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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母亲结戏缘

2015-01-06马鼎盛

广州文艺 2014年12期
关键词:红灯记母亲

马鼎盛 香港军事评论员、凤凰卫视主播、中国近代军事史学会会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客席研究员。十一届广东省政协委员。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1989年回香港定居,先后在《明报》、《大公报》、《天天日报》、《星岛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任职,撰写时事评论、军事专栏等,也曾经在香港电台等电子媒体任职。2003年起在凤凰卫视主持《军情观察室》。

我们母子合作演出可以追溯到1952年,母亲拍摄电影《鸾凤和鸣》。她扮演乡下妹,反抗大都市“道德协会会长”逼婚,在隆重的婚礼上连唱带闹,把老淫虫批得体无完肤,终于同张瑛扮演的情人结婚。在满堂宾客中一个西服革履的小男孩坐在太师椅上,有两三个镜头扫过,那就是我三岁的处女作。我目不转睛的聚焦点不是母亲的精彩演出,应该是满桌子的糕点。我在香港的电视台深夜播出的“粤语长片”中突然有重大发现,回家问母亲电影《鸾凤和鸣》的细节,拍过上百部电影的老太太说:“这种小事哪里记得清?”

2000年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粤剧艺术大师马师曾百年诞辰纪念演出晚会”,我奉母亲命令凑个热闹,学着唱一段先父戏宝《搜书院》主题曲“步月舒怀”。有记者问是否家学渊源,我赶紧否认,千万别拖累父母的盛名。记者又问,你初次登台唱戏有何感想。我说当然是百感交集,不过那是30年前的旧事。当年革命样板戏大行其道,为了庆祝中共中央“九大”,全国城乡都学唱样板戏。我们珠江三角洲历来喜欢唱大戏,长安公社哪条村子没有个土台子?我们两千多人一条村就有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正儿八经登台唱大戏,不过那是粤剧。大队支部书记说:“咱们不是有北京大学生吗?”他老人家喜欢见官加一级,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小青年当然要听党的话。这就接受排练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刑场斗争”的政治任务。我演地下交通站负责人李玉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麦建和演日寇宪兵队长鸠山,一号花旦麦傍娣演李铁梅,二号花旦麦兰瑞演李奶奶,侯宪补和日寇伍长还有几句对白,几个日本鬼子没有台词,随便甲乙丙了。我立下军令状在一个月内登台演出,完全是敢死队的状态。农民宣传队这几位连广东话也说不来的青年男女,学唱京剧!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还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糊弄出一台戏说难就难,说易也易。我让队长麦建和带领《红灯记》剧组全部人马,驱车30里直奔虎门公社太平镇,男的骑车带女的,我当然搭载一号花旦麦傍娣,粗手赤脚的乡下妹子,完全没有“初抱郎腰分外羞”的扭捏,倒是我多少有点尴尬。方圆百里唯一正规电影院,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电影门票一毛二分钱,咱们是集体票八分,售票员刚好是长安公社的女婿,听说我们一天连看五场,干脆只收三场的钱算了。我以男主角和导演兼师傅的身份叫大家做笔记,事后查看笔记才知道这班农村青年基本文盲,扮演李铁梅的一号花旦麦傍娣记录了三句半,是状元了,其他人多半交白卷。这下我死了心。首先把小铁梅的主要唱段《爹爹留下无价宝》拿下,这位17岁的姑娘还真不含糊,跟着胡琴不到三遍就唱下来了;我赶紧把大队长请来检验“阶段性成果”,傍娣越唱越来劲,唱道:“爹爹呀!你的财宝车儿载,船儿装,千车也载不尽,万船也装不完,铁梅我定要把它好好保留在身边。”那简直是热血沸腾,一气呵成。大队长眉飞色舞地说:“今天晚上就预演!”老马你们俩一人一段。我拍胸脯没问题,《雄心壮志冲云天》那段太长,只唱《要使那几万万同胞脱苦难》好办。当晚小铁梅唱完《爹爹留下无价宝》,几百乡亲掌声雷动,字不正没关系,腔圆就行。我忽悠完一段,大队长叫安哥,完全没有准备的琴师拉走了调,我干脆拿着麦克风走到一边去清唱,革命样板戏就是大众化。

回到广州向母亲汇报学习革命样板戏的故事,再献唱一段《雄心壮志冲云天》,少见她对我捧腹大笑嚷着,要尿裤子了。一时兴起母亲拿出胭脂眉笔,亲自教我化妆。我心说您是艺术大师可不是魔术师,怎么能把儿子画成钱浩梁?您生出来的儿子,800度大近视,摘了眼镜别把小铁梅当成李奶奶就不错了。母亲谆谆教导:“你没有浩亮那么大个子,但是比你们村的鸠山、李奶奶高不少吧,在舞台上绝不能哈腰去迁就他们。记得你是头号英雄形象,从头到尾都得挺胸昂头。”我说:“是不是像苏联军队检阅,一个个都“落枕”似的拧着脖子?”

