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少静

(福建泉州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南音学院 福建泉州 362000)

南音学，是老一辈音乐学家赵沨、乔建中等人先后倡导建立的学科，赵沨在谈到建立南音学的必要性时指出: “研究南音,对于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戏剧史、对外文化交流史及古代汉语,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从纵的看,南音是跨越漫长年代的多层次的历史文化堆积层:从横的看,南音又是多学科互相渗透互相交织的综合性学科……进而把有关中国音乐史和中国戏曲史许多纠缠不清的疑难问题弄清楚。因此,应当象建立红学、敦煌学等学科一样,建立起新的学科——南音学。”①得益于中国音乐学界的高度关注，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自专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以及当地的文化持有者——南音弦友们，基于不同的理念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审视着南音这一古老乐种，1949年以来学界对南音进行了持续而广泛的讨论，南音学术队伍得到建立和壮大，研究成果数量倍增，研究范围不断拓展，选题日益深入多样，丰富夯实了南音学术研究。但是在音乐学界从“单纯音乐本体研究”转入“作为一种文化的音乐研究”的研究转型中，南音研究面临严峻的挑战，南音文化阐释的学术研究成果相对薄弱。本文基于对CNKI文献资料的量化统计和分析，梳理了1949年以来的南音学术研究成果，并期待从中寻找存在的关键性问题，促使南音在描述修辞、研究方法、思想理念等等方面的更加完善，在南音研究的关键问题中寻找学科的学理逻辑，推动南音学术研究与艺术传承的深度发展，为探索中国音乐历史发展的过去、将来提供新的研究可能性。

一、南音研究述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音研究经过漫长的学术积淀，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南音传承千年所蕴藏的丰富文化积淀以及独具特色的乐学体系，使南音研究有了“属于自己的学术天地和研究规模”。②

(一)南音研究的积淀期(1949～1980)

1949年以前的南音研究领域里，主要是福建、台湾及东南亚南音弦友们以收集、整理、出版发行指、谱、曲集为主，如《泉南指谱重编》 《闽南音乐指谱全集》等。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几种南音版本中，还有关于曲谱考订、故事溯源、分类法探索、音乐型态、音乐思想等方面的文字描述,为后来的南音研究留下了重要资料。③

1949年以后，泉州市把原来分散于民间的有较高艺术造诣的南音的乐人集中起来,成立“泉州市南音研究社”，厦门市也成立了“厦门南乐研究会”，这些研究会、社对南音进行发掘、记录、整理工作，在新文艺理论的指导下南音也引发了老一辈南音专家纪经亩、张在我、陈梅生、王爱群、郑国权的思考，尽管这一时期尚未发表严格意义的学术成果，但其为80年代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基础。

20世纪60后期至7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南音的学术研究从成果角度看，几乎陷于停顿状态。60年代初期，为了收集、整理、研究编辑出版中国民间音乐(主要以民间歌曲为主)，在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音乐出版社等多家单位发起下，全国大部分省市也开始了抢救民间音乐遗产的搜集整理工作。1961 年 11 月至 1962 年元月 28 日，音乐研究所李佺民与福建王耀华、刘春曙，赴福建省福州、漳州、厦门、泉州、莆田、宁德等地，对包括南音(当时称南曲)在内的数十种福建民间音乐进行搜集④，对福建传统音乐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录制了厦门市金风南乐团、泉州市民间乐团等单位的音响资料，带起了以王耀华与刘春曙为代表的一批福建当地的科研学者，在中国早期传统音乐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为后来福建民间音乐研究(特别是南音),成就了一大批福建音乐的科研成果，主要收录在《福建民间音乐研究》中，其中《南音音阶、调式及移宫犯调》(王爱群、吴世忠)和《福建南曲乐器考》(刘春曙)两篇论文颇有学术见地。

(二)南音研究的乐学、史学理论奠基期(1980～1989)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赵沨等中国音乐学者的倡导下，南音以“中国音乐历史活化石”的姿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南音历史源流、南音深奥的乐学理论乃至南音在海外闽南文化区中广泛传播的文化现象等等，一时间成为了学者研究的兴趣。这一阶段，南音研究在史学、律学、乐学、方言、乐谱学、乐器学、传播学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成果，研究涉及范围非常广泛，显示出较高的研究水平。

