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忠锋

（浙江大学，浙江 杭州 310012）

媒介技术的阈限：云南少数民族的触网习惯与文化认同实证分析

杜忠锋

（浙江大学，浙江 杭州 310012）

地处中国西南边疆的云南多民族文化正经受着互联网的洗礼，在此语境中，本研究试图探讨云南少数民族网络接触的现状，进而探究这种触网行为对其文化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受经济与地理条件的制约，云南一些少数民族接触网络的态度与行为呈现较大差异性。而且，由互联网终端（电脑与手机）所建构的媒介环境影响着他们对自身文化的感知，并对其民族文化认同产生一定的解构作用。

云南；少数民族；新媒介；互联网；文化认同

随着国家“广播电视户户通”工程的实施，传统媒介（广播与电视）与新媒介（联网电脑与手机）介入了偏远的云南少数民族生活之中，电子媒介及其传播的信息打破了当地传统民族语言符号与口头传播环境的平衡，促进了汉语符号为核心的汉民族文化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地缘扩散与文化交融。在此语境下，研究电子媒介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方法与样本社会背景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按照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式，共调查了彝族、壮族、哈尼族、纳西族、白族、景颇族、傣族、苗族等10余个云南省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涉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和丽江等10多个地州市的20多个县和50多个乡镇。共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1460份，回收率为97%，有效问卷137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2%。调查前给所有的问卷编号，通过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获得50个样本，分别记下其号码。对这50份问卷的回答者同时进行访谈，以弥补问卷的不足，了解较深层次的原因。

从样本的社会背景来看，经济条件是影响云南少数民族触网的主要因素。统计表明，相对于人均收入低的受访者，人均收入高的受访者首次上网的时间较早，上网时间越长也更加频繁。这说明，经济收入限制受访者的网络接触与信息消费；同样，教育因素也影响着云南少数民族的触网行为。将“文化程度”与“对网络广告看法”进行双变量线性相关分析，发现二者呈负相关关系，说明文化程度越高的云南少数民族，越不同意网络上的广告是虚假的说法；而文化程度越低的少数民族，则同意这种说法。

不同民族对网络接触的影响也值得重视。将“民族”与“首次上网时间”、“上网频率”进行双变量卡方检验，其皮尔逊显著度水平达到0.000，说明云南各个少数民族之间在“首次触网时间”与“上网频率”上有着显著差异。结合交叉百分比，我们发现，壮族和纳西族在涉及的九个民族中上网频率居高，而彝族、白族与苗族相对其他民族接触网络较早。

二、少数民族网络媒介接触习惯

（一）电脑接触状况

1.接触场所

统计结果表明，有47.7%的人选择在网吧上网，这个结果比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后简称CNNIC）2014年6月对中国网民上网地点调查结果（18.8%）高出了28.9个百分点［1］。访谈中了解到，由于云南在全国相对贫穷，家庭电脑拥有量很低，故网吧成为少数民族网民的首选地。在家里和在学校上网的比例基本持平，分别为18.5%和18.1%；在亲戚朋友或邻居家上网的比例最低（5.8%）。

2.接触频率与时长

调查发现，34.8%的人每周上一次网，20.0%的人约三天上一次网，每天触一次网的人占到15.2%，约为“每周触网一次”人数比例的一半；选择每半月和一个月触网一次的人比例分别为12.1%和17.9%。由此可以推断，在一周内触网的人占到70%，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网民的触网行为发生在一周之内。就每次上网时长而言，选择每次上网1～2小时的人数最多，占49.1%，其次是每次上网3～5小时（29.4%），选择每次上网6小时以上的人数最少（5.7%），而每次上网时长在1小时以下的居于偏低水平，占15.8%。综合而言，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网民的触网频度为：每周至少触网1次，且上网时长在1～2小时之间。

3.触网内容

在上网内容选择上，选择信息资讯占据首要位置（占31.8%），约占触网内容比例的三成，说明互联网的信息渠道功能在受访者心目中占据重要位置，这也验证了传播媒介所具有的“环境监测”功能之说。触网内容百分比居于二、三位的分别是交友聊天（19.4%）与欣赏视频节目（14.9%），表明少数民族网民通过互联网满足他们的社会交往与娱乐需求。如果将网络游戏（占9.7%）与欣赏视频节目同时纳入娱乐项目之列的话，二者的百分比之和达到24.6%，这更加凸显了网上娱乐之于少数民族网民的重要性。值得重视的是，教育类信息也在少数民族网民中占据一定位置（占14.3%），但利用网络购物或销售的比例很低，仅占1.4%。

