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伟

“回忆”与“记忆”一直是张洁酷爱的主题，也构成了张洁作品独有的魅力。无论是寄托作者梦幻和理想的小说还是与生命一起律动的随笔散文，都是作者找寻时空距离久远的回忆和记忆。从《已经零散了的回忆》到《爱是不能忘记的》再到追忆《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直到无以言说的《无字》，这些都是张洁从“历史”和“过去”中捡拾的创伤记忆和回忆，只是每个时期的主题所承载的情愫与韵味已经迥然不同。

一、父爱缺失的创伤记忆

“发生学”强调人物早年经验，一个人儿时受的心理刺激将终身难以消除，即对人物终生活动都产生重要影响。张洁的特殊身世和童年经历对其一生生活和创作都有重要影响。张洁的问题性格、独特创作风格以及创作中的“恋父情结”和“厌性情结”都可以追溯到她的童年创伤记忆。张洁的童年创伤记忆缘于那个“应该叫做父亲而不尽父亲责任”的男人的伤害。在张洁代自传的散文《已经零散了的记忆》和《潇洒稀粥》中，她说生下100多天，父亲就抛弃了她和母亲，母女俩相依为命，含辛茹苦，在动荡中度过凄寒的漫长岁月。心灵是人性中最柔软、最温暖、最敏感也最脆弱的部位。对于天性细腻敏感过早品尝到寂寞滋味的张洁而言，没有父亲的童年乃至长长的一生是一份怎样的心痛无人能知！张洁在艺术创作中把父爱缺失的苦痛和遗憾无法掩饰地流泻到笔端。在《祖母绿》和《无字》中，张洁借陶陶和禅月之口在写作文《我的爸爸》时喊出了自己的心声：“我的妈妈就是我的爸爸。”我们也能够在她早年的散文里看见张洁儿时的身影。《挖荠菜》里那个因为饥饿掰人家玉米棒子被追逼掉进河里不敢回家的“馋丫头”就是张洁令人心酸的童年记忆，留在记忆里最鲜明的感觉，是一片饥饿。还有《拣麦穗》中那个小姑娘大雁，为什么要固执地嫁给卖灶糖老爷爷？因为除了妈妈，没有谁像那老汉那样朴素地疼爱过她，这一切悲苦心酸的儿时回忆都是因为没有父爱。生物学与心理学的成果证明：“孩子总是渴求着父母的爱，在某些方面越欠缺，他越期望得到它。”很显然，张洁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温暖的角落期待着父亲。张洁在随笔《可怜天下女人心》中坦言：“原本一直寻觅那又是父亲又是兄长又是丈夫又是朋友的好男人。”在现实生活和文学理想双重向度上呈现出典型的“恋父情结”。在文学创作中，“她笔下的理想丈夫无不按照情人——慈父——理想人性的形象轨迹呈现”。她笔下的妻子多是渴望被宠爱的任性的撒娇的胡说八道的“孩子妻”。张洁一直渴望并实践着在丈夫身上寻找父爱。但如此无微不至的关怀更多人是年幼时从父亲那里得到的，而不是从平等的丈夫身上获得。父亲可以包容女儿的撒娇、任性、蛮不讲理的要求，始终用一颗特有的慈爱之心疼爱女儿的一切，但对于丈夫来说这一切就变成了苛求。因此，父爱先天缺失的创伤形成张洁近乎畸形病态的爱情观。

我们不仅从《无字》中吴为成长经历看到张洁童年生活境况，还在其中寻见了张洁父亲的身影。张洁对于给了她生命又对她身心造成重创的父亲的感情是复杂而矛盾的：爱与恨、希冀与绝望、依恋与排斥、憧憬与幻灭纠缠在一起。张洁始终不愿意承认也不能原谅自己的父亲，“我同情父亲，但我并不爱他”。

张洁借分析吴为来追溯、挖掘自己童年身心创伤记忆的根源。其创作中的“恋父情结”和“厌性情结都可以追溯到她的童年创伤记忆。

在洋洋80万言的三卷本《无字》中，张洁声称最喜欢第二部第七章（第319页至第326页）的这段文字：“醒着的时候，叶莲子还能忍住她的屈辱、哭泣和哀叹……这就是从小不尿裤子也不尿床的吴为，长大之后，一旦面临精神崩溃或极度的恐惧，反倒尿裤子的缘由。”可见，对文字极端挑剔的完美主义者张洁对这五六千文字是经过仔细推敲、精心打磨的，也足见它在整部作品在张洁心目乃至生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它是张洁追溯和深切剖挖吴为幼女时期身心受到伤害的根源的。也可以看作张洁创作中来自父亲的创伤记忆最恰当、最有力的注解。

