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莲提香

陆小曼：写到湖山总寂寥

◎雪莲提香

编手札

绝代芳华的名媛恋上了风花雪月的诗人，

从此这刹那烟火般的爱情，

燃尽了诗人的生命，

也付上了美人大半生。

图/南宫阁

她也算是绝代女子，知性妩媚，风姿绰约，还有一颗灵敏的艺术心。1903年11月，她出生于上海，世代书香，自小便熟读经典，精通英法语言，在绘画、戏剧、音乐等领域造诣颇深。

她与林徽因一样，是上流社交圈叹为观止的奇葩，但林徽因更具大家闺秀的内敛含蓄之美，可以高贵若明月，也能低调如尘芥。陆小曼缺的，是一份沉静矜持，和坚守的韧性。

她喜欢热闹，耐不住寂寞，喜欢众星捧月繁花似锦的生活。她为交际而生，说白了就是朵交际花，当时有句评论是：“上海名媛以交际著称者，自陆小曼、唐瑛始。”也就是所谓以美艳著称的“南唐北陆”。甚至她在北平与徐志摩的邂逅，也始于一场热闹的舞会。

彼时，失恋的徐志摩遇上了耐不住寂寞的陆小曼，他们爱情的根基能否牢固，只有天知道。

她结婚已两年有余，夫君是当时的军界才俊王庚。王庚先后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就读，1918年从西点军校毕业后，回国在北洋陆军部供职，并成为梁启超的学生。1922年，陆小曼奉父母之命与王庚结婚。

应当说，嫁给王庚，对陆小曼来说其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后来她与徐志摩的婚外恋闹得满城风雨，直至离婚后重与徐志摩结婚，王庚都显示了包容忍让、成人之美的君子风范。

王庚是有为青年，醉心于事业，少了些儿女情长；陆小曼正相反，她沉醉于浪漫狂热的爱情，追寻甜蜜诗意的人生幸福。徐志摩的出现，正好与她两相契合。

同样师从梁启超，王庚与徐志摩算是同门师兄弟。认识陆小曼时，徐志摩回国已有一年多了。梁思成携林徽因出国留学，心仪的女子留给他的，是一个永不转身的背影。他孤独痛苦又是单身，便常去找王庚。

王庚总是很忙，便对徐志摩说：“我今天比较忙，让小曼陪你吧！”逢到陆小曼要他相陪外出，王庚也总说：“我没空，让志摩陪你去吧！”优秀的王庚，看不透徐志摩的孤单，也读不懂陆小曼的寂寞，因而他和陆小曼婚姻的失败，谁对谁错，都谈不上绝对。

陆小曼后来回忆与徐志摩的相恋，强调了当时志摩积极阳光的精神力量，对她的照拂与吸引。

1925年，王庚调任哈尔滨警察厅厅长，北上赴任。他走后留下的自由空间，像熏风撩拨的原野，火速催生了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恋情。

也许，陆小曼是徐志摩经历的所有女人中，最能迎合他热情的一个。张幼仪是他娶回家传宗接代的女人，他浪漫的心从未向她敞开过；而林徽因，是最能与他灵魂共振的红颜知己，却如一朵高山雪莲，始终与他若即若离；只有陆小曼，像一团火，妩媚地接纳他的热情。他们之间的相恋，使他明白了“恋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让他充满了感恩的快乐。

一个风花雪月的单身男子，一个红杏出墙的有夫之妇，他们的恋情一开始便不被祝福。

大约彼时陆小曼的名声并不太好，风言风语四处飘散，格外不堪入耳。热恋中的情侣管不了这些，徐志摩以为，没有人真正理解过陆小曼，只要她奋发，那么她要获得艺术成果如探囊取物，到那时，一切流言都只是庸人自扰。

从开始爱上陆小曼，徐志摩便存了激励她的心。她美丽温婉，富有才情，这是他爱上她的理由。他相信爱情的力量会让她觉悟，假以时日，他们会各有进步，那么这段被人诟病的婚外恋，便有了积极的意义。

