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彭慧（1992-），女，湖北荆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区域经济学2013级硕士研究生。

摘 要：本文在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在对返乡农村劳动力能力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基础上，结合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的影响问题。研究发现：外出务工经历会影响返乡农村劳动力的政治参与行为。具体来看，曾就职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返乡劳动力政治参与意愿较非国家单位的高，雇主较雇员的高，但外出时间越长，返乡劳动力脱离农村事务越久，其政治参与意愿越低。

关键词：外出务工经历；返乡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我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主要问题，没有农民的政治参与就没有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农民政治参与的深化和广化事关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深化，农村劳动力的政治参与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研究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对我国民主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农村政治参与问题的研究，国内学者们多从村民政治参与方式和渠道、政治民主、参政环境等宏观层面开展相关研究工作，总体来说比较侧重于研究如何提升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水平，较少有学者从微观层面深入研究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贾希富，2013）。回顾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影响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意愿和行为的因素大致包括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制度、村民的个体特征等。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加以回顾和总结，不难发现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以及我国民主化、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农村劳动力作为我国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其政治参与态度和行为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影响其政治参与意愿和行为的因素，既包括性别、政治面貌、文化程度等自身因素，也涉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参与制度等外部因素。

城镇化、非农化的不断推进促使农民外出务工普遍化，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劳动力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外出务工是当前农民接触新兴文化（包括政治民主化）的主要途径，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思想成熟并了解更多有关政治运作的事项，为农村劳动力的政治参与行为提供了心理、认知准备。傅熠华（2014）通过对全国272个村庄的调查，实证分析指出外出频率较高的农民参加村庄民主会议的积极性更高，经常外出的农民比外出较多的农户参会比例高5.1%，罗竖元（2013）也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次数越多，越具有较多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相关行为。因此，本课题试图系统全面地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历的角度研究农户政治参与的行为，建立外出务工经历改变人力资本存量、社会资本存量和社会思想观念，从而影响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的机制和框架，更加深入透彻地论证特定背景下农户政治参与的异质性。本文的研究是对现有关于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行为研究成果的补充和完善，对于加快我国农村政治参与度和我国民主化进程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外出务工经历影响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的理论路径

外出务工经历影响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方面，外出务工经历通过可空间转移的资源变化对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的改变。劳动力在迁移的过程中实现“干中学”或“用中学”的人力资本积累，获得了技术和知识，也增加了某些方面的工作经验，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和非农产业的就业能力（石智雷、杨云彦，2009），能够为村民自身和村庄带来经济资本积累，为村庄公共事务和选举的推广奠定经济基础。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城乡间迁移以谋求更好的发展，带来农村劳动力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知识技能的变化。一般来说，城市化推进所吸纳的农村劳动力主要是农村的优质人力资源，外出务工过程中又带来各类资本的再积累，包括知识结构的更新、新技术的获得以及思想观念的变化等。劳动力回流后，不仅为回流者自身的经济发展准备了原始资本积累，还为长期缺乏经济资本的注入了新的消费力量和多样的经济活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而地区整体经济水平的发展会使得村民更关心集体事物，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和选举（胡荣，2005）。另一方面，外出务工是农村劳动力接触新兴思想、培养自身参与意识和民主意识的重要途径，有利于村民冲破单纯依靠亲缘、血缘维系村庄关系和管理村内事务的思维束缚，了解民主程序和参与制度，为农村劳动力参与政治生活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而拥有良好政治认知的劳动力往往有更积极的政治参与态度（何包钢、郎友兴，2002）。另外，外出务工使农村劳动力突破了传统地域社会的局限，建立起了全新的社会关系，为农村劳动力建立异质性社会资本创造了条件，再构的社会网络一般以业缘、趣缘、友缘等弱关系为主，这种与同乡以外的人群交往为返乡劳动力提供了与外界联系的桥梁和渠道，也是链接城乡信息流、物质流的社会纽带，且这类信息、思想有较强烈的扩散效应，能够很快、很广的向亲戚、朋友、邻居传递，有利于将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的传播。这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能力的积累为返乡劳动力投身政治生活创造了信息基础和有利条件。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H：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的政治参与影响显著

三、數据来源及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和描述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持实施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0年（CGSS2010）的相关数据。本次调查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设计，对全国100个县（区），480个居（村）民委员会、约12000户家庭中的个人进行了调查。根据研究目的，扣除城镇暂时性迁移农村人口，只保留农村常住居住样本，扣除丧失劳动能力和已退休人员，以便将研究对象集中于劳动力这一群体，根据问卷问题“您目前的状态属于—”进行数据筛选，将回答“曾经外出务工，目前长期在家乡”和“从未外出务工，目前长期在家乡”的农村劳动力分为两个群体：“外出过的农民”和“从未外出过的农民”，其中“外出过的农民”指在县城或以外至少打工或经商六个月的农民，有930个样本，“从未外出过的农民”是指虽然他们中有家庭成员外出过或正在外面，但是他们本人没有外出过，有1989个样本。本文的研究数据为“外出过的农民”样本。

樣本中男性占62.4%，汉族占86.6%，有耕地的占87.8%，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群众分别占7.1%、2.0%和90.9%，曾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上班的返乡农村劳动力分别占1.3%、6.1%。不同类型返乡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现状见表1，可以看出，返乡农村劳动力中，男性、党员、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调查对象，其政治参与意愿较高。

