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家民

瞿秋白是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从容就义，时年36岁。就义前，瞿秋白在狱中怀着复杂的心情，写下了《多余的话》。若干年后，这篇两万多字的文章让他长时间背负了沉重的罪名，并殃及其亲属。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

瞿秋白何时由先烈变成了“叛徒”

1935年6月瞿秋白从容就义后，最早发布消息的是7月1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该报详细地记载了瞿秋白在长汀被枪决的消息。7月3日至6日，国民党《福建民报》连载了瞿秋白狱中受访记。7月6日，国民党《时事新报》以白话形式转载。7月8日，《国闻周报》第12卷第26期转载。

当时，中央红军还在长征途中，所以最早对这一信息作出反应的是在莫斯科的中共党组织。在莫斯科的中共党组织指出：“瞿秋白同志的死，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巨大损失。”称瞿秋白是“中国人民为社会、为民族解放事业而斗争的光辉榜样”。

1935年10月，在上海，鲁迅抱病开始为瞿秋白编辑遗文集《海上述林》，直至逝世。鲁迅没有在《海上述林》上署上编者的真名，而是署以“诸夏怀霜社校印”。“诸夏怀霜”，诸夏，华夏;霜，秋白也。

1936年，瞿秋白殉难一周年时，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编印了一本中文书，书名叫《殉国烈士瞿秋白》。这本书辑录了陈云、李立三、杜宁（即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王明、康生等人悼念瞿秋白的文章，以及毛泽东曾提及瞿秋白的一段文字，还有共产国际代表以及日本、英国、美国等国共产党追悼瞿秋白的文章。

早年就认识毛泽东的萧三，曾回忆1939年他在延安与毛泽东谈起老战友瞿秋白不幸牺牲时，毛泽东沉默了许久，说：“是啊！假如他还活着，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

瞿秋白就义10年以后，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专门写道：“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1946年，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从苏联回国，毛泽东特邀杨之华、瞿独伊母女到家中做客。毛泽东郑重地对她们说：“瞿秋白同志的问题解决了，中央已作了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应杨之华的请求，为冯雪峰主持编辑的《瞿秋白文集》题词，毛泽东在题词中说：“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但是，这么重要的一段话，又是出自毛泽东笔下，没有刊印在《瞿秋白文集》上，令人疑惑。1953年10月至1954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先后出版发行了《瞿秋白文集》第二册、第三册和第四册，但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的题词，仍没有公开发表。20世纪80年代初，从中央档案馆中重新发现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手稿的温济泽回忆说：“我们只能猜想，30年前已经发现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这是秋白的原文，还是有什么地方被敌人篡改过呢？由于一时难分辨清楚，所以毛泽东的题词没有发表。”

1951年6月，福建省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长汀盘龙岗找到了瞿秋白的坟墓。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殉难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为他的遗骨安葬举行了隆重的仪式。

瞿秋白的所谓“变节”问题，至少在1957年底之前没有人提及。在有关部门认可的当时极具影响的“红旗飘飘”丛书第五辑《革命先烈故事特辑》中，温济泽的一篇《瞿秋白同志战斗的一生》赫然在目。丛书编者专门提到，《瞿秋白同志战斗的一生》是较为完整的烈士故事，“这些珍贵的记述，使我们初步接触了烈士的心灵，烈士的高贵品质，它不但直接教育了我们，同时也给将来撰写较完整的烈士传记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瞿秋白冤案的起源，或说认定瞿秋白是“叛徒”，至少是在1964年底之前的事。此时，有两件事影响了中央决策层：

一是1962年香港自联出版社出版的司马璐写的《瞿秋白传》，书后附录了《多余的话》全文。二是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斥李秀成为“叛徒”。戚文刊出后，学术界和文艺界反应强烈，意见反映到国务院。在周恩来过问下，中共中央宣传部约集20多位历史学家开会，讨论此文。与会者严厉批评戚文歪曲历史，中宣部表示赞同与会者的观点。

