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毅（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历70 周年。当今世界在历经冷战对峙、殖民体系瓦解、经济格局重塑、新兴大国崛起、单极霸权衰落、地区热点转移等重大变动事态之后，仍保持基本和平状态。二战因此被认为具有根本的转折与分界意义，它促使世人在历史、战略、道义等诸多问题上重新回归理性。研究二战时期的历史，需要基于何种历史观念与认知序列？如何认识二战的缘起与集体安全的失效？针对战争过程，怎样全面审视各方战略得失？如何确定二战的时代意涵与当前启示？在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之际，本刊针对上述议题专访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

历史理解

领导文萃：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为此，特请您谈谈这一段历史。作为国际关系史学家，首先您认为应如何认识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

时殷弘：历史研究大致有三类基本目的或基本功能，一是“经世致用”，二是“智识兴趣”，三是“自我认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经世致用。从认识论角度来说，一种是简单化类比的、机械的、庸俗的，不是真正精当地辨识、探究往昔的事态及其成因，不是具体地考察、分析当今实际情况和实际趋势，而是很简单地用历史来比拟现今和未来。另一种经世致用，则是达到或接近个性与共性的有机统一：一方面，具有探寻历史共性的强烈意识，另一方面，又充分尊重历史个性，同时本着一种多少是合理的怀疑论立场和开放性思维，保留历史“模式”变迁的可能性，努力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具体认识活生生的现实。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基于对历史严肃认真的探究与思考，自觉地寻找后世可以借鉴的深层历史经验。经过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深刻解析，他成功提炼出国际政治的本质、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巨大影响、帝国主义的性质和行为特征、海权与陆权的战略含义、国家大战略的要素及其成败原因等。著名现代史学家兰克划时代地提出国际政治基本模式与趋向，即欧洲国际体系内权势格局反复变更模式，加上民族主义兴起和民族国家扩散的趋势。

智识兴趣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现象本位的和狭隘的，甚至是猎奇性的，有时特别流行的一些“阴谋史学”、“英雄史学”或“偶然史学”等等。另一类智识兴趣，是以认知事态本身的内在机理、特别是那些与经久流行的俗见相违的内在机理为主要目的，再加上对丰富生动的历史悲剧、喜剧或讽刺剧的“鉴赏”。一般来说，历史学家当然需要有价值取向和置身处地式的情感，而且事实上也大都有归属倾向、利益关切。

自我认识指的是作为民族、文明甚至全人类的人，对于自身的意识和认识，也可以称为人类的“自我认同”。现代史上，有两种探求人类自我认同的方式：历史主义于19 世纪兴起以前，人们主要是像启蒙学派那样规定人的先验本性，历史主义兴起后则越来越广泛地以历史进化、历史展开的观点，考察人的群体演化。

在现当代，特别是20 世纪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探寻人类演化的工作，大致意味着三件事情，一是全球史意识和全球史眼界；二是对不同规模、不同层次的人类基本群体，特别是民族国家的历史个性的具体和深切的理解，其中包括对自身历史个性的自我理解；三是对智识兴趣范畴内丰富多彩的偶然性、自由和主观能动性的重视，连同对这些要素与必然、命运、历史深层力量之间复杂关系的求索。

领导文萃：那您认为历史研究应该站在怎样一个高度和视角，以及对于理解人类战争史的意义？

时殷弘：与那些过于浅薄、低劣、狭隘和先验规定式的旨趣不同，要达到深层历史经验和事态内在机理的研究，都必须或明示或隐含地超越微观探究层次，运用比较、联想、抽象和总体想象等思想方法，展开宏观思考。在此意义上，宏观思考是达到历史研究基本目的之主要手段。即使假设人们看到所有真实的细节，也不等于把握和理解了这些细节的总体融合构造以及它们互相间的内在有机联系。关于历史过程和状态的宏观思考意味着史实探究达到总体上的统一性和各局部之间的连贯性，意味着揭示历史事态的深层含义，甚至也意味着历史叙述本身的简练明晰。

高水平的宏观思考可以不需要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即以概念化和概念规定为基础、以事态内在机理的抽象表述为枝干的逻辑性组合体系。但是，理论对具体的历史研究毕竟有优越的启示、梳理、总结和升华功能。理论能够提示和突出那些按照逻辑必定存在、但很容易被集中关注具体和局部事态而视野较窄的历史学家忽视的重要方面。用理论来对照，可以判断相关的史事叙述和阐释是否足够周全。

