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念长/整理

9月27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文艺报》社和福建省文联主办，福建省文学院、福建文艺网承办，福建省作家协会、福建文学杂志社、福建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所协办的2014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高峰论坛在福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闽籍和在闽工作的文艺批评家以及部分闽籍作家、文学界同仁共八十多人与会，共论文艺批评的变革与创新。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书磊，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文联主席、社科院院长张帆，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阎晶明，中国作协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张胜友，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胡殷红，《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何向阳，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庞井君，《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舫，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马照南，福建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张作兴出席本次高峰论坛。张作兴主持论坛开幕式，李敬泽、庞井君、谢冕、张帆、李书磊先后致辞。

李敬泽书记代表主办方对福建省委宣传部对本次会议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对与会各位嘉宾和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闽派批评”阵容整齐，力量强大，在当代文学艺术界是一个传奇，但以庄重方式研讨“闽派批评”，这是第一次。福建偏安东南一隅，却出了许多重要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这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是福建软实力的一部分，也是福建文化自信的体现。我们都曾深深受益于“闽派批评”留给当代文学的精神遗产，因此要借这个机会向他们表示敬意。这次论坛是一次盛会，闽派批评家少长咸集，不仅可以让我们加深对他们的全面了解，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走过的文学路。他还强调，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文艺批评的变革与创新，具有广泛的文化意义，关乎我们这个时代的体验和表达，关乎我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20世纪80年代，“闽派批评”曾多次推动文艺思潮的发展，其价值不仅在于思潮本身，还在于“闽派批评”的价值担当精神。重温“闽派批评”的历史，在这样一个多种观念杂然并存的时代，对我们致力于推动中国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张帆主席在致辞和总结发言中指出，省文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精神，为实现建设文化强省的目标，努力打造文艺创作产业链，围绕美丽乡愁、生态文明、海上丝绸之路等重大主题活动，推出一系列优秀的文学、歌曲、戏曲、书法、美术等各门类的艺术作品，并多次获得全国大奖，这些成绩包含了文艺理论与批评的一份辛劳与成效。“闽派批评”以过去的历史见证它的存在，而当下真正要回答的则是继续发展的理由，这次高峰论坛的意义就在于发现问题，带着问题再度出发，为文学批评重新介入当下中国社会寻找新的话语支撑点。

高峰论坛分上午、下午两场举行，与会专家围绕“闽派批评”与当代文学的关系，以及“闽派批评”在新形势下如何应对文艺批评的变革与创新等话题展开热烈、深入的讨论。忆往昔，观当下，望未来，多数专家认为，“闽派批评”作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不必过度拘泥于“闽派”这个概念是否成立。谢冕教授以富有诗性的语言感谢时代和家乡，称“闽派批评”的历史性崛起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复兴和思想解放，也深深受惠于闽地家乡的水土、历史和文化，以及文化先辈的精神气象、视野胸襟和风格光辉。孙绍振教授则以幽默语言回忆当年“闽派批评”主导“朦胧诗”论战的情景。他指出认识“闽派批评”不能从定义出发，而应从历史过程出发，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朦胧诗”论战，到80年代中期的“文学主体性”讨论，再到90年代的理论体系化建设，“闽派批评”为自己的历史性存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光明、陈晓明、谢有顺等与会闽派批评家结合自己的成长历程、家乡旧事和闽地人文，表达了对“闽派批评”的文化性格和话语特征的理解，并提出一个重要的现象：边缘的辐射。他们认为，福建虽地处偏远，却有着一种独特的文化辐射力。这一现象缘于福建的地方人文传统，闽人以外出创业而闻名，但人在远方，心在故乡，有着浓浓的乡土情结。闽商如此，“闽派批评”亦如此。

在新情势下，“闽派批评”如何应对文艺批评的变革与创新，是本次高峰论坛的主题。尽管在过去三十多年“闽派批评”一度领国内文艺思潮之先，但世易时移，当下中国的文化生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迁，在此背景下，文艺批评如何构建与创作的良性互动关系，如何以新的方式介入当下中国社会的文化发展和思想建设，不仅关系到“闽派批评”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且事关提振文学自信心的问题，因此具有全国性意义。一些评论家认为，在这个快速变化的多媒体时代，传统的文学生产与传播面临着严峻挑战，文学批评也是如此。他们认为，传统的文学批评普遍只关心狭义的文学文本，而对这个时代快速发展的电影、音乐乃至网络文学等泛文学产品和现象往往不够重视。当下文学批评家需要转变传统的文艺批评观念，特别是要从窄化的文学批评话语方式中走出来，发展一种“大文艺批评”的观念和方法。也有评论家提出，在这个观念分化的时代，文学批评应该重提“文学本身”的重要性，批评家要回归赤子之心，坦诚面对文学的特殊性和纯粹性。还有评论家认为，福建在过去因地处东南边缘地带而转化出开风气之先的文化优势，但今天这种优势已不存在，如何在这样的时代大转换中继续保持发现问题的能力，关系到“闽派批评”能否再次引领文艺批评的变革与创新。

福建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张作兴感谢李敬泽书记、庞井君主任、谢冕教授、张帆主席、李书磊部长的友情出场、激情演讲、深情厚谊、热情关心，并表示福建省文联将认真贯彻、学习、体悟他们的热情洋溢的致辞，积极构建文学评论的平台，搭建文学评论的俱乐部，在中国作协、中国文联和省委省政府的关心下，继续推进闽派文艺理论批评事业的发展，打造“闽派批评”的正能量，就像经济建设一样，福建文艺界也要形成闽派的独特魅力和独有品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闽派的文艺力量。

本期，特选登部分与会专家的发言摘要，以飨读者。endprint

感谢时代 感谢家乡

谢 冕（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发言的内容是“两个感谢”。

第一是感谢时代。中国文艺批评的复兴是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变革和思想解放带来了文学艺术的春天，也带来了文艺批评的春天。而在五四新文学革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文艺的天空始终充满着阴霾和雷电。要是我们不健忘，我们应该会记起当年一曲电影的锣鼓，一声“文学是人学”曾经引来多大的风暴，不用说真名了，更不用说抗辩，包括胡风先生的《三十万言书》在内，一切都无济于事。时代不给机会，时代只允许沉默。于是，除了那些不幸的罹难者，幸存下来的总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个历史事实，今天在座与我同时代的人们都是见证者，其中有些人甚至是亲历者。我们无一例外沉默地加入了这个庞大的队伍。在那些漫长的年月中，也许我们不曾绝望，但却也不敢怀有希望。我们只是小小的种子，也许我们怀有小小的生机，但是冰雪无情，我们的命运只能被覆盖，被掩埋，在严寒中窒息。而春天就这样奇迹般地出现了，我们都是春天的蒙恩者。久违的春天无声地承诺给我们比起我们的前辈们更多的机会。温暖的时代，激情的岁月给了我们言说的自主，特别是按照个人意愿言说的自主。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智慧或是有多么深厚的涵养，只是因为我们拥有了这个时代赋予给我们的阳光和雨露。这是第一个“感谢”。

第二是“感谢家乡”。感谢家乡的朋友们安排了今天这样充满亲情的聚会。感谢从上个世纪以来，家乡的宣传部门、文艺部门、历届领导们的爱心和鼓励。由于这种爱心和鼓励，使得我们能在文艺批评的实践中取得进步和成绩。但我们不仅仅要感谢这些，还要感谢家乡福建给予我们的一切。是家乡的水土养育了我们，是家乡的历史教育了我们，是家乡的文化传统培养了我们。感谢福建，感谢福建的大地、天空和海洋。福建多山少耕地，远离内陆，交通闭塞，历来是贫苦的。因为北边山脉没有通途，为求生路，人们只能向着海洋。福建人下南洋就犹如北方人走西口、闯关东。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则成了福建人谋生和创业的道路。福建人在这些地方创业，也参与了地方建设，在与当地人的共生共融中，学习了他种文化的经验和长处，同时也播扬了中华文明的种子。福建人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养成了包容、开放、不排斥新物的文化心态，诸如陈嘉庚这类的华侨领袖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福州作为中外文明的交汇点，聚集了大量的外国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他们带来的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文化大大扩展了福建人的眼界和心胸。福建人对这些闯入者既不漠视也不拒斥，而是以平静的心态接纳包容他们。我自小生活在福州的南台岛，那里是西方文明的集结地，有着教堂、赛马场、咖啡厅、西餐馆、舞厅以及更多的医院和教会学校。西方有的我们也都有。我中学时期和张勇先生就读的是英国人办的福州三立中学。最近我在牛津和爱丁堡都找到了三立的姊妹学校。陈景润也是三立的学生，他高中是在美国人办的英华中学就读。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受到一种或者多种域外文明的广泛熏陶，它们就像中国传统文化一样，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并成为我们内心积淀的一部分。

当然，更多的影响则是来源于我们的先辈，我们虽然与他们时间错置，但拥有同一片天空。我们时刻感受到他们的呼吸和体温以及漂浮在八闽大地的无所不在的他们的精神气概和英雄光辉。从林则徐到林纾，从严复到林语堂，近代以来，众多的福建文士，他们精通古典且熟谙当今。他们通过引进域外小说以及直接阅读外文写作的特殊的方式来了解西方文化。这里的外文写作，主要是指林语堂先生，但是最近陈季同受到了注意。陈季同先生是晚清人，他在船政学校学习，精通法文，曾经用法文写过八本著作，内容涵盖散文、小说和戏剧。特别是对于小说《黄衫客传奇》，严家炎先生认为这是一部具有现代新文学色彩的文学作品。陈季同的外文写作实际上将现代文学史向前推进了十几至二十年。所以更多地了解西方，表达我们的交流，展现我们先辈的视野和胸襟，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凝视。壁立千仞，是他们给我们的骨骼;海纳百川，是他们给我们的境界。我们也许不曾继承他们的智慧，不曾达到他们的学养，但我们神往于他们自由开放的心态。

开创文艺评论新风尚（书面发言摘要）

郭运德（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福建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的重镇，召开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高峰论坛，研讨文艺批评创新十分必要，有助于推动福建乃至全国文艺批评的发展。

创新文艺批评，重振评论雄风，至少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要增强理论自觉，努力提升文艺批评的理论含量。目前，理论的贫困与缺失，是导致批评形同无根浮萍的重要诱因，理论的深度决定评论的高度。只有把理论的热情当作终生的理性自觉，打造坚实而全面的理论功底，文艺批评家才能培育出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及时捉捕文艺发展新动向;才能不断适应社会进步的需求，灵活调整研究视阈，不断发现新情况，提出新见解，解决新问题;才能以专门家的远见卓识，高屋建瓴地搭建起艺术家与受众的沟通平台，推动创作的进步与鉴赏力的提升;才能把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结合起来，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把握文艺发展的本质，还文艺批评以深刻发现和大胆建构的勇气与职能。

二要有真切深入文艺实践的一腔诚意和精心研读文本的刻苦精神。中国文坛亟须莱辛汉堡剧评、别林斯基俄罗斯文学一瞥和勃兰兑斯宏观驾驭19世纪欧洲文学那样的宏大批评，来把握文艺发展大势，提振创作士气。批评大家们对于所处时代的作者与作品、创作现象和艺术思潮梳理辨析、归纳总结的巨大成功，源于他们对文艺现状的稔熟与透彻把握。信息时代需要一批热爱文艺事业、富有牺牲精神的评论工作者，需要他们花真功夫、下笨力气去深入文艺实践，从文本出发，从现象出发，从大量占有的文艺资料和案例出发，把个人专业的学术深度与批评需要的学科广度结合起来，把重点文本的精细研读与一般性广泛浏览结合起来，批评才能跟上时代的变化，变资讯繁复的挑战为样本丰富的机遇，在某一局部或领域里寻求一个一个的突破，从量变中实现继而带动文艺批评的整体性跃升。只有如此，才能真正重塑批评的公信力，重塑批评写作的尊严！endprint

三要有求真向善的思想境界和不随流俗的理论个性。批评是艺术的再创造，是创作的延伸与接续，是作品的价值与意境的深入发现与科学诠释。当代文坛需要旗帜鲜明、毫不遮掩、直陈时弊的批评。锋芒毕露的批评可能因言得咎，但对创作和文艺发展有益，可以起到大喝一声、幡然猛醒的警示作用。只要出于公心和善意，只要摒弃个人恩怨和门户之见，任何尖锐的批评都应该视之为“充满同情的理解”和“充满敬意的批判”，都应该受到世人应有的尊重。有了这种求真向善的科学态度，让独创的个性化表达取代庸俗的无原则的隔靴搔痒式的批评，那些无聊的吹捧和恶意的挞伐自然得到遏制，追求真善美的声音必然大行其道，真正关乎文艺痛痒、有深邃见地和学术建树的优质批评就会脱颖而出。当批评的一缕清风吹拂文坛的时刻，有关文艺评论失语与缺席的诟病难道还会延续吗？！

“闽派批评”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

孙绍振（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首先要回答一个香港朋友昨天给我提出的一个疑问：闽派存在不存在。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表现出闽人的坦率和敏锐。实际上，刚才南帆在他的致辞中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闽派批评”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得到王蒙的肯定，可以和京派、海派并驾齐驱。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前后，福建是思想烽火台的前沿，名家辈出，以严复等人为代表，曾经创造了闽派的辉煌。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我们是前线，地处偏远，当时鹰厦铁路还没有，从上海到厦门要走一个礼拜，在这种情况下，闽派从经济上、政治上乃至文化上都是极为边缘的。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突然觉醒了。都是舒婷惹的祸，产生了“朦胧诗”大辩论。这个辩论标志着闽派文论的崛起。闽人有特别强烈的乡土情结，比如远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菲律宾的闽商，他仍然觉得自己是福建人。这种乡土的自豪感、乡土的自恋，使得闽人以福建为中心，形成一个具有辐射性的文化共同体。我们没有北京的优势，没有上海的博大，但是我们有一种辐射力。

理解“闽派批评”，不能从定义出发，而应该从它的历史实践过程出发。之所以说它是一个派，我觉得是在三个历史阶段中形成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朦胧诗”的大辩论。舒婷的出现引起了一场巨大的轰动，涉及文艺界乃至思想界的一个大解放。这时候它就引起了全国的注目，在这样一个比较偏远、薄弱的文化省份居然崛起了这么一大批人才。这场辩论持续的时间特别长，而且在那个思想转折的关头，影响面是现在任何一篇学术文章难以企及的。第二个阶段就是“闽派批评”曾经参与甚至于发动过一次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主体性”大论战。这个大论战也是我们文艺思想解放的一个大烽火台，参与的人其中有林兴宅，也有我，也有刘再复，等等。这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也是哲学的论战，而且是一场重大的启蒙。它已经不仅仅是诗歌的问题了，而且是哲学以及文化、美学理论的问题。第三个阶段是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慢慢积累了大量的积淀，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成就，到目前为止，至少在许多方面，我们占据着比较领先的地位。

以上这个历史过程，凝聚着闽派文论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变革与创新。从“朦胧诗”开始就是诗歌的变革：诗究竟是一个时代的话筒，还是作为一个艺术来追求，这是根本的问题。作为一个纯粹的时代话筒是不通的，恩格斯本身就反对新诗作为时代的号角，而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却违背了恩格斯的这个命题。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星河灿烂、群雄并起的时代，但我们凝聚力更加强大了。虽然我们没有一篇文章、一个研究把闽派文论做一个归纳，但是我们的队伍在现当代文学评论、文艺理论、散文理论、创作理论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震撼性的效果。我们在取得这些成就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正是经历了一系列痛苦的搏斗，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比如说“朦胧诗”辩论，最开始的时候，舒婷在厦门是受到围攻的，《厦门日报》整版整版地批判舒婷。然后是福州搞舒婷讨论会，舒婷最初还以为福州也要批判了，结果我们福州一致支持，只有个别的人表示异议。个别人说话很尖刻，以至于把舒婷都搞哭了，我们也很绅士风度，装作没看见，让她去擦干眼泪再进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要给“闽派批评”做一个定义，我有一个想法。它并不是闽籍理论家的一个团体，主要还是一个变革与创新的总的文化指向，一种文化观念。在“朦胧诗”辩论中，项南非常坚定地支持了“朦胧诗”。我们“闽派批评”在存在过程当中，除了我们本身的努力，还不能忘记的就是这位贤明的领导。所以我们回忆这些惊心动魄的事时，不能忘记的还有我们在当代文艺创作探索过程中，魏世英组织的舒婷诗歌讨论会，以及他主编的《当代文艺探索》。

我们的经验是很丰富的，但是教训也是有的。我们的人才凝聚力还不够，一方面人才有强烈的乡土自豪感、自恋感，即使离开了福建，他们也会因为是福建文人而自豪。比如冰心，她没在福州待几天，林徽因也是，但她们还是认同福州。反过来说，我们也要总结经验教训，大量的人都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一方面是乡土自豪感，另一方面是我们的人才凝聚力还要进一步加强。

现在我们是缺人才，缺精品，但是我们有很多人才在福建的时候没有受到重视，到了外面大红大紫起来。然后我们才说，他是我们福建人啊。现在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福建有成就的、有希望的、有出息的、有潜力的，不管是作家还是评论家，我们要大力把他推销出去。

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眼前的，我们总结力度还是不够的。我们闽派的文学评论还是有光辉历史的，同时还是有值得汲取的教训。我希望这次讨论会可以制定一些措施，可以保护有希望的人才，一方面让他成长，大开眼界;另一方面能够让他在福建开花，或者在外面开花以后，再回来。

“闽派批评”的风格与价值

林兴宅（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endprint

我今天谈两点意见。第一，“闽派批评”如果作为地域性的团体概念我是没有异议的。我认为还可以作为文论风格流派这样一个概念。当时王蒙提出了京派、海派，按照我的理解应该从风格这方面去理解。京派是典雅正统，海派是灵动多变，而我们福建比较特殊。福建远离政治文化中心，要引起注意，一定要标新立异，一定要独树一帜。如果没有创新，就很难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很难引起福建之外的人的关注。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评论都是这样子。我对“闽派批评”的概念理解，应该是要有自己的风格。我对这个风格的定位是要有创新、标新立异、独树一帜。

