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秋

编前提要：

翻开战地摄影家罗伯特·卡帕的“终极收藏”版本，真的见到6张照片，拍摄对象就是为德军提供过慰藉的女人。战后，她们的长发被胡乱剃光，被迫走在充满嘲笑与鄙夷的街道，任欢乐的市民尽情羞辱。

而在我关于电影和小说的记忆中，更多的是骑马握枪的军人，遇上被占领地的妇女，放肆粗暴地追逐和强奸，甚至杀戮。

……

无论如何，我应该找到各种故事中的“女主角”。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出路，只有自己的调查。

没想到，我的日常生活形态，从此改变。

一、出发

2012年，初春。

我在空气干冷的家中，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走遍中国，找到幸存的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苏智良教授告诉我，她们还有24个人活着。

开始准备，想着自己即将走进被时间埋藏的历史，去找出某种奇特的人生经历，我买回拾音最强、容量最大的录音笔，在灯下熟悉各个按键的功能，一遍一遍试着录音效果，等待某位女性老去的声音，带着年轻时的遭遇进入。

打开大号旅行箱，把换洗的衣服和鞋袜装进去，又想起卡尔维诺小说中游手好闲的皮恩，想起皮恩那个绰号叫“长街黑美人”的姐姐，一个思乡难耐的德国水兵经常来找她。水兵在姐姐的床上，皮恩偷了他的手枪。

翻开战地摄影家罗伯特·卡帕的“终极收藏”版本，真的见到6张照片，拍摄对象就是为德军提供过慰藉的女人。战后，她们的长发被胡乱剃光，被迫走在充满嘲笑与鄙夷的街道，任欢乐的市民尽情羞辱。

而在我关于电影和小说的记忆中，更多的是骑马握枪的军人，遇上被占领地的妇女，放肆粗暴地追逐和强奸，甚至杀戮。

这些图像和故事错综复杂，让人对战争的隐语深感迷惑，一时不能破解。

但可以相信，人类的战场，使得无法统计的女性无辜牺牲和成为替罪的羔羊。只是悲剧落在每一位女性的头上，就有了不同的故事和结局。

无论如何，我应该找到各种故事中的“女主角”。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出路，只有自己的调查。

没想到，我的日常生活形态，从此改变。

3月17号，飞机正点起飞，我带着莫名其妙的兴奋和即将获得答案的遐想，飞向腾冲。

走出驼峰机场，看见一个热情大方的司机，手里拿着我的名字。

二、云南李连春：童养媳·慰安妇·土匪老婆

天不亮出门，走了15公里山路，李要弟从白泥塘村来到腊勐街。她挨着一排卖菜的人放下背篓，打算卖掉自己的小瓜和白菜，买一斤盐巴回家。可是，还来不及擦掉脸上的热汗，她就陷入日本兵的包围。

这个姑娘从此神秘消失，留给白泥塘村民多种传言和猜测。那是1942年初秋，她19岁。

龙陵朋友邱佳伟开车，带我来到在半山腰上的小山村白泥塘。这里离县城将近60公里。

村支书张押兴说，这个村有411户人家，说得清李连春这个人和这件事的并不多。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李连春的故事，就连他自己，也只是听说日本人来的时候，有个姑娘去赶腊勐街，在街子上被日本兵堵（本地音duan）着，拖走了。到老，回来过一两次，就死了。

李连春的失踪，被时间之水洗涤后，只留下粗略的梗概，她悲惨一生的重要细节已被疲惫的记忆删去了。

张押兴打了好几个电话才联系上李连春的侄儿封维广。

在这个小山村，现在生活着李连春的四个侄儿，所有亲属共16口人。老二封维广对姨妈的往事最清楚，但不巧去另外一个乡镇办事去了。

年近60的封维品瘦高，热情开朗招呼我坐下。他说，外婆生小姨孃的时候难产不幸去世，外公李茂楷只得一人带着姨妈要弟和母亲果弟生活。家里穷，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只好把姨妈打发（出嫁之意）到白泥塘村的沙水社给一个姓苏的人家当童养媳。姨妈从小脾气犟，去到苏家不喜欢那个小男人，就逃跑出来。回家来躲了一夜，天亮背着东西去赶腊勐街，就被日本人堵（duan音）着了。

