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前

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这是国人对史家著述最根本的要求。《汉书·司马迁传》称“迁有良史之材”，评价《史记》“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然而，“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恰如其分地评论一个人，叙述一件事，并不容易。因此中国古代史官引以为荣的“史权”，历来强调的是史家身份的独立性而不是评议者可以恣意放言。

不仅如此，章学诚还于刘知几所倡才、学、识外，捻出“辨心术”，进一步强调著史者必须注重“心术”，从而提出了“史德”的概念：“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

梁启超综合刘、章两家之言，重新排定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的次序，从此这四个概念成为中国史学批评中考察史家素养的基本范畴。

作为一人之史的年谱撰写，亦概莫能外。章学诚在《〈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就写道：“年谱之体，仿于宋人，考次前人撰著，因而谱其生平时事与其人之出处进退，而知其所以为言，是亦论世知人之学也。”

以上述为史笔之标准，《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年谱长编》）庶几近之。

《年谱长编》中收录的胡先骕与吴宗慈的往来信函，涉及到《陈三立传》撰写过程中一些有趣的细节，其本身表明胡、吴对同一历史人物评价各有侧重。

1943年2月22日，胡先骕致函吴宗慈，评吴氏所撰《陈三立传》，直言尚觉该传“未能尽述散翁德业”：“（陈三立）先生以文章名海内……南皮一代名臣而倾倒先生至此，此传略中不宜漏略者。……尊文云其‘甘隐沦为遗民以终老，只自尽其为人为臣之本分’，又违先生之志矣。晚年居牯岭、居北平，其婿俞大维任兵工署长，先生藉悉蒋公备兵御日之雄略，乃极佩蒋公……尊文似未能尽描绘之能事焉。……师曾名衡恪，彦通名方恪，幼子名登恪，皆能文，而寅恪淹贯东西古今学术，为吾国今代通儒第一人，虽王静安、章太炎不能比拟，故英人礼聘主讲其牛津国学，盖不仅‘能谨饬廉隅以世其家声’而已……吾人亦宜与以恰当之评价也。”

时隔三天，吴宗慈即回书商榷如下：“南皮之仰慕，陶斋、安圃之尊崇自可补述。……其作遗民以终老，尊意谓违老人之意，弟见略有不同。昔修《庐山志》，本推老人主其事，老人谓弟曰：‘民国以来，凡所为文，未用民国正朔。今修山志，将焉用之？有关民国事，听儿辈为之足矣！’观此言，其志趣不既昭然乎？至对蒋氏与大维之称述者……盖饫闻之矣！此与本身志趣另一事也。清庚子后，老人未尝无用世之志，然不得其位与其时，亦终于韬晦不出。在今日似难用理想而演绎其事实也。弟以为老人爱国出于衷诚，亦何间于其为‘遗民’乎？……老人诸子中，惟师曾已故，故得略述其身世。至寅恪昆玉等尚存，惟寅恪学诚极高明，碍于文例，不便词赘。”

陈家后人惊才艳绝，不是没有能力撰写先人传记，只因“请褒绝非老人意”，为人子者又难以措辞，才托吴宗慈执笔《陈三立传》。吴是著名历史学、方志学家，受过严格的史学训练，他与胡先骕的商榷，不仅涉及如何评价一位令人敬重的人物，尤其关乎评价分寸的得当与否。相比而言，胡先骕要感性得多、主观得多。同年3月2日，胡复吴函，坚持认为陈三立晚年拥戴蒋介石：“老人对于民初南北政局之紊乱窳败，故尝疾首，即对于国民政府要人亦多不满……然对蒋公则极钦佩，以为抗战建国惟蒋公是赖，其不出任政与一般之所谓遗民者有异，且亦非甘于效忠于清室者。故弟意最好不用‘遗民’字样，不知遵意如何？至于述及诸子，弟意似可云‘皆能敦笃儒行世其家声，而寅恪学尤淹贯，号称大儒’，否则读老人传者将谓寅恪亦不过谨饬廉隅之世家子弟，则与事实违背特甚。甚且使人议公或对寅恪有所不满，故抑之也。”

