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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民的诗歌梦

2015-01-14刘福祥

滇池 2014年12期
关键词:作文老师

1

在我的童年时代,我跟小朋友小伙伴在一起玩的时候,比如踩高跷、掼纸角、滚铁环、下河拿鱼摸虾,玩打仗游戏,我会觉得很快乐,但很多时候我是孤独的、多愁的。躺在家乡的草坪上,仰望着蓝天,看到那些绵延起伏的白云,我会觉得那些白云好像是红军战士留下的坟茔,望着弥良河两旁的白杨树,我会想到它们也是一群会说话的人。比如,村子里哪个人死了,都要在兴隆村大石桥那里举行出殡仪式,那些唢呐声、哀嚎声在我眼前晃动时,我每次都看得流泪。我很震撼,觉得人来一生咋那么简单,活着的时候就是苦啊、努力啊、拼搏啊,可到死时什么都没有带走,就是在唢呐声中、在哀嚎声中、在亲人无限的悲痛中,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结束了。

这些东西我从小望在眼里,十分震撼,为哪样要仿这种整?人一生真的那么凄凉?洁净?悲哀?我们活着到底图个啥?

大概是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语文开设作文课,当时老师布置的第一篇作文是《我的一家》,老师给的任务是三节课写好这篇作文,我呢有点调皮捣蛋,第一节课玩,第二节课还是玩,到第三节课,有点急了,因为要交作文了,这个时候也没得办法,赶紧拿出小作文本来写。当时为了应付,也没怎么思考,唰—唰—唰很快就写成,自自然然地完成一篇约300字的作文,怀着忐忑的心情交给老师,没想到作文发下来还受到表扬。从那一次起,我觉得作文并不像很多同学传说中那么困难与可怕。

六年级的时候,我们学完《养花》一文后,老师布置写读《养花》有感。我写的是一篇书信体的作文,开头我还记得,“敬爱的老舍爷爷,我读了你的《养花》这篇文章,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说……”不料我的作文遭到语文老师的严肃批评,他讲老舍爷爷在文革中被斗,死去很多年了,你为什么还要以书信的方式写给他?当时我胆子也很小,被老师当众点名批评感到害怕,一时不知怎么收场。我们班的班长叫张会洁,一个学习很优秀的女孩,她突然就站出来为我辩护,她讲老舍爷爷死去多年,同样可以给他写信,书信体也是作文,刘福祥写的这篇作文,这种写法比较有亲切感,她觉得还蛮新颖的。她这么一说,当时就震动了全班的同学,语文老师也感到有点吃惊,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那是我小学,也是有生以来作文第一次被人如此肯定,班长很有威望,说话掷地有声,令我内心非常激动。多少年来一想到这件事,感到很温暖,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有人站出来,一个女的,真的很不容易。

2

1987年,我小学毕业升入初中,分在杨桥乡一中十一班,班主任老师就是语文老师,叫毕加友,他对文学艺术、对写作有比较深入的理解,而且钢笔字写得相当好。初一学的是写人记事的散文,我写作文很快,动不动就一两千字,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当然也得到语文老师的肯定,他对我也很器重,当众宣布我当语文科代表。

毕老师一开始对我的作文水平表示怀疑,因为他觉得,一个初中生不可能写出那么流畅的散文。他不止一次跟我说,刘福祥,这篇给是你写的?我说,是的,老师。有一次他居然不相信,硬要出个题目考考我,要我当着他的面,现场写出来。那时年轻气盛,觉得很好玩,我看看题目,稍加思索,便唰唰写出四五百字,当时写些哪样现在记不清了,他看了后说,哦,可以,可以,真的是你写的。从那回起,他更是心服口服。他对于我的写作有时表示很欣慰,有时又很担心。曾亲口对我说:“刘福祥,我对你是又爱又怕,我怕你偏科,也不想引导你当作家,因为作家不是哪样职业,作家不是中文系培养出来的,作家是苦难造就的,看你的作文写得好,我内心很矛盾,我只能给你一个中肯的意见,你如果真的热爱写作,那你就写吧。”

