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 霜

“打工诗歌”的美学争议

冷 霜

近二十年来，“打工诗歌”已逐渐成为当代诗坛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也已涌现出谢湘南、郑小琼等一批极具实力广受赞誉的优秀诗人。2013年，在深圳打工的湖北诗人郭金牛受邀参加第46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意味着“打工诗歌”的成绩不仅得到主流诗坛的认可，其影响也开始辐射到海外。2014年9月30日，在深圳富士康打工的年轻诗人许立志跳楼自尽，他生前的诗作经过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传播，使世人真切地感知到这一庞大群体的生存境遇与内心世界，“打工诗歌”由此进入普通公众的阅读视野。当代诗歌近年来在媒体中常常被呈现为一个怪诞可笑的形象，“梨花体”“羊羔体”等事件无不折射出普通公众与当代诗歌之间的心理距离，但许立志的诗却得到相当积极的反馈，这与他的绝望自尽引发的同情有关，也与国民对社会正义的普遍关切有关，而与此同时，也可能部分地修正普通公众对当代诗歌笼统单一、不无扭曲的印象。然而，另一方面，当代诗歌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边缘处境，使得它进入公众视野的方式必然是事件性、偶然性的，被消费之后又迅速被遗忘，在这点上，“打工诗歌”也并不会例外。

这里我想讨论“打工诗歌”在阅读接受过程中的另一层面的问题。考察“打工诗歌”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它作为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一份特殊的精神纪录，其现实意义得到了普遍的肯定，然而对于其美学价值，却存在着内在的争议，并且这种争议在中国当代社会、思想状况中不断深化，从美学层面逐渐进入到文化政治层面，也由此形成了对“打工诗歌”新的命名。追踪这一过程，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具体地认识“打工诗歌”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处境与意义。

一

“打工诗歌”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之后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入城市谋生这一当代现象而出现的。作为“打工文学”的一部分，它在1990年代中国进入市场经济阶段后日益活跃，尤其是广东等南方沿海地区，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受到主流诗坛关注。2001年，民间诗报《打工诗人》在广东省惠州市创刊，“打工诗歌”“打工诗人”等命名由此确立起来。

“打工诗歌”概念的内涵，一般认为是由打工者写作的关于打工生活的生存经验、情绪、感受、思索的诗歌。不过，这一内涵在其使用中并不严格，在一些较早的“打工诗歌”选本如《中国打工诗歌精选：1985-2005》中，除了打工者的作品以外，也选入了部分并无打工经历的诗人对于打工者以及打工生活的观察、描摹、想象之作。这种状况与“打工诗歌”“打工诗人”等概念内部的含混性及引起的争议有关，比如，公司文员等非体力劳动性质的工作是否也可归入“打工”；曾经从事而后来离开一线体力劳动岗位的诗人是否仍可被称为“打工诗人”，等等，总体而言，“打工诗歌”的创作主体主要是由有着所谓“农民工”这一社会身份的群体构成的，是可以明确的事实。

“打工诗歌”的勃兴与文学界提出“底层写作”概念大致同时，相对于后者，它被视为是缺乏自我表述能力的一个特定的弱势群体的真实发声，而这一群体既是中国加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主要的压力承受者之一，又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创造出经济增长奇迹的具体承载者，其充满见证意味的自我书写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它很快引起文学期刊、继而是文学批评界的重视。

2005年第3期《文艺争鸣》杂志组织刊发的“在生存中写作”评论专辑，是批评界对“打工诗歌”一次比较集中的发言。张清华、柳冬妩、蒋述卓及编者张未民等多位批评家、学者均撰文阐述了他们对“打工诗歌”的认识，其中一些论述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今天看来，这一专辑中的很多文章也比较清晰地呈现出这一时期批评界对“打工诗歌”的接受症候。