然而，1962年后重提阶级斗争的毛泽东先后在《瞿秋白传》附录上看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在《历史研究》上看到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后，对瞿秋白的评价发生了重大变化。

后来瞿独伊在为父亲瞿秋白平反四处奔走，探访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时，杨尚昆说：大约1962年主席看了《多余的话》对我说，“瞿秋白对革命有贡献，但临终前写了《多余的话》，这是消沉，最多是动摇，作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临终前还是可以谅解的”。我没有听到过主席说瞿秋白是叛徒，主席只说过瞿秋白怀才不遇这样一句话。

在走访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安子文时，他说1963年初，十来个人在刘少奇会客室，刘少奇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说：瞿秋白是叛变了，中央传达最高意见，说适当的时候将宣布。后来，下面同志议论，认为这个决定不怎么公道。

目前，笔者能查到的毛泽东对外人说到瞿秋白的事，是1966年6月10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胡志明时，谈到了瞿秋白的“叛变”。毛泽东对胡志明说：“你看，几朝都是叛变。陈独秀叛变了，瞿秋白被捕后写了自首书。”endprint

196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当年刚刚担任全国政协机关秘书的汪东林，在2000年撰文说：在“文革”前夕，有关瞿秋白“变节”之事先由上边传出，政协直属组的召集人之一王芸生，建议我作为工作人员，从了解史料出发，得便可个别与宋希濂（当年捕杀瞿秋白的国民党军师长）接触一下，探个究竟。

“文革”开始后，陈伯达等对瞿秋白有更严厉的讲话。北京的红卫兵闻风而动，专门印刷了《批瞿战报》，组成“讨瞿战斗队”南下常州。1916年，瞿母金衡玉因贫债交逼自杀，葬于常州;1967年1月19日，其墓被红卫兵砸毁。1967年2月8日，北京造反学生砸毁八宝山瞿秋白墓，查抄了杨之华的家。常州地区研究或宣传瞿秋白的学者、报人，均遭到揪斗。

1932年，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贫病交加中在济南去世，葬于济南南郊，其墓在“文革”中也被红卫兵砸毁。周恩来在此期间接见江苏来京的红卫兵代表时，也说到有关瞿秋白所谓“变节”的事，并提及在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过。

康生在1967年4月13日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在有些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譬如对瞿秋白的说法，对刘少奇的说法，都是不对的。这个决议不是毛主席写的，作为《毛泽东选集》的附录是不恰当的。征求过毛主席的意见，《毛泽东选集》将来再印行时，这个决议要抽掉。”

1972年的中共中央12号文件，即毛泽东巡视南方的谈话，其中在谈到瞿秋白时，毛泽东说：“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瞿秋白亲属为瞿秋白冤案平反而奔走呼号，专案组开始复查

瞿秋白的“罪名”一定，他的亲属们就跟着遭殃了。其妻杨之华先被说成吹捧“叛徒”瞿秋白，继而其本人也被扣上“特务、叛徒”的帽子，送到某部队隔离审查。女儿瞿独伊被下放到河南的“五七”干校，独伊的女儿晓女被迫去内蒙古插队。独伊母女都患有严重胃病，先后到上海住在杨之英家中医治。1973年10月，杨之华病危才被解除隔离状态，转入北大附属医院。杨之英赶往北京探视时，见姐姐已骨瘦如柴，气若游丝。三天后，姐姐就逝世了。杨之华死前悄悄对杨之英耳语：“我知道的东西太多了，非弄死我不可。”

1979年4月，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和已79岁的瞿秋白的胞妹瞿轶群，分别写信给中央，要求为瞿秋白恢复名誉，并要求修复“文革”中被砸的瞿母金太夫人之墓。时任中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接到申诉信后，于5月20日对此信作出批示：“耀邦同志：此信请你阅批。”5月22日，胡耀邦在此信上批示：“瞿秋白同志要在明年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请现在就搞材料。此信中的要求合理解决。请陈野苹同志办。”陈野苹于5月29日对该件批示：“请鹤寿同志阅后再转中纪委第八组。”

