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建波

（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

隐逸文化是我国古代特殊的文化现象，是相对于主流仕宦文化而言的一种边缘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隐士是隐逸文化的主体，也是隐逸文化主要的承载者和践行者，集中体现了非常丰厚的文化内涵。隐士虽是我国古代社会的边缘人，但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曾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甚至褒扬，也对我国古代的政治、文化、文学、艺术以及文人精神、心理都产生过重大影响。我国古代隐士数量众多，蒋星煜说：“自从巢父许由以下，一直到民国初年的哭庵易顺鼎辈，中国隐士不下万余人，即其中事迹言行历历可考者亦数以千计。”[1]1杨朝云认为：“中国隐逸传统如果从传疑时代的巢父、许由算起，几乎可与中华文明史同源，隐士亦不下万余人，有文献记载，事迹可考的就有几千人。”[2]4讨论隐士，相较嵇康《圣贤高士传》、皇甫谧《高士传》等私人撰述而言，一般认为还是正史的记载更为可信，更有说服力。鉴于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古代隐士，更深入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笔者把“二十六史”设立的隐士传作为考察对象，来探析隐士家世及其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一、隐士家世、从政考

首先，我们将正史隐士传记载的隐士家世、从政等情况以表格的形式简单列举如下（见下页表1）。由此表可知，“二十六史”中共有21种正史专门设立隐士传记载隐士们的生平事迹，并予以表彰。其中，《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和《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的前半部分，均是雏形的隐士传。《后汉书》及其以后的18种正史，均设有明确的成熟的隐士传。虽然在不同的正史中，隐士传的名称并不完全一致（详见表1）。但作为隐士传，记载隐士的功用没有本质区别。21篇隐士传记载了311名隐士，其中：父、祖辈曾做过官、或做过隐士或家境富有的隐士有122人，占了总数的39.2%；本人曾做过官、或直接向帝王进言的隐士有 137人，占了总数的44.1%；而父、祖辈曾做过官、或做过隐士或家境富有的，或本人曾做过官、或直接向帝王进言的隐士有208人，占了总数的66.9%。

表1 正史隐士传记载隐士家世、从政一览表

二、隐士家世、从政论析

（一）家庭背景对隐士的重要性

隐士不易做，做隐士需要家族的强力支持。鲁迅先生曾把隐士界定为一种生活道路，或者一种与做官相对应的“职业”，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一文中说：“登仕，是噉饭之道，归隐，也是噉饭之道。假使无法噉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3]185既然是一种谋生的“职业”，当然会由此获得些实际利益：“可见‘隐’总和享福有些相关，至少是不必十分挣扎谋生，颇有悠闲的余裕。”[3]186既然做隐士能够“和享福有些相关”，自然会有不少人想要努力得到，自然也就会有竞争。鲁迅先生也曾论述了做隐士的不易：“汉唐以来，实际上是入仕并不算鄙，隐居也不算高，而且也不算穷，必须欲‘隐’而不得，这才看作士人的末路。唐末有一位诗人左偃，自述他悲惨的境遇道：‘谋隐谋官两无成’，是用七个字道破了所谓‘隐’的秘密的。”[3]185-186像左偃那样“谋隐谋官两无成”，做官做不成，做隐士不可得，的确是一个最为悲惨的士人了。为什么做隐士也是如此之难？上文对隐士家世考证的数据解释了这一点。在正史隐士传记载的311名隐士中，父、祖辈曾做过官、或做过隐士或家境富有的隐士就有122人，占了总数的39.2%。这还是就整体而言的。在门阀制度盛行、世族与庶族森严对立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视门第的风气也在隐士们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晋书》的这一数据是39.5%，《宋书》是82.4%，《南齐书》是75%，《梁书》是69.2%，《魏书》是75%，《南史》是56.5%，《北史》是71.4%，《隋书》是80%。除了《晋书》，此期正史隐士传的这一数据都超过50%，甚至有的达到80%以上。可以看出，做隐士是需要家族强有力的支持的。一个没有背景的穷小子，想做隐士谈何容易！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重视血缘、家族亲情的中国古代社会，其实并不奇怪。即使今天，我们仍能强烈感受到，家庭背景对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二）政治对隐士的重要性