第二，文艺理论、文艺评论的真正价值是提供新的思想资源，现在我们的文学日益边缘化，我们的文学理论、文学评论更是边缘化，社会上没多少人来理睬我们……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其实是通过对作品的解读评价，为人民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这个评论一定会是被别人忽略的。我觉得要以作品说话，不要以人际关系说话。你的作品是有影响的，能被人家记住，能够提供一种新的思想资源，那你一定会引起社会的关注。所以文学评论的真正价值，就是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刘再复是我比较推崇的，他那个“双典”（典型人物、典型性格）批判做得很好。他是真的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因为我们中国被“双典”毒害了一千多年了，这个观念的颠覆影响是很大的。我们的评论就是要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也该被人家忽视，也该被人家边缘化。边缘化是一种新的常态，社会在多元化，我们文学评论也肯定要多元化，如果我们能为这个时代提供新的思想资源，那么我们就一定会被历史所铭记。这是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真正价值之所在。

用开放的眼光关注文学

许怀中（福建省文联原主席）

闽派的文学批评和当代的文学是分不开的，它是当代文学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首先，我们的队伍在壮大。五月份李部长召开了全省文化改革发展工作推动会，谈到人才的重要。人才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福建本土的人才，第二个是福建籍在外的人才。闽派文艺批评的队伍也包括在外地的福建籍的批评家，这个队伍在不断扩大。闽派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派别概念，他们的观念和主张尽管有差异，但是他们反对僵化的立场，与文学的开放性是一致的。闽派批评家要坚持党的文化创新，反对僵化，用开放的眼光关注文学。文艺评论有新的成就，比如谢冕、孙绍振、刘登翰、南帆等，我就不一一列举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批年轻的闽派文艺批评家涌出，他们拥有更高的才华和修养，有些人在文坛锋芒毕露，比如谢有顺等。新人出现，队伍在不断扩大。

我认为，闽派文艺家可以举办一些有影响力的研讨会，刊物要经常发表评论。当时我们有《当代文艺探索》，那个刊物被认为是当时闽派批评的中心。这个刊物现在没有办了，但是在其他刊物上应该继续发表相关的评论。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召开了文艺批评、文艺理论研究的会议，在20世纪90年代也开过文艺批评的会议。当时提出文艺批评重在建设。这个月，省委宣传部召开的小型文艺座谈会，提出要重振闽派文艺批评。闽派文艺批评应该传承下去。

文艺批评的固有价值与时代迁变的坚

周 星（北京师范大学传媒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批评话题由来

感谢本次主办方邀请，得以有机会和众多闽派文艺评论大家聚会，于是有了意外的归位感——回归家乡和重视批评家的感受。批评而能有会聚的机会，显然是提醒自己，批评是一种学问也还是一种职责，批评家意识的强化不亚于理论家的重要性，或者说批评家就是兼具理论家的责任和应得的荣誉。会议除了聚拢闽籍批评家，而显示这一块号称“百虫之地”人们气质上的耿直求正、务实犀利的特点外，对于文艺批评的时代变化的思考，和力求适应批评创新的思路令人赞叹。所以欣欣然而来。

我的话题从前一段演讲引入北方的大学生看话剧经典《雷雨》笑场，和南方的三坊七巷以闽剧穿比基尼来吸引青年受众说起，以此来看待批评家应当具有怎样的观察眼光，和对于社会文化的态度。近期关于《雷雨》演出笑场的议论，引发人们的不同读解，似乎站在传统和现代相反的认知，都有其自身逻辑道理。经典话剧人不解当下大学生不能沉下心来理解剧作的深刻悲剧，辩护者则认为时过境迁，舞台上如果没有现代意识岂能要求大众接受？但在我却想得更多。比如，一定有一个时代观赏的转变问题，能够超越时代的不变经典，也未必强求后来者一成不变的沿袭接受，而况新的网络时代观众的认知绝对大大异同于以往，他们的话语系统和思维模式将是别样的，犹如以往欣赏经典人是一种自身素养，现代人的笑声也一样是这一代人的自然发笑，愤怒的指责不无道理但笑场的自然却出自于时代的语境变迁。至于演出是不是与时俱进则遭遇难题，我们看到西方世界强调严格遵守古法演出的，考验的是人的素养养成，但其实1917年杜尚的市场购买小便池就改变美术上的经典，也似乎说明与时俱进艺术和经典艺术之间没有截然的鸿沟。而最为关键的还是受众的变化。经典的素养取决于世代承传的积淀，贵族气息的养成遭遇到现代人文化膜拜的改变。既没有小时候的经典阅读，也不需要文化修炼的培育，自小就是网络所带来的另外一套系统的语言熏染，诸如“小鲜肉”、“长腿欧巴”、“淫才”这样娱乐文化的表达，让他们如何静心体悟经典的深层含义？

无论如何，批评家需要具有自己的社会文化思考。至于为了吸引年轻人而传戏曲比基尼的举措，似乎出发点合理，且不说方式上显然剑走偏锋，而目的是取悦大众，就实质而言，显然无助于戏曲普及，增添的倒是坏毛病而更为远离戏曲含蓄体味的精神。实际上，这还是一种投机取巧和行为乖张的表现。文艺批评需要敏锐抓取关乎文艺走向的敏感问题给予分析批评。

所以，我以为的文艺批评是一种针对文艺现象，特别是鲜活的当下文艺形象表现对象的具有理性和激情交融的评判。不同于文艺理论的学理逻辑表述需要严整而理论概念和层阶性，文艺批评是深藏理论、关注现实、大小现象都可以击其要害而强化批评，所以它天然具有文化议论的雅致气息，高低俯仰皆成文章。高——批评可以让文人细心琢磨，低——评判可以让大众惊讶兴奋。于是批评家的犀利敏锐和理性逻辑，与针对性现象的独特个性认知合体，构成批评成为一种文化阅读对象的本源，而批评文体的独立价值又兼具有理性思维的逻辑和形象思维的情感鲜活个性。文艺批评的不断切中时代文化时弊和得失的感知，又构成独立存在的文化现象，每一次引起社会关注的多半和文艺批评相关。而文艺理论观念的传扬和渗透，文艺批评功不可没。endprint

二、批评的当代性意义

文艺批评绝对是时代文艺现象的放大镜和聚光灯，其警示和影响更为重要。于是，文艺批评不能忽略现实现象也不能固守以往，应当随着时代文艺现象和潮流的变化而不懈追踪。以往人们常说的是时代文艺尖兵和护卫者即是也。是不是敏锐，有没有嗅觉，看不看到文艺现象呈现的时代风云，以及具备与否理论素养等，都是考验文艺批评者的要素。时代的文艺现象变幻莫测，但根源于时代风潮和社会人心波动是必然的。而如今，大众观众转向娱乐，而批评如何介入是一个问题。2014年印象深刻的关乎文艺范畴的就有一些不好的娱乐新闻，也有美术家全国美展质疑，地方作家协会评审鲁迅文学奖批评，省书法家协会改选几十号官员任职书协等麻烦。而市场取舍对于艺术行业的影响，产业态势和艺术表演的关系，创作改编之间的得失等，都需要批评的关注介入。

不言而喻，文艺批评创新是与认知文艺批评状态相联系的。文艺批评遭遇到境遇变化、对象变化、受众变化和批评话语变化的现实。而根本是文艺批评的性质是不是变化。

然而，文艺批评是一个时代文艺巨变似乎更为必要却实际有些无能为力的对象。当鲁迅文学奖从武汉推荐被作协主席批评，而民间笑话，到国家评审周啸天获奖而人们不解其是个如何出色，更不解王蒙老先生何以美言过分，这时文艺批评的大众笑话似乎没有得到疏解。而电影的小时代弊端正在艺术和文艺界沸沸扬扬地争论不休，清华教授的急眼批评让人们大跌眼镜，原来文艺批评也未必不是情感用事。

如何看待解释？似乎没有人愿意来义正词严地对应，其实是义正词严缺少了可以正对的环境。标准是什么？权威有吗？关键的是凭什么来判别和判别信服度在哪里？

于是需要提到当下文艺批评的境遇。文艺的范畴是不是有了变化值得思考。电影《归来》议论批评的相当多的文艺批评家，因为来自于小说而呈现在电影，受众众多的大众议论势不可挡，批评不只是在传统纸质媒介中，而是从广播电视到网络留言、微信朋友圈等。拿着一种媒介的要求去度量另外的媒介文艺作品的合理性需要辨析。这里，创作的跨媒介和融媒体传播批评新媒体时代的受众，融媒体的传播，祛魅的时代走向，文艺创作的标准等都有待厘清。

随着时代变化，我以为文艺批评需要把持面对与超越，变通与坚守，大时代精神与小时代观照的结合。从观念上看，面对现实巨变的眼光，不能顽守一成不变的既有规则意识，需要有把握大时代前行的精神，才能具有文艺批评的本质特征和现实性，是踏实指向的而非海阔天空的玄想，让文艺批评脚踏在文艺现象丰盛土地上。但同时，文艺批评要有“超越”世俗的精神，显示睿智的思想观照;要有“坚守”人文精神的高端性，为自身生存也为文化必须把持的理念而高昂头颅;要有切近小民的小时代情怀与善意理解的自然情性，不为了显示高雅而与大众认知格格不入。

文艺批评既要独守自身的根基，为文艺的精神葆有而坚守，但也必须警惕自身孤高自傲，批评必须独特但不能狭隘，建立在建设性基础上的批评独特才有厚重感和动人性，哪怕落魄孤独未必不是一种风景。最近看到报载基于谷歌搜索软件，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是世界上出镜率最高的地方，这提示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在移动媒体时代和大数据基础上的文艺批评更应该具有新的眼光。

“闽派批评”的文化性格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于“闽派批评家”的说法，在文坛已经流传有三十多年，从20世纪80年代初《当代文艺探索》引发文坛热烈关注，产生广泛影响以来，文坛一直有“闽派批评家”的说法，但这么多年来，拘于各种条件和机缘的限制，闽派批评家始终未能有一次集体聚会。今天这个会得以举行，我个人是很激动的，也是能深切体会到它的意义的。如果说“闽派”是片土地，这片土地非常宽广深厚;如果说它是一棵树，那么它是根深叶茂的。作为闽籍从事文学研究和评论的晚辈后学，我们能从中汲取充足的正能量。

举办这个论坛的初衷是希望闽籍的作家、评论家有机会坐在一起叙旧，拉乡情，也要谈文学，谈文学批评。这个论坛可以让我们深度总结一下闽籍批评家走过的批评路程，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方面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正在撰写教育部的重大课题《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从当代批评史的客观发展过程来看，闽籍的批评家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分量。

试图去梳理闽籍批评家在当代文学历程中的作用非本人的能力可奏效。在这里我想用五点四十个字来做简要概括，以此来呈现“闽派批评”的基本特征。我的概括的重点在于把握住“闽派批评”的文化秉性。在进行某种地域性和流派的概括时，文化秉性是非常重要的内涵，从这里才能显现它的特质。这五点如下：

其一是文化底蕴，思想传承;其二是求真务实，刻苦勤奋;其三是创新求异，不惧弄潮;其四是自由天性，包容并蓄;其五是传帮带领，凝聚集体。我以为这五点显示了“闽派批评”成立的可能性。一种派别，不仅有它的理论规范、理论目标，特别是以地域命名的派别，其文化性格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是着眼于从文化性格的角度来理解“闽派批评”的。

就第一点的“文化底蕴，思想传承”而言，“闽派批评”的文化底蕴和思想传承不止是从近现代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它又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包括谢冕、张炯、孙绍振、许怀中诸位先生，还有我的老师李联明先生，他们在不同领域都有一种开创。这一点和福建籍的新一代的批评家也构成了一种关系。因为新一代批评家师承的先生往往是福建人，他们经常进行专业学术交流的同代人也是福建人。第二点所说的“求真务实，刻苦勤奋”，这是就福建人的性格来说。福建人比较勤奋，特别是读书方面很勤奋，这是文坛的同行们都普遍认同的说法。对于第三点讲“追新求异，不惧弄潮”，我认为这是闽派最显著的特点。我们可以在当代思想解放和当代文艺批评历程中看到这一点。我以为当代文学批评经历了三次思想观念和话语方式的转变。第一次思想解放，即人的解放，使得中国的文学批评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朦胧诗”论战的“三崛起”，就是福建的文艺批评家谢冕、孙绍振二位先生提出来的。第二次是80年代中期文学“向内转”思潮，在文学方面有“寻根文学”，在理论方面有“主体论”、“方法论”。我认为方法论变革是中国理论变革的一个大环节，闽籍批评家做出了他们的反应，起了“弄潮”的作用，例如，当时刘再复、林兴宅先生，以及孙绍振先生和童庆炳先生，还有那个时期活跃的陈骏涛先生、何镇邦先生。第三次是90年代以后的变革。很多人都在反对、抵制后现代理论批评，但是它不可阻挡地成为今天文学批评的一种主导性的方法和理论，我觉得这是不可否定的。你可以看到它在今天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力。对于西方而言，80年代的批评是属于“后现代批评”时代，它是在后现代理论和后现代话语之下展开的一种批评，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在这个理论体系下，那么批评话语是失效的。endprint

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闽籍的批评家还是做了比较突出的努力。我们不要把后现代话语狭义化。解构主义是对历史中心主义，包括对整体论的一种破解，它有复杂的话语系统。例如，南帆的关于《后革命的转移》这本书和《隐蔽的成规》、《敞开与囚禁》、《双重视域》等著作，我认为都是归属于“后批评”的范畴。朱大可、谢有顺和我本人的批评话语，还有在文艺批评方面，如范迪安做的美术批评、周星的影视批评，都是属于后现代的理论范式。年轻一代的闽籍批评家，如黄发有、吴子林等，80后的如程凯、陈思等，都是后起之秀，他们的知识构成也可以看出进入了后批评的知识范型。

正是因为追新求异显出闽派批评家有一种文体的个性展现出来，像朱大可的批评非常犀利、风格鲜明，极受青年学子欢迎。我们可以看到闽派批评家群体，老中青三代人各有自己的历史出场时机，各有自己的知识构成，他们本身也不一样，即使是同代人也不一样。这是一个和而不同的群体，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

我要说的第四点是“自由天性，包容并蓄”。福建人追求自由，认同这种人生的核心价值。孙绍振老师不拘一格、自由潇洒的个性给我们做出了表率;谢冕老师的宽厚、尊重他人个性，给予年轻一代以无限的期许的那种胸怀。这些方面也透视到他的文章和言传身教的行动中去。张炯老师和我的观点不一样，但他从来没有说我的后现代的解构主义不对，他都是采用鼓励探索的方式赞许年轻人的探索。曾镇南今天没有到场，他经常跟我的观点看法不一样，原来我们是同事，经常在研究室里面吵架，但是并不影响我们依旧是可以很好沟通的同事。

第五点“传帮带领，凝聚集体”，这是很难得的。福建人有一种归属感认同感，老前辈非常宽容关怀自己的学生，我和谢有顺都是孙老师造就的。我的硕士学位也是孙老师去申请的，像李联明老师、孙绍振老师，跟我们都像是父子的关系，既可以感受到那种友情的真诚和绝对性，又有那种宽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别的派里所没有的。我们闽派里经常都是老师帮着学生，而且同龄人也是互相支持，我觉得这一点大家能感觉到。像我们这一辈人，都有一种内在的凝聚力，这一点要继续发扬。福建人经常有争论，和而不同，但是这些都是“闽派批评”内部有活力的表现。

当然今天我们本来应该更多地谈论“闽派批评”的不足和今后的发展和突破方向。时间关系这些要紧的问题都无法展开。刚才周星教授谈到多媒体时代的批评问题，我深有同感。我以为多媒体批评时代，“闽派批评”何为是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多媒体的时代，我们闽派批评家更多是限于文学的批评、文艺批评。如何在多媒体时代应对千变万化的文化现象，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话语平台与理论质量

张 帆（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文联主席、社科院院长）

大家刚才谈到“闽派文论家”这个问题，考证比较多。我个人觉得可以放松一点。

其实稍微回顾一下，在文学史上，大量的概念起源都是非常随意的。比如“朦胧诗”，不少学者曾经认为这个概念不是很妥当，是不是改成“新诗潮”等，但现在还是“朦胧诗”。文学史上另一些更著名的概念，例如现实主义，影响这么大，但是它的起源是非常简单、随意的，并不是如同我们想象的，大约一百个人密谋了半个月，然后提出这么一个概念，非常严谨、非常严密。“闽派文论家”、“闽派批评”这些说法也是如此，是时势所然提出的概念，不一定是学术特征的严谨概括。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不争的事实：至少在当代文学史上，福建从事文学评论的人相当多。单凭这个事实，就足以构成“闽派评论家”的一个缘起。

今天谈论“闽派批评”，也就是将其默认为一个话语平台。我希望这个话语平台能够为学术的发展提供正能量，能够让我们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观点。当然，我们还要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个话语平台，如果有普遍的影响，如果有真正的意义，一定要具备超越地域的能力。

这个话语平台的意义，应该建立在它的理论质量之上。事实上“闽派批评”这个概念能够延续下来，也就是因为当年它曾经产生过非常有理论质量的文学事件和理论文本。譬如说，“朦胧诗”讨论。虽说舒婷是“始作俑者”，但是那场讨论引申出来的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舒婷的诗歌作品，甚至对中国诗歌的整体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刚才各位都提到的，比如“文学主体性”讨论，都对整个时代产生了影响。

什么是所谓的理论质量？并不是取决于观点是否可能被改变，被修正，被淘汰。即便是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他们的观点到今天都可能被淘汰。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当时那个时代，我们的认识达到了最高点。如果没有达到最高点，只达到那个时代的高度的一半，那么我们就有愧于那个时代。如果一种理论观点达到了时代最高点，就算日后又有所改正，那也无法否认它在当时的历史地位。这就是所谓的理论质量。

闽派文论家中间产生的若干时代性理论，如我刚才提到的“朦胧诗”的讨论、方法论讨论和主体性的讨论，都对时代产生很大的影响，都有当之无愧的理论质量。如果这个话语平台有助于我们今后的理论努力，使我们的理论观点达到这个时代的制高点，这个话语平台就有它的意义。乡亲们在一起是一件很高兴的事，但我们聚在一起不是简单吃一吃福建菜，聊聊天。我们聚在一起，真正的意义在于能够提出超越地域、抵达时代高度的理论观点。我们今后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这也是我们举办这次论坛的一个初衷。

形成“闽派批评”的三种因素

王光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去年我们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中国现代诗歌的语言与形式学术研讨会的时候，开了一个“会中会”，是关于“闽派批评家”的座谈会，老一辈的闽派评论家都参加了，对话的内容由我的学生记录整理，以《关于‘闽派批评家的对话》为题，发表在《福建文学》2014年第4期。

