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震

（中国社会科学院 郭沫若纪念馆，北京 100009）

郭沫若与孩子剧团及抗战戏剧

蔡震

（中国社会科学院 郭沫若纪念馆，北京 100009）

郭沫若将两个活动在民间的孩子演剧团体收编入三厅编制，既是其个人情感的推动，亦是抗战现实文化需求的促成。它从侧面反映了戏剧之于抗战文化的重要作用。

郭沫若；孩子剧团；抗战戏剧

孩子剧团的收编，是抗战时期郭沫若主政三厅期间非常上心的一件事。在他后来撰写的《抗战回忆录》（《洪波曲》）中，有专门一节记述孩子剧团的事情。几十个半大的孩子组织成演剧团走街串乡宣传抗战，这在三厅的整个文化宣传工作中或许只是一个小小的点，但诚如郭沫若所说，他们“尽可以成为一部抗战的侧面史”。抗战文化史无疑应该记住孩子剧团的这些孩子们。有一些与此相关的文档资料及其他资料，值得爬梳整理，以便我们可以藉文献史料来更真实、准确地了解和记述历史。

孩子剧团的成立

孩子剧团起初是在1937年“淞沪抗战”期间出现的，由一群流离失所在上海难民收容所里的孩子们于9月3日组建。他们以演剧和歌咏的形式，在街头、各难民所、及上海周围地区宣传抗日救亡。上海沦为“孤岛”后，这些孩子们分散开，于1938年1月辗转来到了武汉，但他们面临着再被难童收容所收容的处境，于是，他们找到在上海时结识的郭沫若。

郭沫若得知孩子剧团的情况大为感动，他为孩子们题词（1月29日）“：宗教家说‘儿童是天国中之最伟大者’，我敢于说‘儿童是中国之最伟大者’，因为他们的爱国是全出于热诚，行动是毫无打算。”在八路军办事处参加欢迎孩子剧团的茶话会时（1月30日），郭沫若动情地说道：“真正亲爱的小兄弟小妹妹们！我回国半年，今天可说是最快乐的一天。……九岁的小弟弟，就晓得出来救亡了，是作孽么？不，是幸福。好像一株植物放在温室里虽然茂盛，但一拿出来就谢了，惟有山谷里，寒风暴雨中磨练出来的树木，才是坚强的，才能发展起来，顶天立地。中国有了你们这群不怕艰苦的儿女，中国也要在苦难中渐渐长大起来的。你们就象征着中国，在艰难困苦中一天天长大起来吧。要建立一个国家，决不是容易的事体，一定是流许多许多勇士的血，牺牲许多许多战士的头胪，用这些血液来作水门汀，头胪作砖块，这样才能建设得起来，中国要跟着你们一道长成起来！我不能再讲了，我的眼泪要流出来了，那样太难为情了。”

郭沫若很为孩子们的困境担心，就想到将孩子剧团收编在三厅麾下。他借应允陈诚加入政治部筹组三厅之机，取得了陈诚的同意。1938年4月1日三厅成立，孩子剧团纳入三厅的编制，但这还不是完整的孩子剧团。

这年10月，武汉开始撤守。三厅在撤退至湖南时，遇到长沙儿童剧团，郭沫若又有意将其收编。三厅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是要撤退转移到重庆的，但是鉴于长沙孩子剧团的艰难处境，郭沫若便带上这群孩子，途径桂林的时候（12月16日），即给政治部打报告，请示收编长沙孩子剧团，及组建孩子剧团事宜。报告是打给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张历生的，由秘书长贺衷寒转呈。报告这样写道：