以何昌林、王耀华、吴世忠、刘春曙、孙星群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围绕南音的史学、乐学等问题展开学术探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如何昌林《南音十题(节稿)》、黄翔鹏《弦管题外谈》、王耀华《南曲唱腔旋法中的多重宫角并置》，吴世忠《略同而质异的二个工尺谱体系》和《论福建南音音律—音列活动特点同“色彩”的关系》、孙星群《福建南音形成年代初探》和《琵琶抱持法分析》、刘春曙《福建南曲曲目本事初考》成为这一阶段南音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

王耀华、刘春曙合著的《福建南音初探》是第一部系统、详尽、全面论述南音的学术著作，不仅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重要成果，更是南音学术研究成果中的里程碑。时至今日，该著所折射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仍是民族音乐学、传统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等学科在南音研究方面的经典文献。全文分上、下两篇，上篇从“音乐本体”出发，深入探讨了南音的乐语、乐谱、乐器、宫调、旋法、歌法、腔韵、结构层次等。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将南音置于中国传统文化大背景中进行整体结构视域下的思考。如：对多重大三度旋法的探讨，是联系先秦“甫页—曾”体系、隋代应声、福建建瓯音盏等中国音乐历史文献与考古进行相互印证。在南音本体研究中，体现了对南音方言音乐术语的重视与分析，为后来南音学术研究的音乐本体讨论有重要的启迪作用；下篇从“音乐与历史、文化关系”等视角对南音“考辩”，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对唱词故事、记谱法、管门、兜勒声进行考证,追索其渊源流变。同时，从南音与民俗、南音与福建戏曲、曲艺、传统器乐、民间舞蹈的关系等等角度，把这一特定乐种置于福建民间音乐、闽南民俗生活当中予以考察,而不局限于南音音乐本身。这些研究及视野，都是以往南音研究甚至是中国乐种学研究所未有的，在音乐本体研究中体现对南音原生性音乐术语的重视与分析，乃至对于南音生存环境、人文背景的关照，体现了从“单一音乐本体”到“文化中的音乐”这种音乐人类学的学术思想，为后来的南音研究开启了一个新视野。

(三)比较、传承研究初显端倪期(1990～1999)

20世纪90年代，南音的学术价值与学术成果引起了相关乐种学者的关注，如李健正、陈威等。南音研究在延续80年代南音的乐学、史学研究外，相关比较、传承的思考显现成果，主要有西安鼓乐、潮州弦乐与南音的比较研究。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对传统南音的冲击，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以及传统乐种的传承问题突显。

比较研究主要以李健正《长安古乐与福建南音的音律研究》(上、下)、陈威《泉潮叙亲，兼谈潮州弦乐与南音丝竹乐的一些联系》、王耀华《福建南音与冲绳三线古典音乐之比较研究》、孙丽伟《福建南音琵琶与日本琵琶比较两题》等为代表。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异地音乐文化的比较，是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比较的相同点可以探寻规律，相异点体现自身的价值。

南音的传承问题研究以韩梅《改革开放对南音现状的影响》为代表。改革开放对有“活化石”之称的传统乐种南音带来巨大影响，从而提出民俗活动是南音最佳的生存土壤，认为专业乐团逐渐走向业余化，而业余乐社则趋于专业化，研究者对南音传承发展的担忧跃然纸上。

南音乐学、史学、美学、比较研究理论的重要成果是孙星群的专著《千古绝唱———福建南音探究》。从1984年到1996年出版，作者经过了长达12年孜孜不倦的探索，从史学、乐学、美学、比较的视角审视南音：“1.将音乐本体、南音乐种的研究与文化背景、南音文化区的研究相结合,构成南音音乐文化研究的内外双向视野；2.南音曲体结构的研究与南音美学思想的研究相结合,构成南音音乐文化研究的微观与宏观的多角度透视；3.南音发展的历史研究与不同地区、不同时代南音的比较研究相结合,构成南音音乐文化研究的时空框架、系统网络。”⑤

(四)多视角、多维度的交叉研究(2000年至今)