10多年前，封维品在《保山日报》上看见一大版文章，写一个叫李连春的女人，老家在龙陵县腊勐乡白泥塘，年轻时候在腊勐街上和几个姑娘被日军抓走，关进松山大垭口慰安所，每天要接待十几个日本兵，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很多次，不堪忍受这种痛苦的李连春想到死，也想到逃跑。

熬过去一年半，李连春暗中向松山上放牛的老人要来一套男人的衣裤藏起来，等待合适的时机逃跑。

有个夜晚下雨，雷鸣电闪，李连春在厕所中把藏着的衣服套在身上，翻出慰安所的围墙，逃向怒江坝。

她躲到保山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和一位鳏夫生活到现在。报纸上说，李连春原来的名字，叫李要弟。

封维品很吃惊，她知道自己失踪的姨妈就叫李要弟。他和弟弟妹妹拿着报纸去问母亲，母亲摇头摆手，说：“不有不有，不有这种事！”但不久之后，母亲就派他去姨妈生活的蒲缥龙洞村看望她。到那里，封维品才弄清楚了，他们的大姨爹叫高习贤，是个劁猪匠。他有一个表姐，两个表妹和一个表弟。

实际上，李连春在龙洞落脚之后，就请人带信回白泥塘给妹妹果弟，告诉她自己还活着。但是妹妹果弟，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从未对自己的孩子及亲戚提及姐姐还活着这个秘密，那个口信被她深藏了很多年，从不传播。

难道，姐姐除了报平安，还对妹妹有特别的交待？

封维品看过姨妈，带着一箩筐话回来向母亲仔细汇报。母亲不停地问这问那，激动得泪流满面。但是又过了几年，母亲才带着他的妹妹去龙洞看望姨妈。回家的时候，姨妈和表妹跟着母亲回来了。

“她们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是我送姨妈和表妹回去的。”他说着，站起来给我的茶杯加水，接下来的话让人无比吃惊。“我妈告诉我，姨妈从松山跑脱，到潞江山上，碰着一个叫王什么的熟人，就躲在他家。后来，这个人把我姨妈卖给山上一个姓赫的土匪头子。这个土匪头子对我姨妈还不错，可惜是什么政策来了，要诛灭九族，说赫家16岁以上的人都要杀掉。我姨妈在楼上看见有人带枪朝着她家围过来，就从楼头上飞出去跑掉了。她跑到龙洞，躲在山洞不敢出来。有时候出来跑进村子，看看人家厨房里头不有人，抓人家冷饭吃几口，偷个饼子跑回去（ke音）。经常饿着，不有力气，睡在山洞里头，头发长得多长长，全部白掉了，像电影那个白毛女。有一天，在山上遇着我姨爹去砍柴，听我姨妈讲她怕人追着躲在山洞里头，我大姨爹才把她领回家来当媳妇。”

“我姨妈叫李要弟，李连春不是，是她出去（ke音）改的。”封维品强调。

他继续说：“我姨妈只回来过两次。第一回么，已经去家（离家）三四十年了。第二回，怕是10年前了。清明前后，我家大表姐和表弟陪着我姨妈回来找我外婆的坟。”

“找到没有？”我问他。

“找着了。姊妹两个带着我们做祭祀，在坟头摆祭品。那回来了回去七八个月，我姨妈就死了。年过后三四个月，我妈也不在了。我姨妈生得瘦长些，记忆力好，人很讲道理。”

李大妈说到的大垭口慰安所，就建在日军占领的松山阵地范围。曾经给日军当过小马夫的李正早老人回忆，他15岁牵着军马从那栋新盖的房子前面经过，就听过女人唱歌的声音。后来和守门的日军小兵西仓混熟了，就放他进去“瞄瞄”，里面是两排一格一格的小房子，有女人从门口伸出头来跟她打招呼，把他吓得跑出来。问西仓，咋会有女人？西仓告诉他，是来为他们服务的。