迳呈者：职厅所属孩子剧团工作素称努力，唯自武汉迁移以来，沿途所收纳之小朋友，已在十人以上。前月疏散人口时，复有长沙儿童剧团十余，曾经职厅援例发给疏散费，业已到达衡阳，因经费无着，将不免流离失所。因此，职拟将长沙儿童剧团收编，与孩子剧团合并。唯仍用孩子剧团之名，分为二队，将其年长者为第一队，年幼者为第二队。原有孩子剧团之经费可作为幼年队之经费。其第一队之经费，则请准许将职厅拟办而迄未举办之歌剧队一队经费移充。所拟是否可行，敬乞鉴核示遵。

这份报告，在当天即由政治部副部长张历生批示“：照办”。至此，孩子剧团按如下编制组建成：

孩子剧团的团员实有58人（包括团长1人、队长2人），其中男团员37人，女团员21人。他们来自十余个省市，年龄最大的21岁（团长），年龄最小的只有9岁，平均年龄15.3岁（据1939年3月报备政治部的孩子剧团名册）。

军委会政治部孩子剧团编制表

孩子剧团的工作

孩子剧团直属政治部三厅，再加上剧团成员大都是未成年（仅5人年过18岁）的孩子，所以剧团的演出宣传工作都被安排在后方。在武汉、重庆，剧团经常在各种社会活动中以歌咏、短剧、朗诵等形式进行宣传演出。转移入川以后，每年有大半时间在大后方的各地巡回宣传演出。主要工作是“发动组织儿童起来参加抗战工作，帮助儿童团体排戏，教歌。在宣传方式方面，是以戏剧宣传为主”。孩子剧团演出过的剧有：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捉汉奸》《街头》等，儿童话剧《帮助咱们的游击队》《孩子血》《孩子们站起来》等，儿童哑剧《不愿做奴隶的孩子们》，也排演过大型舞台剧，如，六幕儿童话剧《乐园进行曲》、五幕童话剧《秃秃大王》。在巡回宣传之外的时间里，剧团则集中起来学习、训练。

以1939年为例，刚刚入川的孩子剧团，在3月即奉命以两队分赴川东、川南两线“做伤兵及一般抗战宣传工作”。第一队25人，由林犁田率领，至川东长寿、涪陵、丰都、忠县、万县一线工作。第二队28人，由吴新稼率领，至璧山、永川、荣昌、隆昌、泸州、合江、江津一线工作。宣传巡演历时5个月，两队于8月返回重庆进行休整、训练。12月初，两队又奉派开始新的巡回宣传工作。“第一队沿嘉陵江至合川、武胜、南充、蓬安、南部、阆中、苍溪等处”“，第二队至成都再沿泯江长江至新津、彭山、眉山、青神、宜宾、乐山、犍为等处工作”。

孩子剧团的工作，有专任指导员负责，有主管科第一科管理，但郭沫若对孩子剧团的事情经常要亲自过问。譬如，一份由剧团指导员具报的“关于孩子剧团现有数事报告及请示”的呈文，就是直接呈报给厅长郭沫若的。报告中请示孩子剧团需要购备蚊帐的款项、第二队的开办费如何支付等事宜，郭沫若当即批示“：蚊帐应急备，会计室可尽先发付这笔费用。“”开办费在结余内支发可也。可请傅抱石同志核阅，会计室核发。”

孩子剧团主办儿童星期讲习班，郭沫若亲自到讲习班作题为《二期抗战中小朋友怎样做工作》的讲课。他还曾专门为孩子剧团撰写文章《向着乐园前进》。在文章中，他肯定了孩子剧团成立以后所取得的成绩，希望这些“永远的孩子，把我们中国造成地上乐园”。

11月的四川，已近初冬，这是孩子们入川（1939年）以来将要度过的第一个冬天。“孩子剧团回渝训练，已逾三月，现各科课程即将完竣，各种准备亦已大体完备，俟此间工作告一段落，拟即派第一队……”这是孩子剧团指导员蔡家桂为剧团将被派往川西、川北巡回宣传，拟上报政治部的呈文。呈文需经厅长签发，郭沫若考虑到孩子剧团的孩子们多来自江淮、两湖地区，恐怕他们难以适应四川冬季阴湿的寒冷，所以打算开春后再让孩子剧团出行。不巧的是，这期间他因料理父亲丧事请假返乡。他怕孩子剧团被贸然派遣出发，遂特意嘱咐一科科长杜国庠：孩子剧团事待他回来再议。于是，杜国庠在蔡家桂的报告上批示“：厅长临行时曾面谕孩子剧团暂留乡间训练，俟来春再出发工作，所请筹备出发事，应俟厅座回厅再行请示。”