理论可以提醒历史学家洞察、发现和把握无数历史表象和局部机理下面的深层逻辑。理论通过其概念、范式、命题和模式等，依照事物的共性和深层联系，将纷繁的现象世界理出一个“智识秩序”，使之能够或容易被人理解和把握。理论促使历史学家从庞杂的历史现象下面提炼深层机理，“读出”历史的内在秘密。历史的本质涵义从隐含的变成明显的，从自在变成自为。理论概念与模式有助于历史经验和教益的推广，使之得以广泛传播和持久延续，产生重大的实践影响。

理论化可以有两大种类，一是现成理论的连贯运用，二是理论的创造式宏观思考。前者是用已有理论或理论模式作为主要框架，认识、组织和展示具体的历史事实及其内在逻辑，或将某一现成的理论观念当作更笼统、因而也更留有余地的范式，在其指引下达到同样目的。现成理论的连贯运用具有统一、明晰、简练、便捷等特点，同时也容易片面、拘谨甚或牵强附会。历史学家的理论思想造诣和经验有更高的要求。它以博采众长、有机揉合、恢宏潇洒和富含创新为理想特征，同时不失连贯、明晰和深邃。

大战缘起

领导文萃：基于上述，我们现在谈谈二战。首先关于二战的缘起，有不同的研究视角。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特别是如何看待当时的集体安全机制失效与战争的缘起有着怎样的关系？

时殷弘：按照当时的舆论，国联（联合国的前身）的基本功能在于保障国际集体安全，依靠国联全体或绝大多数成员国的共同行动，制裁任何可能的侵略行为。这是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设计。集体安全的主观前提，乃是各国真正接受或履行集体安全义务，客观前提则涉及世界力量格局是否适合其有效运行。在二战爆发之前的十年或二十年间，除了英法两国以及东欧某几个因为德奥战败而得以恢复的国家以外，其他国家不是像德国那样怀有推翻现状的强烈动机，就是对现状持有各类抱怨或模棱两可。即使英法自己，也缺乏维护现状的道义自信。集体安全义务的普遍可接受性质，还取决于各国将本国利益等同于集体利益，或者多少放弃各自的特殊利益，冒着风险做出必要的承诺。这在当时并不符合国际关系经验。

集体安全的客观前提，要求维护现存秩序的国际集体力量具有压倒优势，足以威慑潜在的侵略国家，并且有迅速击败侵略者的实力。这个矛盾在一开始就很铭心啊。德国在二战前已经拥有了几乎可以称为绝对优势的战略潜力。英国并无充分动用实力贯彻集体安全的起码意愿。国联初创之时，它就努力排斥法国关于努力以军事手段打击侵略的主张。因此，国联规定的集体制裁义务基本局限于经济，很难产生实质效用。

况且，英国作为一战的主要战胜国，理应是凡尔赛体系的首要维护者，但它不清楚这个体系的存活条件，也没有意愿为延续这个体系做必要的努力，这是导致集体安全机制失效的重要原因。英国在一战后首先陷入自得自满的虚幻安全状态，挫败德国使其暂时恢复了在欧洲海域的军事优势。为此，它急于回到传统的均衡政策，并将力量更多用于棘手的帝国海外事务。此外，英国对国联为代表的凡尔赛体系抱有不确定甚至否定的态度，对处置德国则有着一种复杂的内疚情结，在实践中又演变为不切实际的利益政策，甚至将德国视为约制法国的重要战略借助力量。这成为国联失败、战争再起的基本条件。

领导文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法对德国态度有着较大的不同,这种差异与战争的缘起有着怎样的关联？

时殷弘：英法的严重分歧，是两次世界战争之间欧洲政治的重要特征。长期频繁的欧陆战争经历，使法国极端惧怕德国，因此军事安全成为其压倒一切的追求。按照法国的观点，确保安全的最佳办法是彻底削弱德国，然后订立战胜国之间对德军事同盟。但是这种传统的预防式战略，被证明是一厢情愿。事实上，肢解德国的想法曾遭到英美的一致反对；英国则反对无限制“勒索德国”，英美曾向法国许诺军事同盟，保障战后欧洲安排免受德国破坏，但这乃是诱使法国对德让步的策略之举，很快烟消云散。法国试图在国联框架内确立成员国的强制反侵略义务，希望以迂回方式迫使英国承担其先前规避的武力保障责任，然而英国每次都三心二意地给予某些呼应，而后变卦。法国气急之下占领鲁尔工业区的做法，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导致两国的矛盾公开化。法国也因此陷入外交孤立，其斗争意志陷入低谷。