我觉得所谓“闽派批评家”这样一个概念之所以成立，可能跟三种因素有关，一是历史的机缘，二是中心跟边缘的互动，三是闽派评论家确确实实有一些特色。endprint

闽派批评家之所以引起注意，首先是因为历史的机缘。“闽派批评”赶上了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就是我们现在还常常缅怀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这样一个时代。当时整个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很多旧的观念被打破。而我们的闽派批评家们，我们很多前辈，像谢冕老师、张炯老师，还有孙绍振老师，他们的壮年时期正好与这个时代相遇，知识的积累、思想的形成、创新的热情与“拨乱反正”历史要求一拍即合，可谓是干柴烈火。这也就是我为那个“对话”写的“题记”中说的“曾在一个意气风发的时代命名历史也被历史所命名”的意思，他们塑造了一个时代，也被一个时代所塑造。所以说他们赶上了非常重要的历史机缘。这个机缘，从大处说是时代，从小处看是一批闽籍批评家走上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舞台的中央。包括刘再复先生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所长，张炯先生主持文学所当代室，谢冕先生在北大当代文学教研室当主任，这些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前沿，人们最关注的发声平台。因为有好时代，有好平台，中心与边缘的互动才成为可能。所谓“闽派批评”，不是闽地一地的声音，而是在外的闽籍批评家与本地批评家你呼我应的声音。

这也与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有关，中心和边缘的互动。福建是很有特点的省份，有很多可看的东西。“闽派批评”的兴盛，也与地缘文化有关。我曾在一篇题为《与时代互动的知识分子》的文章中写过：“福建也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被屏风一样的武夷山隔开与保护，蝴蝶一样的版图，山和海奇妙的结缘。那蜿蜒曲折的河流和跌宕起伏的道路，除给人灵性与性情的滋润外，也在不知不觉间塑造着人的坚韧;而那目光不能穷尽的大海，又让它的子民回避了山地的狭隘，保持着生命的热情与浪漫。那些被山风海潮塑造的性格，显然更认同性情而不是事功，出的多是广义的诗人而非治国平天下的人才。虽然上至宋代宰相李纲、近代的林则徐，近至当代的邓子恢、项南，福建也出现过一些口碑不差的政治人物，但比起从柳永、严羽、李贽至林纾、辜鸿铭、林语堂这样卓尔不群、特立独行的文化人物来，他们在后代人的心目中，就不那么特点鲜明了。更何况像林则徐这样的人物，本身也是一个诗人。诗人与政治人物的区别，是重视目的与手段的一致性，无论对待生命与事业，都出自内心的需要，同时看重结果与过程，甚至更看重过程本身。”当年项南在福建念“山海经”，他念的是改革开放时代的政治经济经。而文化上的“山海经”，则是山一样的坚忍执着与海一样宽阔的胸怀。

山和海沉淀在心灵中的那些东西，可能比我们自己所意识到的还多。虽然许多东西我们未必全部意识到，但是它沉淀在我们的血液里，变成了我们的性格和气质，影响着我们的选择和表达。我想说的是，闽山闽水塑造了我们，边缘境遇成就了我们。是的，福建处在边缘，离政治文化中心非常遥远，但边缘也有边缘的意义。因为边缘，你就得用功，就得认认真真读书和思考。我在一本书的后记中讲过我受教育的母校，许多老师学问远远大于他们的声名，这让他们的学生受益，边缘使他们不那么心浮气躁。为了回答中国诗人在20世纪中期是否能够坚持写作，如何才能既保持写作的热情又不失良知，如何只听从艺术规律和内心的召唤，不趋时、不媚俗、不随波逐流，使自己不失水准，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等问题，我认真研究过蔡其矫和他的诗，得到的结论是，在那样的年代你不能在政治的中心地带，你必须自我放逐到非常边缘的地方去。

说边缘有边缘的可能和意义，与安居一隅、与世隔绝毫不相干。相反，近代以来闽文化的特点和能够在全国产生影响，恰恰在于能够高瞻远瞩，领风气之先并与中心产生良好的互动。20世纪80年代“闽派批评”的崛起就是边缘与中心互动的见证。“闽派批评”不仅是福建场域出现的批评现象，它跟众多在京的福建籍批评家有关。“朦胧诗”论争与舒婷诗的讨论，文学研究新方法的实验与讨论，主体性问题的论争，“闽派批评”在这三场大戏中出尽风头，那个场次的演出不是边缘与中心遥相呼应？因为边缘和中心有这样一种互动，福建的批评可以在与主流的互动中得到启发，而中心也可以从具体的个案里面得到动力。当然，人不能两次踏进一条河流，现在交通条件和传播方式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许多地缘性的因素正在消失，边缘与中心对话已经呈现出新的方式和新的可能，这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

还有一个想法，“闽派批评”之所以被重视，是因为它有自己的特点。这方面大家谈了不少，我想补充一点的，是上一次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会时白烨提到的一个看法，他说闽派批评家与其他批评家很不相同的一点，是福建出的批评家比较重视理论，有比较好的理论素养。我觉得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在我们福建，不管是哪一辈的批评家们，都比较注重理论背景，尽量不就事论事，而是注意批评对象的理论梳解，包括把系统论、控制论引入到文学批评的“新方法”的讨论，把哲学的“主体性”引入文学批评的文学主体性大讨论，都有明显的理论色彩。重视理论和方法，文学批评才会有背景、有实力、有见解、有锐气。

历史的机缘，中心和边缘的互动，还有重视理论思辨和梳解，是形成“闽派批评”的三种因素。

向“闽派批评”表达个人敬意

阎晶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在作家协会工作也好，从事文学评论工作也罢，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不少福建籍文学评论家，在我心目中都是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的。老一辈的批评家是我的老师，尽管没有荣幸作为他们的弟子，但是一直是我学习的楷模。中年的，基本上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也是一起走过来的同路人。今天参会的这个名册，如果盖去籍贯，完全是一个非常高端的全国性学术论坛，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域性聚会。

“闽派批评”人才之多、水平之高、影响之大，确实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个方面，口头上都有各种传说，我们也都是非常认可的。

首先，“闽派批评”确实有一个很好的师承关系。在福建的高校里面，特别是厦门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这两所高校，多年来承担起培养中国文艺评论家的重任。在座的南帆和张陵对于厦门大学，谢有顺对于福建师大，都是一个品牌性的人物，都是有口皆碑的。20世纪80年代我在山西作协编《批评家》的时候，同时期福建有本杂志叫作《当代文艺探索》。同样都是文艺批评刊物，所以我们经常互相比较，互相学习。我一直觉得《当代文艺探索》是我们批评类杂志学习的榜样。当然，这两本杂志在不久后都同时不存在了，但是福建的文艺批评家没有因此受到直接的影响，人才的成长一直保持着非常旺盛的状态。endprint

今天的聚会以籍贯为名，按照书磊部长的要求，以后每两年还要搞一次这样的活动，甚至每年还有不同层面的学术活动。在今天这个论坛的基础上，在学术上，在文学批评本身上，今后要把具有福建特色的又具有全国影响的、确实具有建设性意义的一些话题吸纳进来讨论。如果能够这样推进，我觉得闽派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对中国文艺理论的贡献，就能够更好地凸显出来。

闽派文艺理论批评的启示

何向阳（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

文艺批评要不要变革与创新，这个问题的提出，正如文艺要不要变革与创新一样，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大多时候，文艺的变革与创新是以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的变革与创新为前提的，更多时候，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变革创新正是文艺的变革与创新的先声所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最早就是从理论领域来发出先声的。理论的变革是走在前面的。

从这一点讲，闽派文艺理论批评给我们的启示，正是变革与创新。以“朦胧诗”为例，刚开始，以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的诗人们的诗作，虽然在诗歌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尚未有理论上明确的命名和确认，更没有此后以“朦胧诗”诗群出现的自觉性的诗歌流派以及当时艺术上高峰期喷发的一种状态。此间以谢冕、孙绍振为代表的两位诗论家，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和《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这种理论上的推动表现了理论界对创作现象的极度关注，同时，在理论观点和批评表达上的也极具创新，是文学理论批评的一种创造性表达。改革初期，当时各个领域都处于变革阶段，诗歌创作中的变革与创新，由两位闽派文艺理论家发出了先声，是他们敏锐地发现了这种文学创新，他们的诗论直接影响到当时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并从诗歌领域溢出，扩展到整个文学界，有力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是创作对理论的启发，也是理论对创作的带动，是互动和双赢，真正达到了理论和创作相互扶持、惺惺相惜、彼此欣赏、相互推动的水乳交融这样一种境界。这种境界不是孤例，更不是幻想。它真实地存在于三十多年前，它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就在我们身旁。再比如，张炯先生2012年出版的专著《先进文化与当代文学》，由课题组成员及他本人撰写各章，但全书整体思路及修改审定都由张炯先生完成。其中第三编“文艺思潮与文学”，在专章论述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思潮、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之后，专辟一章，第十二章论述“女性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从20世纪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到女性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影响等都做了扎实详尽的论述与求证。作为男性理论评论家，能将女性主义思潮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诸思潮并列，并将之抽离出来做相对重点的论述，显示了对理论前沿问题的敏锐的探索精神，同时也体现了理论家在男性话语为中心的语境下展现出来的一种开阔的视野和从容的胸襟。而将这一话题放入先进文化和当代文学的旗下，更显露出了理论家的理论勇气。

张炯先生长期关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论述亦具深远的现实意义。但是他本人同时又关注女性文学的发展，尤其对新时期女性写作和女性研究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比如他担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时就不遗余力地推动和设立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会。张炯先生还亲任第一届的会长，有力推动了女性文学研究的发展，同时对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也有极大的促动作用。陈骏涛先生也是如此。近年女性文学的发展与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讲，离不开闽派理论家批评家的大力扶持。关于这一点，厦门大学的女性文学研究者林丹娅女士比我更有发言权。

还有南帆先生，一手散文一手理论，且两者都获得过鲁迅文学奖，他的理论我不多言，但他不知疲倦的探索精神使他的理论疆域不断得到扩展，他对于理论的探索热情往往溢出书卷而进入到社会学的层面，比如对当代农村的观察和研究。他将对现实的兴趣和对书斋的理论兴趣结合起来，传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间关怀精神。包括谢有顺，其对小说和伦理学的结合研究，我以为都溢出了单纯的文学、文艺而进入到思想的层面。陈仲义先生则尝试使用工程学、建筑学的一些东西来研究诗歌。这使我想到新时期伊始，刘再复先生的文学研究对哲学的引入，林兴宅先生对“系统论”等数学的引入，这都表现了一种文学理论的超越性努力与跨界性的特征。文学理论往往交织了很多新的前沿学科，而且它有一种兼容性，对其他学科的发展非但不抗拒，而是愉快地接纳。这种开放的思维，可以说在一个时期极大地推动了整个文艺理论事业的发展，我们不再单纯地以某一种视野或某一种话题来进入文学，而是以一种“面”的形式来进入。所以我认为跨界性在闽派文学批评中算是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在文艺理论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中，闽派的理论家批评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文艺理论的变革与创新对于文艺的发展和繁荣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再回到刚才的话题，我说过这种现象不是孤例。为什么闽派的文学理论家会如此敏感呢？刚才我们探讨了“朦胧诗”、“主体性”和“方法论”的崛起，为什么每一次都是由闽派理论家、批评家提出来，而在讨论之后，不仅推动了文学理论批评发展，而闽派理论批评家的队伍也开始迅速地扩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闽派理论批评与其说是一个流派学派，不如说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理论批评界的文化现象值得我们好好研究。为什么，数次的理论创新与变革都由他们发起，是什么原因造就了闽派理论家的“敢为天下先”的理论勇气呢？我认为谢冕先生之前所谈到的“时代”是一个很大的主题。文艺理论和批评的革新的前提应该是时代的革新，改革开放的时代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话语场，使我们可以自由地讨论，大胆地设想，是思想解放的时代给了我们发挥理论批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无限的空间。其次，我认为闽派评论家“敢为天下先”的原因还有这么几点，第一点是多种文明的交汇。这当然要从近代史上去寻找起因，闽地，看似四面环山，却绝不封闭，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以及近代西学东渐的思想影响，造就了它在近现代的人文底蕴，严复、辜鸿铭、林纾、林语堂、郑振铎等在思想界的影响，以及林徽因、冰心等在创作界的影响，均为此后闽派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的成长提供了一种不可多得的人文环境。人文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闽地崇尚学理，故而它产生了大思想家，大思想家的土壤又滋养了一批卓有贡献的理论家、批评家。在理论批评史上、思想史上，这种人文精神所具有的坚韧的生命力，是我们在今天的文学理论界仍能不断听到闽派理论家发出独有声音的一个重要原因。endprint

第二个原因上溯到更早的古代历史。古代中原文化、儒家文化，对福建的影响，大家之前也谈到朱熹和李贽等，关于这一点我就不再展开论述。福建人的血脉中流淌着古中原人的血，这是历史造就的，所以闽人虽为南人，但却有北人性格中的执拗与刚烈，这种影响是文化血缘中的一种影响，它也是潜移默化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根基在这里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受到战乱的干扰。它就像福建的古建筑能够完好地保存下来一样，我认为文化的东西不一定是有形的，它大多数时间存活于我们血脉中，是一种文化基因，我们都携带着它，将它植入我们的文字和判断中。这是闽派理论家在葆有雄辩的激情同时，也能深具缜密的考证的缘由。

第三，是当代文化的风云际会与沟通交流。是时代赋予了中、西方的这样一种交汇，使得闽派能够得地理人文之先，发挥其“交响”作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造就了闽派批评的思路宽广且思维活跃，像孙绍振和谢冕先生对于新风潮就具有非常敏感的接受能力，能够将之变为一种理论创新性与现实文本、艺术风尚的结合。20世纪80年代，闽地办有《当代文艺探索》杂志，集聚了闽派理论批评的力量，在当时的文论界产生了极大影响，探索精神也一直是它所倡导的，所以在雄辩的激情与缜密的考证同时，闽派理论还具有鲜明的立场与别致的文风等特点。

还有一点，无论是诗论，文艺理论还是现实主义的批评或如陈晓明先生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它都是多样化存在的，闽派的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化现象，也是它的包容性的一种体现，同时，它也有可持续性，比如书磊同志讲到的闽派理论家的“四世同堂”现象，从八十岁仍笔耕不辍的老理论家到陈思他们一代的80后新生力量，每一代都有一种延续血脉的代际传承关系。代与代之间没有断裂，且能相互尊重，呈现了闽派理论的敏锐性、开拓性、跨界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但在这众多特点中最为重要的一点，还是闽派理论批评的真性情，文字写到最后写出的是写文字的这个人，理论、判断、认识与思想说到底其实是理论家本人的一种人格、性情的外化。我们虽然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和观念，但是写到最后一定是一种性情。在闽派理论批评中，我看到了非常真实真诚的一种性情，一种忠实于文艺发展规律的，忠实于理论批评精神的性情。是这种真性情，支撑了它的敏锐与跨界、开拓与包容，是这种真性情，使得它能够在三十多年之后我们再回望闽派理论家的贡献之时，还能够从文学理论史的意义上予之定位与评价，我尚记得古远清在2005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中曾专设一章论证闽派评论家，他称之为“文艺研究新思维的张扬者”，我以为是恰切的，我想这种“张扬”同样也来自于这样一种对理论、对真理敬畏之并追寻之的真性情。在此，在闽地，请允许我作为一个中原人、一个后来者对这样一种性情表示致敬。我也愿意借闽派文艺理论批评的这样一种血脉来延续我所从事的理论批评。

文艺批评要一针见血

张胜友（中国作家协会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大家知道我只是一位作家，而不是一个文艺理论批评家。邀请我与会，因为我是福建人，在这里是一个听众、一个学习者。前面专家学者们的发言阐述了新时期闽派批评的源起、闽派文艺批评家队伍的聚合、闽派文艺批评辉煌的历史和傲人的成就，我作为一个闽籍作家也感到很荣耀、很有颜面。既然今天论坛的主旨是“变革与创新”，那么我有一个疑问，在这里提出来向各位批评家老师讨教，当然我先申明是一个外行的困惑而已。23号，也就是前几天，中国作家协会在现代文学馆举行了第六届鲁迅文学奖隆重的颁奖仪式，这个颁奖仪式也有创新，对每一位获奖作家作品的授奖词都投映在大银幕上，既新奇瑰丽又简约庄重，我一篇篇很认真地看下来，文辞华美、文采飞扬、飘逸多姿、琳琅满目，篇篇都是美文，简直目不暇接。但是看到后来，我突然间发现，风格一样、语言相近，赞美抒情都差不多，对那么多获奖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各个文学门类佳作，篇篇颂词都写得很精致，但细细一想：不知所云。我就想到，包括我们闽派批评史上的辉煌战绩就是一针见血，见好说好，见坏说坏，一听就明白，一看就明白，观点鲜明，旗帜鲜明，给广大读者以心灵震撼。我不知道这套语言体系是后现代啊还是什么的，我也搞不清楚，文艺批评我确实是门外汉。但是现在就有一点什么感觉呢？好与不好，都有点绕口令。因为这个都是我们批评家、评论家写的，而不是一个人写的，是由很多著名的很有才华的批评家们，每个人写一篇，但为什么最后给我（一个读者）的感觉会是绕口令、不知所云呢？所以我不惴冒昧，提出来求教于大家，谢谢！

坚守、创造与开拓

梁鸿鹰（《文艺报》总编辑）

办这个论坛本身就是一个意在变革与创新的举措——为了理论评论事业的长青，为了文化的积累，为了开辟新的坦途。大家都知道，评论家很难获得和作家、诗人等量齐观的名望和声誉，无论是从国民教育体系的关注、文化史的书写，还是他人的引证等，评论家似乎不太可能获得更大的声望，或许这就是宿命。作家、诗人在颁奖台上接受祝福和喝彩的时候，评论家和编辑、记者是一样的，他们往往在台下、在幕后、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凝视和领受着对别人的喝彩。

闽派理论评论家在我们国家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他们极有学术渊源，极有创造活力，在相当程度上说，他们所获得的声望，是别的理论评论家难以企及的，说明他们有足够的文化自信，而我觉得这种自信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慢慢树立起来的，这种自信说到底透露出来的是对文化品格的坚守，是勇于创新精神使然。

