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希同志，只所以要在他的名字后加上“同志”二字，并不是表明我的这篇文章要写得多么严肃，而是因为他和我第一次说话时就称呼我为“同志”的，我也就称他同志了，当然也可以称他陈老同志，或者陈伯老同志，只是在习惯上我还是觉得叫他陈老更亲切些。

陈老同志是甘肃省美术家协会的第一任主席，是我省享誉全国的著名书画大家。听文联的朋友们讲，他是从延安过来的老革命，不仅艺术成就大，尤其是人品好，是位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

有一位朋友讲过一个小故事，说有一年省文联搞文化下乡活动，陈老也参加了，由于路途遥远，加上道路坎坷，路上陈老的腰被扭伤了，大家以为陈老一到乡下就会休息，不可能画画了，但陈老咬着牙，一手撑腰，一手握笔，竟然从早画到晚，为当地的老百姓连写带画奉献了几十幅作品。工作人员说，陈老，您是大画家，意思意思就行了，再说您的腰又伤了，何必这么受罪？可陈老说，我们的艺术是为什么人的？我们就是为老百姓的。我们天天在省城，下一次乡见一次老百姓不容易，来了就要珍惜机会，只要老百姓喜欢就给大家多画几张。听了这个小故事，我虽还不认识陈老，但心里已经生出了几分敬意。

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认识了陈老，但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却是“不打不相识”，而且还“打”得很认真，最终“打”出了友谊。

那是2007年的秋天，我作为《甘肃日报》文化版的记者，到陈老担任院长的甘肃书画研究院采访，但这次采访没有见到陈老，是副院长邵军和办公室杨主任接待了我。接着，我通过对多家民办书画院的走访，在当年12月7日的《甘肃日报》上发表了《民办书画院：“院墙”有多高》一文，文中说：“近年来，民办书画院在各地纷纷兴起，据粗略统计，在兰州的民办书画院经常开展活动的就有十几家，规模大小不一、质量高低不齐。”文中指出了民办书画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陈老看到这篇文章后，打电话给我，他很严肃地说，牛庆国同志，我不同意你对民办书画院的看法，你说的民办书画院存在的问题，在公办书画院同样存在，甚至更加严重。我一听“同志”二字，立马也就严肃了。我说，谢谢陈老关注我的文章，对于我提出的看法，咱们可以讨论，您也可以批评。陈老建议我写一篇有关公办书画院的调查文章。我说我想想吧。但这篇文章我一直没写，这不是要和陈老顶牛，而是当时已有不少关于公办书画院的批评文章见诸报刊，我没有必要再重复别人的观点。

过了几天，杨主任打电话给我，说陈老在我的文章旁边作了很多批语，想跟我见面谈谈。我答应了，我很想当面听听陈老的教诲，见见这位早就想见的大画家。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见到了陈老。是一位满头银发的高个子老人，一问已经80多岁，但显得很有精神，声音洪亮，思路敏捷。陈老的形象，很符合我心里大画家的样子。

只是和我见面的，除了陈老，还有其他的几位老画家，有耿汉、沈风涛等，都是陈老领导的书画研究院的副院长。杨主任这才告诉我，陈老今天把所有的副院长召集来，是要组织大家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发展文化事业的有关内容，请我列席。这时，我心里就有些纳闷：请一个省报的记者来，就是想听你们念报纸？这陈老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但既来之，则安之。就听听他们的会吧。

会议开了整整一个下午，陈老逐字逐句读完了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的第七部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而且边读边发表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在他的看法里，提到了民办书画院在社会主义文艺大繁荣大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他还说到了一些公办画院存在的问题。陈老念着、讲着，讲到激动的时候还会提高声音、打着手势。我从陈老的话里，听出了他要我列席他们这个会议的目的，那就是他要用十七大精神对照我的那篇文章。

接下来，几个副院长轮流发言，他们除了谈自己对“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理解，也谈到了我的那篇稿子，但副院长们却没有顺着陈院长的意见，倒是对我在文章中表达的看法给以认可，或者说给予了“宽容”。副院长驳了院长的面子，院长居然没有反驳。当然，我也不好说什么，只是静静地听着这些老先生们侃侃而谈。

副院长们发完了言，陈老让我也说几句。我说，记者只带着耳朵听会，不在会上发言。但陈老坚持要让我说，说既然把我请来了，不说几句是不让走的。

记得我说过这么几句话：陈老的批评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陈老对民办书画院倾注了很多心血，但每一个民办书画院的情况不同，存在的问题应该引起重视，这样才有利于民办书画院更好地发展。

陈老是想通过开会讨论的方式，说服我。但他没有说服我，可能我也没有说服他。我们只好各持己见了。只是我以为我得罪了他，而他以为他和我交了心。

其实，我后来才理解了陈老的想法，他是想让我正面宣传民办书画院在文化事业中的作用和优势，对于存在的问题不应在报纸上公开讲得太多，以免对民办书画院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陈老是有良苦用心的。

会后，陈老请大家吃饭。饭桌上，我做好了和陈老继续讨论的准备，可陈老再没有提这个话题，而是高兴地讲了他当年参加革命从事文艺活动的事，也讲了在甘肃省美书家协会的初创阶段，他和他的同事们如何开展工作和进行创作的往事，尤其是还谈到了他和《甘肃日报》几十年的友谊。经过一下午的讨论，陈老仿佛已经把我当成了一个老熟人。

我原以为我和陈老的交往也就这么一面之交了。但过了几天，邵军副院长打电话给我，说陈老给我写了一幅书法作品，让他转交给我，并转达了陈老的意思，说陈老很愿意和我交流，说我是一个好同志，陈老希望我有空了到家里坐坐。这真是喜出望外，待我展开作品一看，竟是四尺整张，是我喜欢的“陈老体”。陈老书写了欧阳修的一首诗：“百啭千啼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陈老用古人的诗表达了他向往自然，为人民创作的艺术追求，也是在勉励我能在“林中自在啼”。

从此，我就和陈伯希老人真的成了熟人了。按照报社的要求，我多次采访过他，他也很热情地接受了我不厌其烦的采访。在他家里聊天、喝茶、看画，常常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听他讲得最多的是，作为一个画家，人民喜欢什么，就画什么;老百姓看不懂的不喜欢的，就是画家应该抛弃的;他追求的美是祖国大地上的美，是老百姓眼中和心中的美。后来，陈老又送我一幅六尺的《荷花》，只可惜这张画如今已落身别处，是我在生活中遇到一段困难的时候，被一位朋友带走的，现在想起来甚为可惜。

从和陈老的交往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老一代文联人、老一代艺术家，做事认真、为人坦荡的作风。谢谢陈伯老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