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六院急诊室里的座椅，两两用粗铁链绑在一起。曾经，一个醉酒的病人来看病，不愿做仪器检查，认为是医生坑他的钱，抡起椅子就要砸医生。按规定医生不能还手,骨科主任带着所有男医生站成一排，怒视他。病人转而举起椅子砸向办公桌，砸坏了好几台电脑。从那以后，医院把所有椅子绑在了一起。

南方周末记者 李邑兰 发自上海

“家属，家属！”

“心梗，脸色不行了……心跳开始掉了。”

“抢救病人，呼吸很弱！”

救护车疾驰而来，一位昏迷的女子被抬进抢救室。她在快餐店晕倒，口袋里有大量精神类药物“德巴金”。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急诊楼，是上海最大的单体急诊楼，平均每天接待急诊病例一千两百多例。

昏迷的女病人叫刘春美，1990年出生，有精神分裂病史。昏倒时，家属一个都不在现场。

抢救室保安王应友用她的手机，给通讯录里的亲友一个个拨电话。妈妈的电话通了，没人接；爸爸的也没人接；好不容易接通杭州姑妈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又急于撇清关系。

“他们都不要我了。”抢救后醒来的刘春美哭得痛心。她躺在抢救室，没人陪伴。只有保安为她挂号、交欠费单、送药。

王应友拨了一上午电话，最终，刘春美的表姐王艳丽还是从昆山赶来了。她向医生说了刘春美的故事：她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经历过很多挫折。后来，父母误入传销队伍，把她也带了进去，一家人受骗，刘春美由此得了精神分裂症。她休养三年，老家传出各种关于她的流言，她再次受到精神刺激，离家到处漂泊。广州、杭州，她跑去找各路亲戚，一家家敲门，希望有一个地方能接纳她，给她些温暖，但亲戚们都避之不及……

故事悬念迭起，却都是真事。2015年1月2日，刘春美的故事出现在中国首档急救纪实真人秀《急诊室的故事》第二集。东方卫视这档纪实真人秀共10集，跟所有玩明星的真人秀不同，出现在其中的，全是普通人：左手被绞肉机绞成四截的工厂女工、一只腿被土方车碾碎的中年妇女、突发心肌梗塞命悬一线的中年人……

节目组在上海六院急诊大厅安置了78个固定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捕捉发生在这里的故事。《急诊室的故事》执行导演王昕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所有的东西都是真的，每个人的哭和笑，生与死，都不是演出来的。”

“你们为什么要做 这样一个节目”

上海六院的急诊室有一个奇特的景象：座椅两两用粗铁链绑在一起。

一位骨科医生告诉《急诊室的故事》节目组，铁链是2013年夏天开始有的。有天晚上，一个醉酒的病人来急诊室看病，按照流程，医生要给病人做初步检查。近年，为了避免发生医疗纠纷，医生的检查80%依靠仪器，用数据说话。但这位病人不愿做仪器检查，认为是医生坑他的钱，他情绪激动，抡起椅子就要砸医生。

医院有规定：医生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骨科主任于是带着所有男医生站成一排，怒视病人。病人转而把椅子砸向办公桌，砸坏了好几台电脑。从那以后，医院把所有的椅子都绑在一起。

让医院同意将医患矛盾摆到镜头前，很不容易。《急诊室的故事》总制片人曾荣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节目组在上海找了七家医院，综合考虑地理位置、就医环境后，最后选定了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这家医院是全国知名的急性创伤救治医院，骨科尤其出名，更重要的是，它跟急诊有关的重要场所都在一栋楼里，这可以方便布置摄像头。

第一次去上海六院，医院党委书记方秉华就反复问节目组：你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节目？

“我想拍一个片子，是一个能够给大家安全感的片子。”曾荣回答。

曾荣父母都是医生，自小在医院家属大院里长大。对医患矛盾，曾荣有自己的理解：“这不仅仅是医生、病人的问题。中国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人和人的信任减少了，这让人在面临困难时，比如自己或亲人生病时，变得特别没有安全感。越没有安全感，对别人的信任就越少，成了恶性循环。”她的话最终说动了上海六院，医院同意拍摄。

此前，曾荣带着她的团队制作过深圳卫视的《来吧，孩子》，这档真人秀采用固定摄像头，镜头对准产房中分娩的产妇；湖南卫视的《一年级》，也是采用固定摄像头技术，记录一群一年级小学生的生活和成长。但将固定摄像头对准医院急诊大厅，在中国电视真人秀中还是头一回。

