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景森

1935年1月，我们党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党和红军处于最危急关头召开的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党史、革命史著述都认为这次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本人认为，遵义会议实际上也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因为：

一、当时的最大政治就是军事，军事路线的改变就是政治路线的改变

（一）从当时处境看，生存是党和红军最紧迫最关键的问题，是最大的政治。

一是敌人特别强大，敌我力量过于悬殊。1934年10月蒋介石拥有200多万军队，而全国红军总共才有15万，是敌人力量的十四分之一。由于前四次“围剿”的失败，蒋介石便自任总司令坐镇南昌，制定了恶毒的“铁桶计划”，即按照“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在根据地及其周围地区，政治上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此时，能否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是党和红军面临的生死抉择。

二是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已发展到极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所难免。在大军压境之际，临时中央于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会议继续认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是“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并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等口号下，继续发展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在土地问题上进一步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政策，扩大了打击面，造成社会混乱。特别是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只有正规阵地战经验、而不懂中国革命战争具体特点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负责军事指挥，他们一反前几次反“围剿”斗争中毛泽东运用的有效作战原则，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和“两个拳头打人”的冒险主义，受挫后又采取消极防御的错误方针，分兵把口、短促出击，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敌人拼消耗，以至广昌失守，国民党军队迅速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10月10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八万六千人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踏上向西突围的艰难征程。

三是湘江战役后，党中央及其中央红军面临绝境，命悬一线。在战略转移中，临时中央负责人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红军虽然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但也遭到惨重损失，湘江战役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此时，蒋介石已觉察到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立即调集重兵，布置好口袋形阵地，等到中央红军钻入并一网打尽。尽管毛泽东主张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方向挺进得以实现，但红军仍处于十几倍与己的敌人的围追堵截中，红军的生存则成为当时最大的政治，否者，一切都无从谈起。就在这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因此，遵义会议则成了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二）从理论上说，战争是最大的政治。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为明确地指出：“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这也正如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讲到的“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一样，当时党的政治路线就是集中力量进行军事斗争。

（三）从实践上看，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武装斗争是党的中心任务，是党的重要法宝之一

一是当时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没有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度，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联合势力总是凭借其强大的军队和暴力，对人民实行独裁统治。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其他斗争形式只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与武装斗争相配合。因此，离开武装斗争，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

二是国共合作期间党没有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在敌人的屠杀面前，党的路线及一系列正确主张都几乎化为泡影。正如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所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中承认：“共产国际武装中国军阀并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结果，我国阶级创造的子弹射进了中国工农的头颅。”“四一二”大屠杀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致使革命力量损失殆尽，这些血的教训就是最好的证明。

二、遵义会议实际上也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

（一）面对临时中央以城市暴动为中心的“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毛泽东在遵义会议的发言中严厉指出，“为什么会产生错误的军事路线？是因为错误地估计政治形势，过分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

（二）《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体决议》指出：“华夫（李德）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这种错误对于××同志不是整个的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但这一错误如果坚持下去，发展下去，则必然走到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

（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

三、确立毛泽东的事实领导地位，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是党内早期最成熟的革命领袖。毛泽东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大本大源，坚持从国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

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再到开辟赣南和闽西根据地；从井冈山粉碎敌人的“会剿”到苏区四次反“围剿”，不论局势怎样险恶，他从不放松对周围环境的现状和来源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努力按照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新的方针，并十分注意通过实践的检验来修正或充实原有的想法。从八七会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到“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再到“古田会议”形成的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基本原则，即使是“赣南会议”被撤销了党和红军领导职务，毛泽东关于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各方面的具体路线都已经大体形成，从而把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具体化。即从红军的建军思想和一系列作战原则、土地改革的政策、根据地的建设方针，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都已提出明确的系统的、切合中国实际的主张，这些主张集中体现在以下一些著作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终于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特色的革命成功之路。再追溯到《民众的大联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著作，实质上他的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已经初具雏形。因此，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事实领导地位，不仅确立了党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且也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