2000年，泉州南音学术研讨会再次掀开了南音学术研究的新篇章。2003年南音进入当地专业音乐院校课堂以及南音申报“世遗”成功，南音研究再度引发社会的关注，同时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出现了南音科技哲学、南音工又谱直译五线谱、简谱软件等新兴南音研究领域……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南音学术队伍得到建立和壮大，研究成果数量倍增，研究范围不断拓展，选题日益深入多样，一定程度上丰富夯实了南音学术研究。然而，也存在学术质量良莠不一、研究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同时还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和重复性劳动，少数研究者音乐的研究与分析能力有待提高等状况。总之，学术理论的多视角、多维度研究全面铺开，同时扩展到了多学科领域,使得南音研究出现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趋向，其中南音传承与教育研究、郎君祭仪式研究、曲牌指谱研究呈现新意。

这一时间，南音传承与教育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王珊在对南音进中小学课堂的调查中发现，南音传承存在诸多问题。先后申报“泉州南音的现状考察与研究” “泉州南音的传承与研究” “南曲旋法特征探析” “泉州南音进地方高等师范院校的构建与实践” “泉州南音进中小学课堂的现状考察与研究”等课题进行专题研究，提出了在高校建立南音专业的构想与实践，组织专家讨论南音专业教学计划，成立教材编委会,先后出版了包括泉州南音演唱、演奏、指、谱、曲、泉州方言《中国泉州南音系列教程》共九部, 从而切实提高南音教育层次。大学生作为一个极富有潜力的传播群体,为南音的传承与研究增添了新生力量,充实了南音的学术力量,2003年至今七届南音专业毕业论文⑥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南音学术研究思路，丰富了南音学术成果。

仪式研究成为南音研究中的新视角，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南音的研究领域，童丽娜的硕士论文《“郎君祭”仪式初探》(2003)和陈燕婷的《南音北祭——泉州弦管郎君祭的调查与研究》(2008)颇为引人注目，她们以南音郎君祭仪式为切入点，对南音郎君祭仪式及其相关文化进行全面考察，并进行相关文化阐释。

曲牌、指谱研究继续深入，成果丰硕。随着《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 《袖珍写本道光指谱》 《文焕堂指谱》这三本明清刊本的先后影印出版，明清版本、记谱方式、曲牌名、套曲等相关内容的比较研究随之产生，如李寄萍2006至2013年发表的关于南音指谱系列论文、张兆颖的博士论文《明清南音传本曲牌研究》(2008年)均有较高的建树。

二、南音学术研究成果质量分析

通过对南音学术研究成果的整体回顾，有利于我们从宏观上了解南音研究的整体情况，但是，想要对南音相关文献有更深的了解，还必须对相关文献进行量化分析和相关内容的分析。

(一)相关文献发表年份与数量统计分析

专家学者们对南音多角度多维度的研究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其中中国大陆学术专著6部，专业教材9部，博硕论文15篇，1949年以来在CNKI中国知网上以南音作为研究方向公开发表的文章共405篇。⑦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查长，最早始于1963年。从1980～1989年10年间发表49篇论文，占发表总量的12.9%；从1991年至2000年间，有相关研究成果27篇，占发表总量的7.1%；从2001年～2013年间，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据不完全统计，共公开发表302篇，占发表总量的79.8%。

将文献发表数量、发表年份与南音传承发展相关资料综合分析， 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80年代以来南音“大事”与论文盛产年是密切相关的(表一)：

表1

1984、1985年是南音学术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共有20篇论文发表，而实际上不止这一数目，有一部分论文没有公开发表。这两年南音大事记有：1984年李西安到福建广东一带采风，元宵节召开南音学术讨论会，赵沨、黄翔鹏、李西安等出席；1985年中国南音学会于6月4日在福建泉州成立，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港澳同胞以及菲律宾、新加坡、印尼的南音社团代表及各界人士一百人参会，推举赵沨为会长，何昌林任副秘书长，学会成立进行三天学术讨论，收到论文21篇。就南音的历史、沿革、工尺谱、音律、语言、乐器以及南音与西音的关系等方面作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并为下届学会研究讨论议题认定了20多个新的研究课题。⑧很显然这两次南音学术讨论会揭开了有组织地开展南音研究的序幕,发动与南音学有关学科的研究工作者共同作深入研究，并把南音研究同我国其他古老乐种的研究结合起来,通过南音带动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开创一个新的局面。这两次会议之后，南音学术研究意义被中国音乐学专家学者提高到一个从未有过的新高度，为南音学术研究成果指明了研究方向，由此南音学术研究工作全面展开。