从闽派评论家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代一代学人对古今中外思想文化资源运用的创造性贡献。比如在文学理论评论方面，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古典文艺理论、西方古典文论，还是后现代理论等，闽派理论评论家兼收并蓄，创造性运用，他们凭借着他们的文化实践勇气，创造性地运用所有文化资源，在此基础上，有所升华，有所超越，从而推出了大量新的成果，延展、开辟了理论可能，这是非常不容易的。endprint

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永远是个大课题，处理不好理论就是空的、灰色的、僵死的。闽派评论家建立了良好的传统，给我们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更好地介入文艺实践提供了良好的范式。孙绍振也好，林兴宅也罢，他们在当年的时代氛围之中，以自己的理论武器，实践勇气，理论、解剖、说理、论辩，形象而具体地解答了当代文艺理论、文艺批评遇到文艺实践的时候，如何发声，以及如何能够切实推动创作，推动文艺的发展等问题。这方面的经验非常值得总结，不单是范式，也包括文化情怀，其实都是极有力量的。

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都是言说，都是表达方式，都是精神文化存在的外在方式。闽派评论家在文艺批评、文艺理论的言说方式上，我觉得同样提供了非常好的范式。大家可以读一读，体会一下谢冕的诗论，他的所有诗论都是可以当作诗来读，当作散文来读的，能够读到很多在别的诗论里读不到的东西，当别人的评论在术语里兜圈子的时候，他感性地进入文本，进入诗的核心，在里面可以感悟到评论家的体温、脉搏、呼吸，这同样是创造的结果。

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对于凝聚价值共识，对于确定民族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对于树立核心价值观，同样也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闽派理论评论家在这方面也很有建树，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张炯先生。他的研究和评论始终和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联系在一起，他分析文本，提出理论，从来没离开过社会和时代大的背景，没有离开进步思想价值的积累这样的指导思想。比如他领衔搞大中华文学史，把各个民族的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都放在一起研究等，就是一种凝聚共识的努力，这种努力是有深远意义的。他们的研究和批评实践，不仅仅把理论置于研讨会现场，置于讲堂、论坛上，首先想到的是民族、国家和人性的完善这些方面，着眼的是我们国家文化建设、国民素质提高的实际需求等。

闽派理论评论家对于文艺批评、文艺理论在方法论、机制、路径探讨等方面的提示意义也是巨大的。多少年以来，我们的理论评论受苏联影响，主要运用先社会学再艺术学的方法，或者说是运用美学的、历史的，内容加形式这样的模式进行，来完成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闽派理论评论家无论是从国外理论的引入，还是从新的思维方法的运用，都为文艺理论评论开辟了新的巨大可能。就如物质生产中，工具、方法的改进与提供异常重要一样，思维方式的革新，思路方法的提供，意识模式的探索，会为理论评论的开辟可能性一样，闽派评论家和其他全国优秀评论家一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让我们充分感受到文艺理论评论深邃的思想，强烈的文化底蕴，以及思维的智慧，而这种智慧可以来自中国，也可以来自外国，要与我们国家的文艺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

只要踩在精神耕耘这片大地上，就会有丰饶的收获。祝愿闽派理论评论家学术之树长青！

发扬成绩，继续努力

张 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文艺批评是文艺繁荣进步不可缺少的一翼，这已成为老生常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批评有很大的发展，取得骄人的成绩，闽派批评家在这个时期显著崛起，成为我国文艺批评领域的一支令人瞩目的力量。大家的发言已对这一现象做了深入的分析和阐明，使我很受启迪。但是，广大读者似乎对文艺批评仍然不满意，这说明文艺批评确有变革和创新的必要，需要我们去继续努力。

改革开放以来，文学评论界整体而论，学术视野比过去大为开阔。除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文论，批判“左倾”思潮，拨乱反正，还引进了西方20世纪以来的许多文论。包括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各种文论，从弗洛伊德主义到存在主义和新人本主义，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到符号学和原型批评等。我们的文艺批评理论和话语都多元化多样化了。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来说，这是好事。应该说这时期的文艺评论比过去活跃，也比过去繁荣。评坛的多元化，促进了文艺批评多方法多层面的发展，使宏观批评与微观批评都获得长足的进步。从绝对量来说，全国的文艺评论报刊和出版的专著也比过去多得多。评论队伍也比过去大得多，特别是有许多高学位的博士和博士后的人才加入评论队伍，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也不断为青年文艺评论工作者的进修创造条件，办了好多届评论家高级研修班。这都为我们继续发展文艺评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那么，读者为什么对文艺评论还感到不满呢？几年前，我曾经做了一点调查。读者的不满，大概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认为评论落后于创作，许多作品出版了，发表了，没有人评论，有如石沉大海，杳无信息反应。不少作家也为此感到悲哀！有的作家就对我说，你们哪怕骂我一顿也好！我花了几年时间写一部长篇小说，出来后一点反应也没有，真叫人想哭！我想，这是事实。评论家的队伍比作家的队伍小得多，而且大部分都是高校的老师，全国压根儿就没有几个专业评论家。各地的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也大都有自己的其他任务，有的为领导起草报告文件，有的要写文学史，有的在研究文化。能够读当代作品的时间少得可怜！如今一年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达四千多部、诗歌几万首、电影几百部、电视几千集，以现有的队伍，要对新作都做出反应，确实很难！二是读者认为文艺评论不够有力。广告性的媒体评论多，而有力度的、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的评论少，评论引不起读者和作家注意。这也是事实。如果说过去的报纸曾为一部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发几篇万字以上的长文去评论，如今已罕有可能。一般能发两三千字的评论就不错了。缺乏引起社会公众共同关注的评论。各种评论刊物虽然可以发长些的文章，但发行量少，影响也小。多半没有多少读者去看。短篇幅的评论要说深说透，自不可能。至于评论写得不好，那自然是评论家自身的问题，有学养问题，有立场态度不公正问题，还有不下功夫写的问题和理论导向问题等。

报纸文学评论版和文学评论刊物是非常重要的评论阵地。要办得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你就得花钱，要有比较高的稿费才能吸引比较高质量的稿子。而且编辑部自身也得有定力，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容许什么，要态度鲜明，说好说坏都要敢于花篇幅，让评论家把道理说透，说得有理论深度，让作家和读者读了确有收获。现在有许多省份还没有一份评论刊物，福建过去把一份评论刊物《当代文艺探索》停了，非常可惜！一个四千多万人口的大省，在欧洲就是个大国，居然没有一份专业的文艺评论刊物，实在不应该。目前，评论的稿费是最低的。所以有不少评论家都改行去写散文，去写杂文。有的评论家跟我说，一篇杂文几百字可以得一千到两千元稿费，一个晚上足能写一篇到两篇，我为什么要花几天去读一部作品，再写千把字的评论，拿几十块钱的稿费呢？！这就是市场经济下的严酷的现实。你不能怪评论家。因为评论家也要养家糊口。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文学作品是商品，评论同样是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以劳动量来比算的。一集电视连续剧几万稿费。唱一首歌，几万几十万上场费。文艺界的分配不公如果不改革，要把文艺评论搞上去，恐怕也难。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规律。评论队伍小，还不断流失，跟报酬低有很大的关系。评论家为什么往高校走，因为高校这些年待遇高。有人谴责“有赏评论”，说什么评论会发审读费，你拿人家的钱，就只能给人家说好话！对此，我倒以为拿审读费是应该的，难道要评论家无偿劳动，花几天时间去读你的作品？问题在于，我拿审读费，但你的作品不好，我只能说你不好。评论家不能说违心的话，出卖自己人格的话。反过来，你的作品非常好，你没有给审读费，我也要说你好！这才是评论家应有的立场和态度。当然，就评论家自己而言，加强人格修养和加强学术修养同样重要。endprint

文艺评论的变革与创新是个综合工程。要针对上述文艺评论领域的种种弊端，从多方面去努力变革。要加强对评论报刊的投入，要适当提高稿费的标准，要提倡风清气正的评论，等等。以评论工作者自己来说，我以为，在多元的发展中，要加强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历史学的批评。文学艺术属于审美意识形态，是人类的美的创造。从美学的视角做深入细致的批评，就是抓住文艺本质的批评，也是促进文艺提高质量的非常重要的方面。而文艺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产物，则它的作品的社会历史意义，就非常需要历史学视角的批评，揭示作品的社会历史意义，阐明它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也正是揭示广大人民群众所关心的文艺价值的重要方面。我国革命文艺批评的发展中，有着这方面的文艺批评传统，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中，只有美学和历史学批评的不断加强，才能更好地维护和发展我国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大方向。它应该成为文艺批评多元化发展中的主元。其次，不管什么样的文艺批评，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所有拥护社会主义的批评家所需要共同努力的。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过不同的阐述。党的十八大分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我以为这是继承人类优秀传统的，也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十分宽泛的思想追求，也是当代文艺批评所理应遵循的思想标准。坚持这样的标准，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保证文艺批评的当今思想高度，都非常重要。文艺批评的创新，有理论的创新，也有语言的创新、文风的创新。能够对新的作品、作家、流派和思潮做出科学的阐释，理论上就会有所创新。语言和文风的大众化，是文艺批评走向广大人民群众的先决条件。故作高深，让群众读不懂，望而却步的文风，实在应革除。

记得车尔尼雪夫斯基曾指出，“评论艺术作品，那就是说了解它的观念，评价它的形式。批评家应该既评判内容，也评判形式;他应该既是美学家，又是思想家。”他认为，“只有那种兼备极为发达的思想能力跟同样极为发达的美学感觉的人，才有可能做艺术作品的好批评家。”我以为，这是深刻之论。

总之，要多办些并努力办好评论报刊，要继续培养和扩大文艺批评的队伍，要在文艺批评领域继续奉行双百方针并加强风清气正的文艺评论，特别是加强美学的历史学的文艺批评。这就是我对文艺批评变革和创新的粗浅想法。会上听说，中国文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要再办一份文艺评论方面的刊物，我听了很受鼓舞，希望我们福建省能把《当代文艺探索》恢复，还希望能把过去建议过的《八闽文丛》编辑、出版，更集中地展现闽籍评论家的实绩。

“闽派批评”的生成和发展

陈骏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

先谈一点感想。这个会主办和承办的单位这么多，到会的人数这么多，特别是领导这么重视，李敬泽和李书磊两位领导又亲自到会，而且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些都使我既感到意外，又感到亲切。敬泽同志说，闽派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是中国文学艺术界的一个传奇，闽派理论家和批评家是福建软实力的重要部分，也是福建文化自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我作为闽派文学评论家之一，也深感荣幸！

说实话，先前我对“闽派批评”的提法，是心存疑虑的。从去年在北京开新诗问题讨论会，闽派批评家王光明组织了一个“会中会”，到会的一些闽派理论家、批评家在一起座谈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疑问：到底闽籍理论家和批评家有没有成“派”呢？“派”似乎应该是观点一致、步调统一的同仁的集合，而所谓“闽派批评”，实际上只是籍贯相同，而观点却未必一致的集合体。但后来接触到一些材料，又经过一段时间思考，特别是今天两位领导的讲话和各位朋友的论证，却打消了我的疑虑，我觉得“闽派批评”的命名是可以成立的。就像许多朋友所说的那样，“闽派批评”的特点之一是包容，所以“闽派批评”可以是不同观点的闽籍理论家、批评家的集合体，但是它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一种精神，就是开放、改革、创新的精神。

关于“闽派批评”生成的远因，我没有做过研究，不敢妄言。单就这个说法的生成来说，无疑是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在1985年创刊的《当代文艺探索》上，题头有这样两句话：“以开放眼光开拓思维空间，用改革精神革新文艺评论。”这两句话不仅紧贴时代潮流，也是对“闽派批评”精神特点的最简要概括。《当代文艺探索》虽然只存在短短的三年，但这样一种精神却是贯彻始终的。在这方面，一直坚守在闽地的一批理论家、批评家和编辑家，无疑是立了头功的。《当代文艺探索》当时有一个编委会，集聚了当年福建和北京、上海的闽派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的精英，如刘再复、谢冕、张炯、潘旭谰、李子云等，在当年文艺理论批评变革的潮流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1985年曾被称为当代文艺批评史上的所谓“方法年”，这一年3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个会虽然讨论的是“方法论”，到会者的观点也并不一致，还有过激烈的争论，但实际上反映的却是当年一批文艺理论批评中坚分子革新文艺批评观念和方法的迫切愿望。而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在这个潮流中，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这次会议上，闽派理论家和批评家林兴宅、孙绍振、南帆、王光明等都有突出的表现。当年还健在的厦门大学著名教授郑朝宗先生用福建先辈林则徐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作为献给大会的祝词，实际上也是道出了“闽派批评”所应该具备的胸襟和气度。

后来闽派批评家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后起者不乏其人。就以所谓第二代闽派批评家而言，有几个人我认为是不能不提到的，如陈晓明、谢有顺、林建法和林丹娅等，他们继承并发扬了“闽派批评”开拓、创新的传统，于京、粤、沈、闽四地，分别在理论批评、期刊创编、女性文学诸方面均有令人瞩目的建树。

作为闽派批评家之一，我如今到了暮年，自觉已不可能有所作为了，但看到有这么多后续者在从事这一事业，我又感到十分欣慰。我想，今天我们在回顾过往走过的道路时，决不能陶醉在我们曾经做过些什么，有过什么样的建树上，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将“闽派批评”开拓、创新的传统发扬光大，促进文艺批评的振兴和发展。就像与会的许多同行所说的那样：在大众文化全面崛起的年代，在各种新兴的文艺现象面前，文艺批评如何应对？面对文艺的商品化和边缘化，文艺批评如何介入？网络时代，批评何为？……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问题，都需要我们去化解，去应对！批评家们，任重而道远啊！endprint

“闽派批评”的三个品质

谢有顺（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教育，也为自己是“闽派批评”群体中的一员感到荣幸。上午开会间隙，记者采访我，特别问到，福建除了批评，在其他创作方面，包括在网络文学方面，都很有成就，为什么那些年轻的创作力量都没来？我大概的意思是说，可能这次的会议作为一个起头，主要是为了致敬于那些前辈，他们开创了一个传统，值得我们铭记。我们年轻的应该跟在他们身后。

刚才经过大家的各种阐释，我确实也觉得，“闽派批评”是可以成立的一个说法，闽人善论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闽派批评”作为一种现象，如果国内要找相似的，和地域有关的文学现象与之匹配，可能只有我现在供职的广东的文学史家这个现象。广东籍的文学史家很多，洪子诚、陈平原、杨义、陈思和、温儒敏、饶芃子等一大批人，原籍都是广东人，中国当代所编撰的文学史，半壁江山出自广东人。广东的文学史家这一现象若成立，“闽派批评”这一现象也是成立的。由这个现象，令我想到大家经常说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人才都是扎堆的。它跟地域真是有密切关系。梁启超先生专门有关于人才地理学的论述。他讲到，北宋以前，中国的人才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这个时期主要是出军事人物;清中叶以前，人才是以扬子江流域为中心的，主要是出文化和教育人物;清中叶以后，人才是以珠江流域为中心的，主要是出实业人物。这个概括我觉得还比较空疏，但从客观上讲，人才和一个地方还真是有关系的。

我个人也深深受益于福建这个地方，受益于“闽派批评”。我读大学的时候，受教于孙绍振老师，还有王光明老师，我给光明老师还抄过书稿。我通过他们的教导，包括给他们抄稿子，确实深受教育。而我成长的过程中，像谢冕老师、张炯老师，包括陈晓明老师、南帆老师，都对我有过很多的帮助。所以，地方性的群体力量，对我们这些正在上升通道中的年轻人来讲，是有很大帮助的。

刚才我稍微想了一下，如果“闽派批评”成立，那我从这些老师身上，主要学到了些什么？闽人善论，有哪一些共同的特点？我觉得还是有的，我概括了三点。当然，这三点也许不一定是“闽派批评”所独有的，但它非常突出，令我印象深刻。第一，闽派批评家的文章有思想锋芒。这对于批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品质。我们可以简单回忆一下，像谢冕老师、孙绍振老师他们的崛起，包括像刘再复老师、林兴宅老师、南帆老师、陈晓明老师，还有朱大可老师等人的文章，都参与了当时一些重要的文学论辩，他们的文章本身，都有一种思想论辩的风格。林兴宅老师上午说，如果批评没有思想资源，也不能生产新的思想资源，可能生命力是有限的。我同意这一点。我个人其实也很警惕批评成为一种纯技术主义的分析。我觉得，一个好的批评家，同时还是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一个有理论创造力的人。这一点，闽派批评确实提供了和别地方的批评不一样的风格。像当年谢冕老师、孙绍振老师他们参与的“朦胧诗”的论辩，在当时还是承担着巨大压力的。包括舒婷老师也跟我说过，她当年写那些诗歌，也还是承担着巨大压力的。这决定了他们的批评或诗歌，都具有一种思想的锋芒、胆识和勇气。这是很了不起的。不惧权威，敢于挑战现存的秩序，并通过一种思想论辩来澄清问题、解决问题，这不仅是一个批评的专业问题，也是一个立场和姿态问题。

第二，福建批评家的文章有艺术的解释力。一方面，批评家要有艺术感觉，另一方面，他也要有一种把艺术感觉解析出来的能力。这一点，我觉得“闽派批评”是很突出的。“朦胧诗”为什么好，你要从艺术的方面做出解释，你要告诉我们说，这为何是新诗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它在艺术上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新的美学原则，这就是解释力。当年以孙老师为代表的闽派诗评，是很精彩的，真正助力了新诗的崛起。孙老师还写过一篇著名的四万多字的长文，叫《中国新诗的第一个十年》，这是目前我读到过的关于新诗发展头一个十年最精彩的艺术解释的文章，他解释清楚了新诗从胡适一直到戴望舒、冯至等人，在内在的艺术上，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个问题，在国内学术界，目前孙老师讲得最清楚。还有，当年陈晓明老师从后现代理论中，南帆老师从符号学理论中汲取资源，解读了先锋小说，以及王光明老师、陈仲义老师对现代诗的细读，颜纯钧老师对电影的阐释，都提供了一种艺术解释的方式。这种艺术解释力，其实是现代批评中比较匮乏的。现在的批评，普遍比较空疏，多讲批评的趋势、思潮，展望未来文学要走到哪里去，但是能够具体分析一篇小说好在哪里，一首诗好在哪里，一篇散文的创新点在哪里的人，太少了。这是很不容易做好的一种批评。而“闽派批评”提供了不少强有力的、具有原创性、可操作性的艺术解释的方法，比如，孙绍振老师的艺术还原法，刘再复老师对于形象的解释，陈仲义老师对新诗的细读和分类，都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这些理论和批评读过之后，让人觉得对具体的一篇小说、一首诗的分析，变得不那么困难了，这点，“闽派批评”是非常突出的，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第三，闽派批评家普遍有文体意识。我刚才数到的这次与会的这些前辈批评家，每个人的文章都很漂亮。梁鸿鹰先生刚也说到，有很多人的文章，都像美文一样。对此，我受益尤多。文艺批评，今天被边缘化、小众化，固然有整个文学形势的变化，但也不能否认，批评家自己的那套话语，自己那种晦涩的行文方式，不说是自绝于读者吧，至少和读者之间也是制造了一种隔膜感。文章不好读，没文采，这是要命的。而像谢冕老师的激情与优美，孙绍振老师的那种逻辑能力，刘再复老师的那种情怀和厚重感，南帆老师、朱大可老师的文章中的修辞，陈晓明老师那种雄辩的风格，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不单是在做批评，也是在写文章。中国人是很讲究文章的，所谓“文章千古事”，强调的是文章本身，而未必是观点。有的时候，观点会过时，甚至你论述的那些作家，后来的人已完全不知道，但是批评文章本身依然可读，这就了不起。李健吾的文章，就有这种文体的魅力，尽管他评的一些作品，今日已无人去读，但他的批评文章，一直还再版着。这种文字魅力，很大程度是来自于作者有强烈的文体意识，把文章经营得具有一种叙述之美，具有某种修辞意义上的典范意义。这点，也是我们闽派批评家身上极为突出的，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有这种对文体本身的自觉。endprint