张洁冷静分析了吴为一生与男人的关系后最后得出结论：她真正的敌人不是吴为的丈夫胡秉宸而是父亲顾秋水。顾秋水在她幼女时期对她造成的身心伤害就奠定了她一生的基调，而胡秉宸接过了顾手中的接力棒，扼杀了她在男欢女爱、两情相悦的物质能力，致使她对中国男人的总体失望。关键是父亲的抛弃和恶行恶德使她在人际与异性两方面毁灭、颠覆了她的一生。她的问题性格、畸形性爱观、厌性情结都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父亲的伤害。她恨父亲把她的童年打造成为一个奴隶的培训。更有顾秋水对母女俩的暴力，播下了终生仇恨男人的种子。叶莲子带着四岁半的吴为千里寻夫到香港，顾秋水为了摆脱责任逼走母女俩，不惜以最残酷、最惨无人道、最无耻的手段折磨她们，竞要叶莲子看着他和佣人阿苏做爱。在张洁看来，顾秋水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叶莲子母女的痛苦之上，建立在对她们的情感蹂躏、精神摧残和人格尊严践踏之上是罪恶的残忍的。更让张洁不能容忍的是，当叶莲子不堪屈辱，在梦魇中哭泣败了他与阿苏做爱的兴，顾秋水赤身裸体畜牲般撒野暴打母亲，这种毁灭性的打击将她感知中的有关爱与美的意念全部轰塌了，幼女和少女时代毁灭的一切，将再难以在成年之后扶植起来。如此残酷的亲历，导致吴为人格的“逆向变异”，这种深刻的内残是其终生难以消除的心理痼疾。张洁在这里多角度多层面深入透彻地追溯分析吴为心灵饱受伤害的过程与根源，又何尝不是张洁本人内心深处创伤之源！

张洁把无力抵挡外力侵害时却对手无寸铁、毫无反抗能力的弱者施暴，视为人性中卑鄙无耻的极端、极致，甚至是男人卑贱懦弱的极端、极致。可见，张洁对于作为父亲的顾秋水这样懦弱无能又失却人性不可救药的男人，是深恶痛绝的，是切齿痛恨的。张洁用了大量的篇幅痛苦而理智地剖析着吴为在父亲和丈夫两个男人之间身心重创的经历，深入挖掘吴为长大后灵肉一直厮杀斗争的根源，犹如在她最隐秘的内心世界拍CT。其实，我们可以做个推理判断，吴为对丈夫胡秉宸的恨与对父亲顾秋水的恨是循环递增的，由于父亲顾秋水在吴为幼小心里打下的“厌性情结”，造成了成年后她与胡秉宸的悲剧婚姻，而悲剧婚姻带来的伤害，使得“厌性情结”一步步系成了“死结”，以致终生无法解开。因此吴为对胡秉宸产生了失望进而对男人整体产生了痛恨和绝望，故而对罪魁祸首顾秋水愈加憎恨。这是张洁追溯、挖掘吴为的创伤心理与“问题性格”的成因，又何尝不是张洁自己的最残酷的自我解剖！是不堪回首童年记忆的回忆！endprint

我们从吴为的童年创伤经历中可以看到张洁幼年成长的影子。而且可以从中找到张洁与男人势不两立关系的根源。因为一个人某些童年创伤性记忆渐渐沉淀为其潜意识的一部分，对其人格的发展与建立造成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必然会影响她的性格，影响她的自我认同和命运。由此，张洁幼年仇恨男人的种子又在她屡屡失败的与男人关系的灌溉下茁壮成长。仇恨男人的意识不可避免地积淀在她的心灵世界，形成一种人性基因。

女人不是天生的，同样男人也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形成的。张洁并非仅仅指责为父亲代言的顾秋水，顾秋水是施暴者，同时也是受害者，是那个战乱动荡的时代——“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鲁迅语）把顾秋水那样的男人性弱点孕化到了极致。张洁把吴为童年创伤记忆的根源归结为对那个战争时代、社会历史和男权文化的声讨与控诉！