（二）手机接触状况

1.联系对象

在回答“过去一周，通过手机联系最多的对象”问题上，41.8%的人选择朋友，33.1%的人选择家人，选择同学与同事的分别占12%与10.6%，客户联系频率最少，仅占2.6%。联系对象可以反映交往圈子的亲疏程度与开放程度，由上述受访者交往对象的频率可以推测：云南少数民族交往圈子体现了费孝通所说的中国人际关系网络的“差序格局”特色，即按亲密程度向外依次扩散——本文资料呈现的是联系对象由熟人圈（家人与朋友）开始，再到同学与同事，然后是最外层的客户。而且，受访者最常联系的对象为家人与朋友（熟人圈），这表明云南少数民族社会交往的空间较为窄小。

2.短信内容

统计结果表明，45.4%的人关注“日常联系”类短信，19.5%人关注“节日问候”类短信，两者比例之和说明64.9%的受访者更为关注“社会交往”类的手机短信。对于手机上的资讯类短信而言，11.3%的人关注娱乐信息，11.4%的人关注新闻信息，两者百分比之和仅为22.7%，比在电脑网络上关注该类信息的百分比（上文统计结果为31.8%）少9.1个百分点。产生这种差别的可能原因是：在浏览资讯类信息方面，电脑比手机更具有操作的便利性。

3.手机功能与话费支出

手机对于受访者的效用是我们关注的重要变量。调查发现，“及时快捷”与“携带方便”两项功能备受受访者认可，分别占57.1%与28.3%。对于“安全自由”与“功能齐全”功能，受访者认可的频率并不高，分别占到4.7%和6.1%。在手机通话费用方面，32.8%的人的消费水平介于31～50元之间，35.8%人的话费在51～100元之间。由两者百分比之和（68.6%）可知，多数人的手机话费的消费水平维持在30～100元以内，话费超出100元以及低于30元的人数较少，仅占17.8%和13.6%。

三、媒介接触与民族文化认同关系分析

由上文可知，电脑网络与手机已深深嵌入云南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并作为一种媒介环境形塑着当地的文化生态。正如詹姆斯·莫理逊所言：“全球传播刹那间即达的性质意味着这样一种后果：我们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就会有越多的人寻求自己的民族、语言、宗教身份，或其他亲和的关系，借以反制这种超级卷入的心理威胁。”［4］（P149）在此，本文想进而探究的是，这种媒介环境如何影响了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以媒介接触频率①网络接触的频率为“每天”、“三天左右”、“一个星期”、“半个月”、“一个月”，分别赋值为5、4、3、2、1。手机通话与发短信频率为“0次”、“1－4次”、“5～9次”、“10～20次”、“20次以上”，分别赋值为1、2、3、4、5。的3个变量②三个变量是“上网频率”、“手机通话频率”和“发短信频率”，测量尺度为定距变量。作为自变量，把民族文化认同涉及的5个变量③五个变量包括：“与外族人结婚”、“民族自豪感”、“家中说本民族语言”、“本民族歌曲或舞蹈掌握程度”、“保持本民族传统生活习惯的态度”，测量尺度都为定序变量。作为因变量，然后分别进行相关分析，试图检验云南少数民族接触媒介愈频繁，其文化认同感越弱这一假设。

本文首先将“网络使用”与“手机使用”两定类变量与“民族文化认同”涵盖的五个变量分别进行一元方差分析，目的是发现这两个大类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关系，并为下文进行的线性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做好准备。统计结果表明（见表1），在互联网接触方面，除“保持传统生活习惯”与“互联网使用”两变量无显著关系外（显著水平0.06＞0.05），其余四个变量均与“互联网使用”变量存在显著关系（显著水平均小于0.05）。特别是“在家会说本民族语言”与“会唱本民族传统歌曲或会跳本民族舞蹈”两变量与“互联网使用”的相关度更为明显（显著水平小于0.01）。在手机接触方面，除“民族自豪感”与“保持传统生活习惯”两变量外，其余三变量均与“手机使用”存在显著关系，其显著水平分别为0.00、0.011与0.004。这说明研究媒介接触与民族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是有统计学意义的。不过，仅大体知道两者相关还不够，我们还应探究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趋势——正相关或者负相关，这就需要用线性相关分析方法进行检验。