当然，很多批评家都有思想的锋芒、艺术的解释力、文体意识，但是，这些在我们闽派批评家身上更突出。而我认为，这三点的统一，构成了文学批评最重要的基石。不单是“闽派批评”，整个中国批评，讲到变革和创新，就是要实现这三点的统一。正是这三点的统一，使得这些前辈给我们带来了之前的辉煌。如果要说创新，终归也是在思想的锋芒、艺术的解释力和文体意识上重新达到一种有机的统一。我个人在这三点上受益于“闽派批评”的滋养，尤其是这些批评前辈，以身作则，以文化人，助力了我的成长，我一生都感念。这就是我对“闽派批评”的个人观感。

恢复李拓之在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

俞兆平（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谈一下关于福建小说历史资源的开掘问题。近十来年，我侧重于现代文学理论与思潮的研究，当然也涉及当代文学批评。在翻阅史料的过程中，我发现福建遗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小说家——李拓之先生。

讲闽派的文艺理论，不能忘却闽派的创作实绩，因其二者相辅相成，共同积淀为闽地的文化底蕴。讲哲学，我们有严复;讲翻译，有林纾。而文学艺术的传统，则更多展现在文脉的延续中，例如，从全国性的平台来看，论及散文，前有冰心、庐隐、林徽因，中有郭风、何为，现有南帆、谢冕等;论及诗歌，前有冰心、杨骚，中有蔡其矫，现有舒婷等;但论及小说就有些不连贯了，前有林语堂、许地山，现有杨少衡、北北、须一瓜，中间明显缺了一环，虽然20世纪60年代有曾毓秋、姚鼎生等，若从文学史的标准来看，则略逊一筹。

我之所以提出李拓之，是因为他的小说恰好填补上这一环节的空白。李拓之，福州人，跟邓拓是同学，亦是生死之交。年轻时思想激进，曾两次进过国民党监狱;抗战时期，曾在重庆郭沫若领导的三厅工作过;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北京新华社，1953年邓拓介绍他到厦大，1957年因言获罪;1978年平反后回到厦大，1983年因病去世。他身后留下的小说、诗词及学术论文，由我的导师郑朝宗先生整理，编为《李拓之作品选》，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

文集中收录有李拓之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写的八篇历史小说，十分珍贵。对其艺术水准，郑朝宗在序言中赞赏不已。90年代，钱理群在北大给博士研究生开课，就选了其中《文身》一篇作为研究、讨论的教材。不过，他们师生们最后的判断，像是与作者真实意图还有些距离。

《文身》写什么呢？它是从《水浒传》中人物衍生、虚构而来。一次，水浒聚义厅大摆筵席，众英雄大块肉大碗酒，好不痛快！席散之后，一丈青扈三娘被敞胸赤膊、酒后醉倒的鲁智深、阮小五、史进、燕青等好汉们壮伟的身躯及皮肤上的纹饰所吸引、所迷恋，再看到睡在自己身边的矮脚虎王英，三寸钉的身架，猥琐、拙陋，一股憋闷、怨恨之气，转化为请玉臂匠金大坚为她文身之求。银针刺处，血珠迸溅，赤裸的肢体上，文出一条青色的大蛇。一丈青却在巨痛中得到心理上的宣泄，发出“厉鬼似的绝叫”！

显然，这里有弗洛依德“力比多”压抑与发泄的内涵，但若转换视角，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楔入，李拓之选择梁山作为小说情节展开的环境，可能还有他的用意。这就是，批判以“革命”话语对肉体实行专制的霸权，因一丈青是由宋江作主，强迫嫁给王矮虎的，对此，她只能以一种非常态化的举动来进行抗争。女性肉体的自主掌控是与自由意志融为一体，任何冠冕堂皇的借口都是非人性的，非道德的。若论“双典批判”的话，李拓之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对《水浒传》展开批判，这是其小说令人震惊之处。

小说令人震惊的还在于其文字功力，浓丽绵密、光怪陆离，非常人所能致。信手拈来一句：“一丈青裸袒的背部和股部，如寒泉中沉浸着水晶，绿波里漾晃着玻璃一样，飘散着一层层摺叠摺叠的波浪向四周伸展开去。”李拓之走的是当时上海流行的“新感觉派”路数，我觉得本篇一点也不亚于施蛰存的也是以“水浒”为题材的著名作品《石秀》。我甚至还猜测，选入陈思和《当代文学史教程》中，陈翔鹤写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广陵散》，是否曾受启于李拓之的《阳狂》，因为二者都是以历史小说的形式来写嵇康被杀的悲剧。

令人惋惜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遗漏了李拓之，但我们福建小说史完全可以填补上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再不做的话，这个空白，这个遗憾，就无法弥补了，福建小说这一珍贵的历史资源也就断绝了。

让想象力充分迸发，让创造力充分涌流

李朝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理论处处长、研究员）

一、网络时代，批评家何为？

社会正在急剧变动之中。在面对这种巨大的时代变革之际，许多传统的、一直以来我们认为坚不可摧的、稳如泰山的东西开始遭遇到了空前严峻的挑战。譬如，90后的孩子超喜欢《小时代》，认为是自己看过的最好的电影。他们会更喜欢拿着IPAD或是手机，付费阅读那些网络类型文学，因为这些作品更容易引起他们的阅读快感和愉悦。而我们这些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恐怕就会忧心忡忡：我们的孩子怎么了？这个社会怎么啦？文学出了什么问题？

批评家不能理性地看待当前的形势，不能正确地自我定位，很可能会在这个新媒体时代丧失自我，遭遇身份危机。我们会发现自己很无能，自己的声音很孱弱，没有几个人愿意听你说话，没有几个人愿意读你的长篇大论。文艺理论和批评都只沦为一个小圈子之内的游戏，沦为换取一顶学位桂冠或者一个奖项的敲门砖。

这，是文艺批评的没落，也是文艺批评的悲哀。

在网络时代，文艺批评不能失语。而要有所作为，首先要树立起批评自信。批评家在面对作家和作品的时候，经常会发怵，知难而退。或者是因为对手——作家既是批评家的同行者、旅伴，也是批评家的对手——过于强大，或者因为作品太过冗长——譬如网络长篇作品，而止步，而却步。还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对手作品过于复杂、新颖，在我们的经验和批评话语体系之外，就把我们批评家给吓住了。比如，近年来出现的“非虚构创作潮”。据我了解，非虚构创作就在报告文学创作界引发了一片恐慌式的混乱。归根结底，是我们这些传统的紧紧盯住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报告文学作家批评家过于狭隘，眼光短浅的缘故，也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还不够强大、不够自信，像蜗牛一样颤颤巍巍，刚刚探出头去就赶紧又缩回去。于是当非虚构的挑战到来时，传统的一些报告文学研究者开始排斥、拒否。尤其是当非虚构倡导者和实践者出现了某些可能的纰漏时，我们就会更加得意，认为这个巨大的怪物终于物现原形。如，当“非虚构小说”这个概念抛出来，并且有一些作品自我贴上了这样的标签时，我们似乎看到了非虚构的破绽，大呼这个“四不像”的东西实在可恶，罪该万死。然而，非虚构却并没有死亡，反而更加兴盛，不断取得新的创作实绩。endprint

对待网络文学，乃至青春文学，80后、90后的写作者及其作品，我们批评家也不能像上面的批评家那样，拒斥或者片面地否定。既然这些新鲜的鲜活的文学样式出现了，批评家就该正视它，了解它，剖析它，以往的批评经验还不够用，我们就要主动去学习，主动去充电，我们承认自己有短板有不足，对网络文学、年轻一代的写作者乃至阅读者、接受者所知不多，了解很少，那么，我们就应该努力去走进他们，融入他们。只有熟悉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创作，我们才有权力对其进行批评和发言，我们才能赢得自己的话语权和批评家的合法身份。当然，这是需要我们有着充分的文学自信、文化自信，不做文化的侏儒。同时我们不能刚愎自用，自负高傲，对文艺新人新事物不屑一顾，要像闽派批评家前辈一样，以一种平等的、公正的、参与和合作的态度对待新的文学观念、文学样式、文学内容，不断地对自己的批评体系进行刷新。

二、要有包容胸怀

批评家要包容，特别是在遇到自己不熟悉、不了解的文艺新事物时。我们要承认这些事物的出现与存在有其合理性，要用理解的态度对待之。

非虚构2010年开始大量涌现，发表了慕容雪村《中国，少了一味药》、萧相国《南方工业报告》、梁鸿《梁庄》、《梁庄在中国》、乔叶《拆楼记》、《盖楼记》、王小妮《上学记》、孙惠芬《生死十日谈》、郑小琼《女工记》、阿来《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等一批优秀作品，引起很大关注和反响。我认为这是对报告文学创作的一次反拨，是一次激发和触动。近年来报告文学名声欠佳，原因在于许多宣传材料、广告都被贴上报告文学的标签，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许多缺乏文学性、可读性和艺术感染力的流水账、表扬稿都被放进报告文学的筐里，与此同时，一些报告文学作家变得更加浮躁，更加急功近利，为利益驱动，被权势或者金钱所绑架，热衷于写一些有偿作品，有的报酬非常高。这就有点像一些优秀的小说家热衷于写影视剧——当然艺术没有高下之分——于是荒废了自己本来的园子一样。报告文学作家忙于赚钱，没有时间和心情打磨自己的作品，自然很难有佳作问世。在这样的一种缺乏生气和敢于作为的锐气——如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那样——的氛围下，近年来报告文学创作的确遇到了一些问题。这时，非虚构的大旗竖起来了，涌现了一批好作品，我们首先应该欢迎，而且要研究和评析这些新作，发现其长处，用以改进和提升报告文学自身的创作。

事实上，我本人是努力这样去做的。我们在选编年度报告文学作品选时，在评选年度报告文学排行榜，也推崇《梁庄》和《瞻对》;我们在评奖时，也把《瞻对》推到了最后的十部提名作品，这是从一百九十四部参评作品中层层遴选出来的一个结果，体现了全体评委比较高的共识度。当然，我们不能一味地褒扬新事物，对新事物中积极的、上进的方面要不吝肯定和赞扬，而对于其中不足和缺陷也要保持清醒的理性，也要敢于指出，参与探讨，共同提高。譬如，对于所谓的非虚构小说，我个人不以为然。我认为这是一个自以为是的自我命名，有哗众取宠之嫌，但是，我并不否认这些作品中有的很精彩，艺术上取得了成功。我们应该宽容地看待今天的文学体裁和题材，文学样式和技巧，不管它是虚构还是非虚构，不管它是玄幻还是穿越，悬疑还是盗墓，不管它贴的是什么样的标签，首先我们欢迎并以欣赏的态度看待这个文艺花园里的百花吐艳，争妍斗奇。花自开放，我独欣赏。但是，我是一个独立的欣赏主体，我的眼光可以很挑剔，可以与众不同，也必须与普通的读者和接受者不同。因为我还有一种评判的职责在。在享受网络文学带来的代入快感、YY体验、接受多巴胺大量分泌的愉悦的同时，我们不能沉迷其中，空洞叫好，我们要看到并且指出网络文学创作存在的不足，譬如它的艺术性，它语言上的粗糙对优美汉语的损害——当然也有很多网络语言是对汉语的丰富发展，我们也要不惮指出其或媚俗或媚雅的问题，其在资本和利益驱动下创作上的急功近利、讨好迎合。我们要采取的态度是清醒的理性、冷静的客观，既欢迎欣赏，也批评引导，取一种建设性的态度。就像对待我们自己的一个孩子一样，不要去压抑他，但也不能放任他。

三、做一个有出息的批评家

批评家要有充分的自信。这种自信应该建立在自己丰沛的学养、素养和修养上。批评家要有很好的艺术鉴赏能力，才能对文艺作品做出比较客观、到位的评价。

批评家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能被其他因素所引诱或左右，尤其不能屈服于金钱或权势。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进行独到的分析和评判，发出独特的批评话语和表达。譬如，早在2007年，我就提出应该重估当代文学创作成就，对当代文学优秀作品要逐步进行历史化和经典化的工作。后来，重估当代文学价值逐渐成了学界的一种共识。2006年，我较早对当代文学对外译介情况进行了研究，指出中国作家海外译本的多寡可能显示着其在国际上影响力的大小，外文译本最多的作家莫言可能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2009年起，中国作协在第十六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平台，对莫言及其作品进行了较多的推介。2012年莫言荣获诺奖，令中国文学界欢欣鼓舞，既在我们的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

批评家是作家艺术家的对手。要与之对话、对抗和角力，批评家在艺术创造能力上也不能逊于创作者，甚至要比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此，这些对批评家都是挑战，也是筛选，优秀的批评家同时也可以并且应该是优秀的作家艺术家。最好批评家也要有相当的乃至是丰富的创作体验和经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自己动手写，方知其中甘苦。

批评家也是作家，那么他的批评就应该是一种文学创作。文而无采，行之不远。没有文采的批评，面目苍白、可憎，很难有好人缘。而没有读者的批评，价值是可疑的。如果文艺批评只有写的人、被写的人和编辑读，那么，这样的批评价值是十分有限的。我们倡导文艺批评要变革和创新，我们首先应该回到起点，回到我们出发的地方。文艺批评的起点就是它是一种文艺样式，它可以且须具备文艺作品全部的功能：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等。如果文艺批评也是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观赏性俱佳，何愁没有读者，何愁没有价值和影响？endprint

四、激发想象，推动文艺创造

文艺理论及批评的一大目的和功用在于引领作家艺术家，引导指导创作。理论和评论是从文学创作实践中来的，也理应反作用于创作实践，实现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如果文艺批评既不能引导读者观众的阅读鉴赏，也不能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发挥引领指导作用，这样的文艺理论批评其价值是很可疑的。

在网络信息铺天盖地，人人皆为创作者和信息发布者的时代，文艺创作的想象力被充分激发出来，文艺创造力也被充分调动起来。文艺批评应该加入到激发和调动人们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工作中来。要通过批评、评价的方式，更好地推动广大作者的创作活力和激情，同时对这种竞相迸发的活力和创造进行理性的引导和评价。我们躬逢一个文化欣欣向荣的绝好时机，一方面，要用文艺评论去激发更多更飞扬的艺术想象，推动更深入更深刻隽永的艺术创造;另一方面，要以自己的富于艺术价值的文艺评论，加入到这种创造力的充分涌流中去。文艺评论归根结底，其最重要的一个旨归就在于激发想象，推动创造，在于用评论、批评的方式，增加文艺创造的总量，促进文艺生产力的发展。

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是新时期以来文艺领域出现的一个奇特现象。这种理论家批评家的簇生现象相当罕见。在文学创作领域，当年有著名的京派、海派，后来有山药蛋派、荷花淀派，近年有声势浩大的陕军东征、豫军崛起、苏军突围、鲁军进京、湘军北伐……然而，在文学评论领域，似乎只有陕西的评论家拥有同闽派批评家对抗的实力。闽籍理论家批评家或许并不能构成一个文艺史意义上的流派，但是，这个群体的规模和影响却是举国瞩目，而且，事实上，这个群体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共性：

一是福建位处沿海，得海风之先，闽派文化和“闽派批评”具备比较突出的先进性、新潮性。从林则徐到严复，从林纾到林语堂，都代表着闽派文化和文艺家能够与世界潮流、国际大趋势较快合拍，顺应并追随近代化、现代化的思想文化进程，领国内风气之先。新时期以降，从刘再复的主体论文艺观到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都引领了一代文艺创造新风。二是鲜明的现实性。闽派批评家大多关注当下社会生活，强调批评的中国本土气息与风格，注重指向现实文艺创作，理论与批评常常直接作用于创作乃至指导或影响了创作。三是广阔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能够不拘泥于小天地和封闭的空间，而采取理性平和、宽宏包容的态度看待文艺新现象、新观念、新气象，因此具备了很强的持续创新的能力。“闽派批评”正因为具备这种包容，所以能更好地激发文艺的创造活力，也使得批评自身更具生机与活力。众多的闽派文艺论述与批评都被历史证明是有生命力的，是科学的公允之论。

在今天这样一个文艺兴盛的时代，相信后继有人的“闽派批评”定能取得更大的发展。

三点想法

刘登翰（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相对于中原，福建无论地理还是政治、文化，都处于边缘位置，它影响了福建人普遍的一种边缘心态。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福建对全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影响：一是南宋，朱熹理学的出现，对正趋垂落的封建社会起了维护、稳定的作用;二是近代，以林则徐、沈葆桢、严复（包括在闽的张之洞）等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现代知识分子，推动了中国最初的现代化。它形成了福建文化的两个特征，一是议论与践行并重，二是超越福建地域文化环境的局限。几乎有作为的闽籍知识者，都走出福建，要么北上进入中原文化中心，要么南下远逸海外，吸收异域的新文化，再反馈回到中心。无论文化无论实业，有成者皆大致如此。俗话形容“闽”字，门里一条虫，门外一条龙，是对闽人发展的一种民俗文化学的总结。