（二）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以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为因变量，构建模型估计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计量模型为：

will=αMi+βFi+χPi+εi

其中，will表示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意愿，在问卷调查中问题设置为：“近三年，您是否在居（村）委会的换届选举中投过票”，将选择“投过票”赋值为1，“没有投过票”赋值为0.M为核心变量——外出务工经历变量组，本研究选取一组能够较全面反映外出务工影响劳动力各类资本积累的变量，具体包括：就业流动时间累计、外出务工就业的企业类型、外出务工的就业类型。F和P为引入的两组控制变量，分别为家庭禀赋和个人素质，后者包含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因素，家庭条件变量除考虑家庭劳动力总数、耕地数量和质量外，还考虑到家庭也是一个小的社会网络，家庭成员的政治参与态度会相互影响，以父亲的政治身份为代表。各自变量的具体含义和赋值情况如下：

1.外出务工经历量。具体包括三个变量：就业流动时间累计、外出务工就业的企业类型、外出务工的就业类型。其中就业流动时间累计是指返乡农民工第一份非农职业到返乡前最后一份非农职业的就职时间累计；外出务工就业的企业类型以非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为参照，来自于问卷“您最近那份非农工作的单位或公司的单位类型是？”将回答“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赋值为“1”，非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或其他回答赋值为“0”；外出务工的就业身份以非雇主为参照组，来自于调查对象对最近那份非农工作的状态描述，将雇有雇员的个体工商户或老板赋值为“1”，将家庭帮工、雇员等其他情况赋值为“0”。

2.控制变量。基于已有文献，考虑到个体特征和家庭条件对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选取农村劳动个体特征和家庭条件作为控制变量。个体特征选取的变量包括教育程度、性别、本人政治面貌。其中教育程度按中国现行学制进行量化，将本科、大专、高中及中专、初中、小学和小学以下学历依次赋值为“16”、“15”、“12”、“9”、“6”、“0”；性别以女性为参照，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将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赋值为“1”，群众等非党员赋值为“0”。家庭条件包括家庭劳动力总人数、家庭经济状况、耕地拥有情况、父亲政治面貌。其中，家庭劳动力人数直接来源于调查问卷；家庭经济状况来自于被调查的主观判断：“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当地属于那一档？”，将远低于平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远高于平均水平分别赋值为“1”、“2”、“3”、“4”、“5”；耕地拥有情况分为是否在农村有耕地，有赋值为“1”，没有赋值为“0”。

四、计量结果与分析

表2给出了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意愿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外就业流动累计时间、非农就业单位类型、非农就业身份都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证明了本文假设：外出务工经历会影响返乡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行为。具体来看，就业流动累计时间越长，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意愿越低，可能原因在于在城工作、生活的时间越长，与农村社会生活脱节的时间越长，越无法参与到农村政治事务中来；相较于在非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曾就职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返乡劳动力政治参与意愿更高，这可能是因就职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返乡劳动力有更多的途径直接接触政治思想，了解政治参与程序，为其返乡劳动力政治参与提供思想前提；相较于雇员，在城非农工作的就职身份为雇员的劳动力政治参与意愿更高，原因可能是就业身份为雇主的个体户、老板等群体有更多可控的自由时间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

控制变量方面，返乡农村劳动力中，相比女性和群众，男性和党员的政治参与意愿高，但与有关研究结论相悖，教育年限越高，政治参与意愿越低。家庭条件中，耕地状况对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的影响不显著，如本文数据描述分析部分所讨论的，超过8成的返乡农村劳动力有耕地，因此有无耕地对农户生活的影响差异不大，同样对返乡农村劳动力的政治参与影响不大。家庭经济条件与已有文献结论一致，家庭条件越好，农村劳动力越愿意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而家庭劳动力总数却表现出反方向的影响，可能在于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多，越不需要通过参与政治来获得收益，因此参与意愿较低。

五、结论与启示

外出务工经历会影响返乡农村劳动力的政治参与行为，具体来看，曾就职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返乡劳动力政治参与意愿较非国家单位的高，雇主较雇员的高，但外出时间越长，返乡劳动力脱离农村事务越久，其政治参与意愿越低。而控制变量中，与已有研究结论类似，家庭经济条件越好的男性、党员较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女性、群众的政治参与意愿差。因此，要加强农村劳动力的民主意识，不仅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性质的企业单位，其他各类企业也应该加强对农民工的思想政治宣传，鼓励农民工入党，并加强女性农民工的政治思想建设。同时，应该加强返乡农村劳动力政治参与的带头示范作用，积极农村的政治文化建设。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贾希富.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影响因素分析[D].山东师范大学，2013.

[2] 胡荣.经济发展与竞争性的村委会选举[J].社会，2005，（3）.

[3] 何包钢，郎友兴.寻找民主与权威的平衡[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62-179.

[4] 傅熠华.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对农民政治参与进行分析预测——基于全国272个村庄3993份问卷的调查[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2）：54-59.

[5] 胡荣.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J].社会学研究，2008，（5）.

[6] 罗竖元.流动经历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J].东南学术，2013，（2）.

[7] 石智雷，杨云彦.外出务工对农村劳动力能力发展的影响及政策含义[J].管理世界，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