曾荣在英国学习、工作很长时间，对固定摄像头节目很熟悉。2000年，英国开播一档固定摄像头真人秀《老大哥》，一群陌生人住进一间布满摄像机的屋子，一举一动都被记录下来放到屏幕上。《老大哥》连续播出14季，一直是英国的高收视率节目。此后，这类节目又延伸到英国公共领域的各个角落：机场、地铁站、产房、监狱、派出所。

曾荣希望在中国尝试这种类型节目的制作，“中国的真人秀现在更多是‘窗口型，可以看到很多过去没看过的东西，比如《我是歌手》、《全能星战》，你能看见明星的生活，明星的比拼；《急诊室的故事》这类节目是‘镜子型的，观众看到的是他们自己、和自己命运或生活相似的人，他会很关心这个人物，想知道他的喜怒哀乐，想知道他未来的结果。”

曾荣最早和东方卫视谈过产房节目，节目最后落在深圳卫视，但双方有关固定摄像头节目的讨论一直持续。2014年9月，东方卫视又找到了曾荣：要不，我们就来尝试一下急诊室？

第一次这样拍医院急诊室，双方对于尺度都有些紧张。东方卫视反复强调，所有血腥的东西、病人肚脐以下部位，都要打马赛克，不要给观众造成贩卖隐私、贩卖血腥的误解，一定要跟拍摄对象签同意书，才能拍摄，不能在隐私、伦理上出问题。

上海六院也与节目组签定了法律合同，包括对病人隐私的保护，以及绝不能影响正常的医疗秩序。医院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开放态度——我们就让你拍，好的坏的都可以。曾荣说，拍摄过程中，医院没有对节目本身进行过干预，只是在成片环节，从医学角度给一些专业意见。

非要吵，还是来跟我吵吧

即便医院同意了拍摄，也没有人能强迫医生们戴上麦克风。为了说服他们，节目组费了一番工夫。

牟惠君是《急诊室的故事》的角色导演之一，节目开拍前两个月她就去医院蹲点。起初，她拿着名片介绍自己，感觉就像兜售器材的医药代表一样，四处遭白眼。她常常每天十几个小时跟在医生身边打转：医生给病人看病，她就在旁边站着看；医生去食堂吃饭，她也坐在旁边；医生夜里值班，她买来水果慰劳。

一次，牟惠君得知，骨科一位医生的母亲眼睛做过手术，她自己的母亲也做过同样的手术，双方顺势聊起来，慢慢聊开了。医生的母亲复诊，负责的主治医师，正好是牟惠君之前的采访对象，她立刻帮忙张罗。

两个月相处之后，医生与摄制组之间逐渐建立起了理解和信任，医生大多愿意面对镜头了。“他们不是来添乱的，是来缓解医患矛盾，让医患双方能深入了解对方。”上海六院急诊部主任王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缓解医患矛盾，显然也是医生想要的。

11岁的江苏小男孩顾丞雨因为车祸，右腿被碾碎，送到江苏太仓的医院，医院认为，必须截肢。顾丞雨的父母把孩子送到了上海六院抢救室，这时已过去一个多小时，顾丞雨失血过多，陷入休克。镜头记录抢救室外，父亲顾健焦躁不安，他不停催促，但不见手术迹象。

实际上，一旁会议室内，医生们在紧急会诊，商讨制定最佳治疗方案，不是快就好，而是要等顾丞雨情况更稳定一些才能手术。

最终，经过多次手术，顾丞雨的腿保住了。顾健一家非常感激，后来他面对镜头反思：把儿子交给医院时，应该对医生多一点信任。

帮助晕倒的病人刘春美跑上跑下的抢救室保安王应友，是节目组呈现医患矛盾的又一个窗口。王应友在上海六院工作了五年，他最重要的工作职责，是守好抢救室的大门。抢救室一般不允许家属进入，以免干扰治疗，但不是所有的家属都理解。

这天，王应友将病人家属拦在抢救室门外，家属情绪激动，冲他大骂：你没有父母的啊？石头缝里出来的啊？你要小费啊！最后动起手来，抓伤了王应友的脸。窝火的王应友忍不住了，和对方对骂。节目里，“哔哔”声不断，这是消去双方不停脱口而出的粗口。

围观者把王应友拉开，劝他：“你要考虑家属心情。”王应友也委屈，他后来接受节目组采访时说：“有人来骂你，说你是看门狗，你没有良心，说这么难听的话，你能忍得住吗？”

冷静下来，王应友又想：如果不跟我吵，那病人家属会跟医生吵，如果跟医生吵，医生就没法救其他病人了。那还是跟我吵吧。

从医五年的年轻骨科医生陆义安，是常常会碰到的那种“典型医生”——话不多，语气生硬，看上去冰冷无情。碰到一位跑错诊室找他开单子的病人，他面无表情：“住院的啊？那么你叫住院的开单子咯，怎么会跑到我这里来开单子？”病人受伤，说不清病情，他会立刻打断病人：“你就告诉我（受伤）时间就好了，不要跟我说（在）哪里（受伤）。”

