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溪北路
——东西文化之黄金通衢

水网密布、帆影点点、船舸轻漾，这样典型的江南水乡风景曾经是上海境域内自然环境的真实写照。以徐汇区为例，历史上曾有大小河浜约五百条，主要有蒲汇塘、肇嘉浜、龙华港等，它们蜿蜒曲折，向东注入黄浦江。这些主河道与周边水系密如蛛网，构成四通八达的水运体系。清末至民国初年，由于人口剧增等诸多原因，过多的产业和社会活动使环境发生根本逆转，许多河道被填没。而在被在填埋的河床之上又形成许多新建的道路，漕溪北路即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条。而今，漕溪北路商业繁荣，又是海上电影文化的坐标地段。 文/沈思睿

蒲肇河溯源

漕溪北路的前身是蒲肇河故道，谈及蒲肇河，就一定要讲蒲汇塘和肇嘉浜这两条极为重要的河道。

蒲汇塘曾是横贯上海中南部的一条主干河道，西起松江蟠龙港，经七宝镇、虹桥镇至漕河泾镇，与龙华港相接汇入黄浦江。蒲汇塘是当时的地区干流，经由此水道，朱家角、泗泾等市镇可直达上海，沿途亦有七宝、漕河泾等重要集镇。它更是被誉为七宝镇的“母亲河”，七宝的雅称“蒲溪”（蒲的本意是河边的植物）便是由此而来。如今，蒲汇塘虽在，但早已既狭且浅。横沥北段被填，仅存南横沥一段，支河则大多被填没，水乡田园大多已不复当年。徐汇区境内的蒲汇塘路则是20世纪50年代由蒲汇塘故道填埋而成，而这段连接的正是肇嘉浜。

蒲汇塘和肇嘉浜皆为东西向河道，而它们在徐家汇地区的交汇段则形成一条南北走向的水流，这段因西贯蒲汇塘东接肇嘉浜，蒲肇河之名由此而来。该河道在20世纪40年代彻底干涸，后于1945年填河筑路，1949年以后拓宽形成交通干道，因位于漕溪路之北并与之相接而命名。1950年漕溪北路被翻建成弹街路面，即用小石块铺砌的路面。1973年则再次被拓宽并建成钢筋水泥混凝土路面。

蒲肇河、漕溪北路周边的发展与徐家汇是一个整体，而徐家汇的形成，可上溯至明代，与一位伟人息息相关，那便是明末文渊阁大学士、伟大的科学家、西学东渐的先驱者徐光启。

徐家汇的文化开端

徐光启（1562-1633年），明代上海董家渡人。徐光启最著名的事迹之一是他与利玛窦合作汉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6卷，其中一些重要术语沿用至今。他在京去世后，归葬于蒲肇河与法华浜汇合处（现在的光启公园）。后来，他的部分家族由南市原居迁来此定居，因徐氏家族聚居在此，故其地名“徐家汇”。徐家汇在清代中叶，仍是人烟稀少的荒僻地区，有文载：“丛棘黄茅，为上海西区瓯脱之地，无所谓镇也。”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教士来沪传教，不久，通过中法签订的《黄埔条约》，取得保教权。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天主教江南教区选择徐光启后裔居住地建造耶稣会天主堂，咸丰元年（1851年）建成教堂，为中国第一座西方建筑式样的教堂，名为徐家汇旧天主堂，奉“圣依纳爵”为主保。后又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始建新堂，宣统二年（1910年）竣工，全称“徐家汇圣依纳爵主教座堂”，这也就是现在的徐家汇天主教堂。

除了天主堂，漕溪北路两侧还有不少重要的宗教建筑遗存。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于同治八年（1869年）由法国拯亡会修女创办于肇嘉浜东岸（今漕溪北路201号），育婴堂的男孩到6至7岁时转送土山湾孤儿院，女孩则入幼稚园。新中国成立后，市民政局接管育婴堂，改善哺育条件，抢救患病婴儿。

另一处是圣衣院。1873年，在蒲肇河东岸慈云街附近动工兴建圣衣会新会院，主体为一幢假四层砖木结构建筑（今漕溪北路595号上海电影广场内）。圣衣院教徒过着与世隔绝的修道院生活。除进行常规宗教活动外，另一项主要活动是每周三个晚上“打苦鞭”，就是鞭打自己的肉体，代人“做补赎”。1953年，圣衣会被政府关闭并移交由徐汇区天主教爱国会管理。

西学东渐之要冲

在强调西方教义的同时，教会也注重东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积累和传播。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耶稣会会长南格禄已开始利用教会辅助建筑从事藏书工作，这便是徐家汇藏书楼的前身。20世纪20年代末，徐光启后裔、耶稣会神父徐宗泽任藏书楼主任，藏书楼事业取得很大发展。现存的徐家汇藏书楼包括两幢建筑：一幢始建于1867年，原为耶稣会总院所在地，为四层西式建筑；与之相连的另一幢二层西式建筑建于1897年，是当时的藏书楼。1994年3月18日，徐家汇藏书楼（现为上海图书馆藏书楼，漕溪北路80号）部分建筑由市政府确定为市级建筑保护单位。