陈野苹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这样，中纪委临时机构第八组于1979年6月开始“瞿案”复查工作。第八组由五人组成，先已借调了中央调查部的常凡、中央党校的李玲玉参加工作，中纪委则由孙克悠和军队团政委出身的老王参加。孙读过陈铁健的《重评〈多余的话〉》，于是要求陈也参加。孙克悠任第八组组长，具体负责此案的复查工作，中纪委常委曹瑛则代表中纪委常委分管此事。

6月18日，中纪委书记王鹤寿、秘书长魏文伯首次约见了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希望她相信中共中央会作出正确结论。

中纪委第八组在上海、杭州、南京、常州开始了紧张的调查工作：与瞿的多位亲人见面访谈，访问知情者，举行座谈会……

中纪委第八组了解到，瞿秋白1935年6月被国民党杀害后一直被视为烈士，所以他的家乡江苏常州从1953年开始筹建瞿秋白烈士纪念陈列展览，于1959年开始陈列展出。而后，又准备瞿秋白故居陈列展。1964年，瞿秋白故居陈列展开始接纳内部参观。不久，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在南京传达了毛泽东对李秀成自述和瞿秋白《多余的话》的批评，有关瞿秋白的陈列展览于8月停办。

8月28日，周扬在万寿路住所与中纪委第八组谈话时说：

我问陈伯达，对李秀成怎么看。他说李秀成还不是为了保他部下那些人。陈是为李辩护的。陈伯达又说，瞿秋白不是也写过一个自述吗？……

我见到了（毛）主席时，把对李秀成的不同看法向主席汇报了，主席一言不发。

以后江青见到我，说：主席认为李秀成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忠（晚节不终？），不足为训！”主席关照不要告诉你，但我还是告诉你了。

我又见主席时，主席第一次那么生气地批评了我（他从来总是表扬我，没有批评过）。他说：范文澜、郭老，还有你，你们都为李秀成辩护。你这个人没办法，你是大地主阶级出身，本性难改……我当时听了很难受。总理在一旁承担责任说他有错误（因为是总理要我过问的）。我说还是我的责任。这时主席也提到了瞿秋白。我问主席看过《多余的话》没有，主席说：看不下去，无非是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为什么不宣传陈玉成而宣传李秀成？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

1979年4月16日，陆定一在北京医院与中纪委第八组谈话时说：

1964年，香港的国民党杂志又把《多余的话》登出来了。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有毛主席，有总理，还有我，三个人，怎么谈起的我不记得了，我向他们报告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在香港那里又登出来了。毛主席就要看，我就拿给他了，请他看。……后来，毛主席看了以后，就对我讲，就是以后少纪念瞿秋白，多纪念方志敏……他的话是那么讲的，此外就没有多的话了。周总理想把《多余的话》的原稿找到，据我所知，没有找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1966年总理派了两个人来问过我瞿秋白的事情，我就把以上情况再一次报告了他。

同样在北京医院，类似的话，陆定一也向来访的瞿独伊说过。据瞿独伊的文章中记载：大约1964年，他（指陆定一）当宣传部长时，毛主席向他要我父亲写的《多余的话》。陆老给了主席香港出版的司马璐著的《瞿秋白传》和《多余的话》。主席看过之后对陆老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有没有秋白亲笔写的《多余的话》？陆老说，还在解放区时，李克农同志曾说，外面有人要卖给我们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原稿，问我要不要买。我说，这是伪造的，不要买……周总理曾对我说过，他看见过，确是瞿秋白的笔迹。毛主席对陆老说，今后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宣传方志敏烈士。endprint

“瞿案”复查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认真、仔细查阅从公安部调来的关于瞿秋白被害案审查卷宗。据参与调查“瞿案”的陈铁健回忆：