此后，英国继续作为欧洲政治独一无二的主导者，其政策核心是英德协调。此时，英国对德国的半包容政策旨在将其整合到西方大国政治与经济网络中，以便制衡法国。英国小心翼翼地尝试用德国乐意接受的方式束缚和规范其行为，它向东网开一面为德国留出领土扩张的可能性。德国在此时也乐于迎合英国。英德唱和的首要标志无疑是《洛迦诺公约》，它在当时甚至被西方视为和平新纪元的肇始而引发普遍欢呼。英国的动机是促使德国本着对法国的安全感而乐于接受战后领土安排。德国仅被要求不以武力改变东部边界，却未受到任何实质约束，这导致凡尔赛体系开始丧失其合法性。

法国此时的战略态势，则是不得不顺从和尾随英国。法国早已认识到，它与德国的潜力差距很大，其长期安全的根本希望在于法德和解、英法合作、集体安全。畏惧、疲惫以及弱者的幻想，导致法国萎靡不振。马其诺防线计划则完全体现出它在自己边界内侧“坐等命运降临”的消极态度。

领导文萃：作为一种对德战略，英国绥靖政策存在哪些失误之处？

时殷弘：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欧洲无可挽回地开始走向空前的灾难。希特勒的外交目标，是最终依靠暴力实现全欧洲的种族主义军事帝国。纳粹德国经过各种试探，终于进入到大举侵略、兼并邻国的行动阶段。然而，希特勒成功的根本，并不完全在于其谋略与冒险精神，而是在于法国的全面瘫痪与英国的绥靖行为，尤以后者为甚。

20 世纪30 年代，英国处于经济、民族心理与外交战略处境上的异常虚弱状态。经济危机与各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交互作用，导致英国的生产急剧衰落，外贸萎缩，航运、保险与海外投资收入锐减，难以游刃有余地弥补贸易逆差。此时，英国公众关注的政治议程几乎完全集中于国内改良和社会福利问题，这一极端内向的政治极化导致英国无视国际环境的恶劣状况，而一味削弱国防开支。此外，英国受到自治领地与海外殖民地的强力牵制，前者不肯为任何欧洲问题冒战争风险，后者以民族反抗迫使英国分散其军事力量。此时，英国无力阻遏德国与日本的双重威胁，另一方面，它也无力阻遏其中一强而且保证不损失很大一部分利益，这就是英国作为“两面门神”的矛盾心理。

然而，英国最大的困难，恐怕还是其当权者的麻木与“小聪明”。与工业化和大众政治这两大趋势相对应，当时英国国家事务总体上由商人政客与工会领袖交替掌管，战略空疏不断出现。当时英国的政治家与历史上的索尔兹伯里、贝尔福等著名首相相比，在其眼界、见识、战略气质等方面迥然有别，缺乏对国际关系的敏锐见解与巧妙规划。他们甚至是在无可规避时才有所行动，然后其行为由直觉而非清醒的理智决定。张伯伦则被认为缺乏政治才能，而只是以商人式的讲求实际，相信用欧洲境内少许领土变更即可换取希特勒的满足。这种含混不清的战略短视，不能不说是英国近代外交的重大败笔。

铁血拼搏

领导文萃：您如何评价英美苏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略结盟？

时殷弘：盟国抗击纳粹德国的战略进程，主要是在英国、苏联和美国之间寻求共同点。它是一个演变过程和一系列妥协的产物，也是不断努力调整目标与手段的结果。最重要的是，这一战略是由国家利益互相有别的各大国制定的。实际上，这个战略联盟是在战争中形成、并且为战争目的而塑造的；这是战时的“权宜婚姻”。它们的联盟由不同层次的关系构成。美国和英国构成大联盟的内层，代表着联盟中的联盟。这两国之间关系亲密，而它们与苏联之间则是公事公办，保持距离。确实，关于如何进行战争的问题，丘吉尔与罗斯福在一致性方面往往超过他们与各自军事幕僚之间的共识。联盟中的美英苏都是为自己的目标而战；它们都有各自的政治军事体制。作为联盟成员，也由于在战争中处境有变，每个国家都不得不做出妥协。它们的传统、利益、政策、地理状况和资源各不相同，因而三大伙伴国各以不同眼光看待欧洲战争。美英两国战略决策一般以笼统言词告知苏联，苏联则置身于英美联合参谋总部体制外，只是在后期若干国际会议上才正式参与决策。由于军队相距遥远，战争大部分时间里联盟的东西两翼几乎各自为战。过去不和睦的关系，加上缺乏自由的相互交流，一开始就使得真正的理解颇为困难，于是出现了奇怪的“疏远型”战争伙伴关系。关于西方阵营的战略的长期辩论导致了一种微妙关系。

