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嵱

6月28日，易俗社行政经理田博在朋友圈里直播当晚小剧场惠民演出情况：“范紫东先生经典剧目《翰墨缘》正在上演，因为下雨，想着观众不多，但观众给力，上座率非常不错……”

易俗社融入曲江时代之后，无论是演员、戏迷、专家还是管理者，都曾经历了种种不适应。“要耐得住寂寞。”这是记者采访过程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曲江模式下的易俗社将走向何方，还需要时间来给出答案。

直到今天，曲江和易俗社似乎仍未完全踩在一个步调上。

一个是颇具实力的大企业，一个是有着百年历史的秦腔剧社。秦腔剧院总经理雍涛“顶着压力才把易俗社的百年大庆办得红红火火。”易俗社能挂起“国家级非遗保护单位”的牌子，或许是百年大庆的后效应。

在易俗社历史上，一代代演员、导演、剧作家、戏迷，靠包容和互助共克时艰。他们的守护能换来一个新的辉煌吗？

走在西一路上，时常能听到音像店里传出的秦腔之声，它穿透周围的喧嚣，直逼你的内心。

这个行业在不断地黯淡下去

“我刚到秦腔剧院的时候，大家都在拭目以待。在我之前已经换了三任院长。”西安秦腔剧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雍涛说。

2005年西安市整合资源，将易俗社、三意社等四家秦腔剧团合并组建成西安市秦腔剧院；2007年“整建制移交”曲江探索改革路径；2009年，西安秦腔剧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秦腔剧院）全面完成事转企改制。

在雍涛的印象中，改制之前的易俗社一片萧条，平时仅有一个看摊子的人。单位有人来定戏，大家才集合在一起。移交曲江的最初两年，并没什么实质性的工作。大家在观望，在互相适应。“确实感觉这个行业在不断地黯淡下去。”雍涛说。

自2009年开始，秦腔剧院，包括旗下易俗社、三意社两个古老的秦腔剧社开始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用‘脱胎换骨有点过分，至少是变化比较大、发展比较快，这样说比较客观。”雍涛说。

苏育生是原西安市文化局局长，秦腔专家，也是易俗社专家顾问团的顾问之一。作为曾经的上级主管，他对易俗社等秦腔剧团合并前的生存状况比较了解。他坦言：“合并之前各个剧团的状态一片低迷。”

在曲江接管之前，文化局也搞了很长时间的文化体制改革，都没什么成效。所谓体制改革要么就是减人，要么就是尽可能增加剧团自己的活力，让它们自己在市场上多挣些钱，减少财政的补给。

“当时为啥要合并？我想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数十年来四个剧团的格局还要保留的话，首先，观众真不需要这么多剧团；再一个，各个剧团的演出阵容确实参差不齐，生旦净丑各个行当不齐全，演出质量也受到一定的影响。”苏育生说。

合并以后好几百号人，为了减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定一个年龄线，这也是看起来相对公平的办法。“但实际上，这一做法违背艺术发展的规律。”苏育生感叹。

2009年，易俗社中老年演员一刀切被裁掉。老中青人员格局被打破。“虽然还在原址上班，出去仍说是易俗社的人，但是大家心理上有一个大的变化。体制的改变对每个人都是一个难以接受的坎，影响到了大家对秦腔事业的热情。”新生代导演同莎向记者回忆说，“转企以后，完全跟社会一样利益化了。要用金钱来衡量传统艺术的话，可能有人就觉得它一文不值了。”

是开发，还是坚持传统？

接管和盘活一个日渐衰落的百年剧社，这是史无前例的案例，无论从商业角度，还是文化角度，其间的经验和滋味都是难以名状的。

“说心里话，刚开始我们也很茫然，不知道曲江能接纳我们吗？对传统文化能不能有一种包容和理解？能不能像我们一样热爱这个事业？”易俗社社长惠敏莉当时颇感压力。曲江给易俗社定的任务是一年500万元，她卯着劲儿才完成了300万元。

“我们在外面到处接演出，比如瓜果节、农博会，我们社长也去跑一些学校的包场演出等等。”演出队队长屈鹏说，“唱戏的能挣500万还找你曲江干嘛？好在，现在每年的任务，没有那么多了，基本都能完成。”

据雍涛介绍，当时秦腔剧院归属于曲文投，董事长也是曲文投给秦腔剧院配的，对这个行业并不是很了解，用对待企业的办法来管理。当时的思路是“文化体制改革就要用数字来说话，改革成功的标志就是从市场上拿回多少钱。”

直至2013年8月，秦腔剧院被完全划归为曲江管委会管理，从经费和政策的支持上才更顺一点。

2009年，曲文投投资1500万元对剧场进行抢救性修缮，保留了明清建筑的整体风格，重新装修了舞台和大厅，并在二楼设置豪华包厢。翻修后的小剧场于两年后开门营业，一开始定位为“秦腔文化主题高端会所”，从最低票价180元到豪华包厢8000元的天价，让易俗社陷入争议。