8月1日，我到中纪委第八组报到上班。中央纪委由魏文伯（后为曹瑛）主管第八组。这时在京的老王、李玲玉已从公安部借来瞿秋白案审查卷宗20卷，足有三尺厚。内中有蒋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参谋长向贤矩、军法处长吴淞涛、政训处长蒋先启、参谋彭励、机要秘书陈定、司书高春霖、排长冯心田（枪杀瞿秋白的刽子手），中统特务王杰夫、钱永健、朱培璜，福建保安十四团二营营长李玉（带队追捕瞿秋白）、排长曾起（劫金后枪杀何叔衡）、士兵范金标、赖忠顺（俘获瞿秋白），以及周月林等人的供词。公安部十三局在罗瑞卿部长直接指导下，积十年之功对瞿被俘后情况经过严密调查、侦审，已于1964年10月19日完成《瞿秋白烈士被害问题调查报告》。证据确凿，事实清楚，中央决策者完全可以据此作出瞿秋白在狱中对敌斗争坚决、从容就义的结论。

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瞿秋白问题复查组在1979年底起草了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准备提交给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1980年1月7日至25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主持会议。会议修改和充实了即将提交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等一系列文件。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只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文件，而对瞿秋白的平反文件未予通过。

虽然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未获通过，但在2月29日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当有人提到如何评价瞿秋白时，邓小平明确指出：“历史遗留的问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

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明确宣布：“《多余的话》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多余的话》，它绝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中纪委在向十二大的工作报告中说：“对所谓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的问题，重新作了调查。瞿秋白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党内外都很关心他的问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对他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至此，瞿秋白冤案被彻底平反。

《多余的话》深受“多余人”文学形象影响，表达了文人从政的“先天不足”

《多余的话》中既没有出卖党，也没有攻击党，瞿秋白只是表达了被推上政治山顶的“不胜寒”的感觉：我像“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瞿秋白在不长的担任力不从心的领导工作期间，有时是苦闷的，有时是孤独的，他的心中纵有千头万绪，也不愿与人诉说，或者觉得说不清楚。他总想一个人静静地理顺自己的“千头万绪”，即使理不顺，也要记录下所想所思。“写出来，就会痛快些”，如同完成生命最后的创作。正如他在文中所说：“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他很追求和享受这种“一吐为快”的感觉。所以，当生命的最后时刻来临之时，他将困扰与诸多想法诉诸笔端。如此，则像放下了压在心头的千斤重担，实现了最后的解脱，一身轻松地走向生命的终结。

有学者认为：19世纪俄国文学史上的“多余人”文学形象，对瞿秋白影响至深。

瞿秋白是文人从政的典型。瞿秋白自幼立志从文，将来搞文学，后来进俄文专修馆学习，大量接触了当年令国人着迷的俄国文学和思想。那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各种新思想潮水一般涌进了国门，而且后来他又去了俄国。追溯瞿秋白复杂坎坷的心路历程，可以发现《多余的话》中流露的思想感情并非一时突发，而是早有流露，或一脉相承。在他早期的作品《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中，已有许多段落记录着他内心复杂纷乱的冲突。

从丁玲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其实，在瞿秋白涉政未深时，他内心的矛盾和经常进行自我剖白的特点就已经很明显了。这时，正是他回国任教于上海大学的那一时期。回溯历史，在此之前，他写了《赤都心史》，里面有不少内心剖白的段落。回国后，火热的政治生活并未医治好他那“心智不调”的病症，反而更加深了这种“不调”，并在此后的政治实践过程中日益严重。

1930年左右，丁玲写了小说《韦护》，并在后来明确指出是以瞿秋白和他的前妻王剑虹为原型写作的。瞿秋白后来在给丁玲的一封信中署名“韦护”，表明他也认为《韦护》是以他为蓝本的。“韦护”这个名字，确是瞿秋白的一个别名。丁玲回忆说：“他曾用过‘屈维陀的笔名，他用这个笔名时曾对我说，韦护是韦驮菩萨的名字，他最是疾恶如仇，他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丁玲以惊人的敏锐，准确地抓住了他性格上的矛盾，并在人物的刻画中着力表现了这些特点。小说中的革命者韦护，因为他在工作中总是无法回避令人头痛的争吵和辩论，心情非常抑郁，但他既是“韦驮菩萨”，便只能走下去，不能退却或逃跑。这些描写中露出了韦护“心智不调”的信息。韦护当然不是瞿秋白本人，但他是瞿秋白的性情和个性中给丁玲印象最深刻的特征的文学折射。