不过孩子们工作的热情格外高涨，他们听到这个信息，立即给郭沫若写了一封请战信。这封信一直保留在三厅的档案中，非常真切地反映出郭沫若与孩子们的亲密关系。信的抬头不是称谓厅长，是写给关爱他们的师长（老师、长辈）的。信这样写道：

爱护和关心我们的郭先生：

好久没有给您信了，您忙吗？自从那天在厅里见遇您后，我们时时刻刻在想念着您，所以写这封信来问候您好。

我们回团本部已有两个多月了，在这一段时间中，我们主要的是加紧自己每人的学习，学习宣传技术，同时，在附近做了一点工作。

我们在第二次团务会议决定在十一月半两队出发川北川西工作。后来，蔡指导员说：“郭先生为了爱护我们，怕我们冷，叫我们过了冬出发。”我们听了都不高兴，大家叫着：“我们不怕冷”，“我们要出发工作”，“写信给郭先生去”。

亲爱的郭先生：的确，我们不怕冷，我们要出发工作，因为在四川地带，并不挺冷，而且，我们都做了新大衣，在比较冷的几个月可以少布置一点工作，着重自己教育方面，您说好不好？

所以，今天写信来，请郭先生允许我们十二月初出发工作，我们相信郭先生，一定不会使我们失望的。敬致

允许的敬礼！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孩子剧团的孩子们谨上

郭沫若接信后即在信上批示：“大家都不怕冷，可在十二月初出发工作。”

1941年2月，政治部以“训令治智一字第一八三一号”文，令田汉“：本部为培养战时戏剧人才起见，特设立部立戏剧学院，以孩子剧团并入该院，每月经费七千元，即由该员负责筹备，限三月一日成立。”那时，郭沫若已经不在三厅，而转任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戏剧的中国”

将两个活动在民间且遭遇困境的孩子演剧团体收编，组成孩子剧团纳入三厅编制，作为厅长的郭沫若的个人意愿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何以如此？原因应该出自两个方面：一是其个人情感的推动，二是抗战现实文化需求的促成。

抗战爆发，郭沫若毁家纾难，“别妇拋雏”秘密归国，妻子儿女则留在日本。就在淞沪抗战之后不久，他接到家信，得知妻子“曾被逮月余，饱尝鞭笞之苦。诸儿在乡，时遭无赖袭击。”郭沫若忧心如焚，即作七律一首诗抒发自己的感受：“相隔仅差三日路，居然浑似万重天。怜卿无故遭笞挞，愧我违情绝救援。虽得一身离虎穴，奈何六口委骊渊。两全家国殊难事，此恨将教万世绵。”在给来看望他的阿英书赠一首旧诗作的跋语中，他又写道“：此四年前流寓日本时所作。尔时虽不自由，家室尚相聚。并且有我在，狂暴者尚未敢侵陵。今岁独归，妻孥陷敌，备受鞭笞之苦。忆及此作，不禁倍加凄切。”字里行间，传达出作为父亲的郭沫若，对于儿女、家人遭受困厄的忡忡忧心，却又鞭长莫及的无可奈何。

从郭沫若在八路军办事处欢迎孩子剧团的动情讲话中，我们显然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对于孩子们命运的关切，实际上灌注了作为一个父亲，对于自己孩子命运的那份深深忧虑却无从寄托的情感。他不愿看到这些孩子被遣散，被收容所收容，失去家庭父母的关爱。他想要保护他们，恰好也逢到一个机遇，使他具有了这样的能力：把孩子剧团收编在三厅。