二、真爱理想之创伤记忆

我们不仅从《无字》中看到张洁捡拾的童年创伤回忆，而且《无字》还呈现出张洁真爱理想从憧憬到幻灭的过程。《无字》便是一则张洁心灵之旅的笔记，一份不断地寻找神话庇护，又不断地因神话世界坍塌而裸露的绝望。“女人们自出生之日起，就等待一个白马王子，那是与生俱来的本能，直到她们碰得头破血流，才会明白什么叫做痴心妄想。”这是张洁痛彻心扉的感情的创伤记忆，同时折射出她深层精神和心理蜕变的过程。二十余年不惜血本执着追求的真爱化为乌有，于是张洁的这种固执和洁癖的理想也被迅速轰毁，美好人性与品格的异化，导致了心灵受伤、精神裂变以及创作风格巨变，因而这种真爱理想也便成为一种创伤记忆。

翻读浸渍她血和泪、蘸着胆汁写就的《无字》，那是张洁为创作艺术不惜牺牲声誉甚至生命重新抠开灵魂已经结痂的伤疤，鲜血淋漓、痛彻心扉，让人触目惊心。那是一种把心彻底撕碎以示天下的绝望，是一种凌厉的尖锐的冷漠的近乎酷虐的灵魂的解析。张洁说“《无字》确是我最好的作品”，“哪怕写完这部长篇马上就死，我也心甘了”。内中所折射出的丰富的审美意蕴和张洁个人的精神信息，是十分厚重的，既回溯了张洁长达20多年的创作史，又在深层彰显出她的精神基因和文化基因。掩卷沉思，不禁生疑：写出《无字》的张洁就是20年前那个纯情古典、诗意极浓地呼唤《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张洁吗？那个曾经感动于卖灶糖老汉与拣麦穗的大雁之间原始的朴素的“没有任何希求和企望”的爱情的“永远童贞”的张洁在哪里？再也回不去了，那些诗意与纯真，那些唯美与爱意，那些挥洒与激情。“似乎还没有哪位当代女作家像张洁这样，因为执着的方舟意识的驱动，在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如此大幅度地进行极致型跨越，从希望走向绝望，从大爱走向大恨，从唯美走向审丑。”那么，在她的情感世界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是什么为什么又是怎样使一位满怀希望、对爱情一往情深、甘愿奉献与牺牲的女性被时光打磨成了一个如此疯狂、绝望、愤世嫉俗之人？

张洁在《无字》中对与吴为热恋的胡秉宸充满爱意与赞美的回忆，折射出她早期创作的唯美与诗意的基因。张洁早期作品中，爱是唯一有价值的记忆，那是因“不能忘记而与生命同在的爱。“从某种意义上，与其说张洁在书写‘爱，不如说她是在书写记忆。”无论早期创作中在她梦境般的童话世界对男神温情与诗意的描摹，还是在随笔中对先生孙友余深爱的记忆的书写，我们都能够从中真切地感受到张洁灵魂深处那份对爱情的深切地渴望与呼唤。在文革浩劫中伤痕累累的张洁没有加入“伤痕文学”声讨控诉的行列，已经不惑之年的张洁却像青春少女一般深情地诗意地泪眼迷蒙地呼唤《爱是不能忘记的》，这意味着在张洁生命中情与爱是至关重要的。正是这份劫后犹存的日记《爱是不能忘记的》，正是对于爱的记忆与回忆使张洁的生命抵御了十年的历史灾难。《祖母绿》延续了对爱的记忆与回忆这一主题。“通过遗忘有关背叛耻辱及至悲伤痛苦的记忆，遗忘有关所爱之人的记忆而获取了对爱本身的回忆”，彼时彼刻，张洁没有控诉毁坏人的罪恶，“却以讴歌理想的方式，以回忆和记忆的力量，完成了对浩劫历史的一次赎救——这赎救本身便是审判。确切地说，是张洁爱的记忆本身，在不断修订着记忆，不断地遮蔽着关于现实、历史和灾难的记忆。

正因为视爱为生命的全部，才有了失恋后的万念俱灰。真正让张洁心灵受到重创的是她豁出命去爱的男人、倾其所有痴迷的爱情竟然是“天方夜谭”，是幻想。“一律是自己心目中制造出来的，不但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爱的对象，还制造了他们对自己爱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

张洁在《无字》中借吴为之口道出了对男人和爱情的失望，创伤和失望毁灭了她对男人的向往，扼杀了她在男欢女爱、两情相悦上的物质能力。至此，张洁梦幻的世界全面破碎，“她的梦显现为如此脆弱、不堪一击、不值一文的现实，恶浊的、丑恶的现实——女人的地狱，最后是现实彻底挤碎、榨干了梦的残片之后，女人无路可走的境况。……在经历了破灭、绝望、孤寂之后，最终宣告了所谓来自男性之拯救的虚妄。”由此，张洁再也不让她的女主人公对男人抱任何幻想，她自己不再崇拜、迷信男人，妩字》宣告了理想真爱的破灭。因此，张洁追求理想真爱的过程，就是一场激烈战斗的过程，也是她不断受伤害的过程。