吴宗慈3月6日的复函依然谨守史家法度：“散原老人为吾省近代品德崇高第一人，讨论不厌求详，爰就尊意再一述之。……老人论事论人，初无成见……则以请褒之案，不便如此措辞，恐人议此为邀荣之笔，不即重诬老人乎？‘遗民’二字尊意拟不用，容于撰正传时评的。黎洲、炎武、船山诸贤，皆‘遗民’也。虽古今情事不同，此名词似亦不违其志者。文末语述及诸子，尊意拟改为‘敦笃儒行，世其家声，而寅恪学尤淹贯，号称大儒’，自较原文为佳。惟弟意‘号称大儒’不如用‘为世所称’字样。因生存之人，殊不便作主观之鉴语，此文例属有然，与寅恪本有价值无关也。”

显然，这二人都是相当自信且能坚持的人物。上述材料不仅可让后人检阅胡、吴二人当年评价陈三立姿态的异同，亦可见得他们本人立场之所在。

对沈曾植，胡先骕就终生执弟子礼，且时时褒扬之。1933年，在《评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他抱怨该书没有论及沈曾植：“尤为余所不解者，此书於最称一代大师，前与戊戌、后与复辟两役，博洽淹贯，殆与章炳麟、康有为相若或且过之，诗、文、词、书法无一不造极诣之沈曾植，乃无一字语及。号称为文学史，何以知李详、孙德谦、孙雄甚详，而竟不齿及沈曾植也？”

1960年，胡先骕编辑《海日楼诗集》六卷并撰跋语，盛赞如故：“先师沈乙庵先生曾植，为清同、光朝第一大师，章太炎、康长素、孙仲容、刘左庵、王静庵诸先生未之或先也。”且对沈之身后寂寞大鸣不平：“我国大哲如吾师，时人多不能举其姓名，第以书法尚为人所保重。浮世遭遇之不同有如此者，悲夫！”

胡先骕敢于不识时务，基于他的强烈自信和倔强个性。据说他就任中正大学校长第一天便对学生说：“我是国际国内都有名的科学家，我的名字早已在历史上注定了！诸生今天能够听到我的演讲，这是你们莫大的荣幸。”当有学生问校长对抗日的看法时，他说：“日本人没什么了不起。日本现在的天皇是我在哈佛留学的同班同学，他的成绩远不如我，我从来没正眼看过他。只要我们中国人能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人！”

更让人侧目的是，这位具有国际声誉的植物学家，竟然以新文化运动批评者的身份跻身文学史。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论述胡先骕的笔墨竟超过了鲁迅，这当然不是因为胡先骕喜欢写古体诗，如果按黄侃、朱自清、吴宓、曹聚仁等人的眼光，他的传统诗歌创作远达不到进文学史的水平。钱著文学史审视的是当世名流，喜谈珍闻轶事，胡适爆得大名的故事需要好配角。胡先骕亦曾留学美国，不但处处跟胡适立论针锋相对，还自恃科学家，话说得气势更盛，那些都是抖包袱的好材料：

……（胡适）所以自号于天下者有三：曰八不主义也，曰历史的文学进化论也，曰文学的实验精神也。……独安徽梅光迪、江西胡先骕，故偕适留学美国，称欢交，然论文学则齗齗不相下。适倡革命，而光迪、先骕主存古……先骕尤褒弹不遗余力。胡适以仿古之文言文为死文学，而新倡之白话文为活文学，文学有死活，无雅俗。胡先骕曰：“不然，文学之死活，以其自身之价值而定，而不以其所用之文字之今古为死活。”……胡适以为：“五言七言之诗，句法整齐，不合语言之自然，而有截长补短之病，故诗体之大解放，在打破一切枷锁自由之枷锁镣铐。五言七言之整齐句法，亦枷锁诗体自由之一种枷锁镣铐也。”胡先骕曰：“不然，中国之有五七言，犹西国之有Meter也。”……胡适以为：“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其后意大利有但丁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胡先骕曰：“不然……欧文谐音，中文辨形……”“时代精神”者，胡适所骛也。先骕曰：“勿骛于‘时代精神’。须知文学之最不可恃者，厥为时代精神，以于时过境迁，不含‘不朽’之要素也。”“文学创造”者，胡适所夸言也，先骕曰：“勿夸言‘创造’，而忘不可免之模仿。须知茹古者深，含英咀华，‘创造’即在模仿之中也。”

