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文竹 杨春兰 杨明祥

风险沟通视野中水资源议题的传播场域模式与优化路径
——基于2014年三峡工程调度风险事件的文本分析

■ 李文竹 杨春兰 杨明祥

本文以风险沟通理论为研究视角，以三峡工程调度为例对2014年度网络风险事件的信息文本进行议题类型、话语结构、报道倾向等方面的内容分析，以此考察当前水资源议题传播中官方场域与民间场域的模式差异，并探讨水资源议题传播的优化路径。

水资源；风险事件；舆情；场域

风险认知（Risk Perception）表现为个体对于外界客观风险的主观感受。由于主观认知受到内在心理和外在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与客观状况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为了保证认知的正确度，社会学家提出了“风险沟通”理论。风险沟通（Risk 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环保署首任署长威廉·卢克希斯（William Ruckelshaus）提出的，随着研究的深入，风险沟通的界定由信息从政府或其他权威组织到公众的单向信息传递发展为一种双向的互动传播。1989年美国国家科学院（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将风险沟通界定为：“在个体、群体和机构之间的信息和观点的交互活动，不仅传递风险信息，还包括各方对风险的关注和反应，并发布官方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政策和措施。①”1993年，风险沟通的鼻祖Sandman认为，在风险管理中，政府、专家与大众或媒体由于各自所处角度的不同，对风险有不同的认知，进而产生不同的预防风险行为。为有效地降低风险，需要应用风险沟通的策略，加强政府与媒体的沟通、专家与大众的沟通，统一对风险的认知，取得相互信任，从而有效地预防和降低风险②。

在社会各类风险事件中，环境类风险无疑是最受公众关注的风险高发领域之一，而公众对水资源环境的风险认知影响着国家水资源利用及环境保护政策的社会接纳度，是关系到社会经济系统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探察水资源议题的风险沟通状态，本研究在网络舆情分析平台上对新闻网站、社交媒体、社区论坛、博客网站等网络空间中有关三峡工程调度的相关信息进行数据抓取，采集到2014年1月1日到2014年12月15日的三峡工程调度信息10739条，其中涉及三峡工程调度风险事件的信息为1895条，根据舆情关注度高低，我们筛选出排行前六的风险事件进行内容分析，涉及信息1191条，其中传统媒体469条，自媒体722条。本研究重点关注在水资源议题传播中不同传播场域传播主体的差异化表现，分析当公众风险认知与官方不符时，官方议题如何进行议题选择和话语形态改善。

一、水资源议题的传播场域模式分析

网络风险事件是指在网络上形成了一定关注度，造成一定范围负面舆论反响的事件。网络风险事件一般会使相关公共组织受到民意质疑，或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大多数风险事件会随着舆情热点的转移而自然消失，其对社会秩序的影响不及公共危机事件，但是它所形成的负面舆情态势，如果得不到及时处理，会对相关公共组织的社会公信力造成持久性的损害。

在网络风险事件传播中，往往区分为官方和民间两类议题，形成传统媒体和自媒体两个舆论场域。风险事件的传统媒体舆论场域表现为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和政府议题的媒体发布，自媒体舆论场域则表现为网络社交媒体上民众的个人意见表达。

本研究所选择的七个网络风险事件为：三峡基金电费事件；三峡库首第一县秭归地震连续地震；三峡库区现垃圾漂浮带事件；中华鲟灭绝事件；三峡影响上海生态问题；三峡通航能力达极限问题、三峡影响洞庭湖湿地问题。在本节，我们将涉及三峡工程调度风险事件的信息区分为传统媒体和自媒体两部分进行对比分析，见表1。

表1 三峡工程调度风险事件情况列表

（一）水资源议题场域间舆情关注度对比分析

1.自媒体的舆情关注度较传统媒体更具持久性

由于7类事件的关注时间存在长短的差异，为计量水资源风险事件的舆情关注度，本研究以七类常规舆情事件的总体关注平均值为依据，在统一的时间轴上作出如下关注度趋势图。由此可知，在水资源风险事件初始时，舆情会出现一个短暂的酝酿期，此后，舆情发展会展现出较强的上升趋势，在达到制高点之后，关注度逐渐下滑，形成从高潮到低谷的发展态势，见图1。

