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政治”为何误国?
2015-01-09程亚文
读书 2014年6期
程亚文
说到“文人政治”,托克维尔的那本《旧制度与大革命》,可能马上会被人想起,自前年该书因一位政治要人的点赞而声名烜赫以来,书中描述的“作家干政”现象,也引来无数关注。这位法国哲人描述了在大革命发生之际,深刻影响当时法国社会的一群精英群体,他们对日常具体事务一无所知,只关心制定抽象原则,宣扬普遍法则,而从不考虑用何手段加以实施。法国人在接受了这些“启蒙作家”的教育后,逐渐染上了他们的本能和性情,一起沉湎于虚构社会,以至全部文学习惯都被搬到政治中去。
甲午战争败于“文艺”
把政治当文学玩,托克维尔以为这是法国才有的现象,因为同期的英国就全不是这个样子,在那里,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的,一些人将新思想引进实践,另一些人借助事实来纠正和限定理论。也就是说,思想、理论与实践是相互结合、彼此检验、共同促进的。托克维尔当然不会想到,在他说完这些话半世纪后,与欧洲相隔遥远的东方,一个国家的一位海军将领,对另一个国家的一位海军将领说了一段与他意思相仿的话语:“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足济夫实效?”
这是一八九四年,天朝上国大清被东亚新强日本打败了,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给清朝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致了一封劝降书,直陈中国之败乃在“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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