原来的大垭口慰安所，现在已经变成私人的菜地。原址就在路边，离老滇缅公路仅有10多步，的确就在两座山交界的垭口处。地里种着应季的玉米、辣椒和洋丝瓜。地边杂乱的野草中，有两间一高一矮的瓦顶土坯小房。矮的一间已经破败，门朽坏得不能推拉。高的一间墙面刷着白石灰，但用途不明，也不像住房。向西的墙面上有人用红色的颜料写着某种饲料的名字和联系人的电话号码。

我走进地里，植株上的雨水打湿了我的鞋袜和裤腿。地里有一个下方上圆的石柱，1米多高，顶端咬着一块石碑，上面的文字这样写着：日军盘踞松山期间，在此设立慰安所（军妓院），日军败亡时，慰安妇（军妓）多数被其杀害，少数被我军俘虏。

可以想象，李要弟就是被日本兵从腊勐街押到这个地方来充当“慰安妇”。大垭口离白泥塘，不到30公里，但19岁的姑娘，人生的轨迹由此改变。

碑文冷静而客观，没有写出那些死去的女人内心的惊恐、不甘和慌乱，却让我不由得一阵阵冷颤，也不由得庆幸李要弟冒死的逃脱。

站在这块地里，我想起县城边白塔村的“麻叔”，日本军占领龙陵，他只有16岁，和家人逃难到龙江山中躲避。局势稍微平稳，他牵着两匹骡子回到龙陵来卖烧酒和木材。他看见，陆续逃难回来的村民，大部分房子被日本人霸去了，停军车，垒战壕，堆东西，只好几家人挤在房子还在着的人家里。

那一刻他还发现，自己的姐姐小存已经找不到了。

在白塔村，麻叔告诉我：“我姐小存被日本人抓去当……也才18岁。从抓去就没有回来过。一辈子都没有见过了。”

“抓到哪里去了？”我问。

“晓不得准确的去处。据小道消息说，可能是去了腊勐。”

“家里人找过她吗？”

“没有，不敢去找。哪个敢问日本人要人呢？”

时间涤荡着亲人的仇恨与哀伤，也埋葬了不幸女子的苦难。小存的失踪在70年后已经是一个可以让家人平静叙述的事件了。我不知如何是好，只是在心里为小存难过悲伤。

我想，如果小存真的被送到腊勐，应该就是在大垭口慰安所，她们被抓的时间差不多。那么，她就应该和李连春大妈认识。她们是否在一起哭过、笑过？一起承受着痛苦和耻辱？可是，为什么不一起逃走呢？

李连春大妈已经在2004年1月10日去世，再也无法向她打听小存的消息。

三、广西韦绍兰：母子悲歌

韦绍兰生出了一个中日混血儿子，人生更加沉重。

荔浦县新坪镇小古告屯离县城10公里。一大早，武文斌大哥就带我来到村里。他是韦大娘的女婿。

韦大娘家离村口不远，站在路上就发现韦大娘家有些特别，土坯建盖的两层瓦房被周围几家崭新的红砖楼房包围着、映衬着，显出它的破旧和孤僻，还有几分不易察觉的卑微和苍凉。

韦大娘和她的儿子罗善学都不在家。

武大哥推开门，让我进屋先坐，他去找人。

堂屋差不多20平米，装满了年深月久的贫困，似乎往后还会延续。除了一张木头方桌、一个方几和一长一短两条板凳，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做家具。

桌面上，一只6寸不锈钢小盆装着黑色草药渣子，红色塑料水瓢装着药汤。不知谁在生病？一只瓷面多处脱落的搪瓷大碗里，是已经择好洗净的白菜苗。

听见说话转身看去，一位瘦小的老人正走过门前水沟上摆放的水泥预制板，正要进门。我迎上去，想来这就是韦绍兰大娘。

她的身高，大约只有140公分。经过乱世与战火摧残的面容已经苍老干瘪，几乎失去了判断年龄的水分和质地。岁月侵蚀掉原来的脸型，剩下一堆表情模糊的皱纹，让我不能把她和“慰安妇”、“性”、“暴力”这些词语联系在一起。

她今年90岁。穿着一套灰蓝色的衣裤，面料是多年不见的“的卡”布。头上戴着一顶御寒的蓝色毛线帽，两鬓和脑后的小马尾露着雪白的头发。她的嘴，已经没有牙齿，发出的声音有些含混，但气息不弱。