盟国的伙伴关系和战略进化主要有三个阶段。1941 年至1942 年为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现反法西斯联盟，开始了苏联与西方之间的疏远型合作模式。虽然珍珠港事件已经使美英两国紧紧抱团，而且就首先击败德国的必要性达成共识，但是它们仍然缺乏彼此都能接受的计划。虽然他们对前期准备想法含糊，但大致同意迎头打击德军。1943 年，关于欧洲战略的辩论进入第二阶段。在盟国战略决策方面，美国战争动员和生产的影响开始充分体现。苏联坚守斯大林格勒，显示了他们顶住德国大杀戮而生存的强大能力，苏联关于盟国战略的意见也有了更大的分量。在英美战时辩论的背后，大联盟内部的军事力量对比已发生重大变化。这项事态对于战略决策，对于战时联盟诸伙伴互相间的未来关系，都有重要影响。1943 年底，拥有巨型军事工业机器的美国人在苏联帮助下，迫使英国人接受他们的欧陆战略观念。美国兵力和补给越来越大量地涌入欧洲战区，从而保证美国参谋部门的战略观念得胜，这种战略观念就是要进行集中兵力的决定性进攻，它从1943 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开始，由罗斯福坚持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而得到强化。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联的力量和信心不断增强，已经能够在盟国间磋商的关键时刻举足轻重地影响战略取舍。

盟国对德战略的第三阶段，从1944 年下半年开始。此时的战争进程开始塑造和平的条件，赢得和平与赢得战争变得同等重要。1944 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成功后，西方盟军冲出滩头阵地，横跨欧洲大陆推进，意在追击德军主力；与此同时，苏联向西挺进，占领了东欧和中欧，抢在西方军队之前到达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并且涌入巴尔干填补德国撤退留下的真空。苏联进军方向提示其权势直指政治和战略要地，这一做法并非纯属偶然。盟国各自不同的国家目标和战争目的开始暴露。战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一场重大政治利益之争。当时情形表明，盟国有可能塑造一个在军事意义上完全成功的战略，它揉合了美国人的直率、英国人的审慎、苏联人的硬朗。他们合力在欧洲大陆粉碎德国。但是当德国失败确定无疑之时，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变得越来越明显。

领导文萃：那您又是如何看待日本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的战略对决？

时殷弘：1929 年大萧条开始之后，日本陷入严重的国内困境，极端民族主义者、军国主义者利用经济危机重新占据上风，取代开明温和的政治势力。大陆扩张思想抬头，军部公然不服从东京文官政府，开始挺进中国东北，挑起冲突，将国家带入致命战争。中日战争固然能够为日本带来诸多战略收益，其更深刻的目的则在于行政集权化以巩固权力。然而，日本虽然很快占领中国诸多大城市与经济中心，却未出现预想的抵抗崩溃局面。

日本人被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和军阀派系之间长期的激烈斗争所蒙蔽，大大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大大低估了相互分裂的政治集团即使是各自为战仍然可以进行有效动员与防御的能力。国民党方面在1937 年战争之初，希望通过超大型正面战斗，撬动英美参战，展示不投降意志，当然也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敌后人民抗战如火如荼，日军疲于应付。至1938 年末，日本发现自己陷入一场消耗战，其兵员和军用物资以惊人的严重程度被吸附进去，却看不到任何决胜的前景。南京傀儡政权在中国人中间争取日本事业的投靠者方面被证明几乎没有用处。

后勤供应由于对华战争僵持而接近危急状态，日本开始制定计划，要夺取对东南亚巨量资源的控制。日本军队开始在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建立基地，为未来的南进行动作准备。日本分别与东印度群岛荷兰当局和美国政府谈判，以取得维持在华作战所需的战略物资，但是徒劳无功。1941 年年中，日军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12月，旨在夺取日本所谓“南方资源区”的主要作战行动终于开始。日本试图决定性地完成在中国的战争努力，不惜孤注一掷同英美较量。日本估算美国经济充分动员需要一年或更长时间，日本在西太平洋的防御环带将强大得足以阻遏或击退任何突入企图。