胡先骕真应该感谢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对他指名道姓的批评。如果不是深受刺激，有心结交胡适的胡先骕未必会铆足了劲反击，现代文学史也会少了可供津津乐道的佐料。

胡先骕批评胡适的话，更解气的钱基博并没有摘录，比如在1921年的《评〈尝试集〉》中，他痛斥胡适：“于作中国诗之造就，本未升堂，不知名家精粹之所在，但见斗方名士哺精啜醨之可厌，不能运用声调格律以泽其思想，但感声调格律之拘束，复摭拾一般欧美所谓新诗人之唾余，剽窃白香山、陆剑南、辛稼轩、刘改之之外貌，以白话新诗号召于众。自以为得未有之秘，甚而武断文言为死文字，白话为活文字，而自命为活文学家。实则对于中外诗人之精髓从未有深刻之研究，徒为肤浅之改革谈而已。”

胡先骕的解剖刀相当锋利。他说《尝试集》共一百七十二页，除去自序、他序、目录占去四十四页，旧式诗词占去五十页，所余之七十八页，似诗非诗、似词非词之新体诗四十四首。“至胡君自序中所承认为真正之白话新诗者，仅有十四篇。而其中《老洛伯》、《关不住了》、《希望》三诗尚为翻译之作”。就是这些诗，胡先骕还认为不过是“枯燥无味之教训主义”。其中最好的《新婚杂诗》、《十二月一日奔丧到家》、《送叔永回四川》亦“无真挚之语”、“尚微嫌不深切”。他嘲笑道：“胡君竟以此等著作，以推倒李、杜、苏、黄，以打倒黄鹤楼、踢翻鹦鹉洲乎！”

自然科学家求精确的风格，使得这种数页数的批评方法简单而高效，郑振铎曾评价胡先骕对《尝试集》的攻击“极厉害”，而胡先骕对《新青年》、《新潮》两刊物无一人作文回应也是自鸣得意的。胡适虽没有直接回应胡先骕的具体观点，却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以“我恭恭敬敬的引东南大学教授胡先骕先生‘评’《尝试集》的话来作结”，“胡先骕教授居然很大度的请陀司妥夫士忌和泰尔忌来陪我同死同朽，这更是过誉了，我更不敢当了”，其在意程度可想而知。

更有趣的是，1933年，在《评柳诒徵编著〈中国文化史〉》中，胡适竟使出了似曾相识的招法：“在全书里，第一时期占去四百二十八页，过全书十分之四的篇幅;第二时期只占三百六十页，第三期只占二百六十页了。这样详于古代而太略于近世，与史料的详略恰成反比例，实在使我们不能不感觉作者对于古代传说的兴趣太深，而对于后世较详而又较可信的文化史料则兴趣太淡薄。……‘周之礼制’一章，凡占八十六页，共占全书十二分之一的篇幅。然唐朝一代的文学史，则仅有寥寥十一行，尚不满一页！……作者既盛夸‘论文与诗，莫胜于唐’，何以那三百年的文学史，在那一千页的文化史上只能占一千五百分之一的地位呢？”

在数页数的时候，胡适会想起胡先骕对他《尝试集》的痛击吗？也许，能击中要害的对手反而是最好的老师。

吴宓在提及《学衡》杂志发起原因时，竟然说“半因胡先骕此册《评〈尝试集〉》撰成后，历投南北各日报及各文学杂志，无一愿为刊登，或无一敢为刊登者”。该文一出，胡先骕作为白话文——尤其是白话诗歌的批评者，深深地烙进了读者的心中。只是，胡先骕对胡适在文化大方向上的判断真的就没有一点儿共鸣和同情，完全对立吗？且用他自己的话来看看他的内心：“某不佞，亦曾留学外国，浸馈于英国文学。略知世界文学之源流，素怀改良文学之志，且与胡适之君之意见多所符合。独不敢为鲁莽灭裂之举而以白话推倒文言耳。”