大娘让我坐下，看来没听清武大哥的话，又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昆明。她问是不是很远？坐飞机来还是坐汽车来？

后来，我们说起了1944年的飞机和那场强掳。

飞机在天上来来去去，次数增多，但田里收割晚稻的村民并不害怕，他们知道飞机是中国军队的。直到地上的枪炮声由远而近，离荔浦县城不过10公里的小古告屯才失去向来的平静。

20岁的小媳妇韦绍兰背起不满一岁的女儿，加入疾步出门的人流，一只手提着装米的布袋，另一只手握着细细的竹竿，帮婆婆驱赶几个黑毛小猪上山。她的丈夫罗讵贤，正离家在外打短工，帮人收割成熟的稻谷。

跑过一片开阔的田地，村民爬上牛尾冲，躲进青灰色小山的溶洞，席地而卧、生火做饭，期待战事尽快平息。

韦绍兰背着熟睡的女儿从洞口爬出来，走向一片开阔的坡地。想找到她和婆婆放养的小猪。

不幸的是，几把亮晃晃的刺刀很快将她围住。

1943年底，日军大本营为分割中国军队，实现打通京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接通至越南的交通，连贯一条由日本本土经朝鲜半岛，中国大陆至新加坡总计长达9000公里的运输线，让大陆日军与南洋日军取得陆路的联系，制定了“一号作战”计划。

5月24日，日军开始执行“一号作战”的核心任务———“湘桂作战”。为此，日军集结兵力36.2万，马匹约6.7万，汽车约9500辆，气势汹汹向南挺进。

为了占领桂林、柳州，日军重整兵力继续南下。11月3日，占领荔浦。

围住韦绍兰的日军，就是这支部队的一小股。

在发出惊恐叫喊的同时，她的一只手臂，已被经常握枪的五个手指铁钳般抓住。

路边上，停着一辆马达轰鸣的军用卡车。有4个从其他村子抓来的女子站在车边放声痛哭。

“那几个女的拉着车厢不上车，日本人吼她们，拿枪把子打，她们还是哭，不上车。日本人就开枪，打死两个。”韦大娘把头靠近我，伸出两个指头比划。

胆战心惊的韦绍兰，连同背上的孩子被一双军人的大手提起，摔进车厢。她被眼前的枪杀和鲜血吓懵，蜷缩在一个角落，用胆怯和懦弱接受了命运给她的灾难。

“我怕他们杀我和我妹仔。”她望着我，眼神干涩。低下头，进入我不可知的世界。等待我的问题，再次把她拉回来。

十月怀胎之后，韦绍兰生出了一个中日混血的儿子。

多年以后，韦绍兰才明白这次日军的行动叫做“扫荡”。自己那个被村里人叫做“日本仔”的儿子悄悄告诉她，其实村里好多人都听见她求救的喊声，只是没有一个人敢跑出来救她。韦绍兰默默淌眼泪，告诉儿子：“我晓得，我晓得。不怪他们。那个时候没有人打得过日本兵！”

她年轻过，唇红齿白、娇小可爱，勤劳贤惠、生儿育女。可是日军来了，“拉我们去（ke音）马岭。去（ke音）时候不晓得，后来才晓得。”从那以后，在小古告屯，她的美丽和贤能一起失去光泽，不再有人关注和爱慕。村里的人，用“日本兵沾过的女人”替换了他们原先认识的韦绍兰，暗暗将她推进一个低矮的世界，中间隔着轻蔑和白眼。即使能够保持沉默，也未必能够保持善意。

她还记得，第一个来强暴她的日本兵，带着焦渴的欲望推门进来，“我背着妹仔，他要我放下。妹仔哭，他不管。我听不懂他说话，他要和我睡，怕他杀人，我不敢哭。日本人走了，我抱着妹仔哭。”大娘还说，“后来么，一天会来四五个。”