虽然在珍珠港事件后的6个月里，日本赢得了辉煌的战术胜利，但它的早期战略错误比误算美国的工业动员能力更严重。日本如果绕过菲律宾，本来很有可能夺得“南方资源区”而不激起美国参战。而菲律宾并无日本需要的大部分经济资源。当时日本原计划夺取东南亚之后同西方对手谈判解决矛盾，然而偷袭珍珠港的背信弃义性质强烈地激怒美国公众，致使不仅以后的谈判成为不可能，英国领导人则害怕国内公众和政治压力可能迫使美国政府放弃将对德战争作为战略优先的承诺。日本的意图只是打一场有限战争来控制东南亚，没有准备替代性战略；在这个计划出错后，日本缺乏对西方进行总体战的资源。

1941 年末，日本的战略已从征服中国转向夺取“南方资源区”，并最终对美国及其盟国开战。在整个战争期间，日本统帅部明显缺乏进行调整以适应战争环境变动的灵活性。日本长期以来是在大陆战略的框架内规划战争，迟迟没有认识到这场与西方的战争将主要由美国的海洋战略来塑造。虽然到1942 年年中，日本在太平洋已被迫采取守势，但仍未将其大部分兵力投入抵抗美国的进攻。虽然驻扎满洲的关东军失去一些调往太平洋防御的精锐部队，但在部署于日本本岛以外的320万兵员中，有180万人直到1945 年8月初仍驻扎在中国。1942 年至1945 年期间，日本在中国前线的陆军和空军基本是相持作战，过分强大没有必要。到日本决定将大量部队从中国东北调往太平洋时，美国海空军已经获得西太平洋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这导致日本的海上运兵与增援行动损失惨重，最终被完全阻断。

日本的军事战略家未能及时将太平洋战场置于更优先的地位，而且误判美军在哪一路的推进更具威胁性。日本在1941 年至1945 年战争期间，也没有优先考虑后勤问题。一旦其扩展过度，当时和未来的能力不足以生产和分配充分的装备补给，难以充分供应其部署在大陆和海岛前线的部队。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由于不能维持其远程后勤供应线而受到很大妨碍。在地面作战中，陆军部队对某些种类的后勤需求较低而多少被抵消，导致机械化程度和军队的生存条件与美国相比差距甚大。

太平洋战争之所以与众不同，主要还在于期间首次使用了原子弹。这反过来促成了一场战后军事战略革命。二战后，美国牢固确立对大部分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海域的战略控制。日本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盟国，替代了罗斯福设想的“强大而亲美”的中国。

时代意涵

领导文萃：您如何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思想意识方面的重要遗产？

时殷弘：在我看来，二战最重要的思想遗产，是在全球范围内确立起正义与人类观念的进步性。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一场战争造成如此巨大的平民、战俘死亡和令人发指的人道主义惨剧。人类历史上也没有一次战争像二战这样，具有这么强大的正义性，它引起世界政治、人类观念的巨大进步。这与战争发动者异常邪恶的性质有很大关系。在人类以往历史当中，战争从来都是天经地义，只要是一个合法的国家，就有权开战，这就造成很多恶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扭转了这一看法，《联合国宪章》 否定了侵略战争的合法性，规定只能进行自卫战争。二战以前从来没有战争暴行的个人问责，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开创了这方面的先例，并规定了两种新的罪行：破坏和平罪和反人类罪。

纳粹德国发动的战争，不再像历史上的战争一样仅仅是为了争夺领土、权势，而是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抱着种族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等恶劣观念，进行非常广泛的对外侵略。在日本，几十年的成功扩张使国内形成军事帝国主义思潮，伴有天皇崇拜、蔑视国际规范等特点。这些都是明显的历史反动，是空前邪恶的思想，是对所有人类已有价值体系的挑战。二战因此不只是传统的权势地位战争，更是原则的战争、意识形态的战争。战后，全世界对正义问题的反响和意识，无论其广度还是速度都是空前的。经过二战后，如果今天再有一个国家基于利益要求而大规模践踏人权，这个国家就是非法的。