图1 三峡工程调度风险事件舆情关注度趋势图

为比较传统媒体与自媒体在水资源风险事件传播中的表现，本研究将七类风险事件从新闻转发量和网民评论量两个层面来进行传播轨迹分析。新闻转发量是风险事件的新闻报道在新闻媒体上的转发情况；网民关注度是网民对此信息的转帖和评论情况。由图2可见，风险事件新闻报道的媒体转载量，一般在新闻首发当天达到最高峰，呈现出媒体转载的即时性，此后，媒体关注度便逐渐下滑；网民的跟帖与评论在事件曝光后会呈现由低到高的短时酝酿期，此后达到高峰，并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关注期。如图2所示，媒体关注在达到三分之二期间即已归零，但网民关注仍稳定持续，比传统媒体要多出三分之一的关注期间。

2.传统媒体的舆情关注度与地域接近性正相关

我们对2014年三峡工程调度风险事件所涉新闻报道的媒体关注度进行排序，从表2可以看出，在排名前十位的媒体中，长江流域省份媒体占到四成，包括《长江商报》《东方早报》《湖北日报》、荆楚网，而通过观察舆情事件的首发媒体，如表1所示，七类事件的首发媒体有三类是长江流域省份的媒体，这说明，事件的关注度与地域关系密切。地域接近性成为影响舆情信息传播的重要因素。

图2 三峡工程调度风险事件网络关注度发展趋势对比图

表2 三峡工程调度风险事件媒体关注度排行

3.自媒体的舆情关注度与现实关联性正相关

通过对三峡工程调度风险事件的舆情持续度进行排序，如表3所示，三峡与秭归地震排在第一位，持续超过半年，至今网上仍有相关言论出现。三峡库区现垃圾漂浮带、三峡与中华鲟灭绝与三峡基金电费的舆情至今仍在一个相对高位发酵；排名最后的是三峡影响上海生态和三峡影响洞庭湖湿地问题，舆情持续期均在一月内。

从风险事件舆情热度发展趋势图可以看出，三峡基金电费事件的舆情热度总量最高；三峡与秭归地震事件舆情高峰持续时间最长；三峡库区现垃圾漂浮带和中华鲟灭绝事件也具有较稳定且持续的关注率。与此相对应，三峡通航能力问题舆情热度较低，一直在低位徘徊；三峡影响上海生态事件和三峡影响洞庭湖湿地问题舆情热度最低，舆情持续期最短，见图3。

表3 三峡工程调度风险事件舆情关注度列表

图3 三峡工程调度风险事件舆情热度发展趋势图

通过对风险事件舆情持续度和热度的排序规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现实关联性成为影响风险事件自媒体传播分布的重要因素。如地质灾害、环境污染等公众较易理解的灾难性事件，更容易进入公众视野，且持续性较长，热度较高；电费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现实事件也较易成为网民热议的焦点。而专业性较强，需要较深入的科学认知力，同时不具有显示逼近性的事件，其持续度较低，热度发展平缓，容易被网民忽略。

（二）水资源议题场域间舆情内容结构对比分析

为全面观察水资源议题场域间的内容结构差异，我们对2014年三峡工程调度风险事件存续期间的总体网络舆情信息进行话语结构分析。

1.传统媒体非负面舆情总量较多，但缺乏风险针对性

在2014年三峡工程调度全部10739条信息中，非负面舆情8844条，占比为82.35%，负面风险舆情1895条，占比17.65%，从负面与非负面舆情的数量对比可以看出，非负面舆情总量较多。

通过对2014年三峡工程调度的非负面舆情进行文本分析可知，常规性新闻报道占据议题的大多数，占比51.89%，其次是正面评价类，占比28.55%。专家解读与舆情应对类的报道明显偏少，七类事件中，只有秭归地震事件后，官方有在传统媒体发布有针对性的专家解释，其他事件均缺乏有效的舆情应对与正面引导，见表4。

表4 2014年三峡工程调度非负面舆情分类统计表

2.自媒体负面舆情缺少专业分析，大多数是盲目跟帖

在三峡工程调度1895条负面风险信息中，来自自媒体的信息有1226条，来自传统媒体的669条，从下图可以看出，在自媒体传播的负面舆情中，最多的是盲目跟帖类，占比为38.34%；其次是故意谩骂类，占比为33.36%；第三为经验总结类，占比为20.3%；占比最少的为专业分析类，为8%，见表5。

表5 2014年三峡工程调度负面舆情分类统计表

由此可见，在水资源负面舆情中，大部分网民都是针对风险事件进行盲目跟帖和情绪性发泄，对风险事件进行理性判断的网民占比较少，而且社交媒体信息发布的碎片化特性助长了这一问题的严重化。另外，有一定比例的网民根据现实经验来对三峡工程的利弊进行判断，这些判断通常是感性的，并且含有先入为主的价值衡量，缺少专业性与客观性。