我接着问大娘：“日本兵打你没有？”她摇摇头说：“没有。还有女的不想让日本人……哭，叫，就会被打。我怕他们打我打妹仔，没哭，没喊。”她又低下头，叹了一口气。

韦大娘是这样逃回来的：“天还没亮。我先背妹仔在背上，给她睡着。我上炮楼好几次看过路，晓得了。我背妹仔从房头一个小巷巷出来，躲在人家柴房，等天亮了才敢出来。我不晓得家在哪点，就朝太阳出来的那面走。见到一个女的，我问她新坪咋走？她指给我路，走了半天，走错了。又问了一个放牛娃仔，他不晓得。天黑没找着家，我和妹仔饿了。有家人好心，让我住了一晚，给我们煮红薯稀饭吃。第二天才到家。”

武大哥补充说，从马岭到小古告，大概有20多公里。回到家的时候是春节前10天左右，距她被抓走差不多三个月了。他们的父亲罗讵贤打开家门，看见突然归来的妻子和她背上的女儿，惊讶得发呆。奶奶和爸爸都很高兴。

韦大娘说：“他说他不怪我，因为我是被抓去（Ke音），不是自己跑去（Ke音）。就是妹仔病了，没有钱医病，死了。”“妹仔屙肚子（腹泻），不吃饭。回来三个月就不在了。”

这时，我想到她的中日混血儿子罗善学的出生。

韦大娘只有一句解释：“他没有罪啊！”

她只能这样回答，这个回答也确实有道理，但是，根据我后来的调查，罗善学的出生另有原因。

在当时的中国，尤其在乡下，女人最重要的价值是生育，男人娶妻，为的是传宗接代。韦大娘嫁入罗家，生了女儿，值得高兴，接下去需要她做的事，是生出儿子，为罗家续上香火。不幸的是，这香火，竟然是日本人插上的。罗家的年轻媳妇韦绍兰，被日本人掳走强奸，怀有身孕了。

这个孩子能生出来吗？

不想生出日本人的“孽种”，只能堕胎。

当时的中国乡下，医疗条件落后，堕胎办法非常原始。羞耻怀孕的女人一是满地打滚，粗暴敲打肚皮，二是服药。敲肚皮自残的恶果不用解释，服药也不安全。乡下的堕胎草药危害大，效果差，比毒药好不到哪里去。如果堕胎女人不死，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使她从此丧失生育能力。

这个后果，跟被强奸一样严重。

罗家的媳妇韦绍兰遭过一次罪，不能再遭第二次。

韦绍兰的婆婆默默咽下苦果，劝媳妇把怀孕的孩子生下来。

生出的是一个儿子，罗家有喜有悲。

一生承受压力的人，除了罗家公婆，还有当事人韦大娘和她的儿子，再一个受害人，是韦大娘的丈夫，他也要承受终生被人耻笑的痛苦。

韦大娘的丈夫罗讵贤已经在1976年离开人世。他的心事随风而去，无人再能打听。失去丈夫的韦绍兰，与4个孩子一起生活。除了种稻谷、种芋头、种马蹄，她还养猪、养鸡、养鸭子。婆婆在世时教会她认草药，识药性。直到去年，她还上山采草药，拿到镇上去卖。她告诉我：“今年不去（ke音）了，走不动了。菜也不种了，吃孙子和儿子种的菜。饭我自己煮，衣服我也自己洗。”

那个中日混血的男孩罗善学长到5岁，大妹妹罗善英出生了。1955年，小妹妹出生，取名罗东秀。最小的弟弟罗善平，生于1957年。

这个时候，他走进家门。灰蓝色的身影遮挡了大门照进来的光亮，我抬起头，看着缓慢走进堂屋的那个男人。

很明显，他的右腿有残疾。走到我面前，对望发现他的右眼也有问题。

他就是罗善学。

饭后，众人先后散去。我对罗善学说：“大哥，我想跟你打听一些事情。”他突然笑开，和先前不一样，让我多少有点诧异。他说：“你要采访我？”

我问他：“大哥，你一直和妈妈生活，没有成家吗？”

罗善学开口：“成不了！名誉啊，名誉不好听，没有办法。这个名誉，改不去（ke音）。三四岁的时候，爸爸和妈妈在屋里吵架，爸爸说我不是他的儿子。我问奶奶，奶奶说我是爸爸的儿子。我就搞不懂。妈妈经常哭。我搞不懂啊！”