毕加友老师上课时对语文的精辟阐述,引经据典,深深感染着我,使我潜移默化地得到熏陶。为了与老师同步,尽量弄懂那些深奥的文学理论,除了学习上努力外,我阅读更加勤奋,那时家庭非常困难,攒了半年的钱,到新华书店买了一套中文自学考试的教材,有《写作》、《写作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读》等。买了这么一套丛书,高兴得不得了,一有空就认真阅读,精彩片段还要背诵。还有就是经常读旧书、旧报纸、旧杂志,一放寒暑假,就到杨桥乡文化站、嵩明县图书馆借书阅读,至今回想起来那段读书时光,真的很用功很刻苦很痴迷也很快乐。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嵩明县县政府对面开着一个书店叫兰茂书店,店主叫肖荣。书店里面卖一些比较思潮、激进、畅销的书,比如白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苏晓康的《河殇》、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朱光潜的《美学原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海德戈尔的《精神分析》、克劳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比如《七里香》、《送你一匹马》、《让世界充满离婚女人》、《世界大趋势》、《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包括茅盾文学奖丛书、全国获奖中短篇小说丛书、诺贝尔文学获奖丛书,在那里都能买得到。我喜欢阅读泰戈尔的散文诗,比如《飞鸟集》《园丁集》《果园集》,更爱谢冰心翻译泰戈尔《吉檀伽利》,薄薄的一本,在开满蚕豆花的田埂上大声朗读,反复吟唱,沁人心脾,深入骨髓,至今还记忆犹新。

3

因为我在读初中时如饥似渴地读课外书,数学作业几乎不做,以致后来偏科,中考时数学考得一塌糊涂,升高中考试时,还差5分,没有办法,只得去九建一中读自费高中,每学期要交人民币120元。

在九建一中读高中其实也没有遇到好一点的老师。九建一中,它的全称是中国有色十四冶第九建设总公司第一中学,名字大得吓人,隶属于中央冶金部直管,实质上只是一个空壳而已。因为我们在农村长大,是农民的孩子,有幸到中央直管的大企业办的工人子弟学校里读书,当然会受到一定的歧视,因为那时城乡差异很大,十四冶代表嵩明经济发展最高领地,它的消费观念、消费水平,包括文化、教育都高于地方乡镇。那些工人子弟,工人教师,天生有一种优越感,似乎脸上都印着高人一等的字样,当然也有朴实的真诚者,但那是少数。那些年九建一中教学质量很高,名气也很大。我就是在那个被人歧视的环境中念的高中。那时我忽然喜欢上古典文学诗词,每天早自习我都花时间大声朗读古诗词,甚至背诵。总觉得中国的古诗词韵律咋那么优美,有节奏,有质感,有画面,有色调,读着很惬意很舒服。

九建一中办了一份刻蜡纸的油印小报,叫《蓓蕾周报》,为排遣离家远的孤独,或许是证明一下自己的写作水平,我经常给它投稿,它登我的作品登的也比较多,可能学校里喜欢写作的人实在很少,加之稿件有点欠缺,每期都登我的两三篇作文或者几首诗歌。校报没有稿费,但会通知发表作品的同学去领作业本或钢笔,也算是一种精神的鼓励。

在高中时我对诗歌创作有一种热爱。高一的时候我喜欢古典诗词,也偷偷写作古诗词,也不讲什么平仄,只是表达一种感悟而已,大概写了三四十首;高二时接触新诗,一下子又喜欢上新诗,那时受席慕容、汪国真诗歌的影响,写的都是青春时代的感触和梦想,有时一天写二十来首根本不觉得累,很好玩。因为经常在校报上登作品,在近千人的学校出了名,经常被人指指点点,更有部分粉丝上晚自习不做作业,专门买笔记本来抄录我写的诗歌。

九建一中最好的环境恐怕是有一个藏书很丰富的图书馆,专门有一位老师管着,五十岁左右,她态度很祥和,在那里可以借到很多好书。那时接触了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亲》、《凤凰涅槃》、闻一多的《死水》、戴望舒的《雨巷》、田间的《让我们去战斗》、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团白洼的秋天》等等,相当喜爱这些经典。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每次都是流着泪读,很揪心地疼,感慨不已,天底下竟然还会有那么感人的诗歌,自认为这种就是好诗了,也暗自嘀咕以后自己也要写这种有震撼力的诗歌。

