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村

周永康落马后，“墙倒众人推”。无论是来自官方的，还是民间的舆论，大有弹冠相庆之势；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有关周永康在任时的各种蝇营狗苟之事，被描绘成各种版本在坊间流传。但还有一种说法：周永康在任时，为人处事讲义气，与同僚或下属多以“兄弟”相称，彼此之间的关系很铁。正是靠着这种江湖义气，周永康在数十年间建立了盘根错节的强大关系利益网，并借此疯狂敛取钱财。

无独有偶，有人也说徐才厚为人谦和肯帮忙，真有厚道之处，敢收钱财，但也真给人办事。

事实上，中国官场中的这种“江湖义气”并非个案，甚至已非常盛行。单从称谓看，过去的“同志”已被“老板、大哥、小弟、师父、师姐、师妹”替代。权力部门与社会组织关系不清不白，互相利用，一些地方的主官黑白通吃，左右逢源。相当一部分基层政府在拆迁、截访、征地时动用具有黑社会组织性质的恶势力对付民众。江湖义气同时在官场、民间和黑社会畅通无阻，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一个严重症结，是潜规则对抗明规则最有效的思想和感情基础。江湖圈子越大，混得就越好，势力也就越强大。到了周永康这个级别，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似乎已经没有距离或者说早就一体化了。

江湖本来是一个可以诗意栖居的地方，充满逍遥、写意的人生色彩；江湖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有人说：庄子左右了江湖文化，韩非子主宰了庙堂政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有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处的江湖则用来指民间社会，有与朝廷相对的意思。至于老江湖、混江湖，则是隐指现今社会以暴力冲突为常态的黑道生态。

当今中国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现代社会治理的制度设计和一整套体系。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是一个被“江湖化”的社会。广义的江湖是民情民意民间习俗，狭义的江湖则是以区域、行业、人缘等因素结成的利益体系和圈子。有人曾讽刺说，中国的经济是亲戚经济：国土局领导的亲戚在搞房地产；教育局领导的亲戚在做校服；安监局领导的亲戚入股煤矿；公安局领导的亲戚开夜总会；主管绿化领导的亲戚开园林公司；主管资金领导的亲戚入股科技企业套取财政补贴；主管卫生的领导亲戚经销医疗器械；主管出版的领导亲戚推销教辅图书……平头百姓就只能下苦打工。

庙堂之高，江湖之远，看似两个对立的事物，原本没有交集，然而，身处江湖者却时时牵挂庙堂政治，一旦机缘合适就会重返政治舞台，中国古代社会有不少这方面的例子。故此，江湖就不再是一个宁静脱俗之地，庙堂即江湖，江湖即庙堂，正应了古龙那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人心就是江湖。

官场也如江湖，人心更难测量，这是中国官场政治生态的真实写照。要想在官场这个江湖中浪迹，就必须深谙江湖规则；而江湖规则是行走江湖之人必备的行话、暗语、潜规则，并且还混合了某种“武侠”气息，“义”字当头。根本上，这是一种基于个体情感的社会认知和价值判断体系，构成了与现代性的国家伦理和制度维度的忤逆。恰恰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孱弱，给了江湖义气盘踞政治领域的契机，用私人伦理代替公共规则，造成了中国官场的诸种乱象。

周永康之流的大老虎从兴盛到衰败，可以说成也江湖败也江湖。没有从石油系到政法界的广泛人脉体系，没有地方的势力范围，很难有周永康的呼风唤雨。然而，也正是这样的江湖坐大，挑战了现代社会结构的民赋公权，挑战了中央集权和官场平衡的分治权，就注定为体制所不容。即便在封建专制的社会，王爷坐大挑战皇权，王法也会杀了王爷的头。

作为1949年以来在执政集团内部被打掉的最大老虎，周老虎显然具有标本意义。中国官场“前腐后继”之余，应当反思“养虎为患”根源在何方？关于此，官方较为常见的说法诸如信念缺失，信仰背离，私欲膨胀、道德败坏、以权谋私等等，这种判断强化个人道德因素，显然不能触及问题肌理。

金庸武侠小说《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从扬州一个小混混，靠着江湖义气最后成为清廷宫中的红人，金钱美女一样不少，黑白两道通吃。依靠江湖义气维系的庙堂政治，必然是非理性、反制度化的政治灾难。从整个中国来看，武侠文化的盛行，恰恰反映了相当多的人内心怀有的深厚的江湖情结。

江湖情结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延续不可小觑的活力因子，在于它既是专制制度的对立面又是其必要的社会组织补充。狭义的江湖可能是反社会的邪恶黑势力，广义的江湖则可以被看做是反映民情民意的群众路线。

中央在公布周永康被立案审查的同时，发布了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要议题：依法治国。这就预示着反腐将从治标逐步开始转向治本。依法治国最基本的含义应该是坚持宪法至上；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法律是社会的共同信仰和契约，而不是统治集团的工具，做样子的道具，弄权者的玩具。

在法治化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下，中国文化的江湖情结才真的有可能远离庙堂，回归江湖，成为一种诗意的情致，成为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