“您去学校读过书吗？”

“读过3年小学就回来了。学费减免一点，有时候拖着晚交一点。后来交不起了。我从1981年管着妈妈到现在，没有离开过她。10岁从学校回来打柴、放牛，去（ke音）离家5公里的山坡上割草、打柴。八毛一担，每天两担。那个时候米4毛5毛一斤，我去（ke音）新坪买米、买红薯回来全家人吃。自己种白菜，卖的钱买盐。小的时候，妈妈经常带我去山上挖野菜，教我认哪些可以吃，哪些不能吃。挖野马蹄回来吃，这东西不好咽，先用石磨磨成粉浆再用布滤出来煮熟吃。家里有活计我都抢着干。”

“您爸爸对您和弟弟妹妹，有差别吗？”其实我问了就后悔。

“有啊！吃梨的时候，最小的给我。弟弟妹妹做错事，他怪我。有时候发火也会打我。没办法啊！我不是他田里的苗，没办法。”

从60岁开始，罗善学每月领到五保户津贴205元。平日帮侄儿种田养鸡，侄儿除了米，也给他一些钱。他拿钱去镇上买纸买烟丝。偶尔买裤子衣服。他用拇指和食指揪起胸前的T恤，告诉我：“公家发的。夏天发一次，冬天发一次。这件T恤，上海寄来的。我自己买衣服，最贵5块，最便宜3块。”

长到15岁，罗善学终于接受了村里人的嘲笑和辱骂。之前的疑惑在和大伯爷一起上山放牛的时候得到了可信的答案。“我忍不住问大伯爷，村里人为什么骂我日本仔？大伯爷说，‘你妈妈被日本人欺负过。我说你们可以在山上用大石头滚日本人嘛。大伯爷说，‘你还没滚石头，他老远就把你打死掉了。日本人拿着长枪把你妈妈带走，坐上汽车不晓得跑哪里去（ke音）了。”

也就是那一天，罗善学问大伯爷一个长久以来困扰他的问题：“什么是日本人？”大伯爷想了想告诉他：“日本人就是……他们打进村来抢东西。要你的粮食你的牛，吃你的猪娃和鸡鸭。他们要抓男的去干活，要抓女子去给他们那个那个。你要是不答应他，他就把你村子烧光光。”

1981年，包产到户，罗善学分到一头小牛，大约可以卖700元钱。他养到大，卖了1100块钱。从那个时候起，他每年买一头小牛，养到卖出，收入300到500元。“为什么只养一头？你可以多养几头赚多点钱啊！”我说。他笑起来，伸出食指郑重告诉我：“只能养一头，必须牵着养，不能让它吃了庄稼。吃庄稼我赔不起钱啊！”

母子一人一亩承包田。水田，种水稻。立秋前收割完。立秋后种马蹄，挖了过年。每人菜地两分，种红薯、芋头、白菜。

他们家是很穷。房子的外墙，露着土坯和所有的接缝，有的接缝处已经开裂。罗善学告诉我，那栋房子是1974年盖的，花了300块钱买木料和瓦片，土坯基本上是他一个人脱的。

除了堂屋里的几件家具，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他给母亲买好的一个松木棺材。

的确，这样的家境，很难有哪个姑娘想嫁进来。

等到脸上的眼泪只留下痕迹，问他：“大哥，别人叫您‘日本仔，那您认为自己是日本人吗？”

“我不是日本人。在哪里生，在哪里过，就是哪个地方的人。”

“您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他抬起因为不停劳作而黑得发亮的粗糙右手，用手背擦干泪水，告诉我：“我想去（ke音）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当和尚。”

罗善学这个想法，让我难受。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不是寺庙，不可能收留想出家的人。

四、海南林爱兰：终身纠结的光荣与屈辱

“你去海口西站坐车，到临高下车之后，坐一个摩托车去另外一个车站，坐中巴车到南宝。快到的时候打电话给我，我去接你。”电话里，海南口音浓重的梁朝胜热情指点着去南宝的路。