在《无字》中张洁比较分析了吴胡两人强烈而鲜明的不同方式、不同性质的爱：“胡秉宸的爱是主体式的、本我式的、管理式的爱，吴为的爱是理想式的、自怜式的、服务式的爱。”吴为爱得真诚强烈，无私忘我，为了爱，她不惜一切代价，甚至置母女生活于不顾，置生命与尊严于不顾，表现为毫无保留不计后果的奉献，惟恐不能倾其所有；相比较而言胡却爱得顾虑重重、趋利避害、诿过自保，缺乏责任感，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惜伤害对方。而这种种不同注定了小说的悲剧结局。谁爱得越多越细腻越精致越深刻谁受的伤害就越深重。

1993年的《红蘑菇》是张洁对自己残破婚姻现实的无情剖解与深刻反思，表达的正是她对两性关系更深层次意义上的绝望。《红蘑菇》梦白的痛苦处境与分裂心理与《无字》中的吴为何其相仿！而吉尔冬和梦白的婚姻表演与婚后的胡秉宸处理与吴为的关系又何其相似！张洁正是要沉潜到意识深处毫不留情地对女性自身和男性世界的人性弱点及其灵魂进行深层审视与剖析。endprint

张洁自己承认“每部作品都是作者灵魂的自传”，作品是作家心灵和情感的折射与倾泻。张洁在随笔中回忆当年自己在孙友余与前妻的“离婚事件”中的处境与付出代价：“为了嫁先生，上刀山，下火海，波澜壮阔，九死一生。”这对苦恋多年的情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得正果，本应是值得欢庆的日子，可是，张洁没有丝毫喜悦之情，相反，“脾气却坏起来”。在张洁生命中表面上最辉煌的时期（爱情和事业双丰收），事实上她却背负着常人无法承受的苦痛。张洁的随笔和小说创作的大量文字描写均可以证明，张洁与孙友余再婚时对男人、对爱情乃至对婚姻已经开始失望或者说已经非常失望了。

尤其是和第二任丈夫孙友余相识—一相恋——结婚一离婚长达27年的婚恋，给她的心灵造成难以弥合的创伤，几乎使张洁后半生陷入了无尽的劫难之中。1986年再婚，由于当事人知名度过高等复杂原因演变成了轰动全国的政治事件。两人沸沸扬扬、轰轰烈烈的婚恋过程就是张洁遭受伤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太多的人性鄙陋与人性缺陷教育了她，使她目睹了八九十年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喧嚣、躁动、粗鄙、恶俗……看清了畸形社会下孕育出的现实卑污、人性丑陋，残酷的现实与美好的理想之间产生了激烈而尖锐的矛盾冲突。张洁的文学表演和她的内心情绪是密不可分的，“她的文学表演由温文尔雅变成张牙舞爪的过程就是不断受到创伤的过程。”她的色厉内荏、胆大包天、反串骑士以及文学狂舞也是对自己内心脆弱、无助心灵的护卫。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张洁与孙友余27年婚恋过程中所受的伤害以及对人性尤其是男人世界的失望最终导致对人性理想追求的绝望，这破灭成为张洁创作转型直接和主要原因。转型过程就是张洁内心受到伤害的过程，真爱理想从建构到解构的过程就是受伤的过程。

张洁在《无字》中借吴胡悲剧多次强调：不是外力，而正是胡的自私与诿过自保的陋习一点一滴地腐蚀着吴为的感情。张洁冷静分析后认为这不能怪他的人品，把胡秉宸诿过自保的陋习归罪于他长期地下工作的职业病所致，“任何情况下，尽量保全自己”，亲爹亲娘也白搭，时刻有备无患地将责任推卸得一千二净。张洁把胡秉宸等“政治人”的变异原因之一归结为革命时期，政治异化对人性异化的渗透。

仔细阅读《无字》可以看出，张洁尽可能为男人的个人品行开脱，冷静、理性地追溯到特定的历史变革时期，努力从社会、政治和动荡的时代等全方位多层面寻找人性异化的复杂原因。无论她怎样痛心疾首、癫狂绝望都是缘于内心的真诚，张洁永远膜拜自己的感情与美好的人性，自始至终执著地追求人类永恒的精神层面的书写。