“当时我们希望通过走高端路线来提升秦腔的价值，秦腔不应该永远是下里巴人。媒体炒的天价秦腔实际上是我们小剧场二楼两个豪华包间，加上那么长的串台打包卖的价格，平均下来，一张票也就二三百元。”雍涛说。

曲江原本打算将易俗社和文化旅游结合，却发现根本行不通。外地人受方言限制，欣赏不了秦腔。真正喜欢秦腔的戏迷却接受不了这个价格。雍涛坦言，“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现在小剧场采取惠民策略，票价定在30元、50元。”

近年来，易俗社一直坚持惠民演出，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两个剧场加上送戏下乡，每年演出场次保持在850场到1000场之间。过去易俗社和三意社加起来一年也就一二百场。“其实演员最想演戏，你要掌握这个规律。我们是赔着钱演。”

曲江并没有放弃和旅游市场结合的探索。“小剧场现在实行新的策划，想和旅游公司合作，面向旅游市场打造一台涵盖秦腔元素，突显陕西文化特色的旅游节目。因为戏迷不固定，票房无法保证，看似坐得满满的，毛收入也就三四千块钱，连电费都不够。”

同样定位为旅游演出的创新式秦腔《梦回长安》后来也被实践证明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演得越多越赔钱，不挣钱也不能赔钱。”雍涛说。

《梦回长安》一直饱受圈内人抨击。“它不是戏，是很多唱段的一个集合。”“谁800块钱买一张票看你那东西？”“报纸上说《梦回长安》赚了2000多万。事实是，一天至少赔两万，有时观众比台上演员还少。”

红红火火过百年

2012年的百年大庆是易俗社改制后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雍涛当时顶着压力要把易俗社的百年大庆办得红红火火。但曲江当时对于易俗社的价值认识不够，认为中央现在不提倡这种庆典、仪式什么的，演几场戏就算了。

为了力挺易俗社，惠敏莉曾备受煎熬，“最终省委宣传部给了200万元，市委宣传部给了200万元，曲江给了800万元，我们才得以百年大庆，齐心老人还专门发来了贺信。”

沉寂多年的百年剧社蕴藏的生命力也让雍涛深感震撼。“过去先贤们创立易俗社，站的高度不同，不同于一般的江湖班社。老先生们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通过戏曲这种人们容易接受的方式，传播中华民族优良思想。”

“易俗社是一个取之不竭的文化宝库。”当雍涛用三个月做足了易俗社百年庆典活动的同时，也给曲江带来颇为轰动的社会效应。曲江第一次看到易俗社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并开始重估这一百年剧社的价值。

“说实话，这两年好多了。今年我们被文化部评为非物质文化保护单位，心里就更觉得有一点负担了，因为咱要扛得起这面旗帜。”同莎说。

“改制前易俗社确实也过不下去了。”易俗社文武小生李东锋说，李东锋对秦腔有一种骨子里的爱。“在这儿能坚守的人，都是爱这个事儿。”

“曲江整体投入要比原来好的多。”屈鹏告诉记者，今年是易俗社演员最忙的一年。“惠民演出这个月包括周边十几场，小剧场十几场。白天排练，晚上演出，像一个圈。回家就是睡个觉。一个月几乎二十天都是这样子。”

今年3月，易俗社被文化部授牌命名为国家级非遗保护单位，这对易俗社的年轻演员们更是莫大的鼓舞，屈鹏得意地说：“不要理额（我）哦，额（我）现在是受保护的！”

“易俗社现在这个样子，我们挺自豪的。走出去，我们说是易俗社的，骨子里有种自豪感。”屈鹏说。

传统文化需要的是保护

百年大庆后，曲江对易俗社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既是一名演员，又是一名管理者，惠敏莉有时候感受到双重责任和双重使命。“我觉得个人微乎其微，但这个事业要做下去的。”

这几年，无论是剧目建设，还是团队建设，惠敏莉都是奋力而行，一开始很多人不理解：“你弄得我们都不得安生，天天跑来跑去，干啥？甚至有人说，你痴心若狂想干什么？”

惠敏莉的热情多少感染了雍涛，雍涛又把这种热情传递给了曲江。

“曲江现在慢慢认可易俗社了，过去认为不就是一个老剧社嘛，有啥了不起的。”惠敏莉不止一次地说：“艺术是一个软实力，你说钟楼能抬到北京吗？我们的地方文化靠的是什么？就是靠艺术的工具来宣扬它。传统文化需要的是保护和传承，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完全是两回事。”

