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特色和资源常被认为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特色也要创造特色，依靠“龙虾经济”声名鹊起的江苏省盱眙县正是这样的典型。对于这样的地方，新近的重大考古发现意味着什么是显而易见的。一方是负有发掘、整理、保护文物职责的文物保护部门，一方是视发展为第一要务的地方政府，此前人们看到的更多是保护与破坏的冲突，而这次，双方冲突的焦点是“归谁所有”。

小城一怒为汉墓

南京博物院要把文物运走检测、修复、整理，而盱眙县则担心文物一去不回，二者的矛盾直接导致了“警察抓保安”的闹剧。

盱眙县对大云山汉墓寄予厚望，他们计划建设的博物馆是“为民办实事”的重点工程。但是，如果博物馆里没有文物，游客来看什么？

南方周末记者 刘炎迅

发自江苏盱眙、南京

南方周末实习生 王欢

谁也不会想到，存放在盱眙县博物馆的大云山汉墓出土文物会让南京博物院与盱眙县大动干戈。

2014年11月底，15名南京博物院的保安，驱车143公里，前往苏北县城盱眙。他们的任务是将存放在该县博物馆库房的一批漆器文物运回南京。

那批漆器，是盱眙县城外30公里的大云山汉墓出土的众多文物的一部分，约2000件。

这可能是这些保安们从来不曾碰到的场景：在博物馆现场，数十名本地人将他们阻截包围，不让他们运走文物。事后盱眙官方坚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阻截者“都是附近的村民”。

县里的特警很快赶到控制了局面，15名保安被带走调查，扣留数十小时后放回了南京。“警察抓走了保安”的消息不胫而走。

这已经是南博和当地发生的第二次冲突。一切都是为了大云山的文物。

古墓出，是非起

在盱眙，距离县城30公里的大云山，一直是盗墓贼的乐园。2009年，一伙盗墓贼在大云山山顶挖掘时，意外丧命4人，惊动了当地政府和文物部门。与此同时，南京博物院在文物市场发现了一件金缕玉衣，金丝完整，玉片规则，是不可多得的“国宝”，考古人员考证发现这件金缕玉衣出自大云山。

2009年年底开始，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考古所）与盱眙县政府合作，开始进行考古勘探与发掘。

在考古所副所长李则斌记忆里，双方最初的协议中写明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但盱眙大云山汉王陵文物保护管理所（简称大云山文管所）所长金山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则说，协议现在看来有很多瑕疵，“当时双方没有明确最终的文物分配”。当时谁也不知道是否能挖出文物、最终又能挖出多少文物，协议中自然也无法写明最终文物分配的数量和双方占比。

双方都婉拒了南方周末记者查看这份协议的要求。

大云山汉墓最终被证实是汉武帝的兄弟、江都王刘非之墓。大云山汉墓墓葬十分丰富，据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省最大的考古发现”。李则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已发掘的2.5万平方米墓区，分为主墓穴和陪葬墓穴，还有车马坑、兵器坑等4座，出土了大量精美兵器。据初步评估，能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的，不低于200件。

2011年，考古挖掘暂告一段落，在遗址边一幢4层小楼里，李则斌带着十来位助手忙着整理文物。文物保护需要特殊的湿度、温度以及全方位安保监控系统等条件，而盱眙的库房显然条件并不齐备。李则斌等人陆续将玉棺、编钟等近百件国宝，转运到省城里的南京博物院、句容的南博苏南工作站等地库存。

当文物被陆续转运走时，附近的一些村民坐不住了，每次汽车载着文物掀起尘土掠村而过时，便有些情绪激动的村民跟在扬尘里骂上几句脏话，渐渐地，李则斌也感到，原本见面有说有笑的乡邻们，脸色不好看了，爱搭不理，有时背后也会飘起一阵脏话。

2014年4月的一天，李则斌等人打算转运走最后一批文物（主要是漆器和陶器以及大量残片），再次遭到众多村民阻拦，他们挡在库房门外，大声叫嚷着，以此震慑来者，僵持到天黑，李则斌只好作罢。