在高三的时候上了一个月的新课,身体就出问题了,腰杆疼,去县医院检查又不是肾炎,加之心慌失眠睡不着,清醒白醒的。找嵩明县著名的老中医叶茂田把脉切诊,说是得了严重的脑神经衰弱症,脚又肿,走路不自然。家里晒谷子,提一篮子谷子都提不动,活着就像个废品,苦闷极了,干脆请假回来休息,越休息越严重,时间一长也就懒得去学校上课。家里经济并不宽裕,书读不成,一个大男人给家里养着,累赘啊,去一趟医院几百块,看病也看不出哪样名堂,望着好好的一个人,就是没得力气没得精神,像装佯,如同行尸走肉,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家吃药,西药吃了吃补药,补药吃了吃中药,中药吃了吃偏方,偏方不行搞迷信,老母亲讲怕是撞克着了,经常泼浆水凉饭,祭奠老祖宗,喊魂喊伴,烧百解,使出浑身解数仍无济于事。

4

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喜欢村子里的一个小姑娘,她的学名叫李惠兰,乳名叫小米仙,她是我儿时一起玩的小伙伴,她长发、大眼,朴实、大方,我从小喜欢她,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唱歌、跳舞,踩高跷,捉迷藏,玩家家,讨小狗,甚至学着老人们唱几句花灯啊,表演点相声小品啊什么的,记忆很深。

到读初中时候,我们的关系一直保持得很好,到读高中的时候,她与我不在同一个学校,她在杨林二中,我在九建一中,周末或暑假、寒假,我俩有时会聚在一起聊聊学校及学习的情况,或是谈谈理想与抱负,那时我已开始发表作品,偶尔拿样刊样报与她分享快乐,有时候拿刚写出来的手稿给她看。表面上拿作品给她看,挑点毛病,其实内心就是想找她侃侃,多接触,多了解,产生一些爱恋和好感。当然她也很乐意与我相处,那时我已陷进单相思的泥淖里,但心情很愉悦,有一种自恋的甜蜜,更有一种缥缈的梦想。幻想着长大后双双考入重点大学,找一份满意的工作,脱离农村困苦的生活,实现自己当城里人的梦想。我在内心喜欢她,但一直把这种爱藏在心底,也不敢向她表白。

高三上了一个月的课,生病回家,心情郁闷,精神落魄,这个时候更需要精神安慰,埋藏多年的爱恋越发变得激烈,很想找个时间或地点把它表达出来,告诉这个小姑娘,我爱她,我爱她好多年了,没有她我活不下去,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不表达,以后怕是没得这种机会。本来俩人什么话都可以说,可以直接去找她,但我没有这个勇气,她也知道我没有读书了,彼此之间会有一定隔阂,而且我的病越来越严重,我想到去死,几次都没死成。我的内心很孤独、很愤懑。我想到向她表白,做贼似地写了一封爱的告白,通过邮电所寄到杨林二中,天天猜想她如何深情地读我的信,读我的情诗,读我的内心,读一颗跳动的灵魂,读得泪流满面,读得天昏地暗。可无情的现实是:这封长长的情书遭到她断然的拒绝!她很愤怒地回信,说让我不要干扰她的生活,她的心已经死了,而且她不叫李惠兰,她已经改了名字,叫李惠敏。我处在失恋和病痛折磨的双重煎熬中,加之脑神经严重衰弱,已经出现幻听幻觉,精神几乎崩溃。后来又到昆明云大医院检查出类风湿、肾病综合症,更是雪上加霜,这对我是一种致命的打击,不知经历了多少年的苦痛,才走出失恋的阴影。

我内心深处精心呵护的爱神死了,我精神的信仰崩塌了。因为失恋因为伤害因为病痛因为孤独因为恐惧因为迷信,他内心深处有一片天空,属于他自己的土地,他要倾诉,他要记录,他要展示,所以他才会拿起笔,宣泄内心,寻找精神的慰藉。在一个夏天的黄昏,在一扇破窗户旁,于是就有了《当代柏拉图》这首诗的诞生。《当代柏拉图》中写到的晚香玉、兰草,其实就是这个女孩子的影子。我为什么要写作,跟这段单恋有一定关系。我只想阐明一点:写作是我内心的皈依,更是我灵魂的蒲团,我希望能有一方净土来安放这些东西。