二、水资源议题的传播场域差异问题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水资源议题的传播中，存在以传统媒体为代表的官方和以自媒体为代表的民间两个场域，并且这两个场域在风险沟通间呈现议题对接的失措与沟通路径走向的悖逆状态。

（一）官方场域：风险沟通意识不足，传播议题对接不力

风险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威胁和危险。风险的表现不像突发危机事件那样激烈，冲突感较弱，但是，风险是潜在的危机，一旦其进入公共空间，各类社会主体采取行动进入对风险的感知和表达，并采取行动，风险就将转化为危机。在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场景中，危机可能由多种风险酝酿而成，危机发生后又可能产生新的风险因素，并与其他风险变量相结合而导致新的危机③。

伴随着2006年1月8日国务院《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出台，我国政府已经逐步建立起系统的突发危机事件应急机制体系，但在风险事件的预警与处置方面，尚未形成全方位的风险沟通机制。水资源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是风险事件的高发领域，由表1可知，在7类风险事件相关报道的首发媒体中，有5类为传统媒体，可见，传统媒体对水资源议题的公众认知仍然具有高度的影响力，但是如上述分析所示，目前传统媒体代表的官方场域在水资源议题方面的沟通意识不足，常规性议题的比例大大高于舆情针对性的议题。在报道框架上未能实践风险沟通机制的双向性，报道多从传统风险判断的角度出发，缺乏针对性和与现实生活的对接，导致与公众的日常风险认知形成偏离，风险沟通无法达到积极效果。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舆论的官方场域与民间场域自成体系，缺乏对接，决策者与实施者，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不稳定，信任关系难以维持，风险共担机制被削弱。一方面，政府进行正面表态，主流媒体进行科学传播，而同时，公众依然质疑其安全性，政府的正面表态被抵制，难以达到维持彼此信任关系的目的。

（二）民间场域：科学认知缺乏确定性，传播议题走向偏颇

风险信息的传播过程，是一个信息被放大或者缩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对符号的重新解读，有的特征被突出，有的则被忽视，从而引起社会体系对此信息的再认知。在这个过程中，对风险信息的重新解读，是能否做到科学传播和客观认知的重要环节。而公众对风险的解读，更多的是一种主观认知，包括对风险的辨识、计算和评估等，这种主观感受受到个体心理和群体文化的双重影响，并暗含有自身阶层的价值判断，因此极易发生偏差。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民众对环境议题的考量受到自身认知能力的影响很大，尽管媒体和专家信息传播的总量在逐渐增大，但是风险沟通效果并不明显。公众对专家及相关机构的信任影响着公众对一项新技术的感知和可接受性，然而，在科研受商业和政治影响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公众并不像从前那样完全接受政府、专家和媒体传播的科技知识和决策信息，而是越来越担心科学自身的客观性及其造成的后果，公众对政府和专家的不信任感日益加剧④。同时，科学本身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在三峡工程的问题上，专家本身就存在支持和反对的两派观点。由于普通公众的科学认知力存在局限，大多数人是通过常识而非科学知识本身来判断现代科学风险的，因此，当日常经验和官方观点产生碰撞的时候，就会自然提出“三峡修建之后地震高发”这样的观点来。如果传播者未能从客观层面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剖析和解释，而只是一味地进行单向度的正面报道，在这样单一的话语框架下，公众没有机会了解深层次的科学问题，只能被激起更多的质疑和负面情绪，传播议题的负面走势是不可避免的。

三、水资源议题传播的优化路径

基于上述分析，水资源议题的传播路径优化关键在于重塑科学有效的风险沟通和信息传输机制，实现水资源议题的科学传播。

（一）传播理念：重视科学逻辑与常人思维

随着科学与社会之间联系的日益密切和渐趋复杂，人们对科学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库恩在考察科学史后认为：即使在最严格、客观的物理学中仍然有相互冲突的物理世界，因此，我们很少能有机会确信，我们的科学模式已经十分完美，没有遗漏任何重大因素或互动联系⑤。不确定性在现代科学中普遍存在且难以消除。很多时候，科学家自己对科学问题也无法达成共识。

水资源议题的传播是科学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播内容风险的社会建构离不开对于知识的解释。因此，首先应当遵循议题的科学性考量，加强对公众科学思维的普及，用客观科学逻辑的普及避免水资源议题落入正面或负面的绝对化之争。