进入90年代，南音学术成果数量明显减少，学术研究进入低谷，仅1996年发表论文共9篇，起因还是因为新加坡湘灵音乐社社长南音艺术家丁马成去世，才引发学术界对南音及其艺术家的追思。传统音乐研究的低谷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密不可分，经济热潮并没有带来学术热潮，更没有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

20世纪，南音研究再次迎来学术研究新一轮的高潮，南音研究文论数量数倍递增，其中2007、2008两年分别就有38、41 篇(为所有年份文献最多的两年)。南音大事记：(1)2000年2月18日至20日泉州南音学术研讨会召开，来自北京、泉州、福州的学者,台湾省台北、高雄的学者,以及来自菲律宾、新加坡、韩国、日本的学者共76名代表参会。本次会议的论文涉及了众多的学术领域。在全部38篇论文中,属于音乐史学的7篇,音乐形态学的15篇,方言学的3篇,音乐美学的3篇,音乐社会学的5篇,民俗学的1篇,音乐工艺学的1篇,音乐教育学的1篇,有关音乐创作的2篇。(2)2003年7月16日,泉州市政府正式启动“申遗工程”,通过中国艺术研究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泉州南音”列为“人类口头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06年9月，南音已被文化部正式列入中国申报联合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提名项目(排在第二位)。2009 年南音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南音研究的新局面，促使南音学术理论体系向深度与广度上的夯实发展。

(二)相关文献研究内容统计分析

通过对相关南音成果进行分类整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等二个阶段南音研究的主要趋势和特点。综合多年来学术界研究南音的成果,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八个方面:(1)史学研究；(2)乐学研究(包括唱腔、谱、音律等)；(3)传承与教育研究；(4)乐器研究；(5)比较研究；(6)传播研究；(7)乐人、乐社研究；(8)郎君研究等。其中又以南音史学、乐学研究和南音传承研究为主要的集中点,南音乐器与南音传播的讨论则体现了南音研究的区域文化特色。

1.南音史学研究

上个世纪80年代是南音史学研究的重要时期，针对南音形成、发展年代，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溯流探源是南音研究的重要课题,至今学术界仍未形成统一定论。主要观点有：(1)何昌林从南音乐学角度提出前期南音源于唐代的燕乐歌曲及五代北宋的细乐,后期南音形成于明代；(2)孙星群提出南音源于汉唐,肇基于五代,形成于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是琵琶抱持分析的研究成果；(3)吕锤宽提出南音奠基于唐宋以前,成形于宋元,发展于明清；(4)沈冬提出南音蕴育于五代以前,形成于元明,成熟于明清迄今；(5)袁静芳从南音洞箫角度引发了对南音历史源流的思考，认为南音最早有可能源于中国曲子词音乐；(6)刘春曙从南音曲目本事说明南音曲牌与宋元杂剧、南戏的联系；(7)李寄萍从南音记谱体系研究了南音的传承发展历史，20世纪以来南音断代史研究也进入了学术视野，主要有白志艺的《清代弦管与社会生活》(2006硕士论文)和周晓凡的《民国时期的南音初探》(2006硕士论文)。

2.南音乐学研究

南音拥有庞大的乐学理论体系，研究主要集中对于南音的工ㄨ谱、滚门、管门、撩拍、曲牌、唱腔旋法、音阶音律等探讨，主要有吴世忠、王爱群、王耀华、王丹丹、许国红、李寄萍、陈瑜、张兆颖等。主要观点有：(1)南音“多重大三度”并置的旋法特征，王耀华首先提出这一观点，随后得到王丹丹、许国红等人的进一步求索与探析；(2)对南音旋律中滚门、管门、撩拍的阐释， 主要文论有专著王耀华、刘春曙《福建南音初探》、孙星群《千古绝唱———福建南音探究》、论文有杨韵慧《弦管“指”套宫调研究》(硕文)、王耀华《南曲中的“兜勒声”》 《福建南曲宫调与“同均三宫”》、何昌林《南音“滚门”名义试释》、王爱群《从南音“滚门”之实探其渊源》、陈瑜《福建南音“滚门”模式特征研究》等；(3)工ㄨ谱研究取得较大突破，主要集中在李寄萍近年对明清指谱版本的比较、指套衍进的研究论文中。