我费力地分辨并牢记着他的话，在笔记本上记下沿路每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挂了的电话，两分钟又打过来：“在临高下车坐摩托车去另外一个车站，你给司机5块钱。从临高来南宝的汽车8块钱一个（guo音，去声）人。”

海口西站。把钱递进窗口。到临高，30元。

是一辆“海汽VIP快车”，10：00出发。

车到南宝镇。

电话响了，梁院长说他已经看见中巴车了，他就在车的左前方，椰子树下。

我环顾四周，好多的椰子树，根本没有看见梁朝胜的车。其时，这条街上除了我刚下来的中巴，就没有汽车。只有一位头上带着草帽，皮肤跟古铜一样色泽的农夫，扶着一辆摩托车的龙头冲着我笑。摩托车的左边加出轮子，共同挂着一个铁板焊成的车厢。

出于礼貌，我也冲他一笑。

他，就是南宝敬老院院长梁朝胜！

踩着一块踏板，我坐进车厢。摩托车转进一条槟榔和矮树围夹的土路，再穿出一片秧苗正绿的稻田，长着几棵木瓜和椰子树的水沟边，就是南宝敬老院。

梁朝胜的车，在一间平房的门口停下来。

我见到了传说中的美人林爱兰。

她坐在粉红色的塑料扶手椅上看着我们进门，尽管93岁，身板依然挺直，微笑着向我伸出右手，是首长接见战士的那种神色和姿态。我也伸出右手，被她紧紧一握，干脆、有力。放开，指指旁边一个木头方凳，“坐！”

感觉奇特又新鲜，我一边坐下一边观察林爱兰。

她突出的眉骨下面，是一双深陷的大眼睛，神色冷静。颧骨高，脸型瘦长，下巴圆润，皮肤铜色，闪着亮光。雪白的头发全部向后，被一个钢丝发卡固定得一丝不乱。她的美，不是大家闺秀也不是小家碧玉，是阳光、椰林、沙滩、海风、巨浪糅合的气息和韵味，只属于天涯海角。她的身材和五官，搭配出南国美人的果敢与炽热。

我坐下来，刚介绍完自己，林阿婆马上拉起我的手，放到她的头上。她的左手扒开头发，让我看头皮上一个深陷的肉坑，边缘毛发稀疏。不知是受了什么伤？

她抬起头对我说：“子弹打的！擦过去，差点死了。我杀过日本崽！”

梁朝胜说：“她是游击队嘞！打日本崽过。”

游击队员？“慰安妇”？这两个身份，竟然集合在我面前这位老妪身上？！之前见过的大娘和阿婆，被日军抓走的时候，都是手无寸铁的姑娘啊！

我想起芭蕾舞剧和电影里的“红色娘子军”，梁朝胜说阿婆不是，娘子军更早一些。

门口的光被人挡住，林阿婆的女儿宝香抱着一个男婴，走了进来。

宝香25岁，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一见到她，阿婆再也没有说过普通话。

她让女儿宝香告诉我，头上的枪伤，当年是她自己扯了山里的草药，用嘴嚼烂敷在伤口上止血的。在游击队，她和另外几个姑娘负责治疗和照顾伤病员，也帮忙做饭和洗衣服。

我问，她是怎样落入敌手，成了“慰安妇”的呢？

很快发现，不论我问什么问题，阿婆的回答总是从“打仗”开始。曾为日军“慰安妇”的经历，只能说成是“被抓以后”和“被救之前”。我突然明白，从被日军抓到的那一刻开始，“女战士”的光荣和“慰安妇”的耻辱就纠结了她的一生，每时每刻，她都在用光荣的火焰，焚烧难堪的屈辱。

我请她讲当年抗日的故事，宝香翻译———

我家在南宝松梅村，爸爸妈妈是中医。我有两个妹妹，都跟父母学了一些草药的药理和剂量。日本崽上岛来，我们村里有几个人参加了游击队，他们回来说没有人照顾伤员，我就想去帮忙。

那时候我20岁，家里给我定了亲，准备结婚。男方是隔壁村的，年龄比我大3岁，个子不是很高大，但脾气很好。他对我不错，我就把自己的打算说出来，叫他跟我一起去打日本崽。但是第二天早上他要回家，说：“你有你的事，我有我的事。”我很气愤，就自己走了。