惠敏莉11岁从艺，在戏校时，易俗社的老师们给他们带课，总是讲易俗社多么了不起，多么伟大。她懵懂的心里面就觉得“易俗社”这三个字了不得。真正走进易俗社，在这个艺术的殿堂里，又有了身临其境的感受。“说实话，我做很多事都是抱着感恩的思想。”

去年在北京学习期间，惠敏莉又办成几件事：让易俗社的戏上了央视，让百年剧社的牌子挂了起来，让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剧本创作与时代精神来易俗社开了研讨会……

“好不容易，现在市上也很重视，国庆前易俗社要进京汇报演出，我得商量活怎么做，明天我还得约导演谈。”惠敏莉说，她还想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在不久的将来，建立易俗社文化博物馆。

该好好为传承做些事情了

如今，易俗社上上下下意识到，最迫切的问题是人和戏的传承。

2014年5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来易俗社调研时强调：“易俗社一百年前就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过去先进，现在和未来更要先进，一定要传承好、继承好，不能丢。”

改制时，一大批演职人员选择了内退，近几年再未注入新鲜血液，秦腔艺术面临着后续人才短缺、行当不全、衔接断档的现状，后备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刻不容缓。

易俗社骨干演员李淑芳，薛学惠、丁小玲、小生泰斗女演员陈妙华的女弟子吕秋娟等数十人皆被提前退休。

这是救这个行业还是在毁这个行业？雍涛认为这是很不科学，也很不经济的一种方式。“刚好内退的那一部分人应该是给现在这批人继续传承舞台的技艺，把他们分离了，一下割裂了剧团传承的历史，对这个行业伤害很大。”

“但是，如果我再把这些人全部返聘回来，却没有这个经济实力。”雍涛说。

“如今两个社都面临着后继无人的问题，这个已经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雍涛准备今年开始和省艺校联合招生，成立“西秦预科班”，培养储备后续人才。他还计划邀请五十位秦腔届的老专家、老艺术家，担任艺术顾问。“这些老艺术家是真正艺术传承的宝贝，我们现在陆续请回来传帮带，一些流派和老艺术家个人的风格必须要有人承接。”

苏育生认为雍涛的建设性建议不失为一种好办法。他说：去年省文化厅搞了个“文华奖”—青年秦腔演员电视大赛，易俗社成绩不错，就是请原来的一些老艺术家回来给年轻演员排一些折子戏。包括最近排的《四进士》《貂蝉》，都是原来张咏华、惠昆华这些老同志排出来的。

“请老艺术家回来搞传承，非常好，非常紧迫，老师们都七八十岁了。易俗社好些戏，如果这些老师不能动了，那戏都不知道怎么演了。

易俗社网络俱乐部的戏迷制作的横幅上写着：“我们是秦腔的守护者，腾飞吧易俗社！”苏育生认为，正是三秦父老的眷恋和守护，让秦腔流传千年，并造就了易俗社的百年传奇。

苏育生向本刊记者坦言：“曲江如果能更多地从艺术的角度考虑，从有利于剧团发展这方面考虑，就会给剧团带来好处。”

回首这几年走过的路，雍涛坦言：“确实走了一些弯路，离戏曲本体有点远，甚至舞蹈化、话剧化了，现在整个圈里也在达成共识，讲究回归。我们现在排的戏尽量按照传统，再稍微创新一点，绝不敢走太远。”

对于易俗社是否过于商业化、外行管理内行、曲江“以文化之名搞房地产”的诸多质疑，雍涛直言不讳，“戏曲界沉寂了多少年，尤其西安秦腔，过去是什么样？现在什么样？我这个‘外行这些年出了这么多成绩，原来内行领导的时候咋没有呢？”

今年管委会任命雍涛为董事长之前，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四级以下的演员全部归为四级；一、二、三级按照工作量、所担任角色、演出场次不同按劳取酬。因为年薪制有一个特点，多少年不变，不像事业单位一年浮动一点，一级和一级差距不大。我觉得改革导致大家心里不平衡，但我总体上是想让大家退休了能够拿的高一点。如果他们连这个情都不领……”雍涛陷入沉默。

在最新一份给上级领导的汇报材料中，他提出这样的具体建议：“为提升秦腔剧院的社会地位及干部员工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建议恢复秦腔剧院原有建制和级别待遇……为提高干部员工向心力和归属感，建议参照曲江体系薪酬标准逐步上调工资福利标准，并为秦腔剧院干部职工申请一批曲江区域内的廉租房和经适房，解决目前部分干部职工的燃眉之急。”

对于未来的发展，雍涛清晰地认识到：“首先要抓传承，抓人才，这是根本。说得再好，后继没人，白搭。再过二十年，西安的秦腔就消亡了。人才的不断延续，这才是最核心的问题，其他都是扯淡。”

结束采访，记者对当下易俗社和曲江之间的体制交集，有种曲高和寡般道不清理还乱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