3.南音传承与南音教育研究

南音传承与南音教育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以王珊为代表，她在对南音进中小学南音课堂的调查中发现南音传承存在诸多问题，先后申报“泉州南音的现状考察与研究”、“泉州南音的传承与研究”、“南曲旋法特征探析”、“泉州南音进地方高等师范院校的构建与实践”、“泉州南音进中小学课堂的现状考察与研究”等科研课题并获立项，提出了在高校建立南音专业的构想并附诸实践，组织有关专家学者讨论南音专业教学计划，成立教材编委会,先后编著出版包括泉州南音演唱、演奏、指、谱、曲、泉州方言的《中国泉州南音系列教程》共九部, 从而切实提高南音教育层次。乔建中特意撰文《中国泉州南音教育大系》给予极高的肯定和赞赏。南音本科生作为一个极富有潜力的传播群体,为南音的传承与研究增添了新生力量,充实了南音的学术力量,2003年至今，七届南音专业毕业论文⑨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南音学术研究思路，丰富了南音学术成果。

4.南音乐器研究

由于南音保留中国古代乐器的遗制，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集中在南音上四管乐器，而下四管乐器较少涉及。南音洞箫、南音琵琶的历史研究与相关乐器比较研究的论文数量居多，较有代表性的有：刘春曙《福建南曲乐器考》、孙星群《福建南音乐器探究》、陈正生《南音洞箫不是我国唐代流传到日本的尺八》、池英旭《南音洞箫及其艺术特质初探》, 黄忠钊《福建南音二弦形制及其演奏特色》等，主要集中于南音乐器的历史、乐器的形制、乐器制作、乐器演奏及相关乐器对比的研究。

5.南音传播研究

明清代以后,随着闽南大规模移民海外,南音在台湾及东南亚闽南籍侨民聚居的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得到广泛的传播，相关研究也随之展开，如林凌风的《“南音”在东南亚》、李寄萍的《南音“郎君”文化现象及海内外传播方式》、罗天全的《南音在海外的传播与发展》等。

(三)从研究主体分析

研究的人员主要来自专业性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的学院派以及长期文化持有者南音弦友，其中以福建籍学者居多，专业性研究机构主要以福建艺术研究所为代表，高等院校以福建师范大学和泉州师范学院为代表，而南音文化持有者则以泉州南音乐团为代表。

1.南音文化持有者的“主位”(emic)描述

南音文化持有者，这种来自于局内主位的声音，南音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群体，他们对南音的感性体验最丰富，具有南音人的思维观念，熟悉南音原生性术语，理解相应的概念内涵。如王爱群的《南音音阶、调式及移宫犯调》、吴世忠《论福建南音音律-音列活动特点同“色彩”的关系》、陈梅生《棚顶生旦唱一了,棚脚曲师翻新调》等，其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力。除了研究性论文，另外由南音乐团主要演员曾家阳、吴璟瑜、王大浩等编著的《中国泉州南音系列教程》，就是南音文化持有者从‘本文化’内部视角对自己所持有的文化进行叙述与评论，而音乐研究者仅仅是协助或辅助其完成阐释者工作，如编辑出版、打谱等基础文本工作。但大多数当地南音文化持有者研究能力相对较薄弱，难以形成较有学术价值的成果。

2.局外人的“客位”(etmic)阐释

由于南音的地域及方言特征，以局外人的视角来研究南音，研究难度相当大，但这类学者一般学术研究能力强，对全国及福建音乐文化的认识更深入，学术视野更开阔。非福建籍的学者主要以何昌林、黄翔鹏、吴晓萍，周显宝、李健正、周卉等为代表，文论主要有何昌林《南音十题》、黄翔鹏《“弦管”题外谈》(1984)，乔建中《南音和“南音学”》，厦门大学周卉硕士论文《福建南音传承模式研究》等。福建籍学者主要以王耀华、刘春曙、孙星群、黄忠钊、王珊、陈燕婷、李寄萍、张兆颖等，重要论著有《福建南音初探》(1989)、《南音北祭》(2008)、《泉州南音》(2009)等。