此后没多久，李则斌和助手在墓旁办公楼工作时，突然闯进数十位村民，上来就打，李则斌大概听出，对方对他们几次三番想“抢走文物”十分恼火，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李则斌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了受伤同事的照片，“我知道是谁指使，但现在也不想再说了，毕竟双方肯定还得再合作下去。”此后，李则斌等考古专家尽数撤出了盱眙。

身为大云山文管所所长的金山则坚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没有政府工作人员参与其中”。

“后龙虾时代”

“在盱眙目前还不具备保存修复展示场馆之前，分开存放，等博物馆建成，我们要集中存放，就是全部要放在盱眙的大云山博物馆里。”盱眙县委书记李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双方的合作“一如既往地良好”。

为何高度有共识的双方，依旧出现现实的冲突，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个解释是，“主要有些村民不太理智”，但李则斌对此完全无法认同。

在盱眙县的规划中，大云山汉墓将是盱眙县的下一张王牌，发展旅游业已经成为盱眙县的主攻方向。

盱眙县的上一张王牌就是小龙虾。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李森坦言，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主打龙虾牌的盱眙旅游业该转型升级了。

盱眙是苏北小城，缺乏自然资源，多年来一直不为外人所知，甚至被很多人误读为“于台”。直到2000年打起了龙虾牌，盱眙才声名鹊起。

当时的盱眙大街小巷都在吃龙虾，30块钱一大桶，生意十分红火。县委书记赵鹏等人觉得是个商机，相邻的泗洪县搞了个螃蟹节，赵鹏于是决定在盱眙举办了首届龙虾节。

第二年，县里决定将龙虾节命名为“中国龙虾节”，并且每年办一次。每年的龙虾节，都是费尽心思，新招迭出，先后推出了被载入吉尼斯纪录的千人广场虾宴、水上万人婚礼等活动。

2004年，时任县委书记王友富提出“不论先干”的口号，前期政府投入的近500万的资金，在盱眙、南京、上海、宁波四地举办活动，把龙虾节推向全国。

由此，盱眙打造了四个“80%”，即80%以上农副产品销往长三角地区，80%以上的劳务输向长三角地区，80%以上游客来自长三角地区，80%以上的招商引资项目来自长三角地区。

但龙虾节至今14届，其间也多有波折，比如2004年遭到央视曝光，质疑贫困县大操大办是否合适，据《决策》杂志称，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拍板，盱眙龙虾节才得以继续办下来。

单纯的龙虾经济，潜在的风险也很大。2010年，“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爆发，卫生部下派的专家组事后得出结论，病例均属“哈夫病”，与食用小龙虾有关。那一次，盱眙龙虾经济也受到波及。

“现在做龙虾文章的地区不少，而且各地都有各自不同的优势，我们已经观察到这种现象，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乐见其成。”李森说。外界有人认为，盱眙的龙虾牌后劲不足，李森予以否认，但同时他也说，“我们要主动地步入后龙虾时代。”

如果说此前的龙虾是一个从无到有、平地而起的产业，那么，盱眙人就更不可能放过“老祖宗”留下的大云山汉墓。

“看起来县里 有些人着急了”

“旅游业原来只能说是盱眙的一个特色产业，还没有形成支柱产业，更没有成为优势产业。”李森说，要把盱眙的旅游品牌，由传统的单一的龙虾品牌，向更加丰富、更加立体、有滋有味的品牌转型升级。

李则斌说，县里发展旅游，自然想早日建成博物馆和景区，但身为考古专家，整理文物并最终完成清单和考古报告，需要更多的时间，而这才是双方最终分配文物的依据。

“看起来县里有些人着急了。”李则斌说。

早在考古发掘告一段落的2011年，盱眙县就向省里申报了基于大云山汉墓的旅游开发项目。

据江苏省文化产业网资料显示，盱眙县计划建设大云山汉墓博物馆及附属用房，墓旁建设游客服务中心及休闲娱乐场所。据测算，前三年年门票收入将达千万元，带动其他综合性收入将达1亿元，三年以后，项目建设更加完善，年门票收入将达2000万元，带动其他综合性收入将达2亿元，并实现逐年递增。