另一个原因，应该是时势对于戏剧这一艺术创作与表现形式在抗战文化宣传中作用的重视。这无论在官方和民间，都是如此。在这样一种情势下，郭沫若想到要把孩子剧团收编进三厅是很自然的。而且全由孩子们组成的剧团，在演剧宣传工作中还会发挥出独特的作用。后来孩子剧团的活动证实了这一点。

戏剧让郭沫若与孩子剧团结缘，虽然只是郭沫若与一群孩子们之间发生的事情，但它从侧面反映了戏剧之于抗战文化的重要作用。

抗战文化宣传格外重视戏剧活动，与中国社会和平民百姓的文化传统相关。中国社会是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戏剧（曲）一直都是广大农村、乡镇地区文化阅读的主要方式。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的农民们——当时中国军队的主体也是这些农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常年在乡镇活动的各种戏曲演出，而获得历史的、文化的知识。所以抗战一开始，戏剧演出的形式就成为从官方到民间向广大民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重要手段。各个部队，以及各地剧人，纷纷组织“救亡演剧队”。我们从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史实：

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甫一成立，在3月召开的政工会议上议决的议案中，即有“每一师处应组织随军抗敌剧团”一案。部长陈诚在4月21日签署了给各战区、行营政训分处的训令，要求各分处“遵照办理，以增强宣传工作效能”。

6月6日，郭沫若以主管厅长的名义，就各师旅政训处设立随军抗敌剧团办法，给政治部签呈报告。报告说“：查戏剧宣传，效力极为宏大，既可提高部队战斗精神，更能组织民众，增强抗战力量，故本年三月全国政工会议时，有成立各师旅政训处随军抗敌剧团之议决。兹查各师处有已成立者，有因驻扎后方，停发事业费不克组织者，亦有函请介绍人才及索取剧本者，本厅职司宣传，拟请部令各军师旅政训处将各该师抗敌剧团组织工作情形及不克成立原因详细呈报，以便统筹策划，庶该各剧团工作得有改进。”

除每一师处组织随军抗敌剧团，由政治部直属，在三厅编制下还有十个演剧队，及孩子剧团两队。另有三个宣传队及新安旅行团隶属一厅。三厅主管的文化宣传工作包括音乐、美术、电影、摄影、外宣等多个方面，戏剧工作、演剧队一直是其中的重头戏，这从当年三厅每月的工作计划中就可以看到。

1941年2月，政治部“为指导部属各戏剧团队业务并推进一般剧运起见，特设立戏剧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由部长张治中兼任，郭沫若兼任副主任委员，田汉、洪深、熊佛西、马彦祥、应云卫等为常务委员。同时，还由田汉负责成立了部属的戏剧学院。

可以说，整个抗战期间，在国民政府的官方层面，对于从事抗日救亡宣传的演剧团体的组建、戏剧演出活动，是大力提倡和全力支持的。在民间也活动着大批宣传抗日救亡的演剧团体，他们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民间捐助，部分来自演出收入。如有不足，即向政府机构提出申请。在政治部档案中就保存有许多民间剧团，像“武汉华北流亡同学会演剧队”、“上海救亡演剧队”、“苏童抗敌剧团”、“大地剧团”“、江苏流亡剧团”“、量才剧团”等向三厅申请补助经费的报告。他们都得到了补助。据当时的统计，活动在全国各地的抗战话剧团体达1013个，活动在各战区及敌后的戏剧工作者有20万人，加上大后方和海外的戏剧工作者，总数当在三四十万之多。