漕溪北路的两侧还有许多与教会密切相关的科学文化机构。位于漕溪北路西侧，蒲西路166号的徐家汇观象台成立于1872年，为上海乃至中国最古老的气象观测站，号称“远东气象第一台”。现今，徐家汇观象台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也因其连续不间断的观察而被授予“世纪气候站”的称号，现在为上海气象局所有，仍在发挥重要作用。

前文所提“土山湾”地名不仅曾是个地理概念，还是中西方文化交流与历史的代名词。明清年间，因疏浚河道，将挖出的淤泥堆积于蒲汇塘转弯处，积泥成阜，故名土山湾。同治三年（1864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将土山铲平，建土山湾孤儿院，同时创办土山湾孤儿院工艺场，下设五金、土木、绘画、雕刻、印刷、照相、镀金、制鞋、成衣等部，由中外传教士教授工艺操作知识和技能，组织生产和销售。很多新工艺都发源于此，土山湾对中国近代工艺美术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土山湾制作的彩绘玻璃以及“海派”黄杨木雕等均名扬中外。土山湾孤儿工艺场于1960年关闭，众多文化遗迹也在之后数十年间遭到破坏，其历史价值长期不被重视。2000年以后，政府逐渐加强对土山湾文化的研究与保护，开始着手建立土山湾博物馆，于2010年上海世博会召开期间开馆。

电影事业之重要基地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电影事业基本上集中于上海。作为电影主体的制片公司就有近二百家；其他各种机构更是数以千计，其中不少集中在徐家汇、天钥桥路一带。

1949年6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国民党在上海的中央电影企业管理处及其一厂、二厂和上海实验电影工场等机构，由夏衍等负责在此基础上筹建电影厂。同年11月16日，上海电影制片厂在静安区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618号正式成立。1950至1952年，上海长江电影制片厂、昆仑影业公司、文华影业公司、国泰影业公司等8家私营电影企业联合组建为国营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1953年2月，上海电影制片厂与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合并，沿用上海电影制片厂厂名，迁至徐汇区漕溪北路东侧的三角街（今影业街）30号，该址抗战前为联华影业公司的徐家汇摄影场，抗战后为昆仑、文华影业公司厂址。1957年4月，上影厂一度改组为上海电影制片公司，下设三个电影制片厂：江南电影制片厂（大木桥路40号）、海燕电影制片厂（三角街30号）和天马电影制片厂（漕溪北路595号）。次年公司改为上海市电影局。1959年初为了支援外省办电影厂，撤销江南厂建制。1976年，海燕厂（当时名为红旗电影制片厂）和天马厂（当时名为东方红电影制片厂）重新合并为上海电影制片厂。1950年初，上影厂占地仅1.3公顷，仅有三座简陋的摄影棚和一幢砖木结构的创作生产楼（即前文提到的圣衣院），建筑面积不足4000平方米。1954年由国家集资，建成当时国内最大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摄影棚。1979年再在原址扩建，建成洗印车间、摄影棚、录音棚、外景摄制场地及相应的配套设施。1996年2月与译制厂、美影厂等组建成上海电影（集团）公司。2009年9月改名上海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2008年该厂搬迁，原址旧厂房拆除，改建上海电影博物馆暨上海电影艺术研究所业务大楼，2009年4月，经徐汇区地名办批准命名为上海电影广场。

新时代新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确定，要把以中山环路为边线，位于市中心城南分区西南部的徐家汇地区，建成市级综合性公共活动副中心。为此，以肇嘉浜路、漕溪北路为重点进行综合性区域改建。这一地区由徐家汇沿漕溪北路越沪杭铁路（现轨交3号线）向南延伸到龙漕路、漕宝路。区域范围南北长约3500米，东西宽约1200米，总面积350.68万平方米。经过全面改建，形成以商业、办公、旅馆、文化、科技、体育为主，与高层住宅群、绿化、雕塑组成的新型综合性地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上海第一家五星级宾馆—华亭宾馆（漕溪北路1200号，1986年建成）、上海最大的无立柱网架屋盖建筑—上海体育馆（俗称万体馆，漕溪北路1111号，1975年建成）、1949年后上海第一批高层住宅建筑群之一的漕溪北路750号至1000号（1978年建成，共六幢），以及在其裙楼之中的上最早的台资百货公司——中兴百货商店（漕溪北路718号，1993年成立，现已歇业）等。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徐家汇及漕溪北路周边又开始新一轮大规模建设，从那时开始徐家汇就逐渐变成一张名副其实的“财富地图”，而漕溪北路也早已脱胎换骨成为黄金通衢大道。

日月如梭，三百多年前，一位名垂史册的上海学者溘然长逝，安息于此。而今，这片融合了徐光启英灵的土地有了与以前不同的内容，它目睹了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又将迎来新一轮令人期待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