与此同时，公众在处理科学问题时，往往会根据习惯的实用主义方式，通过社会层面来理解科学风险，从社会角度来体验科学风险，并根据对社会关系的认识来定位自己的社会认同度，以此表示对科学的拒绝或重建。在这里，日常生活经验成为他们判断科学事物优缺点的重要依据。这种先验的惯常思维虽然属于抽象科学之外行，但是并非毫无价值，甚至能在一定层面上成为科学测评的具象标准。因此，水资源议题的传播行为应当充分重视公众的这种“非形式推理”，对公众在社会层面的信息需求给予回应，通过有效的风险沟通，消除公众对科学风险的疑虑。

（二）传播内容：协调常规议题与关联议题

经过前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水资源议题的官方场域与民间场域之间存在话语和主题建构层面的差异，双方之间的传播议题缺乏对接。科学有多个面向，而现在官方场域中的媒体传播，往往只是遵从科学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面向，而其所忽视的内容有很多正是公众所密切关注的。因此，虽然相关报道数量不少，但是传播的效果并不理想。

公众对水资源议题关注点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公众的个人认知与体验相关，如前述分析中，地质灾害议题能够引起较大范围且持久的传递，但是洞庭湖湿地与上海生态议题则稍纵即逝。

因此，在水资源议题的传播中，传播者要首先确立起集信息公开、议题传播、环境教育、公众对话与危机响应为一体的工作体系⑥，多视角、多角度对议题进行知识传递与风险剖析，做好常规议题的知识传递，提高全民的科学素养。

同时，要以受众为中心，构建有现实针对性和关联性的风险沟通机制。要充分关注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水资源议题和相关事件，并通过相关舆情研判与应对分析，进行针对性地议题设置。当抽象的科学命题涵化为触手可及的现实诉求时，公众的个体接受度会得到较大提升。传播者甚至可以从公众的角度引入科学伦理方面的争论，从开放多元的价值冲突中让受众更充分理解争议的内核，认识风险信息的本质，减少对科学层面的误解，提高对议题的认知能力，最终实现客观的价值判断，达到积极的社会效果。

（三）传播方法：融合官方立场与个人观点

在媒介化社会，媒介话语是风险体验与公众认知之间的重要中介，在水资源议题中，政府确定并通过传统媒体传播的信息总体上是一种官方机构的精英观点，而在互联网时代，精英与普通民众间的议程设置模式被颠覆。水资源议题是科学议题，同时也是一项社会议题。科学风险与管理体制、社会利益等问题捆绑，会产生一系列社会议题的考量，针对这些集聚渗透了价值维度的议题，社会个体从个人体验的角度出发，会产生一系列具有传播力的个体观点，并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发布出来，当个体观点与官方立场不能完全对应时，便导致了风险产生的根源。

无论是政府依赖权威对民众进行说服，减轻其风险判断，亦或是不理会公众反应，在自身框架内进行传播，都无法应对互联网时代的风险沟通需求，信息传播模式的转移将不可避免。在水资源议题传播中，传播者的最大作用，便是搭建一个社会各个层面的双向交流框架，将官方立场与民众各类个性立场积极对接，最终在交流中达成共识。这一框架的形成，有赖于传播者更多着眼于公众的生活境况及权益诉求，实现“公众本位”的传播思路，通过即时的信息反馈与创新的传播语态打通官方与民间两个场域的诉求点。同时，传播者要充分利用科学界的力量，用相对独立的学者观点来厘清传播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分歧，推动社会各方的持续对话，最终达成可合作的交流框架。

注释：

① 刘丽群、仇玲：《风险沟通的传播互动视角》，《前沿》，2013年第6期。

② Sandman PM.Responding to Community Outrage：Strategies for E-ffective Risk Communication.New York：America Industrial Hygiene Association，1993.转引自林爱珺、吴转转：《政府应急管理中的风险沟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9期。

③ 张洁、张涛甫：《美国风险沟通研究：学术沿革、核心命题及其关键因素》，《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9期。

④ 王娟：《影响公众对专家信任的因素——北京公众对建设垃圾焚烧厂的风险感知调研分析》，《自然辩证法通讯》，2014年第5期。

⑤ 斯万·欧维·汉森：《知识社会中的不确定性》，《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3年第1期。

⑥ 黄河、刘琳琳：《环境议题的传播现状与优化路径——基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比较分析》，《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1期。

（作者李文竹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传媒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春兰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传媒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明祥系中国水科院水资源研究所－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