首先，是对“打工诗歌”的文学价值的高度肯定。如张清华在《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中写到：“（‘打工诗歌’）给当代诗歌写作中的萎靡之气带来了一丝冲击……说他们延续了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写作精神也许并不为过。”张未民的评价与之相近，他将“打工诗歌”的特征概括为“在生存中写作”，认为它们将“特定的生存性直接地转化为了特定的精神性”而“充满了真正的现实精神”[1]。其次，这种肯定不约而同地伴随着一种批评的话语构造。在张未民那里，“在生存中写作”与职业性作家的“在写作中生存”的状态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张清华的文章中，“打工诗歌”或“底层生存中的写作”与“无聊而充满自恋的、为‘中产阶层趣味’所复制出来的分行文字”形成对照，而在本身为“打工诗人”出身的批评家柳冬妩的长文《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中，则认为它是对“主流诗人”的“技术主义”路线的“小小的反拨与颠覆”。再次，批评家们又大多表现出对“打工诗歌”在美学价值、成绩上的犹疑、回避或保留，如张未民表示，“打工诗歌”的作者们“为了自己的‘现实精神’和‘人的精神’”，牺牲一些“美学技巧”是可以得到“文学的原谅”的。柳冬妩则提出：“‘打工诗歌’出现的真实意义并不表现在技术的创新上，其重要部分落在诗歌内容的表达和情绪的抒发上”，这样一种认识方式和态度在同一时期的批评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而这种认识方式和态度中的二元性使得它对“打工诗歌”的辩护不仅无法消除读者中可能存在的疑虑，反而把它扩展了。针对这些文章中展开的话语构造，即有批评者指出它们“以二极对立的方式，通过对诗歌‘技术主义倾向’的伦理化贬抑，来伸张‘打工诗歌’、‘底层生存写作’的价值优越性”，是将“诗歌艺术问题道德化”的表现[2]。实际上，在这些文章中，“打工诗歌”与所谓“技术主义”或“中产阶层趣味”的写作之间构造的对立只是表层的对立，更深层的对立建立于“生存”“现实”“经验”与“艺术”“美学”“技巧”之间，正是后一种二元观念构造，使其既不能铸就真实的批判性，也很难对“打工诗歌”的美学价值给予有说服力的揭示。可见的争论聚焦于诗歌的伦理层面，但内在的争议却滞留于“打工诗歌”的美学评价上。原因之一在于，在这类批评中，“审美”、“技巧”等概念仍以未被觉察的方式保留着一副空洞的、不加反思的普遍性面貌，另一方面，对“打工诗歌”的美学经验所由生成的文学、历史、社会的诸种结构性因素也还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探讨，因此，不但无法用精准的批评语言切入、描述这些美学经验，阐明其独特性，反而很容易落入陈旧的、自相矛盾的观念窠臼中。

二

也是在2005年，学者刘东在为柳冬妩的“打工诗歌”研究专著《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做序时，对“打工诗歌”的语言和形式提出另一种见解，将上述问题带入到一个新的层面：“既然‘打工诗歌’的独特使命就在于——去为一个独特的受压迫群体谋求生存，那么不管它的外在形式是什么，总应当让自家兄弟们更加会心，对其他阶层显出更多的陌生性，而不是急于文化上被优势阶层所同化。只有使‘阶层意识’上升到了这一步，打工诗人们对于自身境遇的强烈关照，才不会仅止于社会学层上的身份认同，而有可能升华为一种真正的文化创造。”[3]换言之，“打工诗歌”应有一种文化和美学上的自觉，发展出自身独立的美学形态，这才构成它的文化创造力和美学价值所在，而不是用知识分子等其他阶层的美学观念、趣味来规范和“提升”自身。

这样一种自觉在这一时期的“打工诗人”中也已经出现，2005年3月，绳子、吴季等创办“工人诗歌联盟”网络论坛，两年后，又在此基础上创办了民间诗刊《工人诗歌》，在刊物的征稿启事中提出：“我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发展自己的文化，并把这文化作为劳动者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劳动者的艺术，虽然从来处于社会和主流文化边缘，但毕竟有其传统。这个传统今天仍被漠视，甚至被我们自己所漠视。”在创刊号的卷首语中编者进一步阐述了这种“劳动者自身的文化”的性质：“这种文化及其语言必须能够适应劳动者的地位、处境、精神状态，并努力地探索前途”，较之此前的“打工诗歌”，显示出更明确的主体意识和文化立场。这在“工人诗歌”这一新的自我命名上就已体现出来，在写作者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中，也包含了一种更自觉的美学追求。