5

1994年7月,《当代柏拉图》获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三等奖。就因为这首诗,被举荐上北师大中文系作家班深造,因为经济因素没去成。随后收到一个会议通知:刘福祥同志,鉴于你的写作成绩与影响力,敬请阁下参加中国作协创研主办的“第二届社会转型期中国文学创作研讨会”。名字大了吓得死人,当时倒是激动得很,懵然无知,硬是坐了三日两夜的火车,打了50元的的士,终于赶到北京市朝阳区。所谓的研讨会,就像上文学补习班,老师在台子上讲课,让我们在下面听,互动少得很。

诗歌评论家、后来任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的张同吾老师,在会上对《当代柏拉图》这首诗比较肯定,并给予高度评价,这让我很受鼓舞。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吴秉杰见着我就说,刘福祥,读了你写的诗,看得出你读了不少书。会上讲的都是一些大学中文系的教材,上过大学的就不想听了,有点思想开小差,有的干脆出去玩。我这个老农民听着就爱听了,宗教学家季红真来讲宗教与文学的关系,文学评论家雷达谈《废都》,谈对文学的不同观点,《人民文学》副主编崔道怡谈当代文学现状,著名作家李国文讲《花园街5号》、《危楼纪事》的写作过程,大谈文学滑坡不景气,诗人西川谈海子的诗歌。参加会议的人参差不齐,有成名成家的,有当地文联、作协的,有记者媒体朋友,有教书的老师,挖田种地的无名小辈,仅我一人而已。

去北京开所谓的创作研讨会,让我认识了文坛混乱而庸俗的一面,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别太把写作当回事,是该清醒的时候了。去趟北京回来,不但把失恋的事忘却得一干二净,就连缠绕多年的病痛也慢慢地好了,真是神的很。感谢上帝,感谢苦难,感谢生活,病好了身体好了,我又可以打工挣钱了。

6

1995年4月份,我母亲被确诊为晚期低分化乳腺癌。院长及外科主任来做我们的思想工作,说老人家活不了多少时日,她要吃什么穿什么尽量满足她,让她过得开心点。我开始四处打工,只要能挣到钱,什么活都愿意干。当时工钱很低,每天最多三十元,一个月下来也没有多少钱往家里寄。母亲强忍着非人的折磨,右乳房被癌细胞吞噬了一个大洞,几乎望得见肚子里面的器官,每次看到紫红的鲜血从母亲的乳房里喷射出来,我的心跟着滴血,我的灵魂跟着颤抖!

母亲在临死前的头天晚上把我们哥俩喊在床头前,平静地说,娘不在了,你们要好好地过,特别是小老刘,我还想看看他写的书,这几年让你们受委屈了,家里都被医空了,娘对不住你们。当晚下半夜,母亲断了气,父亲与我兄弟俩为她洗澡净身,换上早已准备好的新寿衣,搭设木板床,把母亲停在房子中门间,点上香。

母亲的死,让我一生都在失恋,失去母亲,就像失去一位可以倾诉的挚友,失去一位深爱多年的恋人。直到今天,我才恍然大悟,1996到2006年的10年间我一直搁笔,不仅仅是生存的原因,不仅仅是没有写作圈子,实质上是我不敢碰触灵魂深处最疼痛的地方。我害怕写作,写作让我变得如此脆弱,如此不堪一击。当现实大于艺术,写作拯救不了自己内心的伤痛;当生活大于写作,再精美的文章解决不了痛楚和悲哀。

从小我对我母亲很敬佩,她是一位朴实的农村妇女,毛泽东时代走过来的正统人,喜欢唱点山歌花灯。我父亲十三岁就背井离乡出来做小工,从拎沙灰起,一步步成为省建三公司的一名正式员工,很不容易,靠的就是吃苦耐劳,靠的就是坚忍不拔。他直到死都没有回过会泽老家一趟。父亲2003年死于哮喘,有时我很恐惧,一个家族的寿命与血缘、基因遗传有关,我对生死很敬畏,也有点迷信,很震撼,这可能也是我写作的一种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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