两面实又有着彼此间的相辅相成—就是这些新兴宗教在当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因以此语言状态所表征的一般社会、文化、观念状况，实缺少他们所需要的、能帮助他们在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与安排精神生活和价值疑惑的真正资源。

而一旦看到当代中国大陆精神、伦理问题现象背后的这一复杂性，我们当然也就清楚，显然不是当下没有要求精神安置、精神关切的土壤，而毋宁是人文知识分子提供的人文观念、人文分析缺乏和社会要求精神安置、精神关切土壤有效互动的能力。我们当然也就会清楚地看到，“文革”后国家和知识分子过快给出的诸种关于当代精神、伦理问题的理解，不仅会阻碍我们去追究、分析之所以造成今天这样一种精神伦理局面的实际历史—观念过程，从而使我们不能真正触碰到之所以导致全社会陷入今天这样一种精神、身心困顿局面的深层历史—社会—观念结构性缺失所在，从而也就不能为今天这一状况的改善提供切实有力的帮助。endprint

可以说，能否对当代中国大陆道德、精神状况问题有深入的理解与把握，乃是决定当代中国大陆人文学术能否深切扎根我们这块土壤的决定性试金石。并且，能否在这一问题上有实质性认知突破，不仅涉及当代中国大陆“人文知识分子们”的“人文”工作能否真正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的问题，还涉及这批“人文知识分子们”能否在政治—经济视角理解当代中国大陆过重、过大的情况下，把人文理解当代中国大陆的视角真正建立起来的问题。

其原因也是笔者在二零零五年初便清晰表达的：

我（所以）强调细致考察当代身心焦虑与不安形成的历史过程，和使它所由之产生的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社会制度、观念语言机制，一方面固是因为非此不能准确、细致理解、把握当代身心问题的实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非此不能理解当代身心问题所以形成的历史、社会、语言条件。因此，对中国当代精神危机的理解把握，稍作翻转，便可以从身心感觉角度对当代社会、制度、文化、历史、语言观念状况做出由它出发的分析、评价，乃至批判、检讨，并可进一步在此分析、评价的基础上，对社会、制度、教育、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给出由人文出发的要求和规划来。

而这也正是我所以出发来检讨当代中国人文问题的动力所在。因为不建立人文视角，就无法有力要求人们正视，主要以社会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为轴心的当代中国实践带给人身心的诸般后果，就无法具体指明此种缺乏明确有效人文价值视角的改革，到底造成了人们精神、身心哪些伤害。而只有以这两个前提为基础，我们才能希望中国未来的变革真把人文关切和社会关切统一起来，即使确实在一迫切时段中，一时不能将两方面出发的要求统一起来，人们也要尽力找到伤害最小的选择，同时心中保留此问题，以待能最终解决此冲突的智慧的产生。

四

正是关于中国大陆当代精神伦理问题的如上思考，使笔者知道：中国人要使自己创造的历史真的使这一历史进程中人的身心少受伤害，便必须尽快翻过“过分以社会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为轴心”的历史一页。但我也深知，这一页能否真正翻过，实有赖于中国当代人文知识思想能否真正成功地建立起—真正从根植当代中国大陆这块土地、这段历史的那些生命所感所受、所痛楚、所欢欣出发的—当代中国大陆理解视角。

而要做到这些，我们必须把如下问题当成今天知识分子要真正理解、把握当代中国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我们必须像追问中国经济奇迹一样，认真追问—在新时期推动者所设想的重要历史目标中，为什么有关精神文明的目标不仅未能如物质文明目标有理想的发展，反在大陆近三十多年的历史展开中不断受伤、沦落？我们必须明白：这一追问和追问中国经济奇迹一样，不仅为深刻认识当代中国历史和现实所不可或缺，而且为要更有力有效地迎向我们期待的未来所不可或缺！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