张洁深情呼唤与执着追求的正是人类本应具有的爱的能力和美好品格，“吴为实在不该为一个夭折的英雄，一个夭折的爱情哭泣，而应该为他们并不具备的品格哭泣。”张洁的深刻就在于她把人物放在20世纪大的历史背景中，入木三分地层层解剖着令她失望已极的男人，剖析他们的深层心理痼疾以及人性扭曲变形，努力从社会和人性各方面追根溯源，力图从历史、政治、革命、男权传统文化等方面寻找人性异化原因，“寻找理解他们的钥匙，从历史的动荡与扭曲来分析那些本来应该可爱的男人的变形与冷酷。”张洁竭力想弄明白的就是：在男女关系中，在人性发展演化过程中，那些深邃、厚重的历史、政治与传统文化的因素，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张洁创作转型从唯美诗意到绝望癫狂、毒辣调侃的过程，正是其精神裂变的过程；不惜血本豁出命去爱的男人从“男神到魔鬼”异化的过程，正是张洁身心受伤害的过程。张洁的这种固执和洁癖的理想被迅速轰毁，我们分明看到了张洁那颗“比文字更动人的淌血的破碎的心”。

三、与母亲生死相依的创伤记忆

父爱的失落以及对爱情的失望，半个多世纪与母亲生死相依积淀出对母亲的“共生固恋”。失去母亲的悲痛加剧了对男人的痛恨和失望，理想真爱的幻灭更加强化了对母亲的固恋与愧疚。张洁没有加入90年代“母爱神话”全方位集体性轰塌的书写，1991年丧母剧痛成为张洁生命中最大创伤。悲伤欲绝的张洁创作了纪实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任眼泪和悔痛在每一个字缝里肆意地流淌。如果把它和《无字》互文解读，我们就会理解为何丧母之痛对张洁而言意味着毁灭性的打击，她甚至因为失去母亲而宣告自己真正生命的终结：“我的生命其实在54岁的时候就结束了。”悲痛之中渗透着不可言说无法挽回的愧疚，她豁出去命爱的人，不但不值得爱，还伤透了母亲的心。“记不得谁人说过，一个男人要是讨了一个比自己小十岁的老婆，再不懂得温柔，也得温柔起来，可在我们家，整个一个南辕北辙。”从这些零星的散文话语中，我们分明深刻地感受到张洁失望、委屈、怨恨的复杂心绪。张洁声称自己一生唯一对不起的人就是母亲，“妈妈走的时候，我本可以在身边，可我陪先生去了。”张洁因此生出永久的悔，始终不肯原谅自己：后悔与母亲不满意的男人结婚惹她生气；后悔只照顾先生而没有很好关照母亲而遗误了病情；后悔母亲手术后没有给她中药调理，而丈夫手术后却中药调理很长时间。因此，《无字》中张洁让叶莲子自己拔掉输液器结束生命来惩罚吴为。可见，母亲的亡故加剧了张洁对男人的失望与仇恨。

母亲去世后，张洁终于明白：爱人是可以更换的，而母亲却是唯一的。对此时的张洁来讲，男女间肉体与精神之爱已经无法与母女间更深厚、更绵长的血脉之情相提并论。阅读纪实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在张洁不加节制的泪水里，我们会随同她产生一份奇怪的感受：在那个由相依为命的两代母女苦苦撑起的一份狭窄、低矮的女性天空里，所有的男人都是“外人”，包括自己的丈夫，只有妈是自己的亲人，只有在母亲面前，可以尽情尽意，毫不遮掩。“《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男人的缺席，既可以看成是生活的真实，也是她的心里感受的真实。父亲的先导性缺席，已经注定了她们母女的生存结局和生活结构；‘丈夫的在场缺席，在将其视作‘赘物一般的过程里，细心的读者不难感受出几丝幽咽的怨愤，几丝难以说清的懊悔。

无论是日记式纪实散文《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90年代随笔散文《母亲的厨房》《又挂新年历》《太阳的启示》等，还是80万字鸿篇巨著《无字》，这些回忆文字几乎都离不开母女相依为命的悲苦人生。追忆、追溯、追悔重复回忆与母亲有关的点点滴滴，长歌当哭，寄托对母亲的爱、哀思与歉疚之情，抒发作者与母亲共生固恋，以及丧母怆痛。那是母性女儿真实书写和深情的呼唤。《无字》扉页上赫然写着：献给我的母亲张珊枝。其实是张洁蘸着心血专门写给母亲的一部卢梭式的“忏悔录”，完全可以看作是一首谱写母亲的生命史诗。作品一方面追忆为张洁代言的吴为对母亲的忏悔和愧疚，另一方面追溯到特定历史年代、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给叶莲子为代表的母亲们造成伤害的被社会和命运异化了的一代或几代男人进行责问与审判！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