瞿秋白曾在政治上接二连三受到排斥和打击：被解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职务，被逐出中央政治局和撤销一切领导职务，离开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心去无奈地从事左翼文艺运动，到中央苏区后又被安排做教育人民委员的“清闲职务”，以病弱之躯被“左”倾中央领导的红军大部队长征转移时留下“坚持斗争”，直至被国民党军俘虏成为死囚。所有这一切，使他难免产生自己已置身于局外，被革命队伍所抛弃，个人不再能起作用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与他所熟悉的俄国文学和他自己早期思想中曾有过的“多余人”的感受，尽管性质不同，形式上却有相似之处。他感到十分痛苦：自己似乎又一次成了多余的人。endprint

笔者认为，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表达了一般文人从政所欠缺的气魄与胆识，他过于自省，深感无奈，甚至表现出软弱与妄自菲薄。不可否认，历来文人从政，自有其短处，而无法像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那样出身的人纵横捭阖，义无反顾。

真正的出卖者与被冤枉的两个女人

瞿秋白是如何被捕与被查出身份的呢？

中央主力红军开始长征后，中央分局派出一个警卫排，护送患有肺病的瞿秋白和年近60岁的何叔衡离开瑞金，突围出去。同行的还有邓子恢、已经怀孕的项英之妻张亮和另一名女同志周月林。八天之后，这支小队伍到达长汀县四都，在汤屋遇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由他派人护送向永定县境进发。行至梅坑，被敌人发现并包围。何叔衡牺牲，邓子恢突围，瞿秋白与张亮、周月林同时被俘。

瞿秋白被俘后的头两个月，并没有暴露身份。两个多月后，瞿秋白的身份被敌人获悉，屡次劝降不成后由蒋介石下令杀害。张亮与周月林在关押三年后被释放。

1938年5月，被保释出狱的张亮，辗转打听到了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的下落。与丈夫分别三年多的张亮急切地找到丈夫的住处，但她看到的不是项英久别重逢的喜悦，而是冷漠的面孔和怀疑的眼神。紧接着，项英严厉地问：“你说，瞿秋白同志是怎么死的？是不是你和那个周月林出卖的？”张亮感到受了莫大的冤屈，情急之下一时说不出话来。项英更加怀疑，加之火暴的脾气，不由分说，竟拔出手枪将张亮击毙。张亮不仅冤死在丈夫的枪口下，而且背着“出卖同志”的骂名沉冤于世。

这里要说明的是，关于项英杀妻一事是多年来流行的一种说法。后经专门研究项英、写《项英传》的王辅一证实，所谓项英枪毙其妻张亮一事不实。他走访过许多熟悉项英的老同志，他们均讲没有听说项英杀妻之事。他多次同项英、张亮的女儿项苏云交谈，得知：1935年3月，中央军区部队突围时，怀孕在身的母亲张亮，和瞿秋白、周月林等向福建转移，途中遭国民党军伏击被俘，在龙岩国民党监狱里生下弟弟学成，1938年4月将学成送到延安，后去向不明。

1955年，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向中央请求缉拿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有关部门很快成立了专案小组。因为张亮已不知所踪，专案小组便把目标对准了周月林。

周月林曾于1929年赴苏联莫斯科留学，1931年9月回国来到瑞金，后被任命为苏区中央政府妇女部部长。

1935年2月26日，瞿秋白被捕后，曾与张亮、周月林偷偷地商议了应对敌人审讯的办法。周月林假称叫陈秀英，是被红军拉去当护士的。张亮则自称周莲玉，是香菇商行的老板娘。瞿秋白叫林祺祥，有病来上杭疗养。