表1 互联网接触频率与民族文化认同的方差分析

通过相关分析发现（见表2），首先，在五个民族文化认同变量中，与上网频率存在显著负相关的仅有“你平时在家说本民族语言”一项。这揭示网络接触越频繁的云南少数民族，其在家说本民族语言的情况越少。其次，与手机通话频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有两项，说明手机通话频率越高，赞成与外族结婚的人越多，以及会唱本民族歌曲或者会跳本民族舞蹈的人越多。再次，有四项“民族文化认同”变量与“发短信频率”呈显著关系，其中，正向关系的有一项，负向关系的有三项。这说明发短信越频繁，越赞同与外族人通婚；同时，受访者的民族自豪感越弱，其在家说本民族语言的几率越小，而且也认为不该保持本民族生活习惯。总体来看，接触电脑网络与手机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产生了一定影响，而且，相较电脑接触，手机对他们的文化认同影响更大。研究结果验证了本文假设。

表2 “媒介接触”与“民族文化认同”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为深入检验“媒介接触”与“民族文化认同”间的相关关系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本文用多元回归方法对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存在显著因果关系的变量有7项（见表3）。值得注意的是，在五项民族文化认同变量中，“平时在家里说本民族语言”均受到“媒介接触”变量的影响，这表明，在家中说本民族语言的频度受媒介接触的影响最大。换句话说，因媒介的使用，云南少数民族对本民族语言的认同度在降低。

表3 “媒介接触”与“民族文化认同”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四、研究结论

（一）是否接触媒介造成的“区隔”影响着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

这个结论揭示了这样一种症候：电子媒介的介入将云南少数民族划分为媒介受众与非媒介受众两大群体，这打破了原有传播生态与符号系统的平衡，同样也打破了这两大群体对本民族文化感知的平衡。波斯曼认为：“媒介是文化发展的环境。”这说明媒介本身即环境，因为它们影响我们所处的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波斯曼的观点也意味着“媒介不仅影响文化，而且变成文化，媒介就是文化”。［3］（P193）现实情况表明，互联网与手机的使用使部分云南少数民族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异质文化（特别是汉民族文化），也更能体验到本民族文化在异质文化冲击下的变化。目前我国互联网终端（电脑与手机）所传播的文化符号——诸如语言、服饰、歌舞等多以汉族的为主，其建构的语义环境使汉族文化成为一种强势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成为一种弱势文化，这势必造成云南少数民族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失衡。

（二）媒介环境造成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多重偏向

波斯曼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指出，一切媒介都有思想情绪的偏向、政治的偏向、感知的偏向、社会的偏向和内容的偏向。［4］（P192）本文认为，上述研究结果（“媒介接触”与“文化认同”变量间的正负相关关系）正是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对电脑或手机隐而不显的偏向的回应，这种回应一方面指向媒介所营造的技术环境，另一方面也源于媒介所传播的语义环境。芒福德指出，机器（技术）有自己的秩序、控制和效率，而且有意识形态的维度。［5］（P80）电子媒介自其诞生之日起被人们寄予追求效率的社会价值，而以电脑与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将此价值拓延并偏向至现代性观念——开放、自由、快速。这样，受众接触新媒介本身被打上了顺应现代文明的烙印。另一方面，受利益的驱使，当前大众媒介所传播的讯息带有明显的消费主义倾向，而且，受“广播电视户户通”政策驱动而在农村推广的电子媒介，肩负着隐性宣传的职责。广告与政治宣传所造成的“受众分割”打破了人们传统共享的习俗，使云南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与外界日渐趋同。正如艾吕尔所言：“人类传播‘技术化’的结果是，人类传播中的符号支持被技术支持取代了，因为大众媒介（技术）已经成为人与人之间仅有的中介，人类‘共同分享’里的固有价值在人与人的互动中就被剥夺殆尽了。”［6］（P75）作为对媒介技术固有的意识方式与传播讯息的回应，云南少数民族改变着自己的婚恋观、生活习惯与语言使用。