局内与局外人在描述南音时所用的语境、研究方法、研究理论、学术语言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南音庞大复杂深奥的传统乐学理论、闽南语方言的“晦涩”让许多音乐学专家始终处于“听” “看”,而未敢去“碰”。⑩与之相对应，也正由于南音地域的独特性，从而使福建地方学者逐渐形成并拥有了对南音研究的学术“话语权”。赵沨、李西安等音乐学界的老专家用学术慧眼给予南音“中国历史活化石”的高度评价，为南音学术研究指明方向，虽然黄翔鹏先生仅做《“弦管”题外谈》，但是从今天看来，他与何昌林、袁静芳、李健正等人对南音开拓性的研究，从局外人的视角对南音进行的学术性的思考是弥足珍贵的，他们从中国全盘的音乐文化背景中研究南音，对南音的历史、乐律学等提出重要的观点，这种“客观性”虽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却是所谓“局内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三、南音学术研究的转型思考

南音研究在本土原生术语与西方音乐语境碰撞中，在坚持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理念中，始终保持中国本土音乐文化意识，始终贯穿着中国人固有的学术自信，自觉或不自觉地秉持谨严的音乐本体研究理念，扎扎实实地钻进南音内部进行系统性的艺术规律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但在音乐学界从“单纯音乐本体研究”到“作为一种文化的音乐研究”的研究转型中，近年来南音学术研究面临严峻的挑战。南音“文化”的话题虽然不断，但对南音进行音乐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维学术研究的实属凤毛麟角，相关讨论并没有得到进一步深入的理性挖掘，从而也成为南音学术研究的“软肋”。因此，对原有研究成果的审视，旨在学术转型的思考。

(一)研究理念的转型

南音学术研究群体对“音乐文化”的认知依旧停留在南音本体研究的基础上。当今天的音乐学家在著述中已然地从音乐技术分析走到音乐人类学叙述时，南音学者的研究对象依然聚焦在音乐本体中，常将对于其活动的场景采取忽略或是背景描述,把南音活动的田野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剔除、分离。虽然也有对南音乐社、乐人、乐事活动的相关讨论，这种音乐与文化的分析由于脱离了产生音乐过程的观念行为的认识，难取得具有信服力的研究。学术理论建立的初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会影响一批学术行为与学术成果，学术理论进入了一种重复与复制，与此同时，新鲜的学术理念与理论框架在期待中得到催生。对已经形成的成果做基础性的质疑，实际上将推动学术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如何系统地关注文化局内人对于南音音乐文化现象的集体记忆,并将集体记忆整合为展现南音传承过程的口述历史；为什么南音在明清时期在闽南社会这么流行、在台湾及东南亚地区得到如此广泛地传播；它跟闽南人的文化身份认同的作用以及跟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等等。南音乐人的音乐观念、传承制度、 创作体验及其在表演、消费的音乐活动，相关文化阐释极需深入开展。

(二)研究方法的更新

在学科理论框架中，研究方法是最不稳定的、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是将研究引向纵深发展的关键问题。“传统与现代方法并没有根本对立,现代方法是对传统方法的补充和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存在着“互补”的关系。这样做扩大了研究视野,有利于挖掘出新的材料,发现新的问题。”由于南音研究集中于史学研究和传承教育研究，尽管2000年以来，研究论文数量剧增，但低质量的重复占据不小的数量，概述性论文不在少数，归根结底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目前音乐学术界正处在方法更新的讨论与思考中，音乐形态学、音乐民族志、历史民族音乐学、城市民族音乐学、口述史、影视民族音乐学、应用民族音乐学、仪式音乐等研究的分析方法均值得借鉴,强调多元化、国际性的学术视角与理论方法在南音学术研究的渗透，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将推动南音研究的深入。