碰上母亲心情大好,她满肚子高层的趣闻逸事轻轻掏出一个:话说日本有民间友好代表团访华,一位老太太看过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就请教周总理说,这戏里面的日本宪兵队长是不是有原型人物,总理一听才想起来这位老太太有亲戚姓鸠山,连忙说:“您有什么问题请说。”日本老太太说:“我们姓鸠山的是很弱小的姓,全日本国总共就四家,历代男丁稀少,整个世界大战只有两个服兵役的在海外,而且都在南洋伤亡了,并没有一个到过中国大陆。”周总理慢慢给她解释,京剧《红灯记》源于《革命自有后来人》的电影文学剧本在1961年就发表了,1963年,电影版本《自有后来人》在全国隆重上映,哈尔滨市京剧院紧随热潮,迅速将其改编为现代京剧,并恢复名《革命自有后来人》。其后上海爱华沪剧团又改编为革命现代沪剧《红灯记》,最后完善于北京京剧《红灯记》。最初的电影文学剧本用鸠山的名字可能在中文有反派的标签作用,根本不会想到今天日本真是有四家鸠山。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的影响巨大,日本宪兵队长的名字就不好改了,麻烦老太太回日本对有关人士作解释说明。

叫我扮演李玉和最难过的是摘了眼镜。从9岁起这眼镜就一直架在鼻子上,打排球激烈的鱼跃、侧滚也绑得紧紧的,只有玩摔跤、拳击和跳水才勉强脱下来。如今要脱掉它上台唱戏,剩下0.1的弱视,三米以外就分不清小铁梅或李奶奶。为了看清楚些不免眯着眼去望,伸头探脑的没有半点英雄形象。我向母亲诉说苦恼,她问我:“看过白驹荣的戏吗?他双目失明还能进中南海怀仁堂给毛主席、周总理演出《二堂放子》。”我知道妈妈也有一两百度近视,而且散光,“那您的眼神是怎么练的?”“用心。”她简单回答。当时我没在意。后来一次开校友会坐在许海峰旁边,请教他一个大近视眼怎么能夺取射击奥运会冠军?神枪手的回答也是“用心”。endprint

我看了《红灯记》的剧本和电影中李玉和的舞蹈身段,诸如“双腿横蹉步”,变“单腿后蹉”,“单腿转身”,“骗腿亮相”等等;凭着我球类和田径的体育运动底子,依样画葫芦可也。在我们大队上演两场,到公社参加汇演,看见兄弟大队有演《智取威虎山》的,有演《红灯记》第一场,那交通员跳火车一个筋斗翻下来,不幸真的摔伤了,李玉和把他搬到后台费老劲了。台下哄堂大笑。没想到我也有出洋相的份。

那是巡回演出到上沙大队,他们可阔气,打谷场能容千人,舞台也是木板的。为了我们那场“刑场斗争”就义那一段,特地搭了高台让我们登上去亮相。可惜是用小学校的桌子和条凳搭成,我和小铁梅一前一后搀扶李奶奶爬上摇摇晃晃的斜坡,狭窄的通道,李奶奶又有畏高症,我还得保持英雄形象,两只近视眼照顾到台下的观众,就顾不到脚下的书桌。按照剧本我们应该三人挽臂向前,勇敢坚定,昂首登上高坡。没料到李奶奶一个闪身,我本能反应去捞她,触手轻软,别是碰到农村女演员的禁区了。我们还在众目睽睽之下,无论如何要把革命现代戏的政治任务完成,三个人拉拉扯扯通过两米多高的书桌走向后台。《国际歌》乐起,我们应该在后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了。偏偏此刻我的脚镣卡进课桌的裂缝,用脚拽几下,那真是拴狗的铁链子,把高台扯得摇摇欲坠,随着啪啪几声枪响,我半个身子还在观众眼里,只能保持英勇就义的造型。眼明手快的司幕员火速为我遮丑。这种乌龙在珠江口地区不至于小题大做升级为政治错误,日后还是野台子佳话。

2011年12月26日《南方都市报》以《汪洋朱小丹贺红线女86大寿》为题报道:“昨天下午,‘余乐生平——红派艺术表演欣赏会在广州红线女艺术中心举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代省长朱小丹和副省长雷于蓝等出席了欣赏会。广州老市长黎子流等也端坐,观看以女姐艺术人生为题材的短片《余乐生平》。演出进行至一半,红线女之子马鼎盛登台,将现场气氛推至高潮。他在台上高歌《掌声响起来》、《敢问路在何方》送给母亲。马鼎盛笑言,这是他第一次在众人面前给母亲献唱。”在一派和谐氛围中,我给自己报幕后插话:“这掌声当然献给为粤剧全情奉献的红线女,掌声送给大力支持粤剧的在座领导。”我还对台前刚上任的朱小丹代省长开玩笑说:“您在主政广东省的任上,‘敢问路在何方?”母亲马上批评我的话太多了。

2012年12月25日,红线女艺术中心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晚会,《南方都市报》(记者李晓瑛)用《马鼎盛登台逗哭寿星红线女》为题目,报道红线女的87岁寿辰,形容犹如一年一度的家庭聚会:“儿子马鼎盛携太太从香港赶至,至爱亲朋欢聚一堂,红线女说,她不求生日礼物,只想每人唱段粤剧。‘不管懂不懂,人人都要唱!与往年生日会的形式不同,并没有坐满省市领导,台上不见‘红派弟子的专业演出,反而频频传来‘走调‘破音‘节奏错乱的粤曲声。《荔枝颂》、《还珠赋》、《娄山关》……由红线女艺术中心的主管、司机、人事主任、接待员逐一登台。最精彩的一幕,出现在马鼎盛上台的瞬间。‘我姓余,我个老窦又喺姓余,他身穿红色格子衬衣,抬眉眨眼,演绎了父亲马师曾生前名剧《苦凤莺怜》。看着儿子打扮成‘丑生的演出,红线女捧腹大笑,不断擦着眼角溢出的泪水。”

母亲以88岁米寿走完艺术人生,按中国传统算是喜丧。

责任编辑 梁智强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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