隐士离不开政治，大多数隐士和政治密切相连。韩兆琦《中国古代的隐士》一书是这样对隐士定义的：“隐士是与官僚相对而言的，它的含义是说，这个人本来有道德、有才干，原是个做官的材料，但是由于某种客观或主观的原因，他没有进入官场；或者是本来做官做得好好的，后来由于某种客观或主观的原因而离开官场，找个什么地方‘隐’起来了，这就叫‘隐士’。”[4]1高敏《中国历代隐士·序言》对隐士的定义和韩兆琦差不多：“本文所论的‘隐士’，是对我国古代社会里凡具有为官作吏条件的士人而不愿为官作吏者的总称。”[5]2纳兰秋《隐士大风流·作者序》认为：“简单地说，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并且具有较高声望的人，才叫‘隐士’。”[6]1虽然他们的定义都不非常准确，不能涵盖历史上所有的隐士，因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不仕看作隐士的前提条件，但实际上隐士本身的情况非常复杂。有“为官作吏条件”而“过隐居生活、不做官”的士人肯定是隐士，这毫无疑问；问题是中国历史上还有亦仕亦隐如东方朔、王维、白居易等人，东方朔是“朝隐”之祖，王维是“隐吏”，白居易倡导“中隐”；虽然他们终生未离官场，但古今不少学者还是把他们当作隐士的。尽管如此，前面几位学者的定义还是基本上把中国历史上隐士这一特殊阶层给概括出来了，并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隐士和政治密切相连。隐士不但必须具备“为官作吏条件”，同时还直接参与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去。上文提及，在正史隐士传记载的311名隐士中，本人曾做过官、或直接向帝王进言的隐士有137人，占了总数的44.1%。而在“入仕不算鄙，隐居也不算高”的唐宋时代，这一数据更高。《隋书》是60%，《旧唐书》是90.5%，《新唐书》是80%，《新五代史》是60%，《宋史》是55.8%，《辽史》是66.7%。都超过了50%，有的甚至高达90%以上。作为古代社会的一群边缘人，隐士们不甘寂寞，他们努力向主流仕宦文化靠拢，并希望得到当局的认可，最好是能像东方朔、王维、白居易等一样亦官亦隐。那样既可获得实利以养家糊口，也可得到高名而显示清高。总之，隐士与政治密不可分，不了解古代政治，就不能透彻地理解隐士。

（三）隐士队伍的复杂性

中国古代有成千上万的隐士，有些可信，有些是文人故意编造出来的，难以据此进行量化分析。而“二十六史”隐士传所记载的隐士，既真实可信，数量又不是太多，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研究样本。通过考察，我们知道，在正史隐士传记载的311名隐士中，父、祖辈曾做过官、或做过隐士或家境富有的，或本人曾做过官、或直接向帝王进言的隐士有208人，占了总数的66.9%。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的隐士，要么有较为优越的家庭背景，要么参与过现实的政治生活。所以，笔者认为，隐士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主体上应该属于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范畴，这正是其阶级属性。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隐士又不同于统治阶级中的当权派。他们是士人中不愿做官为吏的一部分，是淡泊名利的那些人，甚至有些隐士的生活相当贫困，他们非常了解人民生活的困苦，能够代表劳动人民的意愿。如汉代隐士梁鸿创作《五噫歌》：“是因为路过洛阳，看到帝王宫室的富丽，感叹人民的劳苦，逐作比诗。章帝读后，甚为不满，梁鸿只得改名换姓，隐居齐鲁。”[7]129陶渊明归耕田园之后，生活艰辛，所创作的《乞食诗》、《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等诗，也颇能反映当时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现状，体现劳动人民的情感诉求。诚如高敏在《中国历代隐士·序言》所说：“他们既无炙手可灼的权势，又无高官厚禄的官品，徒有超世绝俗的空名，实质上在政治上属于庶民、平民或白衣；有些隐逸之士基于隐逸的原因的不同，还可能是封建统治阶级当权派的反对派或不合作者……以致某些隐士比较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往往能够发出一些体现劳动人民需求与意愿的呼声，甚至有接近劳动人民的思想倾向。”[5]7综上可知，隐士的队伍是非常复杂的。主体上应该归入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范畴，还有一小部分当属于庶民。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考察的仅是“二十六史”隐士传所记载的隐士，所持观点只对正史隐士有效，至于是否适用于中国古代所有隐士，则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但那已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

[1] 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

[2] 杨朝云．中国隐逸文化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3] 朱正，校注．新版鲁迅杂文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

[4] 韩兆琦．中国古代的隐士[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 高敏．中国历代隐士[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6] 纳兰秋．隐士大风流[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7]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