而盱眙县官方网站的信息也说，围绕汉墓，拟建大云山汉王陵遗址公园，其中主要项目之一是大云山西汉王陵博物馆，这是县“十二五”重点项目。

到了2013年，大云山西汉王陵博物馆发布了桩基础招标公告，项目正式启动。在当地门户新闻网站楚秀网的一则报道里称：“博物馆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高三层，为框架和钢结构式”，“建成后将展示金缕玉衣、玉棺等罕见精品，将成为集展览、研究、教育、存储、办公于一体的综合性遗址博物馆”。

但如今，博物馆才刚完成桩基和地面平整，正在准备招商，用招投标形式确定最终的投资主体。一些慕名而来的考古爱好者看到，古墓遗址被塑料大棚遮盖，四周黄土荒草，犹如一个大工地。

2014年，预期的大云山汉王陵博物馆是盱眙县当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中的重点工程。而这一年，也是盱眙县上级政府淮安市确定的“突破年”。

多位要求匿名的当地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南博出人出力还出钱，肯定就想着要占有文物，但这对地方肯定是一个损失，如果博物馆建好了，里面空空的，游客来看什么？

为了表达诚意，在最终确定文物归属前，南博也曾花两百多万元仿制了一套大云山汉墓出土的编钟交给盱眙，如今放在当地博物馆展示。但此举也引起一些人的进一步疑虑，“给了个山寨货，真品就打算不还了？”

考古圈“潜规则”

在地方旅游开发的时间表和文物研究整理的时间表无法同步的现实之外，考古界潜在的文物占有规则，也给很多人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李则斌不否认，这种阴影，多少也激化了彼此的误解。

他坦言，此前南博也确实有过“先下手为强”的先例，比如在扬州、淮安等地的多次考古中，南博都将文物收归馆藏。

而盱眙人对此似乎更有切肤之痛，1982年，该县出土的两件国宝——金兽和陈璋圆壶，就被收归南博所有，现在已成为南博的“镇馆之宝”。

同济大学教授、著名文化遗产保护专家阮仪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距离盱眙不过200公里的高邮，多年前也发现了一座汉墓，“我记得曾有一次关于汉广陵王墓迁移的讨论，这个墓原来是高邮发现的，后来要迁移到扬州去。现在来看，一迁移就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扬州的做法，为了发展旅游就迁移墓葬，是不太妥当的。”

“文物的归属权有分歧，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孙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考古出土的地下文物，无论是在县市、省区，还是中央管辖的博物馆中进行保存和展示，它们都属于全民所有的公立博物馆，从归属上来说并不存在什么差异。如果某一方需要，完全可以通过调拨、借展等手续，来实现文物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这在过去本是不成问题的事情，只是这些年来本位主义的抬头，才产生出若干问题。

事实上，也不是所有的文物被考古队带走之后都“有去无回”。著名考古学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焦南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谁去发掘，谁就占有，这是考古圈的一个潜规则吗？这是瞎说呢。比如说像陕西的法门寺，当时主要的文物都拉到西安了，就在我们研究所，后来他们打报告申请要建设博物馆，我们又还回去了。我想南博是不会不还的。当然根据法律规定发掘单位可以保留一部分研究标本。”

李则斌也说，现在的南博，已经今非昔比，领导更加按照政策办事，不会重蹈覆辙。很简单的事实是，目前已经转运到南京的大云山文物，在馆状态都是“暂存”，而没有进入南博馆藏名录。

孙华也说：“盱眙大云山汉墓是十分重要的考古发现，需要较长时间进行文物的检测、修复和整理，才能够形成完整的考古报告。所有展示利用的需求，无论是南京博物院还是盱眙县，都必须等考古报告完成以后，才能予以考虑。”

李森想的一个点子是，建成以后的“大云山西汉王陵博物馆”将挂上三块牌子，一块是大云山文物博物馆，一块是盱眙县博物馆，一块是南京博物院盱眙分院。

但李则斌却说，一个待解决的关键是未来博物馆的产权归属，南博如果以人才和技术入股，股权怎么分配，这还需要谈，看起来并不容易。

“南博方面可能更看重文物价值，而我们更在乎如何变现的问题。”分管科教文卫体的盱眙县政协副主席殷建春很乐观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将来等我们博物馆建好后，文物还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