纸包不住火，王庚到底还是知道了真相。对于博学多才、年轻有为的王庚来说，这自然是桩奇耻大辱。无论王庚有怎样的涵养，争吵总是无可避免，这段婚外恋情彻底曝光了，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文化圈，简直是头号新闻。徐志摩为避风头，开始了历时数月的出国旅行。

这段日子的分离，徐志摩与陆小曼饱尝相思之苦，往来书信也越发忧伤缠绵。

已调上海任职的王庚向陆小曼下了最后通牒，希望她尽早与他团聚，过去的一切都可既往不咎，否则便永远不要去了！他爱陆小曼，只是爱的方式与徐志摩不同。

面对父母的催促，陆小曼决定以死相逼，可是父母早有准备，只一句“好的，要死大家一同死”，便将她的意志全部摧垮。无奈之下，她只能向父母屈服，流着泪给徐志摩写了诀别信：“你我的情缘，只好到此为止了，此后我的行止你也不要问，也不要打听。你只要记住那随着别人走的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

1925年7月底，徐志摩终于回到北京。权衡再三，他请刘海粟出面当说客，替他向陆家父母及王庚争取小曼的自由。

10月的某天清晨，陆小曼忽然出现在徐志摩的办公室，喘息着说出的第一句话便是：“志摩，我和王庚离婚了！”

那一刻，仿佛天地轮转，世间什么样的幸福，都比不得这对情侣苦尽甘来，得偿所愿。

但幸福，往往只在通往幸福的路上，才最刻骨。当水到渠成，所有艰辛的努力终于开出了最美丽的花朵，余下的时光，便是萎谢和老去。

1926年，徐家为徐志摩婚姻的变故，分了家产，最终也同意了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姻。

张幼仪作为当事人之一，也去了徐家。后来她回忆说，她看到徐志摩手上戴着一只醒目的翡翠戒指，那是陆小曼送给他的定情物。当徐父就徐陆二人的婚事征询她的意见时，她沉默片刻，说了句：“我不反对。”徐志摩激动地站起来，走到窗前伸开双臂仿佛要拥抱整个世界。就在那一刻，他手上的翡翠戒指却忽然飞出了窗外，他匆忙下楼去找，却再也没有找到。

无论如何，这个小插曲对这段新恋情，总像有着不吉的暗示。一丝预感如藤蔓一样在张幼仪心底往上爬，她恍惚觉得，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姻，也许并不能如意终老。

婚姻，是他们情感生活的分水岭。

之前，他们艰难地爬一座山，那么高那么远，看不到峰顶，可是他们心甘情愿牵牢了手，彼此不弃不离地攀登；如今翻越了山巅，阅尽了旖旎风光，便是下山的时候了。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话用在他们身上，竟是那么贴切。

1926年10月3日，他们在北京举行了艳极一时的婚礼。现存的一帧徐志摩与陆小曼婚礼上的合影，虽已光影斑驳，但一对旧时光中的新人仍然是醒目的主角。陆小曼手捧鲜花欠身而坐，长长的披头纱轻轻曳地；她身侧，站着长袍马褂的徐志摩，嘴角有淡淡含蓄的笑意。

那一刻的幸福毋庸置疑，但婚礼前谁也不曾料到，证婚人梁启超会用那样严厉的证婚词，将二人训斥了一顿。

做这对新人的证婚人，梁启超很不情愿，他对陆小曼没好感。徐志摩虽是他的得意门生，当年却追求过他的准儿媳林徽因，不能说他一点儿都不介怀。但徐父当时给出的结婚条件是，必须由胡适当介绍人、梁启超做证婚人，梁启超身为徐志摩的老师磨不开情面，只好答应。

但有些话，他憋着难受，也觉得有必要掏心掏肺地说出来。

梁启超说：“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

这是一篇空古绝今的证婚词，当时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不失色。梁启超对徐陆婚姻一定是不满到了极致，因而在写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家信中，痛惜忧愤仍未平息：“我又看着他找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痛苦更无限，所以对那人当头一棒，盼望她能觉悟（但恐也难），免得将来把志摩弄死。”

他训斥的是徐志摩，其实他更想骂的是陆小曼。一个彩蝶般周旋于社交场所的女人，他不屑且厌恶。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所担忧的都得到了印证。