这一传统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了今日福建。说闽人好论，历史上的蛛丝马迹且不去说它，可证的是当下中国文坛闽籍理论批评家的活跃。虽还说不上有什么大思想家出现，但这一存在被许多人认同。怎样来给这么多的一群人命名呢？王蒙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著文称为“闽派”，而且与京派、海”三足鼎立。王蒙是个感性的小说家，是针对80年代初期文坛的一时感慨，相信并无缜密的科学论证。而且文坛若只余这三派，恐怕也会引起众多不服。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在被称为“新时期”的近三十多年当代文学论争的众多“学案”中，除了“朦胧诗”论争和方法论、主体性讨论中，缘起福建或由闽籍批评家起了主导作用，其余恐怕就难说了。不知今日王蒙，面对纷繁万象、议论丛生的文坛，是否还坚持这三派之说？今天我们讨论“闽派批评”，我同意上午张帆同志的发言，只把它作为一个对话平台，来关注活跃在当代文坛上这一群闽籍批评家的特殊现象，他们的存在和发展，他们的文化根底，他们的共同性和特殊性，以及他们的批评与福建的关系，等等。

闽籍批评家究竟称“派”还是称“军”？我以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存在。“派”（学派）是一个学术概念，而“军”（群体）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我想大家在说它的时候都心知肚明，只是一个姑且言之或约定俗成的说法。需要深究的是这个文学批评群体作为一种现象出现的文化背景，它深层的文化可能性和偶遇的文化机缘。所谓“闽派批评”这个概念，“闽”是一个地域概念，而将地域概念转化为文化概念，这就需要论证。其中最值得分析的是地域文化怎样影响和培育了批评家的文化性格？闽文化是一种碎裂型的文化，山阻水隔，中原文化进入闽北、闽中、闽南和闽西，在其移入的本土化进程中，差异极大，影响了闽籍文人迥然有别文化性格。在谢冕身上，我们显然可以看到闽籍（主要是作为闽文化中心的福州地区）文化人的一些典型特征;然而同样从福州走向北京的张炯，虽然他们中学同班，部队复员后也一起考入北大，有许多相似经历，但他们无论思想关注点还是行文风格，却迥然不同;更何况其他如陈晓明，来自闽北，是中原移民和文化南徙福建的最初积淀之地;而谢有顺来自闽西，是稍后进入福建边陲并自许秉承中原文化正宗的客家;他们从童年的启蒙开始，其文化背景就不一样。而如孙绍振，他的文化养成主要在上海，在他身上我感受到更多的是海派文化性格。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活跃在当代的闽籍批评家，他们文化性格的养成，主要是在走出福建以后，特别是在北京，文化中心的特殊地位和生态环境，形成了他们开阔的视野和思维特征。“闽”只是他们身份的符号之一，且不是最本质性的符号。这也如我前面所说，闽人只有超越闽域的文化视野，才能大有所成。例外的似乎只有南帆，他一直在福建，但他的视野和思考，却一直在整个当代文坛，并且广泛参与当代文坛的活动和论争。他极少狭窄地就福建谈福建，即使论及，也是在当代文学的大背景下来谈福建。endprint

闽籍文学批评的繁荣，是相对于闽籍文学创作的相对滞后而言。肯定闽籍批评，乃至于礼赞闽派批评，我以为应有一个度。我们怎样来自我审视、自我命名和自我形塑，这需要一种科学的态度。回望昨天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热议之后，更需要冷静地沉下心来思考和分析，怎样更好地发展今天，莫使“闽派批评”只成为昨日的记忆和光荣。这是我的第一点想法。

其次，想问一下，所谓的“闽籍批评”或“闽派批评”，是单指当下文坛的文学批评，还是应有更大的包容？其一个方面是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其另一个方面是文学以外的包括戏剧、美术、音乐等领域的艺术理论、批评和研究。这是一个广义的文论的概念。实际上，包括了艺术领域的闽籍的理论批评，远远地超过单指的当下文学批评。怎样界定，宽一点或窄一点，都各自有道理。但首先是文学批评，不应该舍弃或忽略文学理论。实际上在王蒙最初提出的“闽派批评”概念中，就包括了文学理论，如当时方法论、主体性讨论所引起的关注和产生的影响，并不次于“朦胧诗”论争。比起一般的文学批评，理论更专业化也更具学术性;而没有理论背景的批评，一定不可能走得很远，这是大家知道的。如果不把理论包括在“闽派批评”的范畴里，那么显然我们要丢失许多闽人的重要研究成果，诸如杨春时的文学间性理论，周宁的中国形象研究，俞元桂—姚春树—汪文顶等福建师大相承有序的散文研究，以及海内外都公认居于领先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从繁荣整个福建文学艺术着眼，闽派的理论批评，不能仅局限于文学——尤其只是当下文学批评一域，而应当扩大视野，同时关注戏剧、美术、音乐、舞蹈等艺术评论和研究。福建是戏剧大省，戏剧创作的全国影响，远在文学之上;而在现代美术，民间有句笑话说，中国有世界影响的现代美术家都讲闽南话，这是指蔡国强、邱志杰等一批已经走向世界的闽南籍艺术家而言;而执掌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南北两大美院牛耳的范迪安和许江，都是闽人，他们都是中国现代美术的重要推动者、实践者和评论家。在音乐、舞蹈、书法，也都有重要的艺术理论建树。闽人在文学艺术方面，无论理论研究还是批评实践，其突出表现是全方位的。谈闽籍或闽派文论，缺失他们不能不是一种缺憾。

第三，我想谈点文学生态问题。首先，福建的文学生态现状是不平衡的。从内生态看，理论活跃，创作相对滞后;而在创作内部，习惯的看法是诗歌、散文尚可，而小说很难走出福建。不过，现在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小说稍有起色，诗和散文随着几位名家的谢世或淡出，也在变得平淡。从外生态看，没能给文学提供更好的生长土壤和发展空间。就说刊物，福建仅余一本可供发表作品的《福建文学》，曾经有过的大型文学刊物《海峡》、理论刊物《当代文学探索》、散文刊物《散文天地》等都已因各种原因停刊多年。相对活跃的倒是有几家民刊，但它们自身的局限很难承担起引领、发展文学的重任。一个让人倍感不解的现象是，福建的理论批评活跃，但在福建却很难找到可以发表理论批评文章的地方。文学刊物不发，依附大学和研究单位的综合性理论刊物，留给文学的也只有很少一点版面，难得一见当代文学批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文学刊物不发理论文章，或者只发一种作品评论作为点缀。我很欣赏20世纪50年代，那时的《人民文学》都在最重要的位置刊发理论作品，如秦兆阴的现实主义理论，蒋和森的红楼梦人物论等。闽籍理论批评的活跃，并不活跃在福建，而活跃在北京，在外地。此后恐怕很难再有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朦胧诗”讨论，由福建发动，以福建为论争的主战场。迄今福建在文化上的边缘地位依然。闽籍批评家如不走出福建，其努力必然事倍功半。张爱玲曾劝人成名要早，但对闽籍批评家来说，成名在外或许更有效，文学创作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样的文学生态和生存环境如果不改善，就很难谈到文学的繁荣。

我们的评论要经得起历史检验

秦岭雪（中国书法家协会香港分会副主席）

我昨晚跟孙教授聊起闽派，引发了今天上午的议论，我感到很高兴。我提倡几点，第一，写短文章。现在的文章都挺长的，也是问题。能不能写短文章呢？中国文字是讲究含蓄的文字，几千字就可以做大文章了，这一点我想请各大作家注意一下。第二，要实事求是。我这些年在搞书法、国画展览，看到一些前辈也有过于夸大的评论，比如徐悲鸿给张大千的画展写序“五百年无此君”。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毛病？有没有看到一些同事、朋友的作品也说一百年来无此君呢？我们面对的东西，只有十年二十年甚至就在当下，我们的评论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创造良好环境，拓展艺论领地

孙立川（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董事、总编辑）

我今天想借这个场合感谢中国作协、福建省文联举办了这么一个高峰论坛。“闽派批评”能在全国崛起，跟当时的省委书记项南有很大关系。当时的厂长要求“松绑”，省里的领导要给他们自由、放松的政策，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经济方面的宽松，也为文艺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我希望现在的省委领导能够给福建的评论家提供更加自由、宽松的政策帮助，使福建省的文艺评论事业能够再上一个新的阶段。

刚才刘登翰老师说的我非常赞成，也是我本来想讲的。福建是一个戏曲大省，出了很多优秀的戏曲作家，在全国拿了很多奖。一般来讲，戏曲评论归到文化部，归到艺术戏曲“梅花奖”那边去。但事实上，作家创作的戏曲文本，是非常重要的，福建省在这方面也算是有名气的。我们是不是要把范围和领地开得更广一点，不仅是关注在诗歌、小说、散文，还要涵盖其他方面的艺术形式？

批评需要一颗“赤子之心”

陈仲义（厦门城市大学中文系教授）

诗歌批评界的问题太多了，批评阐释活动有太多复杂的、老了又新新了又老的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谈其中一点“心态”问题。

诗歌文本，可能因其特殊性，包括它的含蓄、晦涩、神秘，造就了诗歌接受效果，千人千面。面对这样的文本阐释，批评活动增加了很多难度。仅仅就“这一个”批评主体来说，其中有个心态问题是非常微妙的：面对一般作者，我们的“处理”好像很简单，三下五除二，没有任何压力就解决了;面对比较优秀的、上档次的诗人，也没有什么顾忌;最难办的是面对有影响的诗人，面对重要的诗人，面对可能进入文学史的诗人，就不好批评了。但是，却经常要碰上，而且越往下，就会发现各种影响批评主体的因素越来越庞大而复杂了，包括关系、情面、功利、门派，等等。这样诸多影响因子，无时不在地影响着批评主体的心态，让他左右摇摆，并且经常处于纠结的尴尬状态。怎么办呢？endprint

今年我刚好申请到一个国家课题，是从读者的接受角度来研究种种接收现象。现在摆出来的一个问题很尖锐，就是面对有影响的诗人，面对他们文本的局限、软肋、不足，甚至败笔，我们敢不敢站出来“说三道四”，敢不敢直言不讳指出他们的毛病、弊端？敢不敢鸡蛋碰石头？敢不敢鸡蛋里挑骨头？换句话说，就是要不要做一个性情中人，非常真诚地提出问题，剖解症结，做到祛除情面，不需要包装，不需要伪饰，能做到吗？我经常在反思这个问题，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好。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有一个公正、透亮的心，或者说是一个赤子之心。以我们的性情，本真、自然，和我们的批评对象进行坦诚的交流和对话，如同晚宋批评家舒岳祥所说的“必具真识而后评之当，必全正气而后评之公”，他说得真好，但要做到这一点还真不容易哪。在当下如此难受的批评境遇中，如能达到七八成，应该是阿弥陀佛了。

举个例子，比如这次准备这个课题时，选了八九个中国当代有影响力的诗人为典型案例。这一次，我就不打算阐释他们优秀的部分，而是专门瞄准了他们某些不好的东西，以此作为纠偏的借鉴，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考验。第一要冒很大风险;第二要得罪朋友;第三在艺术变迁中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也许你写得不错，在人家眼里不屑一顾，这些都要承受很大压力（具体例略）。幸好，我们的诗人同志是大学教授，谦谦君子，他能够容忍这么尖锐的批评。那么，如果碰到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该怎么办呢？

老婆也经常教导我，公众场合，应该柔和一点，不要那么凶悍、生硬。后来我想了想，已经活到七老八老，离棺材不远了，只要凭着赤子之心，凭着对诗歌的热爱，凭着对诗歌的责任，应该把该讲的话，痛痛快快地说完，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所以我希望我今后批评道路，一方面要朝着“好话”的方向走下去—— 继续挖掘新生的、萌芽状的东西;另一方面，也不忌讳、不逃避，那种更严峻的“挑骨头”的作业——在可能发现问题、同时得罪人的地方继续走下去。

如何对待两种批评传统

程正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首先对前面的讨论做一点儿回应。既然是讨论，还是有一点交锋、交流比较好。我对前面说到的两个问题感到有同感。一个是对“闽派批评”的理解;一个是说到“闽派批评”要超越，就像南帆讲的，不单要根植于福建的土壤，还要超越这个土壤。“闽派批评”究竟要怎么超越，走向全国，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想到莫言的硕士论文，叫《超越故乡》，童庆炳是指导老师，我是答辩委员会主席。他同样也提到超越的问题，一方面他要植根于他的童年经验，同时又要超越这种经验，走向世界，要体现一些普遍的价值观念，用他的话说，就是取得世界文明的通行证。我们闽派也应该植根于福建文化，同时我们要超越。我们闽派的问题应该是全国性、普遍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文化建构问题。我觉得闽派的批评与闽派的文化不可分隔，不能孤立地讨论闽派的批评，要把闽派的批评跟闽人的文化性格结合起来。比如闽派的创作、艺术、哲学，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这是我对之前讨论的问题的一点回应。接下来我要讲的问题，可能和刚刚讲的问题有一些关联，也不完全一样。我们普遍都强调批评要贴近时代，要有一种社会担当，这个我认为是非常对的。但是我觉得大家忽视了一点儿，就是说批评本身应该是有魅力、有韵味的批评，应当重视对文学形式的分析、研究。过去我们习惯于把批评分成两张皮，一张是内容，一张是形式。形式和内容，结构和历史，内部和外部，始终是存在纠结、矛盾。如果没有把它们统一起来，这种批评就显得没有内涵。

我现在正在进行一项有关20世纪俄罗斯诗学流派的研究，就在琢磨一个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形式主义批评的历史关系。按照以往的说法，俄国社会历史批评的传统是从别林斯基开始的，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沙俄作为专制国家，老百姓有话没地方说，因此强调文学的社会属性，强调文学的政论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十月革命以后，这种情况起了变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批判接续了社会历史批评的传统;另一方面，形式主义批评开始出现了。形式主义对社会历史批评不满，认为过分强调社会历史问题，而不强调作品本身的形式分析，必须加以纠正。从那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往往被理解为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还是有很大发展，有很多精彩的东西在里面。当然它也存在一种毛病，容易滑向庸俗社会学这一边，把文学跟政治、经济等同起来。

形式主义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都出现了各自的问题。后来有一大批的批评家、理论家进行了艰难的探索，试图把内容和形式、结构和历史、内部和外部融合在一块。他们从形式切入，再进一步进行社会历史分析，把两者融合起来。

大家可能都看过俄国心理学家维戈茨基写的《艺术心理学》。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分析作品应该从形式开始，形式开始的地方就是作品开始的地方。其中最精彩的例子就是分析诺贝尔奖获得者蒲宁的《轻轻的呼吸》。我要再讲的一个人是巴赫金。他应该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提出了内在社会性的问题，就是从作品的结构、语言和形式去发现作品的内容。这种思路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国内很多从事研究、批评的人在走这条路，比如陈平原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不是先讲五四时代的社会历史环境，再讲小说的特点，而是先从小说的特点切入，概括出那个时期的小说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变化，再分析小说形式变化的原因，再联系那个时代的文化语境。这个思路我觉得对我们的批评和研究有所启发。

扩展领域空间与创新方法路由

谭华孚（福建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今天我们会议的主题叫“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高峰论坛”。我觉得在这样的主题下，清点我们的队伍，或者是回顾我们的成果或建设的时候，“闽派艺论”即闽派艺术理论和评论的成就，也是不能忽视的。

因为“闽人善论”是全方位的。正像福建的艺术家在观念的变革、创新这方面很有令人瞩目的成就一样，福建的艺论家也有很值得肯定的成果。比如说，在海外的华人艺术家中，做火药艺术的蔡国强，还有“厦门达达”的那个黄永砯，还有搞装置艺术的邱志杰，这三个闽人，都是在世界上很有影响的华人艺术家。从艺术批评的角度，我想特别提到邱志杰。他不仅是一个有国际影响的装置艺术家，在现代艺术、现代美术观念和理论上也都很有建树，曾出版了《影像与后现代》、《给我一个面具》、《自由的有限性》《重要的是现场》、《摄影之后的摄影》等艺术理论著作。而不久前，范迪安被任命为中央美院院长。他也是从我们闽省走出的一位美术理论家。中央美院成立以来，似乎是首次任命一个艺术理论家而不是画家做院长。这些情况表明，福建的画论、美术理论，成就都很高。在电影理论评论方面，在场的周星老师是福州人而在北师大工作，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的成员，是现如今很有影响的电影理论家，他任院长的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是我们国家第一个电影学博士点。而我们本土的颜纯钧教授，继承孙绍振老师文学的微观读解传统，把它转移到做电影的读解上来，后来延伸到比较宏观、比较大的电影理论问题的研究。颜老师的电影研究，在首都和全国多地的一些高校及电影教育机构中影响很大。很多高校的研究生招考，电影理论方面的教科书、参考书，都要用到颜老师的著作。用西南大学的一个名叫虞吉的电影学教授的说法，在国内，电影微观读解方面，颜纯钧教授应算是NO.1。音乐理论方面，刚才发言中已有人提到过搞音乐理论的宋瑾。宋瑾现在是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的所长，知名音乐理论家。不管是范迪安，颜纯钧还是宋瑾，他们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福建美学和艺术批评的浪潮中涌现的艺术理论家，他们在80年代闽派文论的思想氛围中成长，后来在文学以外的艺术的理论研究和艺术批评中，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刚才，还有朋友讲到我们福建的戏剧。不管是郑怀兴的现实主义的剧作路子，还是王仁杰的更加偏重中国传统戏曲的诗情画意的渲染与留白的创作路子，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连昆剧的著名剧团都要请王仁杰去写剧本。与此相匹配的是，以福建省艺术研究院院长王评章为首的一批闽派的戏剧评论家，剧论剧评的水平也相当不俗。京沪两地戏剧理论家曾评价说，闽派的剧论和闽派剧作，总比别的省的戏剧和剧论要“深半尺”。这一切，都表明了我们福建人善思、深思，同时善论、好论的才能，是关涉整个艺术领域的，而不仅仅是文学领域。endprint

因此，应当把艺论视为闽派文艺理论与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刚才，很多朋友已经就文学领域的闽派文论讲了很多精彩的意见，但是我建议：闽派文艺理论家与批评家今后的研究与写作，应从文论拓展到艺论，演化为完整的有关艺术的话语生产。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的文艺批评要变革、创新。不仅要延续过去我们习惯的批评方法，不仅要从美学的、意识形态的、精神现象学的、符号的……这样一些角度来探讨文学艺术，对福建这样一个地方出现的文化现象之探讨，可能还要有一些更新的角度、更新的一些研究方法。