但是，国家利益有时代表了大多数国民的意志，难免会触犯某些人权规范，在这个时候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讲人权规范都是第一位的。但毕竟通过这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可以达成一种共识，有一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当前要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必须担负起一些对全世界的道义责任，有一种价值观的贡献，既能对全世界形成吸引力，又能使自己的人民处于意气风发的状态。我不相信在任何时候都只强调国家权势，就能对自己的人民带来持久的、巨大的激励。这种态度不能少，但仅有这个也不行。当我们说中国要对全世界做出贡献，绝不是说中国自己强大了就做出贡献，而是要涉及价值观层面的责任。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的国际格局存在巨大问题，埋下诸多祸根。《凡尔赛条约》对德国进行了过分严厉的压制，在德国国内植入复仇主义的种子，但同时德国又仍然是欧洲潜在的最强大国家。英法两国虽然战胜，但已不属于最强大的行列，无法单独支撑国际格局，美国重新奉行孤立主义，对欧洲事务作壁上观；苏联与西方国家互相敌视，被排除在体系之外，力量对比非常不相称。德国历史上就有国家崇拜军国主义、浪漫主义、反犹主义的传统，当时欧美也流行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的观点。日本则是在崛起过程中向西方学到帝国主义，加上本民族历来的效忠精神、武士道精神，导致了它后来法西斯化。以上这些复杂的原因使法西斯在其国内获得了土壤。

最初，虽然一些国家也在进行反法西斯斗争，但基本上都局限于捍卫本民族自决的阶段，并没有形成被所有反法西斯国家共同接受的意识形态纲领。这一纲领后来能够出现，我认为和罗斯福总统有很大的关系。罗斯福在战前孤立主义下的美国还不愿干涉欧洲事务的时候，就对法西斯国家进行谴责，并通过演说提出了“四大自由”。二战期间，美国还与英国等盟国共同签署了《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家宣言》，提出了包括禁止一国改变他国人民生活方式的“人民自决”等一系列反法西斯纲领。尽管罗斯福存在为美国国家利益考虑的因素，但当时要动员整个美国起来参战，他必须让美国人看到，战争不是为了权势，而是为了道义，为了基本的自由。这些纲领遂很快被各国接受，成为一种支配性的价值观念体系，引导着世界的发展。今天，一个国家也许可以争辩自己发动的战争不是侵略战争，但绝不敢说我侵略了但是我没错，这就是二战胜利带来的一种进步。在这个过程中，罗斯福功不可没。在原本落后的亚非国家内部，现代民族主义得到了蓬勃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亚洲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只有日本，二战后，这样的国家多出了中国、印度、缅甸等等，并且到处都出现了新的力量，能够去发动群众，参与正义斗争。

很多人说二战最重要的意义是赢得了和平，我认为不是。二战当然赢得了和平，但怎么能赢得和平，赢得什么样的和平，才是关键。抽象地讲，正义的和平才是最有意义的。如果大家服从希特勒的“新秩序”和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那是奴隶的和平。所以二战规定了正义的具体内容，就是民族自决，人民自决，基本人权，人民民主，这就否定一切帝国主义和种族歧视，这也是反法西斯战争最宝贵的遗产。

领导文萃：您如何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国家崛起的启示含义？

时殷弘：对中国来说，二战最重要的意义可能是作为中华民族振兴的开端。民族的振兴，需要顺应世界潮流。二战及其胜利使中国内部的运动发展第一次全面地与世界潮流接轨，中国自身发展第一次汇入世界基本潮流中最重要的部分，与美、苏、英等主要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一起，在世界潮流发展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情况，局面一旦打开，直到今天仍然能够保持这个地位。

由于国际格局中时常出现国家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也因为各国的发展会自然地产生动能，因此就需要不断妥善调节。面对未来，如果我们希望保持和平与安全，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正确对待大国之间变动的力量格局。比如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即如果中国仍然保持这样的崛起势头，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很可能会产生或加剧，而且一定要和平解决。当然，小范围也会出现类似情况，比如中印、中日可能的矛盾，如果到时没有良好的对策，也可能出现问题。和平不是目的，我们要尽量妥善地解决矛盾。要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而根本利益有些是眼前的，有些可能是长远的，要做好协调。其他国家也有根本利益，过分的要求当然不能接受，但其根本利益也要尊重。另外，美国现在是超级大国，有这么大的军事优势。中国当然一定要实现军事现代化，但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过早激化与美国全面的结构性矛盾。应该考虑尽量在可回旋范围内以最大理性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