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军庆

小说需要讲故事，可是没多少事的故事应该怎么讲，这的确是个问题。韩东的《在码头》恰恰面临着这样的困境。或者也有可能这种困境并非是韩东被动接受的，正相反，韩东有意识地为自己设置了叙事难度。

老卜要出趟远门，随身带着两只拎包一只背包。三个朋友为他送行。他们乘轮渡去北岸上火车。无巧不成书，他们紧赶慢赶到了北岸，火车却开走了。于是他们决定重新乘下一趟轮渡返回南岸，南岸有座新站，路过的火车更多。北岸的车站一天却只有一趟火车。等轮渡去南岸时，一个壮汉——他是联防队员，与他们发生纠缠，老卜一伙人被迫滞留在码头上。其实所谓纠缠也没有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起因无非是壮汉认为老卜的包里有东西，有违禁品，需要检查。至于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卜坚称没有东西，拒绝检查。双方各执一词拉拉扯扯。

这样一个故事，这些内容听上去并不精彩。甚至有些寡淡。韩东显然是在无事生非。他在没有故事的地基上有板有眼地建造一座故事的房子，其难度可想而知。正如从前说书一样，说书人的惊堂木什么时候落下，颇有讲究。韩东的叙事策略也颇有讲究。韩东在本刊“自在说”里谈到“理想的小说”是什么样子，很显然它和现实必定具有“有效的差异”。小说世界和现实世界是有通道的，但又不是同一的世界。壮汉在与老卜等人拉扯时，发生了争斗。他把这伙人弄到警察值班室去。在这一拨拉扯里，壮汉无疑占据着制高点。壮汉相信到了他的地盘，权力会得到进一步释放。但是事与愿违，到了警察值班室却风云突变。值班的年轻民警因为壮汉蔑视了他的权威，反过来和他发生冲突。这位民警本来就瞧不起壮汉，他当然可以瞧不起他。壮汉没有编制，还是刑满释放人员。他怎么能不听正式民警指挥呢？怎么能反过来殴打民警呢？

到了下一拨拉扯里，制高点到了民警这一方。壮汉失去了话语权，失去了指控的能力。派出所长将及时赶到，拷上壮汉。小说在这里悄悄出现了转换。原本壮汉与老卜等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激化之后转换到年轻民警和壮汉之间。但是老卜等人并没有退场。他们仍然在参与或目睹事件的转换和变化。老卜和为他送行的朋友将贯穿始终。韩东在无事生非的过程中，不厌其烦地讲述着那些极不起眼的细节，以及人物内心微妙的光斑暗影。考察这样一篇故事之所以读来津津有味，不妨重新回到卷首的“自在说”。韩东的秘密在于镜子和物像，小说世界和现实世界是“配合使用的”。从那些缝隙里不难看到壮汉对权力的迷恋和滥用。指控无处不在，指控的理由既可以是凭空臆想，也可以是“看着不顺眼”。但壮汉终归也是小人物，他貌似强悍的外表里遮掩着卑微、怯懦跟虚弱。所以事情的转变并不唐突，指控者瞬间变成被指控者。故事的走向因此既让阅读者熟悉，同时又带来困惑和不解。镜子有时候会让物像更陌生，更怪诞。它把它推得更远的目的是为了把它拉得更近。以此类推，更陌生也正是为了更清晰。

当然，老卜的拎包并没有淡出视野。正如前面所说，老卜的拎包正是事情的起因。壮汉怀疑里面有“东西”。事实上老卜的拎包里确实有东西。可是经过一系列的纠缠拉扯之后，最初的起因给消解掉了。老卜包里的东西姑且就命名为东西吧。即使检查人员检查拎包时把东西拿出来，再放进去，如此反复了两次也没有看出名堂。这样的结果匪夷所思，检查人员对明摆着的事实视而不见。不能以此推测他们粗枝大叶，更不能证明他们心怀鬼胎。没有一厢情愿。事情不经意间出现了一些岔口，在不同的节点上分岔。很多时候事情就像植物，一旦分岔，同一件事情就会长出不同的事情来。作家的耐心正是伴着这些植物生长。回到故事，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壮汉所有的努力到头来必将化为乌有。老卜带着他装有东西的拎包，顺利过江了。送他的朋友在做“笔录”的间隙陪着壮汉聊天。

结尾时的聊天不过是些闲笔。回过头看，整篇无事生非的文字又何尝不是闲笔。但是韩东叙事饱满，节奏的掌控恰到好处。箭在弦上，先把一张弓拉满。至于这箭要不要射出去，或者射向哪里，说书人高高举起了惊堂木，且听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