比如说，在文化部所划定的全国十五个文化生态保护区中，最大的一个是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包含了厦门、漳州和泉州三个设区市。为什么这一个地方能够对中国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得这么好？中国那么多文化古都，为什么唯有泉州成功地入选“东亚文化之都”？这样一种形势，包括闽人“善文好论”这一种风气，到底跟福建的地域文化，跟福建的地产，跟福建的气候、福建的生活形式、日常生活习惯有什么联系？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应当去研究的。

举个例子，在美术研究方面，我们已经知道，有些海外的华人学者甚至包括研究中国艺术的一些西方人，他们都是从媒材、从作画的物质材料这个角度，来探讨中国传统绘画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内外原因的，其研究对象就包括了晚明时代我们福建的两个书法家——张瑞图和黄道周。这两人的书法，求奇求变求“怪”，不在意于经营点点滴滴的笔画之美，而是以线条的变动、偶然、气势、整体的布局来取胜。对这一特点的社会诱因，上述那些海外的研究者解释说，它是跟那个时代江南包括福建老百姓住房的院子“逾制”有关的。由于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民居建筑超标，所挂的字画的尺幅要大，所以一丈二、一丈五、一丈八尺幅的作品都出来了。大尺幅作品不再以掩卷与展开的方式呈现，而是悬挂墙上整体呈现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就不适宜于进行细小的点画的经营，而适宜创造整体上的布局、线条变化和气势渲染。晚明书风的特点，还跟绫在这一时期的大量使用有关。

上述学者喜欢从日常生活，从广义的文艺社会学入手，从文化生态学入手，来研究文艺的现象，不像我们习惯的做法，从审美、从人文主义的立场去做批评那么轻松，可是，他们得出的认识，会更深刻，或者说更全面地反映了艺术现象。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文艺批评今后在方法上还应当包括艺术文化生态学、艺术媒介学、艺术场域学等新的研究路径，包括南帆先生最近践行和倡导的文艺跟日常生活的关系等新的研究维度，都有很多可以推进的空间。

总之，闽派理论家应当在领域上从文论扩展到艺论，从方法上吸纳新方法，探索新路由。

“闽派批评”存在并发展下去的理由

张 陵（作家出版社总编辑）

我认为“闽派批评”的存在，并不在于我们有几代的批评家。它的存在其实是由历史机遇造成的。它是符合文学规律的。能够参与这种讨论（指20世纪80年代的各种文艺论争）其实是历史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机遇，我们今天谈论的闽派，其实都是那个时候的产物。我当时大学刚刚毕业，写了很多文学评论文章。后来那场运动很快就过去了。

我认为“闽派批评”存在的理由就是要发现问题。抓住历史机遇，抓住一个时代给予的这种机会，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同山西、河南的评论家有什么差别？其实大家都是在做文学工作，差别不是很大，但是闽派就抓住了这个机遇。如果要继续发展下去，我们就要再次与这个时代联系起来。过去三十年基本上都是在讨论人的存在、人的价值和人的解放，这是符合过去那个时代的主题的。那么今天的时代主题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呢？我们要去捕捉它。

“闽派批评”的形成要跟我们的时代、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和先进文化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如果说派本身带有一种很大的策略性，那么我们就应该在文化策略上做一些研究，研究文学发展的规律，研究我们能不能再次成为文艺思想的推动者。这些是“闽派批评”存在并发展下去的理由。

闽派的界定与研究

王炳根（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冰心文学馆原馆长）

在谈到“闽派批评”的时候，我们都提到《当代文艺探索》这个刊物，刊物实际上只存在三年多的时间，但是在停刊二十多年以后，还不断地有人想到这个刊物，可见这个刊物在闽派文艺批评中的作用和地位。

第二个我要讲的是我研究冰心的时候，她的先生叫吴文藻，吴文藻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是费孝通的老师，他是“社会学中国化”的开山人，是社会学“燕京学派”的创始人，从他这里我想讲到的问题是闽派文艺批评家这么一个概念问题。这个概念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吴先生他对所有的问题进行论述的时候，首先就要确定它的概念和形成，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是概念已经先确定了，其实这个概念里面还有很多的东西是可以探讨的，它是对我们闽派的文艺批评的一个派别的形成，而不仅仅是一个新闻的抢眼的字眼。我觉得我们对于一个派别的研究、认定，首先要研究它的思想的源头，我们思想的来源在哪里？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思想源头？或者说有哪些思想的源头？你的观念是怎么来的，从天上掉下来了吗？要研究这些东西。就思想的来源现在不是很清楚。这个派别的形成，它的背景是比较清楚的，大家都谈到了这个时代关系，然后评论必然有一个阵地，就谈到《当代文艺探索》的这个问题。还有这个派别和那个派别之间的关系，这次讨论的时候也有谈到，京派、海派，还有那些学派，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派别概念还涉及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批评对象，就是说我们研究的对象，这个研究的对象包括我们闽派的文艺批评家理论家，在这里面他们的组成，如何排列的方阵，所以说，这个闽派的概念，值得花工夫去做的，如果下一次要讨论，这些问题应该引起重视。尤其是我谈到的研究对象，闽派是以创新以建立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体系为特点的。但是闽派的批评，我们既是面对着理论体系的创新，也是面对全国的文学创作，可能我们就要考虑面临本省的现代当代作家、艺术家的研究。福建在现代作家的地位上，很重要，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比如，冰心、林语堂、黄庐隐、郑振铎、胡也频、林徽因等，之前我们的研究在这方面忽略了，今后应该引起关注。endprint

先锋不再，区域崛起

朱水涌（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于闽派评论的特征，大家谈了很多，我只想补充一点，那就是闽派的理论话语问题。有一次我们在省画院开了个范围不大的北村小说研讨会，王干等一批当年的青年评论家参加了，会后他们说：“你们闽派的理论话语很特别很前卫，我们的思维经常会跟不上。”他们说的实际是闽派理论话语的新异，是思想与话语的先锋性与开拓性。闽派的崛起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相关。80年代的文学，基本上是延续与传承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这个传统有两个特点，其一是青春激情的写作，以激烈地否定前人来确立自我的价值，发生所谓的“轰动效应”;其二是文学能够把握到中心话语权，代时代的变革发言。那时，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变革、与时代需要的思想意识形态紧密联系，思想解放需要文学开路，文学是以其先锋性来调整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乃至指导人们的生活与思想，培育新的时代精神。所以文学的发展形态是潮流更替嬗变，呈现出所谓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几十天”的现象。此时的文学，特别需要前卫理论的指导与评论的肯定判断，那时，理论上提出一个概念、方法或关于文学的新命题，对文学的创作与发展都可能产生思潮性的影响，闽派评论正是以其时代的敏感性、理论的开拓性和话语的新异等先锋姿态呼应了当时的文学诉求，因此引起文学界以及整个变革转型中的社会的关注与认可。这也就带来了闽派评论对于当代文学的追索性探索与研究。新世纪刚开始时，我们曾经做过一次闽派重新崛起的努力，这个努力的结果是孙老师、南帆、王炳根主编的那部《未来的文学空间》，现在看起来，我们依然是想以理论先锋的姿态重新出现。后来陈骏涛老师看到这本论著时还跟我说：“这本书很前卫，你们怎么没有好好宣传？”但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文学的现状与发展已经很不一样，它不再是青春激情的写作，不再是以否定前者来确立自我的存在。由于时代生活方式的变化、市场经济的中心位置、全球化以及新的冷战形态的出现，尤其是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震荡，都意味着文学的呐喊会被更为理性的精神思考与现实审视代替，文学的边缘化恰恰带来了文学的常态与沉稳，思潮的迅速嬗变现象已经消失，代际间的冲突、争论乃至更替也已经失却，先锋不再，代之而起的文学，除了新媒介带来的文学新形态外，最重要的现象是文坛风气进入了一个比较沉稳的发展时期。一个五四文学以来未曾有过的重要的现象，是今天有一大批中年作家在坚守自己的文学精神，他们的创作生命的持续与长久是新文学史上未曾出现过的，他们的创作，很像是当年鲁迅评价沉钟社时说的：“死也得在水底里用自己的脚敲出洪大的钟声。”这样的作家群体的创作，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文学那样特别渴望理论的指导与评判。在这样的现实与历史的条件下，闽派要重新焕发力量，就不是凭借先锋性凭借新异的理论话语所能解决的，更重要的是要保持一种文学的情怀，坚守理论的思想力量，具备一种沉潜坚韧的理性思考与美学凝聚，而这首先就必须迈开闽派原本那种跟踪追索当代文学的脚步，深入我们时代文学多元丰富的创作现实。

至于我们今天聚集一起讨论闽派评论的问题，倒是一件很适时很重要的事，闽派评论的话题重新提起与力量重新聚集的冲动，是有它的合理性与时代因素的。我们都说今天处在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中，经济是一体化，而世界的多极化和文化的多元性却在深入发展，特别是伴随着区域性经济的崛起，区域性的文化已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在人类文明史上，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中心文化，都是由一个个有着自身独特性的地域文化融汇而成的，在这种区分与融合中，一旦中心文化出现震荡时，地域文化就会因为中心文化的震荡而获得了空间的释放，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人们深层记忆中最能被回忆、被感知、被慰藉和被激活的文化因子，这也许就是人类会永远迷恋于地域文化的原因，也是文学创作与理论所能获取的独特资源。从这点出发，闽派评论就应该改变一下自己的策略，转向对本土文学与理论的开掘，由区域延伸进入中心，这犹如福克纳从邮票大小的家乡出发、莫言从高密乡切入一样，从眼前从自身的文化生态获取资源，激起新的灵感，而福建是有这个现实与历史的本钱的。

健笔重振

林  焱（福建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大家都讨论《当代文艺探索》，那我就顺着这个话题讲下去。第一季创刊的时候，我们抱着一个目的跑到北京找了六个闽籍评论家，一人写一篇文章，刊登出来后，这个刊物就出名了，就开始有人说闽派了，我的意见是闽派的成立是很偶然的，也很容易的，就好像当时有人写一篇散文、一篇短篇小说就能在全国扬名一样。

现在都在说爸爸去哪儿了，后来我们的儿子到哪里去了？《当代文艺探索》办完以后，我又办了三年《文化春秋》，再接下来办散文刊物，这个刊号变成散文刊物了，再办了几年后，卖给了教育部门，几年后我们又买回来了，我们的儿子已经改姓了好几家，现在又回来了。现在闽派评论家声势这个口号再打出来，就不是找几个评论家写几篇文章，也不是简单地办一个刊物就可以的了，所以现在闽派评论家这种潮流、这种势头能不能保住，不能按照原来的那样的方式运行了。我觉得这个是任重道远，需要一个好的批评队伍的策划和批评流派的运作，甚至需要在座的这么多人协力，怎么把闽派批评家的名声再爆发出来。

（注：唐诗道，知君提健笔，重振此嘉声。遂借此为题。）

直面挑战的理论创新

黄发有（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为闽派批评的一个后辈，前辈开创性的探索让我受益匪浅。我的博士生导师潘旭澜教授是南安人，叶子铭教授是我目前所在的学科——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重要的开创者。

闽派批评家重视理论的兼收并蓄，视野开阔。我本人本科时期主修经济学，后来因为喜欢文学，用我硕士导师李新宇教授的话说——“明珠暗投”。我也是从作家作品研究入手，开始自己的批评实践。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张承志，后来扩充成专著《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博士论文研究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小说，成书后的题目为《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博士毕业以后，我的研究慢慢转向跨学科研究，最近十几年一直把研究重点集中于文学传媒研究和文学制度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将文化研究和审美研究、史料发掘和逻辑建构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时还会采用统计分析等手段。跨学科的研究思路，在前辈的闽派批评家的理论实践中有很成功的先例。我的博士导师潘旭澜教授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跟我说读博期间的目标是“博而能一”，也就是说，一方面不能把视野局限在当代文学领域，要广泛涉猎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另一方面不能没有自己的根据地，不能只追求广度，必须有深度。林兴宅教授对文艺研究方法论的探索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南帆教授的《双重视域》对我有更直接的启发。endprint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逐渐边缘化，文学批评在文学文体中也处于边缘地位。也就是说，文学批评正处于双重边缘化的进程之中。80年代，在文联和作协系统有一批活跃的批评家，进入90年代以后，这批批评家的相当一部分进入学院，学院批评成为主流。学院批评强调学术规范，但是，对量化指标、发表论文的期刊等级的重视，也会抑制文学批评的活力。过度概念化的学术行话使得文体刻板、语言晦涩，普通读者只好敬而远之，批评的有效性被人为地削弱。新世纪以来，随着网络的崛起，网络文学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但是，文学批评家往往对网络文学熟视无睹，甚至先入为主地视之为垃圾工厂，在某种程度上，这导致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生产的脱节。另一方面，活跃于网络平台的自发的文学评论，尽管篇幅短小，有一些更是三言两语，但是往往能够击中要害。像余华的《第七天》，有网友形象地将其特性概括为“新闻串烧”，这就敏锐地把握了作品的核心元素。我想，闽派批评要再塑辉煌，必须直面新的文学生态，应对新的理论挑战。

闽派批评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能够在批评界确立其重要地位，依靠的就是批评主体大胆的创新。谢冕、孙绍振为朦胧诗“崛起”的鼓与呼，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林兴宅对批评新方法的探索，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是“闽派批评”的灵魂。在新世纪的文化格局中，批评主体只有扩展视野，打破批评的理论成规和学科边界，大胆创新，才能走出批评的困局，获得新的突破。

在20世纪80年代“闽派批评”的批评实践中，外地的闽籍批评家的声音与福建本土批评家的呼应、互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景观。谢冕教授和孙绍振教授的南北呼应，就是一个典型的样本。在新的形势下，“闽派批评”也应当围绕着一些具有特色的研究领域，凝聚力量，推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深入发展。

重装集结，再度出发

吴子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编审）

我来之前，跟童庆炳先生通了电话，他非常希望能来参加这次盛会，但是身体状况不允许，特让我代他向各位问好。

多年前，我就跟童老师一起策划，准备编一套“闽籍学者文丛”，现在这个策划选题给了福建人民出版社，他们非常感兴趣。由于童老师身体不太好，正考虑邀请在座的张炯或谢冕老师来牵个头，具体的文稿征集、编选工作由我来做，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我本科就读于漳州师范学院（闽南师范大学），硕士在福建师大，博士在北师大，2002年博士毕业后到《文学评论》编辑部工作。我的母校闽南师范大学正准备成立一个闽籍作家、学者研究中心，届时可能会邀请在座的各位做一些学术指导工作，在此谨表诚挚的谢意！

文艺批评的变革与创新，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据说，我们一年出四千多部小说，可是这并没有带来文学质量的显著提高，反而造成了一个文学日益被边缘化、不为人们重视的局面。

当文学突然变成了文化消费品，文艺批评不再是“精神助产术”，而是变成了一种学科化的职业。由于缺乏一种活跃的知识分子生活，这种职业批评貌似专业性参与、理论性反馈，实际上不过是“以学究之陋解诗”（王夫之语），给作品贴上毫无实质意义的理论标签，使批评沦为智力操作游戏。除了生产过剩的、正确的“废话”，这种批评基本上无助于精神切实的生长，既跟不上文学创作的步伐，也提不出多少中肯的意见或看法。

显然，我们的批评家更多是一个知识论意义上的研究者，而不是文学世界的有效介入者、行动者，不是那种用心灵阅读、给文字带来生命的“第十位缪斯”。

值得欣慰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闽派批评家（如谢冕、童庆炳、孙绍振等）有一种活跃的、敏锐的、精深的鉴赏力，既具备专业素养，又有独立思想和现实情怀;他们禀有钱钟书说的“识英雄于风尘草泽之中，相骐骥于牝牡骊黄以外”，“衡文具眼，迈辈流之上，得风会之先”的远见卓识，因此，不仅能够进入自己所喜爱作家的内心深处，而且以极具前瞻性的慧眼，使人们意识到这些作家的重要性。

我们今天仍然需要这种能与创作相对称、相媲美，与作家展开富于张力的对话，掷地有声、特具穿透力的批评家。幸运的是，这一精神的血脉在“中坚代”、“青壮代”和“新生代”中得到了延续，我们从中仿佛呼吸到了闽地绵长浓厚的人文气息——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

一个完整的文学世界是由作家和批评家构成的，没有反思的文学活动是残缺的。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文学的贫乏，文艺批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难道不是这样吗？从某种意义上说，闽派批评家的工作任重而道远，这次的盛会不过是重装集结，必将再次发出时代的最强音！

重视女性声音，拓展批评对象

戴冠青（泉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我也是当年《当代文艺探索》的一个论文作者，那一期我研究海德格尔和庄子美学思想比较的论文题目还上了封面，可以说是一篇重点论文。为此我激动了好一阵子，因为当年的《当代文艺探索》是一本深受人文学者青睐的杂志。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正在武汉大学攻读文艺理论硕士课程，当时正赶上文艺界思想观念的改革开放和理论的转型创新，1985年、1986年、1987年被人们称为文艺理论创新的“观念年”、“方法年”和“体系年”，谢冕老师、孙绍振老师、林兴宅老师等文艺理论家的著作和文章我们都非常喜欢读，福建的《当代文艺探索》和甘肃的《当代文艺思潮》也被认为是最富有理论前沿意识的两本杂志，很受大学生的欢迎，当时真的十分抢手，可以说是洛阳纸贵，所以能在上面发表论文当然是非常开心了……

