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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的理想主义

2015-01-05杨玉良

视野 2015年1期
关键词:理想主义学术研究社科

杨玉良

关于大学的理想主义

杨玉良

最近我时常问自己:到复旦来当校长,你准备好了吗?答案是“没有”。

一个大学校长的知识结构极其重要。从我的背景来看,我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具体一点是化学家,再具体一点就是高分子化学家,所以这点知识是非常有限的。

我在回复旦任校长前,北大一位退下来的副校长跟我讲,复旦大学是一所人文社科底蕴非常深厚的大学,你这个校长当得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文社科教授对你的认可程度。我听了以后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人文社科不是我的长处。我经常自嘲,别人有时也这么评价,我只是有点知识,但没有文化,也不懂管理,让我扛着复旦大学校长的名头,压力可以想象。

在国务院学位办工作这些年,我感觉很多学校在大学文化的坚守上,或者说精神和使命的坚守上普遍有所缺失。大家都在忙忙碌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些荒唐事情就会出来。余英时《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的序言里有这样一句话:“文化价值虽然起源于一个民族共同的生活方式,但必须经过系统的整理、提炼、阐明,才能形成一套基本规范,反过来在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当中发生引导作用。这一整理、提炼、阐明的重大任务,就中国传统而言,一直是由‘士’承担着的。”按这个定义,一个民族的文化尚且如此,那么大学的文化当然是由我们在座的、不在座的和已经毕业的所有成员来共同塑造、整理、提升的。

那么我们的教授和学者们应该向后辈传递一种什么东西?

首先,大学天生是一面永远高扬的道德旗帜,其中的优秀成员必须是道德楷模。人们对于大学的神圣和道德的纯洁性有着很高的企盼,希望大学成为社会的净土。因此,当一所大学出任何丑闻,人们都会非常关注。

大学不仅需要“学问”,更需要“道德”和“精神”。这些年大学的道德和精神有些缺失,有些学者身上出了不少怪事。一个道德败坏的学者是一所大学的污点,这一点毫无疑问。鲁迅先生曾经讽刺那些学术做得不错但道德水准不高的学者为“才子+流氓”。北大钱理群教授也有一句话,有些教授做了官以后,就是“帝王气+流氓”,帝王气就是唯我独尊,一切都是我说了算。我们大家都需要警惕这一点。而且,每一个教授的道德操守将影响我们对学生的教育。美国教育家德怀特·艾伦说过:“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有道德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在为社会创造危害。”而如果教授本身成为危害的话, 我们就创造了危害中的危害!

其次,大学学者应该崇尚学术。我完全赞成真正的学者应当坚守“学术本位”,尤其在现今,学术和市场结合越来越紧密,不恰当的政策使学术研究沦为一种完全的商业行为,其一方面有利于学术普及和成果转化,并反过来成为学术研究的推动力,但必须警惕学术研究出现完全商业化的倾向。

有位院士跟我说,现在我们似乎都采用“大寨式”的评工分。这是一种学术研究和评价手段的本末倒置。我并不是完全否认这些定量数据,关键在于对定量数据怎么看,赋予了多少它不应有的内容。比如跟学者的地位、收入等过分紧密地联系起来,必定产生大量“学术泡沫”、“伪学术”,甚至“恶学术”。如果这种倒置成为一种制度,即,一套非常严密的等级式的量化标准和繁琐而不切实际的“操作程序”,虽然现阶段很难避免,但从长远来看,十分糟糕,它是一种“学术科举制度”,促使少数人成为没有学问的“学霸”。

第三,大学学者要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尤其在用“学术”或“知识”换金钱、换官位、骗色成为可能的情况下,更需要额外提醒。

我想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过令人有些沮丧的是,现在“理想主义”这个词好像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代名词。理想主义不能遭到如此贬义的理解。理想主义是“彼岸”的一座灯塔,如果没有她,就无法照亮“此岸”。关于大学的理想主义告诉我们心目中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只有她存在,我们才能坚守我们的使命。

(此文系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就职演说)

(陆妍霖摘自《博客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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