按照徐父开出的结婚条件，婚后二人必须回老家居住。他们先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然后才回老家过了一段神仙般的日子。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徐志摩说：“我父在上海，家里就只有妈，每天九点前后起身，整天就管吃，晚上八点就往床上钻，曼直嚷冷，做老爷的有什么法子，除了乖乖地偎着她，直偎到她身上一团火，老爷身上倒结了冰，你说这是乐呀还是苦？”这话说得矫情，但徐父不在家的日子，他们确实将日子过得像神仙。

徐父回家后，有天提出让陆小曼打理钱庄。徐志摩说：“小曼最怕数字，让她管钱，肯定不行。”

徐父说：“我不要她打扫卫生，不要她操持家务，你们自己的家产总要她来管理吧！”徐父本来就对陆小曼反感，相处时间越长，越看不惯新儿媳的做派。有一天实在心里憋闷，夫妻俩干脆离开老家，去北京投奔他们的前儿媳、干女儿张幼仪去了。

公婆离开后，徐志摩和陆小曼恣意享受二人世界。但这样的日子很快便结束了。北伐战争开始加剧，兵乱使小镇不再安宁，徐志摩和陆小曼只得转迁到上海居住。

迁居上海后的徐志摩十分忙碌。为了挚爱的文学理想，同时也为了婚后的生活开销，他与闻一多、胡适等人在上海环龙路创办“新月书店”，后又创办《新月》月刊；同时又在三所大学兼职任教，但即便如此，仍然满足不了陆小曼的日常消费。

十里洋场，醉生梦死。来到上海大都市，陆小曼如鱼得水。她似乎天生适合享受，为着歌舞而生，为着醉生梦死而活。她在北京，便是著名的交际花，与徐志摩从热恋到结婚这段特殊时期，她暂离了歌舞升平的交际场所，只专注于狂热的恋情。而今，激情消退，这朵交际花又回来了。

她开始频繁出入各种宴会、舞会、戏场，乐此不疲地打牌、听戏、跳舞、捧角儿，并且在花园别墅租了一幢楼，出入有私人汽车，养着司机、厨师、贴身丫头和众多仆佣，挥金如土，呼朋引伴，穿戴时髦高档，出入场所非尊即贵，十足一个养尊处优的豪门阔太。

徐志摩渐渐觉得，生活疲惫而乏味。他每月所挣银圆加上稿费，在当时已是一笔大数目，但仍不够陆小曼挥霍。说到底，他俩并不像。他热情但生活不糜烂，对爱情充满孩子气的浪漫向往，精神世界有阳光普照。他一直督促陆小曼在艺术领域取得成就，但对于一个骨子里浸满享乐的女人来说，这样的建议即便能暂时接纳，也不过是叶公好龙。

她不仅自己玩乐，有时还硬拉徐志摩一起。徐志摩虽然极不情愿，但因宠爱陆小曼，只得一味迁就忍让。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我想在冬至节独自到偏僻的教堂里去听几折圣诞的和歌，但我却穿上了臃肿的袍服上舞台去串演不自在的‘腐’戏。我想在霜浓月淡的冬夜独自写几行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但我却跟着人们到涂蜡的跳舞厅去艳羡仕女们发金光的鞋袜。”

排场大了，花销也越来越大，陆小曼的生活情趣，也从浪漫的精神愉悦，转向了追求物欲的满足。她要更精致的生活，精致到手帕丝巾，也必须托人从国外买进。她也许没想过，她所有的用度，都是徐志摩风中转篷一样的多处兼职才得以支持。因而，当1931年徐志摩遇难后，她便断了经济来源，彻头彻尾成了个靠人接济的可怜女人。

但即便如此，她对徐志摩仍然不满。因为她认识了翁瑞午，一个自负风雅的文化掮客。

翁瑞午是前清官宦子弟，家藏古董丰厚，长相俊美，擅戏曲、会推拿，对绘画和古董鉴赏也很在行。他与陆小曼也算有着共同的志趣爱好。

陆小曼身体不好。到上海后，日夜颠倒的生活引发旧疾，一次赶场连唱两天戏后，陆小曼突然昏厥了过去。翁瑞午及时为她推拿，才使她恢复如常。翁瑞午曾专门研习过推拿术，因此陆小曼一犯病，翁瑞午便用推拿术为她治疗，效果显著。此后，陆小曼渐渐对翁瑞午有了依赖。