我懂草药，还学会把日本崽打进肉里的子弹拿出来，把伤口缝好。打仗的时候，我们也打枪。有时候日本崽多，我们就边打边跑。我们人多，日本崽就跑！

打死多少个不清楚。我们都是在离日本崽很远的地方开枪，不知道哪一个是我打死的。男人用大刀砍日本崽，我们不敢用刀，只用枪。

那时候太苦了，我们到处挖野菜和番薯根，每天饿得心里发慌出虚汗。

避开老人家不愿触及的词汇，我还是问她：“阿婆，日本人是怎么抓到您的？”

这个问题，她愿意回答：“（宝香翻译）和日本崽打起来，以为他们跑走。几个男的和我们背着枪走椰子林回去，日本崽躲里面，打起来，男的跑散了，我们被抓到，关在加来。日本崽抓好多人在加来修飞机场。”她说的“我们”，是她和另外两位女游击队员。其中一个名字叫布兰，另一个名字记不起来了。

“关了多久？”

“差不多一年。”

宝香解释：“日本崽要她当老婆，她不愿意，就把她吊起来，打断了右腿的一块骨头。她在嘴里咬一块木头，忍住痛。”

阿婆告诉我她右大腿根部受伤的位置，又双手合十高高举过头顶，说日本崽就是这样吊着她。放下右手，又用没有牙齿的牙床紧紧咬着食指给我看。

林阿婆长得这样美，身材挺拔，人又勤快，却一直单身，晚年才抱养了只比我的女儿大几岁的宝香。

阿婆说：“男人的事，我根本不要去想！”

林宝香接着说：“妈妈脾气很倔强，不想结婚，但她很喜欢小孩。在我之前，已经抱养过4个，一个都没有活下来。1989年，她听说医院里有小孩没人要，就去抱我回来。我好小好瘦！很多人都劝她‘不养、不养，就是养不活，别养我的意思。妈妈不听人家劝，也没给我取名字，就叫我‘不养、不养。没想到，她养活了我。没有奶粉，她用米粥喂我。到上学的时候，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不养。海南话说‘不养听起来像‘宝香，老师说就叫林宝香啰！那时候，妈妈都70岁多了。同学的妈妈好年轻，我的妈妈已经很老了。”

她家只有3间小瓦房，经常没有米下锅，拿野菜野果来吃。林妈妈经常帮人看病不要钱，有时人家硬塞一两块钱给她，都要省下买米。她只有到海口，到广州跑单帮卖草药。可是，草药的价格很便宜。

宝香的妈妈懂药理，有一阵和几位妇女搞了股份制的一个小作坊，用阿胶、狗熊和中药熬补品卖，勉强可以买米来吃。后来妈妈腰腿痛走不了路，生活就更加困难了。

她是“五保户”，所以每年过年，政府发给被子、衣服、大米、鱿鱼、粉丝、腐竹，才可以像别的人家一样过年。今年，还给妈妈发了一个小柜子装衣服。

最近她老发脾气，找不到她那枚纪念章（2005年，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国所有健在的抗战老战士、老同志及抗日将领或其遗属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她一直把它收在一个红色锦布盒子里，用塑料袋包好放在枕头底下。有来客采访看望她时，总要拿出来展示一番。

阿婆说，等她找到纪念章给我看，是打日本崽得的，要我用相机照下来。

“我们的司令是马白山，他带我们在临高去海口的半路上打日本崽。”阿婆又回到“打仗的时候”。

梁朝胜说：“我叔叔就是马白山的警卫员。林阿婆加入他们的时候，队伍有四五十个人。”

说到这儿，突然想起刚才有敬老院的老人过来叫她“阿黄”。

“阿婆，阿黄是您的外号吗？”我问。

阿婆听见“阿黄”，哈哈大笑起来：“是阿黄、阿黄！”宝香说，大家都叫她“黄姨（mei音）”。

“阿黄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阿婆说，是父母给她取的小名，希望她健康、有福、漂亮的意思。我说，从现在开始，我也叫您黄姨。她说好、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