抗战文化一个突出的特点，或者说时代特征，是对文学艺术宣教作用的强烈需求，也将这一作用发挥到极致。这与世纪之初文化先驱们通过文学活动进行思想启蒙已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抗战文化直接面对的是最广泛的社会民众。戏剧（包括创作、演出）在这样的社会责任担当中有力地激励着士兵和平民大众坚持抗战的信念与意志。与此同时，戏剧，尤其是更容易贴近现实的话剧艺术（包括与话剧形式相似的街头剧、活报剧等），也被这样的时势推动而发展着。话剧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前所未有地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当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曾称“：救亡剧队的工作，给整个中国社会以充分认识话剧价值的机会，各社会阶层里都在组织起救亡剧团来，使中国变为戏剧的中国。”

郭沫若的文学活动，因其抗战历史剧的创作，而竖起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早已在郭沫若研究领域广泛展开。但是，这些研究多只是从其文学创作活动本身去看其历史剧创作。他参与其中的主管抗战文化宣传工作的经历，戏剧在抗战文化中的独特作用和价值等，并未同时进入研究的视界。所以，对于诗人郭沫若何以会在抗战时期选择历史剧创作，并且以一种“爆发”的姿态，成就了一段辉煌？一直以来的研究都是强调，因为国民党方面在国统区的文化钳制，作家们只能以历史题材来反映现实，郭沫若于是“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里去了。然而，这其实只解释了郭沫若（也包括其他许多作家）基于现实的原因，而在创作题材上的选择，并不能说明郭沫若何以会选择并衷情于戏剧这一文学创作的体裁与艺术表现的方式。

从上述抗战文化的特点，以及郭沫若的经历中，应该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如果没有遭逢抗战，郭沫若未必会选择戏剧作为文学创作新的发力点，抗战文化让他选择了戏剧，并玉成了其创作的辉煌成就。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抗战宣传工作和戏剧创作的经历，也一直影响到郭沫若此后，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发展——在整个文学创作方面的发展。

人们多有指摘、诟病的郭沫若在文学创作上的一些缺憾，其实都可以在他抗战时期的文化经历和文化背景中找到前因。并且何止郭沫若如此！盛行于抗战文化中的文学写作方式，文化宣传的方式、方法，诸如，活报剧、街头剧、朗诵诗、墙头诗，包括演剧队、演剧宣传的形式等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还在社会生活中延续着，影响着当代文化生活。

（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责任编辑：王锦厚）

注释：

①见汉口大路书店1938年4月版《孩子剧团从上海到武汉》。

②慧琳《孩子剧团欢迎会上》，1938年2月10日《新华日报》。

③三厅档案资料，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七七二·798。

④三厅档案资料，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七七二·2236。

⑤见三厅“治书巴字第1393号”呈文，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

⑥三厅档案资料，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七七二·797。

⑦见1939年3月20日《新华日报》。

⑧孩子剧团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公演石凌鹤编导的《乐园进行曲》，郭沫若遂作此文，刊载于1941年3月27日《新蜀报·蜀道》第393期。

⑨三厅档案资料，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七七二·798。

⑩三厅档案资料，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七七二·798。

⑪此训令见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档案，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

⑫阿英《关于郭沫若夫人》，广州战时出版社1938年1月版《抗战中的郭沫若》。

⑬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档案，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⑭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档案，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⑮据国立编译馆档案，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

⑯据国立编译馆档案，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

G112

：A

：1003-7225（2015）02-0016-04

2015-07-22

蔡震，男，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

戏剧（曲）在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社会，一直都是广大农村、乡镇地区文化阅读的主要方式。所以抗战一开始，戏剧演出的形式就成为从官方到民间向广大民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重要手段。戏剧（包括创作、演出）在抗战的社会责任担当中有力地激励着士兵和平民大众坚持抗战的信念与意志，将文艺的宣教作用发挥到极致。戏剧，尤其是更容易贴近现实的话剧艺术（包括与话剧形式相似的街头剧、活报剧等），也被这样的时势推动而发展着。话剧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前所未有地为广大民众所接受。郭沫若正是因此而选择了戏剧作为文学创作新的发力点，并成就了其历史剧创作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