大约犯病的时候比较多，翁瑞午又不能日夜相伴，陆小曼便听从了翁瑞午的建议，吸食鸦片来抑制病痛。于是，不论徐志摩在不在家，陆小曼都堂而皇之与翁瑞午一榻横陈，吞云吐雾。对陆小曼来说，她眼下最需要的，已不再是徐志摩的浪漫，而是戏友、画友兼烟友的翁瑞午所给予的精神麻醉。

尽管徐志摩在流言漫起时，自欺欺人地为陆小曼辩驳，但当他推开门，眼见妻子与另一个男人同榻而卧、烟雾弥漫醉生梦死的瞬间，真能一点都不在乎？忍耐总是有限度的。因而，1928年6月，爱情幻灭的徐志摩负气离家，出国散心。

途中，徐志摩在船中写信。即便他对现实生活失望至极，心底仍然放不下陆小曼。

11月上旬，徐志摩从国外回到了上海。他期待陆小曼如他苦心劝勉的那样，能够冷静下来反思觉悟，每日读书学画，精神面貌也会焕然一新。但他回家见到的陆小曼，既不是他离开时的陆小曼，更不是他想象中的陆小曼。

她苍白消瘦，憔悴不堪，他们的家成了半个鸦片馆，翁瑞午登堂入室，俨然半个主人。陆小曼失控的奢靡生活，在他走后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的婚姻，已日渐走进了坟墓。

1930年秋，在胡适的邀请下，同时为补贴家用，徐志摩来到北京教书，并动员陆小曼与他一同北上，却遭到拒绝。

陆小曼不愿离开上海。上海是五光十色的欢场，有慵懒奢华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可以公开吸食鸦片。上海还有翁瑞午，她舍不得，也离不开。于是，她宁愿自己的男人在外拼了命地挣钱养家，自己像只柔软的蛆虫慵懒地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也不愿去过一种新生活。

当朋友建议徐志摩离开陆小曼时，徐志摩却不愿采纳，他说，如果此刻离开陆小曼，她就彻底毁了。他记得梁启超先生的训词，他要为自己也为小曼争一口气，证明当初的选择没错。

但他已深切地感觉到了痛苦。他曾在给陆小曼的信中说：“到最近，我已然部分麻木……”

1931年4月，徐母去世，陆小曼赶来奔丧，徐父不让她进家门，却让张幼仪主持操办家事。显而易见，徐家承认的儿媳，只有张幼仪。陆小曼无法忍受这样的屈辱，只能向徐志摩发火抱怨。

因此事，他们的感情降至低谷。尽管徐志摩与陆小曼两地相隔，却十分在意去修补他们的关系。他几乎每两天就要往上海寄一封信，却很少收到回信。陆小曼的灵气早已被糜烂的生活磨灭殆尽，更何况她心底怨气难平。

日益窘迫的婚姻和生活，已经超越了徐志摩隐忍的极限：“老爷是一只牛，他的唯一用处是做工赚钱……”

他的创作，自与陆小曼结婚，就丧失了生机和灵性。他似乎再也写不出早期那些清新动人的诗作了，反倒多了色欲贪欢的内容。

1931年11月13日，徐志摩从北京回到了上海家中。陆小曼照旧在吞云吐雾，徐志摩劝了几句，陆小曼却大发脾气，随手把烟枪向徐志摩脸上掷去。人没砸中，金丝眼镜却掉在地上摔碎了。

悒郁到极点的徐志摩头也不回出了家门，然后转道南京，准备乘坐免费邮政专机赶往北京—19日晚，林徽因将在协和小礼堂做建筑讲演，他要准时参加。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在登机之前，给陆小曼发了一封信：“徐州有大雾，头痛不想走了，准备返沪。”也许这是冥冥之中，命运给予他的最后一次救赎机会，但他没有坚持，坐上了飞机。从此，世间再无诗人徐志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