所以，夏志清认为梅光迪、胡先骕和吴宓等合办《学衡》，只是为了抗衡白话文运动中他们认为坏的一面。考虑到“学衡派”高举的是“新人文主义”大旗，如果去掉意气用事的成分，撕掉“保守派”的标签，该派未尝不可被视作是对新文化运动“非黑即白”的有益补充。

不打不相识、名声日隆的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反省自己：“他们的坚决反对，也许是我当时的少年意气太盛，叫朋友们难堪，反引起他们的反感来了，就使他们走上了反对的路上去。”而胡先骕则在1927年对《学衡》失去了兴趣，据《吴宓日记》：“1927年11月14日：始吾望胡之来……志同道合，必可于事业有裨。乃结果大失所望。盖胡先骕不惟谓：（一）专心生物学，不能多作文。（二）胡适对我颇好，等等。且谓（三）《学衡》缺点太多，且成为抱残守缺……以《学衡》之名义为奇耻大辱，避之唯恐不惶。”

有时觉得，当年的《学衡》诸子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更多的只是一种智力上的挑战，因为学理上的非难已无碍现实中的胜负。且不说用西洋理论来做传统文化的护身符，本身就是一种变革;问题还在于，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各种非难，动作慢了几拍，客观上反倒成了针对前者的拾遗补阙。1920年北洋政府已经下令让白话文成为小学课本书面语言，1921年11月《学衡》杂志方始创刊，文言文纵有万般好处，亦已“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矣。

这使人想起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普朗克在《科学自传》中报道的，他在物理学发展中所观察到的现象：“这一经历也使我知道了一件事实——在我看来还是一件不平凡的事实：一项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并不是通过说服它的对手从而使他们认识到这一真理，而是由于它的对手最后都死了，而熟悉这一真理的一代新人成长起来了。”

白话文取代文言文，难道不是一个类似的过程吗？因为它赢得了年轻人和思想开放者的心。

1948年，当胡适（人文组）和胡先骕（生物组）同时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时，胡适在他们两人照片上题词：“皆兄弟也。”1954年，大陆掀起“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胡先骕却保持沉默。

陈平原认为胡先骕的毛病是“食洋不化”，眼高于顶的钱钟书却称许胡先骕“挽弓力大，琢玉功深”。以胡先骕见闻之广博，个性之鲜明，其人之言论再怎么“不化”，也会有戛戛独造、异乎流俗的闪光点。比如在1923年《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对章太炎、梁启超的评价，就比胡适说得透彻：

盖章氏之学，纯为章句训诂之学，于文学造诣殊浅。迩来在江苏教育会讲学，竟谓元稹之诗在杜甫之上，可见其文学判断能力高下矣。总而论之，章氏在近五十年中，固为一大学者，惟非文学家，故其作品不佳。而论文之说，尤不足信。胡（适之）君以为章氏之“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殆形质不分，称其学遂称其文耳。

至梁启超之文，则纯为报章文章，几不可语夫文学。其“笔锋常带情感”，虽为其文有魔力之原因，亦正其文根本之症结。如安诺德之论英国批评家之文，“目的在感动血与感官，而不在感动精神与智慧”。故喜为浮夸空疏豪宕激越之语，以眩人之耳目，以取悦于一般不学无术之“费列斯顿”，其一时之风行以此，其在文学上无永久之价值亦以此。其文学之天才，近于阳刚一流，故不喜法度与剪裁，无怪乎自幼不喜桐城文。至以“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为解放，则真管异之所谓“武其冠，儒其服，非全人也”。故梁氏在文学上之地位，不过为报章文字之先导，其能穿诸久远者，尚在其研究学术之著作，而不在其文也。