尽管有此文化立场和美学追求的写作在“打工诗歌”中尚属少数，其处境可谓“三倍的边缘”，但它们的出现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日本学者尾崎文昭认为，由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文学的“启蒙性”（自上而下的现代化）特点，大众或“底层”用它来表述自己从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使之变为可能的因素有赖于现代文学自身属性的改变和写作主体的“越界”。在他看来，“打工文学”也许很难突破既有文学语言的窠臼并创造属于自己的语言，而且，为了得到承认，更容易受到模仿现成文学语言、顺服于主流文学意识形态的诱惑[4]。证之于“打工诗歌”的实际状况，这一观察是颇有见地的。然而，“工人诗歌”的出现打破了他略显悲观的预言，也为当代文学带来了新异的因素。

近两年，批评家李云雷进一步提出了“新工人美学”的概念，认为当代文学的评价体系建立于1980年代初期，以精英化、现代主义、面向海外为主要特征（在诗歌领域以“三个崛起”所倡导的“新的美学原则”为其代表），以这样一种文学标准或“美学原则”来评价、衡量“新工人”的创作并不恰当，而“应该结合1980年代以来的‘新的美学原则’与1940—70年代的‘人民美学’，结合新工人创作的具体实践，形成一种新世纪的‘新工人美学’。”正是基于这种“新工人美学”的构想，他对“新工人诗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新工人诗歌的‘崛起’，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经验，新的情感，新的美学元素”，“其意义不仅仅是将底层经验带入到当代诗歌，而且也在创造着一种新的中国诗歌”，而“在这一新的崛起面前，我们有必要反思30多年来‘精英化、西方化、现代主义’的美学原则，在新的经验与新的美学元素的基础上，探索更加适合当代中国人经验与情感的诗歌评价标准，也探索一条更加民族化与大众化的中国诗歌发展道路”[5]。

显然，这些构想和评价融汇了左翼文学的话语资源，而意在将“打工诗歌”纳入到“新左翼文学”的范畴之中。置之于当代诗歌场域，由于涉及对新时期以来当代诗歌道路与成绩的总体评价，这种评价无疑具有更其强烈的争议性，然而，对于这一潜在的争议的评判，却可能已无法在文学内部完成，而必然需要连带更大的问题域来展开，正如“新工人”这一命名，也关联着一些社会学学者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和思考[6]。“打工诗歌”的活跃，恰与“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争发生于同一时期，批评界对它的评价包括美学评价的变动和争议，也与这场范围更大、延续至今的争论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如何看待“打工诗歌”，与如何看待“打工仔”/“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新）工人”这些不同称呼之下的同一群体，以及如何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的进程与前景是分不开的。尾崎文昭的文章更以精敏的现实感，向我们提示出“打工文学”作为不同的现实力量、文化权力、书写主体所争夺和占据的“空间”的事实。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打工诗歌”—“（新）工人诗歌”的美学评价，对其间隐现的歧异与争议的理解，以及对“打工诗歌”—“（新）工人诗歌”美学经验的有效阐释，都不仅关乎当代诗歌，也关乎我们对当代中国文化及其创造力的想象和辨识。而这，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

注释：

[1] 张未民.关于“在生存中写作”——编读札记[J].文艺争鸣.2005(3). 其主要内容以《生存性转化为精神性——关于打工诗歌的思考》转载于《文艺报》2005年6月2日。

[2] 钱文亮.伦理与诗歌伦理[J].新诗评论.2005(2)；道德归罪与阶级符咒——反思近年来的诗歌批评[A].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6).

[3] 刘东.贱民的歌唱[J].读书.2005(12).

[4] 尾崎文昭.底层写作—打工文学—新左翼文学[J].アジア（亚洲）游学.月刊94号.中国現代文学的越境特辑.日本勉诚出版.2006.12.中译文见：http://www.eduww. com/thinker/portal.php?mod=view&aid=12498

[5] 见其《“新工人美学”的萌芽与可能性》、《新工人诗歌的“崛起”》等文。

[6] 学者吕途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使其开始为较多人所知，见氏著.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M].法律出版社.2013.

冷 霜：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李松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