另外，关于“文艺批评的变革与创新”这个议题，我也谈谈三点看法。第一点是我们要重视女性批评家的声音，女性批评家的声音常常被忽略，就如今天我也是最后一个得到发言机会的，这就导致女性批评家的声音越来越弱。而且要重视培养女性批评家，女性有不同于男性的独特发现和感悟，值得我们关注。但现在女性批评家比男性少很多，如今天会议上女性理论家就非常少。我同时也是泉州市作家协会主席，作家开会的时候女作家就很多，女性的信心一下子就增强了。第二点是我们需要拓展批评的对象，刚才谭老师讲到了要重视戏剧批评、电影批评和其他新媒体批评，我也非常同意。我补充一点就是我们还应该注意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作家作品的批评，我想我们的批评对他们的成长是大有裨益的，这也是中国文坛的未来所在，所以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第三点是我们还应该重视民间文学的批评。上午有人讲到泉州获得了“东亚文化之都”的事，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泉州是在跟苏州、西安这样具有很强实力的著名城市的竞争中胜出的，和韩国的光州、日本的横滨一样成为中国唯一的“东亚文化之都”。泉州的胜出跟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文化建设有关，泉州的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就包括民间文学。民间文学体现了底层民众的心理经验和生命诉求，是一个族群文化精神的载体，但是却很少受到批评家的关注。2012年我出了一本专著叫《想象的狂欢》，把闽南民间故事作为一种文化镜像来进行研究，认为闽南民间故事是闽南民众丰富的文化想象的结晶，生动地记载着闽南先民在闽南地区长期繁衍发展过程中的生命轨迹和心理经验，烙印下了闽南族群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精神，是闽南文化的重要载体。我是做文艺理论的，我用现代理论的方法去研究去诠释民间故事，就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其实民间故事也是文学的一种类型，从文艺理论的角度来说，民间故事中那些脍炙人口、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具有隽永的隐喻特征和象征意义，是一个地域独特的文化符号，是很值得当下的批评家去关注的。endprint

文学批评应重视文本细读（书面发言）

林建法（《东吴学术》执行主编、《当代作家评论》原主编）

由于我手头在组织一个会，早有安排，就不能去参加闽派批评家高峰论坛，非常遗憾，但我远在常熟，心向往之。这里说几句对闽派批评论坛表达祝贺的话，并且表达我作为一个闽籍从事文学事业的人，对文学的看法。

对于闽籍批评家，我一直是有着很深的感情。自从1985年离开福州到沈阳编辑《当代作家评论》，一晃近三十年过去了，但我编辑《当代作家评论》，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福建人。福建人做事都有一股韧性，坚持到底的性格，可能我得益于福建人的文化性格，故而能编辑一本刊物几十年不松懈。

文学为什么会长期存在？文学首先是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思想的丰富和深化。中国文学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对汉语表达的丰富性的开掘，这是哲学、历史学所不能取代的。我在阅读作品的时候，很注重文学的历史感和责任感。我们说文学是“有意义的形式”，但意义不是贴上去的。有的时候，文体也存在一种意义，形式本身是有意义的。文学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文学是一种记忆”，文学将个人的经验、感情变成大家共同的经验、感情，文学起到了别的人文科学所起不到的作用，文学跟历史学之所以不一样，就在于文学可以从很感性、很细小的角度反映出历史的根本性变迁。所以我在评介作品时，对历史的重大事件是比较关注的。因为从作品来看，并不是说只有宏大叙事才可以反映历史巨变，日常生活也可以提供一些历史性记忆。作家既可以像阎连科的《坚硬如水》，通过两个男女间的情爱反映“文革”的时代特征，对中国农民的苦难记忆表现得比较突出;也可以像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刻画1957年的命运、心理与爱情。当前不少作品在反映宏阔的大时代体验，像抗战、解放战争、土改、1957年、“文革”，都是可以不断有新发现的文学富矿。近三十年来，我做了不少作家评论专辑、作品评论专辑，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我注重大作家和大作品，并且尽我主编一本刊物之力，使这些大作家大作品能在这个时代凸显出来，获得它们应有的文学地位。像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张炜、余华、苏童、范小青、尤凤伟，我都发了不少评论。如果要统计，莫言、贾平凹和阎连科，有几厚本的评论集了。这些成果反映在我编选的《当代作家评论》的各种选集文章系列中。例如，在“小说家讲坛”的基础上，我们又做了两套书。“小说家讲坛”现在已出版了七本，即张炜、余华、韩少功、史铁生、李锐、莫言、王蒙的专集;与苏州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新人文对话录”十本，参加对话的作家大部分是来过这个讲坛的。现在我跟王尧正在主编一套“新经典文库”，把这二十年来经过实践检验的好作品收进来。

我主编《当代作家评论》也注重培养文学新人，很多批评家都是在大学期间、研究生期间就在《当代作家评论》发表文章。像我们闽派的批评家，南帆、陈晓明、朱大可、谢有顺、黄发有等人，或者是在本科阶段，或者是在研究生阶段，都在《当代文艺探索》和《当代作家评论》上发文章，而且影响很不错。前些年，如2005年我还试图推出了“研究生园地”栏目，为全国在校的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博士生提供学术交流平台，每期刊发四篇，一年就是二十多篇，坚持数年还是很有成效。当然，我深感欣慰的地方还在于，我主编《当代作家评论》这三十年，发表了一百多篇的闽籍评论家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都得到学界相当积极正面的评价。从我作为一个刊物的主编的角度来看，闽籍批评家作为实力派批评家，这是无庸置疑的。

闽籍批评家人数众多，队伍很整齐，几代人传帮带，形成很好的传统。在今天，文学批评遇到很大的挑战，“闽派批评”如何面对现实做出新的贡献，还是一个要思考的问题。从批评来看，这几年呈现出多样化的、多元性的态势，各种话语诸如民间理论、文化批评、文本细读和结构分析各显其能。但有的时候也有个明显感觉，就是批评家对当代作家的文本阅读不够细致和深入，可能有人会说当代作家创作量那么多，你读得过来吗？批评家对文本的了解不够，对作家和作品的遮蔽情况就比较严重，有的作家创作量比较大，我个人认为不能用几句话就把作品给打发了，你还得通过认真的文本分析，深究创作中的具体特点，揭示出存在的问题。就目前来看，大而无当的综合性研究比较流行，缺乏潜入文本深处，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的深入分析。我觉得有的批评家在作品阅读上比较粗糙，毕竟作家花一年或者更多时间写出一篇作品，批评家读一遍就很草率地写出一些评介文章，对作品出现误读的情况就比较多，难免把一般的作品说成杰作，而比较成功的作品却得不到应有的评价。有的作品不是因为批评家的分析而引起注意，而是通过媒体的炒作引起关注，我觉得不断召集新闻记者和走穴的专家开作品讨论会，用红包驱使专家弄个千把字的发言来应付场面，还真不如搞一个评论专辑进行多角度的条分缕析。为什么作家对批评家有的时候不恭，我认为跟会议批评太过泛滥有关。从《当代作家评论》的实践来看，作家还是很看重批评家和读者对他们的看法的，因为作品出来后总是希望能听到读者尤其是职业批评家的反应。其实，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总在不断寻找自己，在发现新的东西，而批评家缺少冒险，用过去一些经验来套现在的东西，不负责任，这就必然造成批评的误读。作为一个闽派的老编辑，现在我尤其期待闽派批评家，老中青三代人，还有更让人兴奋激动的创新。

“福州沙龙”的激情岁月

朱大可（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光华四射和令人缅怀。这是一场被突然打断的半吊子启蒙运动，而它的高潮点位于1985年、1986年两年。先锋文学、先锋电影、先锋美术和先锋音乐全面崛起。二十年后，在悉尼科技大学某个学术研讨会上，我向曾任中宣部长的朱厚泽先生言及这个时代，并就此向他表达谢意，他却谦逊地说，这是耀邦同志的功劳。

对此我并未感到意外。在这20世纪下半叶仅存的狂飙岁月里，所有文化青年都在茁壮成长。就我个人而言，20世纪80年代是被高度压缩的十年，基于“新时期”体制提供的有限自由空间，我的生命在高速推进，由学习、成长向成熟的阶段飞奔，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这种自我生长的节奏。endprint

1986年5月，因林兴宅先生的邀请，我以“黑马”面目出席厦大主办的文学批评新方法研讨会，由此踏上文学批评的道路，而这也是我跟福建文坛发生关联的重要契机。就在这次会议上，我结识了《当代文艺探索》编辑王欣和当时还是厦大中文系学生的康洪。这种机缘巧合，为日后的“福州沙龙”奠定了人事基础。

1987年到1989年期间的每个夏天，我都会乘船前往福州，有时则绕道厦门，转乘长途汽车到达福州，住进文联大院，跟康洪、王欣，有时还加上宋琳，展开热烈的沙龙讨论，话题指涉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各个领域。

王欣留着稀疏发黄的髭须，俨然是一位演说家，其思辨力和口才均为一流，他的诨号叫王散胡。康洪蓄着络腮胡子，言辞犀利，铿锵有力，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他的诨号是康爽声。宋琳性情温存，总以深情的目光凝视对手，语调柔软地表述不同的看法，他的诨号是宋深光。正是在这种激越的头脑风暴中，我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在悄然成熟。我最重要的文论，包括《超越大限》、《燃烧的迷津》和《亚细亚痛苦及其消解模式》等，都受益于这个微小的沙龙。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有来自福州的秘密印记。

恰逢盛夏时节，被称为“火炉”的福州，气温竟然高达42℃。当时空调器尚未进入民众家庭，电扇吹出的风滚烫似火，每做一个轻微的动作都会大汗淋漓，隔半小时必须冲水降温，否则便有昏厥而死的感觉。唯独思想没有受到阻止，反而以更流畅的方式，在狭隘的小室里生长和回旋。每天夜里，我睡在王欣家阳台上，鼾声如雷，靠电扇熬过漫长的酷热之夜。

1989年夏天，福建省文联电视家协会出资，邀请我们四人上鼓岭开会，探讨中国电视艺术的现状与未来。这是福州一带最重要的避暑胜地，郁达夫曾在此居住，倪柝声和我外公李鹏程，也曾在此传道和开办同工训练班。我们都懂得，鼓岭是中国东南部的精神高地。

我们住在山顶上一家陈设简陋的招待所里，它由昔日的传教士别墅改造而成。这是福州沙龙的最后一轮聚会，但方式由讨论转向了写作。四人挤在同一个房间，各自坐在床上，靠着桌子写作，不时把自己得意的句子大声诵读出来，逼迫他人卷入一场短小的讨论。这是我们在山上的唯一经验。我们甚至没有在那里探山寻幽的任何欲望。

我已无法确切地回忆每个人的写作内容，我甚至记不住究竟自己写过什么。只记得宋琳在写诗，王欣在拼命抽烟，而康洪一改他自我缠绕的先锋小说语法，以每天三千字的速度，流畅地书写爱情故事，那种青春叙事的奇特和诡异，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鼓岭气候凉爽，改善了我们此前在山下的境遇，唯一的障碍，是我们必须面对小镇高音喇叭的骚扰。播音员字正腔圆和声色俱厉的声音，在山谷里经久不息地回荡，成为白昼里最令人惊骇的声音事件。而到了夜晚，狗总在对着杳无人迹的道路不安地狂吠，仿佛看见了来自地狱的事物。我们有时也讨论面相和手相，彼此关注一下对方的未来命运。宋琳在山下曾经占过一卦，说是“南行大吉”。他的神经松弛起来，写下一堆关于宿命的诗歌。

这样过了一个月，我们结束写作集体下山，重返福州市区。我们握手道别，仿佛是一次不祥的长诀。这是重要的时间节点，它意味着福州沙龙和20世纪80年代的永久终结。我乘船返回上海。几天之后，有人敲开宋家大门，说要带宋琳去远方旅行。从此他变得杳无音讯。

20世纪80年代“闽派批评”的崛起（书面评论）

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写下这个题目，内心有点惴惴不安，因为我也是“闽派批评”中人。有点自己谈自己，可能被认为不知山高水长，自吹自擂。但是既然答应写这样一篇小文，也就顾不了许多，实事求是，把“闽派批评”议论一番。幸亏“闽派批评”首先不是我们福建的文学批评理论家自己说的，最早可能见于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王蒙的判断。王蒙于80年代曾经对文学批评发表过一个独特的观点，认为“闽派批评”堪与“京派”、“海派”呈三足鼎立之势。这是一位伟大作家对当时批评家的一种评定，带有某种权威性。

王蒙为什么会对“闽派”这样定性呢？原因是当时在北京和在福建本地的批评家和理论家，在中国文坛起码挑起了四大话题：

第一大话题是“朦胧诗”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诗坛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与传统迥异的诗歌，这些诗歌不走新诗传统的道路，呈现某种“消极”、“忧虑”和“反现代文化”朦胧思想，和充满隐喻、象征、意识流的特异形式。这些诗有点晦涩，让人看不懂，但又让人读起来觉得很有诗意，写出了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诗人的感受。这类诗在当时成为一种潮流，北大中文系谢冕认为需要新的理论概括，这样就写了《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从“五四”新诗入手，分析并肯定了“朦胧诗”。几个月后，孙绍振又在《诗刊》发表了更为大胆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中间开了南宁会议，《福建文学》杂志也发文展开争论。一时间形成了一股思潮。于是，在“清除精神污染”前夕，本来同意“新的美学原则”，赞美“朦胧诗”的徐敬亚不得不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于自己的观点和闽派观点作了检查和反省。但闽派批评家却拒绝向那些有权有势的政治人物、过时诗人、保守文论家低头。“朦胧诗”案告一段落，要是用今天的话语来评价，这次“朦胧诗”的论争，“轰开”了文艺界解放思想的大门，是值得好好研究的。

第二大话题是文学“方法”问题的论争。1985年厦门大学林兴宅提出了用科学的方法论，即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来研究文学和展开文学批评，在他看来，文学与数学是统一的，科学的方法可以从更多的层面来解析文学作品，建构文学理论。林兴宅当时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著作，1984年用系统论方法写成《论阿Q的性格系统》发表，引起轰动，同意或不同意的文章逐年都有，达近百篇。次年又出版小书《文学艺术的魅力》，人们争相阅读，影响很大，还有很多论文也为一时文坛所重。他掀起的这股热潮被称为“新方法热”。但是时间延伸不长，就有人质疑，文学刚刚从政治的枷锁里挣脱出来，为何又要匆匆地被新方法的绳索捆绑起来呢？于是问题转向文学是“向内转”呢，还是“向外转”？张炯和我都参与《文艺报》组织的讨论，记得我的文章是主张文学“向内转”的，我用心理学的“物理境”和“心理场”来解释这个问题。“闽派”也在这场论争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1985年被称为文论界的“方法年”。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新方法热”的启动及发展，为中国文学理论的进一步革新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endprint

第三大话题是“文学主体性”的论争。1986年刘再复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论文学主体性》长篇论文，立刻引起政府官员、作家艺术家、文学理论家和美学家的争论。在我看来，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对“反映论”未能搞清楚，因此文学创作中重视客体的多，重视“物”的多，而重视作家、艺术主体性的少，重视“心”的少，导致我们的许多作品不能以情动人，干巴巴，没有味道。刘再复提出的文学主体性我认为是针对此种弊端而发的。但是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争论，有人认为他反对“反映论”，这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记得老批评家给他文章上的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以写历史小说《李自成》出名的老作家姚雪垠，更以自己的写作经验来揭露刘再复文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使刘再复承受不了，据说躲到广州避风头。而孙绍振、我还有闽派同仁则认为是学术问题，可以百家争鸣。我内心赞成刘再复的看法，却不敢发文章。我后来转带领学生从“心理美学”（即文艺心理学）的视角研究作家的“体验”问题，我和我的学生认为心理美学的核心问题，即作家的主体体验问题，我主编的专著提出了“童年经验”、“缺失性体验”、“丰富性体验”、“崇高体验”、“愧疚体验”、“孤独体验”、“神秘体验”、“皈依体验”等多种多样的体验，实质上是把文学主体性问题具体化、学术化了。用今天的话语说，“文学主体性”论争为作家、艺术家打开了主体这个比现实世界更为广阔的艺术天空，各种文学流派从此开始走自己的路。

第四大话题是文学特征问题的讨论，这是由我的一篇重要论文《关于文学特征问题的思考》（1981年）引发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领导周扬、茅盾等，都为文学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流行的问题感到忧心，周扬等人认为“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主要是作家们写的作品没有“形象”或“形象不够丰富”，因此他们的讲话和文章中不断提倡“形象的丰富”问题。我经过研究，认为这是对文学特征问题的理解问题，文学的特征是用“形象”来反映生活呢，还是以“审美”评价来抒写生活呢？我主张后者，认为审美和情感才是文学的特征。一部作品，不一定要写形象，或写很多形象，关键是要用审美的眼光抒写出人的个性、语言的情调，场面的氛围、活动的旋律、感人的气势等;重要的不是形象，就是写形象也要有个性、氛围、情调、旋律、气势，不能孤立地、机械地按照某个事先确定的主题去写形象。实际上“形象特征理论”是别林斯基根据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套用来的观点。我的“文学审美特征”论一出，引起了众多学者、作家的共鸣。我的1981年那篇文章被许觉民主编的《新中国文学大系？理论卷》，后又被王蒙和王元化主编的《大系》收录。现在“审美”这个词语走进千家万户，连许多理发馆也用“审美”为招牌。

回顾起来，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闽派批评”，坚持文化创新的理念，以开放的文化心态，抓住历史的机遇，与时代同步，跟民族的发展紧密相联，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我们这些出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可能受益于闽地文化的熏炙，知识视野比较开阔，理性文化有相当的积累，个性上都比较耿直，勇于坚持真理，而能在关键性的历史节点，开风气之先，成了当代文艺新思潮的“领潮人”。可喜的是，“闽派批评”后继有人，欣欣向荣。第二代闽派批评家（王光明、南帆、周星、朱大可、陈晓明等）、第三代闽派批评家（吴子林、黄发有、谢有顺等）相继涌现，第四代闽派批评家近年来也初露头角，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持续地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理由（会议小结）

南 帆（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文联主席、社会科学院院长）

这次论坛主要就是讨论两个问题：一是“闽派批评”曾经存在的理由，二是继续发展的理由。关于存在的理由，主要有如下几点：首先是历史机遇，我相信这一点大家没有太多异议。其次是闽派文论家的文化性格，我认为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研究。好多人提到“闽人好论”，在座的各位评论家肯定是好论的，我刚才百度了一下，还没有查到这句话的出处。豫人跟晋人这些其他省份的评论家肯定也是好论的。“好论”是否仅仅属于闽派的文化性格呢？这一点值得进一步研究。再次，看看我们有没有统一的思想资源和相近的观点，如果有，那就变成学派了。我们有吗？这都是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的一系列问题。

关于继续发展的理由也很重要。如果重新打出“闽派评论家”的称号，我们的思想资源在哪里？我们的学识在哪里？我们的独特眼光是什么？我们想研究什么，我们有没有独特的研究对象？这些都是要具体思考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些问题的后面还存在着一个大问题：今后的文学评论要在我们的时代文化当中扮演什么角色？这方面今天谈得不是很多，但是我认为在座的各位都在思考这个大问题。其实这也就是会议主题“创新”、“变革”的主要含义。

（福建省文学院供稿）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