翌日上午，敌人在营部对他们加以审问，三人按照商议好的办法应对，没有露出破绽，敌人只对他们予以一般的关押。当时，上杭县城有个姓赵的糖果店老板新近丧偶，看中了张亮，欲娶其为妻，便花钱将张亮保释出来。周月林因自称给红军当过护士，恰好有一个营长的堂弟媳妇要分娩，周月林便被保释出去护理产妇。

她们的一颗心刚刚放下，想不到两个月后，她们又同时被敌人抓进上杭监狱，直到审讯的时候她们才得知，敌人已发现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并将他转押到长汀国民党军三十六师师部去了。敌人猜想，既然张亮、周月林与瞿秋白同行，绝非一般人，遂将她们重新抓了回来，加以严审。最后，上杭国民党当局以“‘共匪坚定分子”的罪名，对张亮、周月林分别判处10年徒刑。

1938年5月的一天，周月林突然得到通知，有人保释她和张亮出狱。原来，她的朋友陈士明当时在闽西龙岩国民党党部担任要职，他利用国共业已合作的有利时机，疏通关系，将周月林、张亮保释出狱。出狱后的周月林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党组织。可是过去的老关系早已中断，茫茫人海中她寻觅无果，迫于生计，嫁给了一个贫穷的船工。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公安局的侦查人员几经查找，于1955年8月24日将其逮捕。

20多年的服刑生涯中，周月林不知道提出了多少次申诉，均因没有证据而无法改变戴在头上的罪名。但有关部门根据其申诉还是进行了认真核查。终于，一位细心的办案人员在国民党当年的一张报纸上，发现了“赤共闽省委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这一发现与党史部门当时掌握的资料结合起来，证实出卖瞿秋白的人不是周月林和张亮。

其实，真正出卖瞿秋白的是另外一个女人——万永诚的妻子徐氏。

1935年2月21日，瞿秋白等人遇到万永诚，徐氏知道其中有瞿秋白。4月10日，万永诚指挥红军战士在山里与敌人周旋，坚持了两天，最后在战斗中牺牲，万永诚的妻子徐氏被俘。因为徐氏熬不过酷刑，供出了瞿秋白等人曾在汤屋住了两晚，然后向上杭水口镇赶去的情况。她说20多天前，从瑞金开过来一小队红军，护送去香港的中央政府干部男女四人途经闽西福建省委驻地，下一站交由福建省委负责护送。她听丈夫讲，那个30多岁的清瘦个子、戴眼镜、像个教书先生的人就是曾经担任过共产党总书记的瞿秋白。

敌人根据徐氏的招供，毫不费力地从被俘人员中找到了有文人气质的瞿秋白。

瞿秋白一口咬定自己叫林祺祥，是个医生，而且眼下浑身是病，强烈要求取保开释。虽经酷刑逼供，瞿秋白始终没有吐露实情。由于当时谁也没有见过瞿秋白，也没有人见过瞿秋白的相片，所以一时身份难以确定，敌人便将这个有重大嫌疑的林祺祥戴上大镣，打入监狱。

5月9日，瞿秋白便被押解到长汀三十六师师部。 在这里，曾在瞿秋白领导下从事中央苏区教育工作的叛徒郑大鹏指认了瞿秋白的身份。

6月16日，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突然接到顶头上司蒋鼎文发来的蒋介石密电，蒋在密电中命令宋希濂对瞿秋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

6月17日，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参谋长向贤矩带领军医陈炎冰进入囚室，向瞿秋白转达南京来电，问瞿秋白有何要求。瞿答：“我一切准备就绪。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委托陈军医，将我身边的一些遗墨，特别是我在囚室里写下的文稿（即《多余的话》）在我死之后，寄给武汉的一位朋友。请参谋长报请宋师长照准。”向贤矩连连应允。

6月18日上午10时，瞿秋白在福建长汀从容就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