一位中年妇女手指被截断，举着断成几块的手指来找他，想做断指再植手术。他们的对话由此展开：

“这没法接的，接上去95%以上要死的。你要接吗？”

“接上去死掉也好。”

“胡说八道，死了以后你还要做手术的，还要把它截掉。”

这位中年妇女的表情越来越难看，一脸怒气。

陆义安后来解释：“接个断指要好几万块钱，接完以后要躺在床上，挂盐水，要静养，要去养活这个手指，这个过程其实很痛苦。你明知道是保不下来的，还要去保，我觉得意义不大。”

“无情”背后，陆义安其实是从专业角度为病人着想，可是他没有多余的时间详细解释。很多患者并不知道，医生每天的接诊量很大，有的医生一天能接两百个诊。

同事们了解陆义安的性格和用心。陆义安的师弟张云龙告诉节目组：“陆师兄就诊时，问的话很少，很犀利，每次都直击要害，能用最短时间获得患者需要给医生提供的信息，也给患者最快的指导。”但病人并没有机会了解这些。

与陆义安一墙之隔，是从医三十余年的骨科医生丁志祥，病人们都很喜欢找他接骨。他一脸和蔼，会一边接骨，一边配合病人家属说笑，以此减轻病人的害怕和痛苦。对比之下，镜头产生了暗示作用——笑一笑，多点耐心，就能成为医患关系的润滑剂。

黑帮、夜总会小姐、犯人

让患者接受跟拍也不容易。牟惠君回忆，节目组曾经碰到一位前来急诊、醉醺醺的画家，他们试图跟拍，画家丢出一句：“有多远滚多远”；还有一些病人把她们当成骗子。她们需要一遍遍解释：不会干预治疗，也不会暴露病患隐私。

节目开拍头三周，最终同意拍摄的病人有127人。牟惠君总结，一般小孩都会同意拍摄，“妈妈都想让小孩上镜”；上海的“老阿姨”们，也是好说话的一类人；还有些同意拍摄的患者的想法是，如果有摄像机跟着，也许医生治疗会更用心。而因工受伤的农民工，大部分不愿接受拍摄，有的担心曝光后工头、老板为难自己不给钱，有的则怕工作的企业因此被问责，自己受到牵连，丢了饭碗。

总导演郭娜介绍，发现故事和人物，她们有“优先”原则——发生在抢救室的故事是第一位，“抢救室里的人一般病比较严重，可能对一个家庭来讲是巨变。”此外，长相特殊的，看上去跟身边人关系特殊的，或患疑难疾病的病人，也是节目组关注的重点。

一周下来，大小故事有15到20个，导演组再根据每一集的主题，确定哪些是大故事，哪些是中故事和小故事。一集《急诊室的故事》65分钟，一般由3个大故事加两三个小故事组成，节目组一周拍摄840小时素材——故事的选择片比是840∶1。

不能呈现的故事是大多数。尤其在深夜，急诊室会出现很多怪人怪事——原来真的有“黑帮”，大半夜，二十多个黑衣人举着被砍伤的手，提着装有现金的铁皮箱子来看病；醉酒的人也多，有两个人跑到急诊室发酒疯，举着刀子对砍；有夜总会的小姐、监狱里的犯人，在夜间被送到急诊室；还有十几岁的少女怀孕，半个月吃了二十多片避孕药想借此堕胎，结果因为服用过量，导致失血严重……但这些故事大都因为拍摄对象不同意拍摄而被迫放弃，至于罪犯这类病人，则因为身份敏感不允许曝光。

节目组曾拍摄到一个男青年，半夜带着四个女生来挂急诊。四个女生是他从应用软件“陌陌”上通过“摇一摇”，摇来的玩伴。五个人去KTV，喝多了出了事。男青年原本签了同意书，临走却反悔了，坚决要求拿掉他的镜头，节目组只能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节目播出后，一些观众质疑：那些戴上麦克风的医生和患者，面对镜头，是不是在表演？

执行导演王昕轶解释，“节目的真实度有90%，还有10%我承认不是真的。因为当他知道你在拍，难免会有一些顾忌，这是10%的不真实性。但你戴上麦克风，两小时之内你还会紧张，24小时后，你已经不可能紧张，会有松懈，我们选取的素材肯定是他最自然的部分。”

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已经接近生命边缘了，当巨大痛苦袭来的时候，你所在意的钱、职位都已经不复存在了，那你还演什么呢？”王昕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