（三）手机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影响强于电脑网络

本文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点。首先，受价格因素的影响，手机在云南少数民族的拥有量比电脑要多，这限制了他们接触电脑的机率。而且，多数人在网吧上网的现状也制约了电脑传播的影响力，更何况随着3G与4G智能手机的普及，无线上网手机终端逐渐实现了对电脑网络的替代。其次，相比电脑网络，手机具有“脱域”传播的优势。安东尼·吉登斯针对现代社会的系统特征，提出了“脱域”问题，他认为“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7］（P18）手机传播过程中通话主体的异地化、信息传播的瞬时化、信息共享的亲和性以及手机携带的便利性，能够使云南少数民族突破传统互动的时空局限，获取更多的资讯，扩大交往范围。在现代时空转换组合中，手机传播所重构的人际关系是电脑网络所不能比拟的。再次，通信公司的引导。在访谈中了解到，目前在白族、纳西族、傣族、壮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移动公司或电信公司向手机用户推出“农信通”短信平台，内容涉及农产品市场行情和农业科技信息，如化肥、农药和蔬菜价格情况，以及科学种田与养殖类信息。

（四）手机短信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产生了解构作用

上述统计结果表明，在五个民族文化认同题目中，与“发短信频率”呈显著负相关的有三项，意味着发短信越频繁的云南少数民族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认同性越弱，反之亦然。本文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短信在后现代语境中的文化效应。短信文化是大众文化的一种，具有自制性、平面化以及快乐原则等几个特性。这种特性契合了后现代的那种反原创、重复制，反元语、重解构，反价值、重媒介的文化特征，容易使收发短信的人对当前社会广泛认同的价值、意义和规范产生怀疑，并进而使得社会成员的认知、判断和行动产生混乱。短信的平面化取消了内在和外在、本质和现象的区分，它将情感纳入一种巧加包装的意识形态，意图消解人们内在的超越维度和反抗维度，使人们将个性无条件交出，浪费在平面化的生活方式、时尚化的消费行为以及肤浅化的审美趣味之中，从而失去思想和深度，并与传统割裂，与现存认同。就像哈桑所说的：“后现代主义消除了传统的自我，鼓动自我抹杀。”［8］云南少数民族手机用户绝大多数是年轻人（30岁以下的占到69.5%），年轻人的个性迎合了后现代文化的潮流，他们表现出了对大众媒介制造的大众文化的吹捧，对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弱化。

结 语

伊尼斯认为，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9］（P28）毋庸置疑，电脑网络与手机的介入，不仅弱化了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而且造成了他们对新媒介文化认同的逆转。这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如何寻求这两种认同间的平衡，从而更好传承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并在构建新型文化认同中使云南少数民族找到恰当的身份定位，这是我们今后着力研究的方向。上述研究结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的假设，但值得注意的是，影响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变量有多种，除本文设置的“媒介接触”变量外，还有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变量。如果将这些中间变量考虑进去并进行偏相关分析的话，我们会发现“媒介接触”与“文化认同”变量间显著关系微弱。这表明，以电脑与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之间存在着一种技术“阈限”①本文是在心理学意义上使用“阈限”概念。”，这种阈限的大小既取决于新媒介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饱和度”，也取决于云南少数民族受众的感知程度，我们期望这种阈限值保持在一种平衡状态。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fzzx／qwfb／201308／t20130826＿41331．htm．

［2］詹姆斯·莫理逊，马歇尔·麦克卢汉．现代两面神［A］．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托马斯·金卡雷利．尼尔·波斯曼与媒介环境学的兴起［A］．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托马斯·金卡雷利．尼尔·波斯曼与媒介环境学的兴起［A］．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伦道夫·克卢维尔．雅克·艾吕尔．技术、宣传与现代媒介［A］．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伦道夫·克卢维尔，雅克·艾吕尔．技术、宣传与现代媒介［A］．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7］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8］王岳川，尚水．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9］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Threshold of M edia Technology：An Em pirical Analysis on Network Accessing Habits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Yunnan M inority Ethnic Groups

DU Zhong－feng
（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310012，Zhejiang，China）

Themulti－ethnic culture of Yunnan located in China s southwest frontier is experiencing the impactof the Internet．In this context，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network－accessing of Yunnanminority ethnic group people and then reveal the impact of cultural identity caused by network－contacting．The result shows that due to the restriction of eco nomic and geographical conditions，there is a bigger difference of attitude and behavior on accessing network between some ethnic minorities．Besides，media environment established by Internet terminal（computers and mobile phones）has an effect on their perception of their own culture and certain deconstruction effect on their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Yunnan；ethnicminorities；new media；Internet；cultural identity

G03

：A

006－723X（2015）04－0124－06

〔责任编辑：李 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BXW017）

杜忠锋，男，浙江大学传播学在研博士后，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从事少数民族传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