(三)研究主体视野的拓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建籍与非福建籍学者均参与南音学术研究，因此在研究南音时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研究角度等多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2000年后南音学术群体相对集中在福建，使得学术视野变窄，学术研究难以形成“百家争鸣”的氛围。由于南音庞大的乐学体系，大多数的南音研究者,一直将南音及其相关联的乐种(如梨园戏、高甲戏等)作为其研究对象，这种思维惯习曾在一定时期对南音学术范式的建构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一旦思维定式，却可能成为学术发展的障碍。只有走出福建音乐研究的范畴,通过横向研究的相互学习，通过纵向的脉络我们才可以把南音历史拓展到中国的历史, 有扩大考察范围之必要,这将有助于深入和整体性地认知。如何通过对南音区域的、微观的研究达致对整体中国音乐历史的理解方面有长期深刻的思考，唯一的途径是跳出福建，用全国甚至全球的视野来审视南音。1984年中国音乐界曾对南音做出的定性评价，为南音研究奠定了基础。30年后，南音研究仍旧是地方性的乐种研究，田青形容智化寺音乐曾经是一个“孤儿”，南音何曾不是如此！它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一个支系，它与五台山佛乐、晋北道乐、“山西八大套”、西安鼓乐、河北各地的“音乐会”、东北三省的鼓吹乐血肉相联，并同属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的体系中。它们共同拥有的乐曲和传承方式，特别是音乐创作的思维理念，何其一致。南音学术研究呼吁新鲜的血液，新的、非福建籍专业研究人才的参与。同时，也呼吁福建籍的研究学者跳出福建，用整体性的研究来了解探究南音，从而推动该领域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四)文化阐释中促进关键性问题的调整与组合

在研究中，南音的悬疑太多，许多关键性问题仍无定论，如南音的形成年代，南音与梨园戏之间的渊源等。因此传统研究优势不宜放弃。在从“单纯音乐本体研究”转入“作为一种文化的音乐研究”的研究转型中，从南音文化阐释中寻找突破口，在人类学有关文化思维中对关键性问题进行相应的调整与组合，强化仪式、比较、传播等研究薄弱点， 在研究里常常不是“发明”研究内容,而是用新的观念调整组合各个研究要点之间的相互关系,重新排布其空间布局。

其一，南音“仪式”重点关注郎君祭仪式，然而在闽南民俗婚嫁丧葬仪式，在佛教、道教等宗教仪式，在回族与汉族等不同族群丰富的仪式生活中随处可见南音的身影，可是与中国20世纪以来蓬勃兴起的仪式研究相比较，南音仪式研究显得十分薄弱，鉴于此，南音仪式研究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其二，同类比较、同级比较、异级、跨级比较等“比较”研究极需加强，比较人类学所秉承的“异文化”研究是值得借鉴的, “猎奇”性研究有利于将“异音乐”(如西安鼓乐、北方笙管乐等)与“南音”进行互文性的阐释，在二者的并置中体现各自的价值。这一研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受到一定的重视，即与长安古乐、潮州二弦、日本冲绳三线古典音乐的比较，还有南音洞箫与日本尺八的比较，北琶与南琶的比较。由于研究难度大，需要比较二者专业音乐知识体系的建立，因此成果数量少。如果能注意民族、地域、乐种之间在南音学术领域各个方面的、多重的横向比较,又注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纵深考察,追寻其历史渊源与变迁，南音的研究价值将得到更大的重视。其三，“传播”是南音最具特色的文化空间衍生，学者大都着眼于南音在东南亚、台湾等地区的传播现象，研究普遍以概述为主，缺乏深度的挖掘与创新。笔者以为，在这一领域，人类学“问题”意识值得借鉴，将有利于改善研究的局面。如台湾有关南音的理论研究为何比东南亚研究深入，传播的媒介与途径是什么，南音社团为何能长久地生存在异国他乡等等。

中国民族音乐学及音乐人类学相关研究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更为南音学术群体留下了诸多有待研究的空间。南音音乐本体研究是基础，是研究的重要的领域。通过记录南音、保存南音、传播发展南音。另一方面在研究南音生存的文化土壤的基础上，加强对音乐事项发生的语境的关注，进一步揭示南音形成、发展与传播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通过对南音这个专门的艺术表现领域的研究，达到对社会、文化、历史等其它学科的探索，从而提高南音研究中“文化”思考的学术份量。南音的历史价值与丰富的乐学内涵，我们有目共睹，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南音在中国音乐史及传统乐学理论的作用，依旧任重而道远，学术团队研究力量的薄弱，需要更多的积极有效的专家力量参与，共同推动南音学术研究的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