这使人想起了许寿裳对鲁迅的回忆。1908在东京从章太炎问学时，一次，太炎问鲁迅文学的定义，鲁迅回答：“文学与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太炎说这样的定义虽然比前人有进步，但仍不恰当;他说郭璞的《江赋》，木花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呢。鲁迅默然不语。出门后，鲁迅对许寿裳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

事实上，胡先骕的经济思想亦有可圈可点之处。据学生回忆，抗战胜利后，胡先骕在南昌曾做过一系列有关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专题讲演，轰动各界。“有一次批评胡适之的经济思想至少比他落伍五十年时，握紧右手，竖起大拇指接连向脑后甩指，此情此景，记忆犹新”。

胡先骕这方面的自负未必没有道理。号称胡适“最好的学生”的唐德刚曾这样批评过胡适的知识结构：“胡（适）先生之所以在政治学说上不能自成一家者，实在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胡先生告诉我，他在康奈尔读大学本科时，对经济学就没有兴趣，未尝选修有关经济的科目，因而他一辈子对各种经济学说也很少涉猎。这便是他老人家晚年谈政治问题的致命伤。……一个学者如对新兴的经济学基本的概念也不清楚，那他对现代的政治问题本来也就无置喙余地！”

时值1936年，植物学家胡先骕竟能将货币政策与财政改革的重要性拔到如此之高的程度，令人惊讶：“……中央之工作，必积极努力于实际生产政策与财政之改革。自法币制度成立，中国经济之危机锐减，新辅币出则各省紊乱之币制可以逐步废除。近日报纸所传之八大银行设立，若果实现，则通货之流通将日益畅旺，而资金不至停滞，工商业得以巩固矣。此皆划时代之建树，其重要不下于清末之变法与辛亥之革命。”

而他对抗战前后国际局势的了然于心以及对中国工业化前景的坚定信念，也让人啧啧赞叹——

1942年：“我们试一想战后的结果，真可以觉得是无限的欢欣。第一，日寇已逐回三岛了。不但自‘九·一八’以来被日寇所占领的土地要完全回复，台湾也要交还中国，朝鲜是要独立的，越南也有独立的可能，日本的海军是消灭了，一切不平等条约都要取消了，我们中国要与英、美、苏、俄及其他国家共同负起重建世界和平的责任。英、美两国必能以其资本与技术开发中国的富源，建立中国的重工业，以后中国便自日本取得东亚盟主的地位，而成为奠定世界和平的柱石……”

1947年：“只要第三次大战不作（可能之成分甚少），二十年之后，中国必为一庞大之工业国，殆无疑义。即目前之经济难关，亦可以国外之经济援助而得解决。经济有办法，内乱自可消弭，政治必能渐上轨道也。……中国在久乱之后，又将创造一期光明灿烂之文明……”

胡先骕对中国社会基层的关注，直让人想起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其对郡县制度的重视，更让人想起半个世纪后张五常的“县际竞争”理论——

1942年：“建设中国的基本要素——地方政治。……我国自戊戌政变到民国卅年，都是努力中枢建设，对于地方建设事业做得很少。……秦始皇废封建设郡县，虽是一件很好的事，但封建制度的优点也随之消灭。中央集权的结果，地方政治权利遂很有限，一方面因为中央的官吏多不明了地方的情形，形成中枢与地方隔离的局面;另一方面因为几百年而有一次内乱，人民流离失散，文物制度摧毁殆尽，地方政治遂益发不可收拾。”

1947年：“中国自秦废封建设郡县以来，县即为最重要之地方政治单位。……今日县政实为为政之根本，县政不良则国基不固，人民受害。”

文章抄到这里，突然觉得胡先骕怎么可能是保守人物呢？他简直就是太西化，太信赖英、美国家的一介书生！文化取向上的恋古情结与现代化转型的西化梦想，如此奇妙地融合在一个人身上，很奇怪吗？也许，对那一代读书人的理解，黄仁宇的话有助参考：“中国过去一百五十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十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

而古龙借李寻欢之口说出的一句话，用在胡先骕身上嚼嚼更有味道：“每个人一生中难免要做几件愚蠢之事的，若是人人都只做聪明事，人生岂非就变得无趣多了？”

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