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是被海内外一些论者树为“伟大的孤独”的作家，就是说，他被认为是一直对主流事业采取疏离态度的矜持者。

记得从一九九九年第二期《纵横》上读到傅光明《沈从文和萧乾：从师生到陌路》一文中对沈先生的某些描述，就觉得很令人惊异。例如：

沈从文……虽然做着文物讲解员，可也一直巴望有机会出头露面。他希望能得到表明自己政治上进步的机会……萧乾清楚记得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沈从文揭露萧乾早在三十年代就同美帝国主义勾结上了……

沈在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三日致萧乾信中谈到他正在摸索新诗道路，他提到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万千民众不断努力，人间奇迹得以一一出现，自己便在兴奋中“写了首《红卫星上天》的长诗，如有机会在另一时公开。可惜照目前形势说来，我大致不会看到这首诗发表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时代多伟大，个人实在小得可笑”。

那是一九七二年，萧乾想通过在北京市委工作的一位青年朋友给沈从文一家解决住房上的困难。不想沈从文得知此事后，极为不高兴，当即给萧乾写了封措辞严厉的信，指责他多管闲事。两人偶然相遇，沈从文劈头就是一句：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请入党？

到了该刊物同年的第十一期，发表了对上文质疑的苏仲湘文：《也谈沈从文与萧乾之失和》。同时，此刊也发表了傅光明“致本刊编辑部的信”。仍坚持他的文中所提诸事是可靠的。

笔者按：沈翁、萧公我所敬佩者也，上一代的是是非非非我辈敢于置喙者。问题是把绝对的疏离，即不合作态度变成价值标准，恐怕是后人的起哄即kitsch（这个词下面还要再读）也。如以此为文学评判标准，留在内地的作家大概谁也当不成排头。笔者从不止一篇文章中读到过沈翁在解放初期曾深为各种新气象所感动，以至他老想参加解放军做宣传文艺工作，这完全可以理解，也许不如此反而有损沈老的形象——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能够对国家民族的天翻地覆若无其事吗？等到时过境迁以后，以新的海内外kitsch为标准、制造新的典型、新的神话，是否有这等事情呢？不可不察。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介绍到我国后，“媚俗”一词立即流行了起来。近读海外一刊物上学者景凯旋的文章，乃知它的原文是德语词kitsch。景文介绍了昆德拉自己对此词的解释，昆自称他是用此词指一种矫揉造作的虚假的崇高状，指以一种虚假的浪漫主义与诗意的本质化来掩盖真实生活而不能面对生活的全部真相。故此，昆德拉才引用希伯来谚语：“人一思想，上帝就发笑。”景文还说在国内的文化讨论中kitsch恰恰被做了意义完全相反的解释。

我读之大惊失色，乃查字典，可惜我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英汉字典。在韦氏英文词典一九六七年麻省版中，它被简单地解释为“质地（品位）低劣的文学艺术作品”。这倒庶几可以说是有一点“媚俗”的意思，但也呀呀呜。在牛津大学出版的一九八四年版《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中，此词被解释为“（艺术、设计等）矫饰的；肤浅的；炫耀的”，英语解释是“pretension，superficial，showy”。其中第一个英语词的汉语解释是“自负的，自命不凡的，骄傲的，自夸的作者（书、演说等）”。这些东西至少与我理解的“媚俗”不怎么搭界，倒更接近于景氏讲的昆德拉自己所作的解释。而在上海译文出版社《英汉大词典》中，此词被解释为“矫揉造作、庸俗的文学艺术作品”。也是话可以两头说，最后还是一头雾水。但是如果想一想昆德拉的原作，想想他的那些正文和议论和恶毒调侃，就知道我们说不定还真是弄了一回“猴吃麻花——满拧”。

有一句戏言，说是近百年的中国，一切麻烦皆来自翻译的不准确，诸如民主、专政、主义、倾向、部长、总统、主席等，都翻得不对，我听了目瞪口呆。不过我知道，中国读书人，包括笔者本人在内，都是读原文书的人少，望文生义地对译文进行发挥为自己所用的人多。同时当今世界国人特别是那些新出炉的博士们又都喜用洋专家、洋名词的中文翻译，特别是港台版的翻译作依据，以壮声威，能不……能不吃麻花乎？

不止一位朋友谈论起哈维尔与昆德拉的优劣对比。我不懂对这两位捷克人士怎么个比法。昆德拉主要是一个小说家。他对政治生活并不那样投入、那样执著，也许他少了一些政治勇气与激情，却多了一些清醒、超脱、疏离。他的选择有所失也有所得。哈氏虽说是剧作家，他的戏剧艺术却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这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绝非光荣。人们议论他是因为他从阶下囚到总统颇有些吃罢苦中苦、而今人上人的色彩，是大“成功者”。这当然也是一种选择，同样也是有得亦有失的。我们用不着赞叹人家的成事，正如用不着以中国的政治标准去衡量批判他反对了苏联东欧式的“社会主义”；同样也不必以莎士比亚等为尺度去嘲笑哈维尔并非国际戏剧大师。对于一个剧作家来说，当了总统却没留下好剧本也许是一种悲哀；对于政治家来说，成了大事至少是他个人的能耐质素加运气。不是戏剧大师就不是戏剧大师，当了总统也找不来大师的地位、贡献与感觉。这也正像昆德拉，没当总统，也没得上诺贝尔奖；虽然没得诺贝尔奖但也在世界上，特别是在中国大大地红火了一阵子，以至于kitsch变成了媚俗，也成了热门词。一位比我年轻得多的女作家告诉我：“其实昆德拉的小说最取巧啦。”我觉得她讲得着实有理。

用一种人做尺度来量一切人，不能认为是一种很开放的价值观念。

近有大谈毛文体者。这个文体是不是注定了要犯“左”的毛病呢？

我倾向于认为文体是一个中性的概念。除了毛的文体以外，学沈（从文先生）的文体的人也不止一个，并不都是学得好的。学鲁迅文体的人也不少，有鲁迅尖刻的不少，但有鲁迅深刻的不多，很不多，而肤浅的尖刻是不足取的。学孙犁、学马尔克斯、学普鲁斯特、学杜拉斯的文体的人也不少，成事的也有限。顺便说一句，王小波等那么样地推崇杜拉斯，而王小波绝非“媚俗”辈，但我在法国听一些文化人讲，他们那里对杜的评价是不怎么高的——这里又出了“猴吃麻花”的故事了吗？

毛文体恐怕不是一个价值标准。至于把某某人说成是由于摆脱了毛文体的影响而了不起的，恐怕也是隔靴搔痒；何况如果这位朋友是参与过著名样板戏的创作的话，树之为反毛文体的典范，客观上不免成了那个啦。

（选自《守住中国人的底线》/王蒙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3月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