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李

核心提示：中国农业发展最大风险并非外在风险，而是建立在“农业投资周期长、回报低、风险高”等传统观念之上的金融体系。

吴文军中等身材、浓眉大眼，开场白低调谦和，“我就是一个游走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新农民。”

采访前，记者并未想到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以下简称“中农基金”）董事长吴文军是这样一位敦厚、朴实的70后，没有大多数投资人拥有的那种精明气息。

中农基金是由财政部牵头，联合多家金融机构共同发起设立，目前唯一一个“国字号”农业PE，资本金40亿元。在2013年和2014年，中农基金分别实现净利润915.25万元和3883.81万元，增长率十分可观。

吴文军将这一成绩归功于项目筛选机制，“我们投资团队仅40多人，但至今共接触了1000多家企业，最终投资了其中17家企业。虽然十分辛苦，但60选1的大比例筛选，这才能保证优中选优。”

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新农民”

《支点》：您称自己是游走在政府和市场间的新农民，这句话如何解释？

吴文军：我曾在财政部工作18年，2013年受财政部委派，开始筹组由财政部牵头，联合农发行、中国信达、中信集团三家机构发起设立的中农基金。

运作一个涉农基金，自然得把“三农”事情弄清楚。可接触后才发现，农业领域比我长期接触的金融业要复杂得多。

比如种稻，农民不仅要考虑种子基因选择、品种、地域适应性、播种、施肥灌溉、除虫除草、收割储藏和销售等环节，还要考虑大气、土壤、肥料、灌溉用水的安全性问题，以及旱涝灾害、价格波动等风险因素。这比银行业吃存贷款利差、保险业收保费佣金、证券业自营经纪业务要复杂得多。

在农业领域，我还是新人。这个“新”从两个角度理解：角色是新的，知识也要不断更新。毕竟现代农业要学习掌握的新技术、新科技、新方法、新手段很多，仅仅当一个“老农民”是很不够的。

为什么说游走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呢？我受财政部委派负责基金日常管理工作，一方面要及时向政府部门反馈基金情况，在政府与基金间起到沟通纽带的作用；另一个方面，我也要以市场化手段运作基金。

《支点》 ：不少人认为农业投资周期长、回报低，从您两年间的PE实践看，这种观点是否成立？

吴文军：我觉得应该重新认识这种观点。

首先，相比不少行业，农业投资周期并不长，甚至某些细分行业收益周期非常快。比如蔬菜基本在一个季度，粮食基本在1-2个季度，养鸡45天，养猪则175天便能产生收益，这是很多行业所不能及的。

其次，从利润来看，纯粹农业（指养殖和种植）利润率也不低，而某些环节收益率相当高。一些农业上市公司净利率能达到10%甚至20%以上，这种利润率相较于房地产、金融行业都是非常可观的。

尤其在当前实体经济比较低迷的情况下，全球人口依然在增长、几十亿人依然得吃喝，因此农产品需求仍然旺盛。即便有时供过于求，也很快会回到供不应求的轨道，比如“蒜你狠”、“豆你玩”这些农产品一度身价猛涨。

但为什么大家会有农业投资周期长、回报低等观点呢？因为农业企业治理水平较绝大多数行业都要低，财务制度不健全，内部控制力不足。但如果投资机构为企业精心设计商业模式、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农业完全能变为周期短、回报高的行业。

你可以看到，很多企业纷纷把视线移向农业，包括联想、阿里、恒大、绿地等公司，都拿出相当可观的资金投到农业中去。

《支点》：在您看来，目前中国农业所面临最大风险是什么？

吴文军：虽然自然风险确实影响着农业生产，但可以通过水利设施建设，以及区域、产业分散等方式加以回避。而且，偶尔出现的自然灾害，以及区域性自然灾害也阻碍不了农业发展整体趋势。

中国农业发展最大风险并非来自于外部，而是建立在“农业投资周期长、回报低、风险高”等传统观念之上的金融体系。对金融业而言，这种传统观念会错失盈利机会，对整个国家农业安全来说，则可能贻误重大发展机遇。

可以看到的是，农业投资领域一些经典案例基本上是外资主导。尽管外资对中国农业介入还不至于像互联网行业渗透那么深，但我们仍应该有足够的重视，并认真应对。

特色农业是投资方向

《支点》：尽管您对农业投资极具信心，但国内油菜、棉花、大豆这类大宗农产品发展似乎并不乐观。

吴文军：现阶段，大宗农产品发展的确存在问题。

今年4月，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论坛”中，关于“中国应减少对粮食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进口”的言论，便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他提到的粮食，主要指大宗农产品。

在国内每年几千亿元补贴的情况下，我国大宗农产品价格仍高于国际市场。

原因是什么？发达国家农业都是大规模机械化生产，能促进粮食生产标准化种植、降低成本、提高产量，而我国推行大规模机械化生产还有个过程。

因此，站在国家财政角度，减少补贴、鼓励进口绝对划算。这样还能进一步转移农村劳动力，弥补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力短缺。

有人会问，如果发生严重紧张的国际局势，国家粮食安全怎么办？很好办，只要“换草退耕、还湿退耕”，几个月就能长出小麦、水稻了。

另一方面，美国、加拿大土地都有两到三季的休耕机制，而中国没有大面积休耕机制。如减少补贴、加大外购，便能推动部分地区休耕机制的运行。

《支点》：按照这一逻辑，您在选择项目时是否也会避开大宗农产品？

吴文军：在大宗农产品方面，我们不会下大力气，特色农业才是主要投资方向，而且我们会特别关注有“地理标志保护”的特色农产品。

我们投资的吉林金塔集团是东北地区最大的辣椒龙头企业，辣椒品种引自美国，利用荒地、废弃地种植，已基本实现了规模化、机械化耕种。

这家公司将一个小小辣椒玩出了很大规模：初级产品是辣椒粉、辣椒酱等；中级产品是辣红素，这种染料是纯植物制剂，用辣红素生产的口红能达到可食用标准；高级产品是用辣椒皮制作的辣椒晶体，在戒毒领域有广泛应用。

前段时间我去了湖北省襄阳市，当地正在打造“中国有机谷”，其水、土壤、大气、环境很适合生产有机农产品。这种特色农业，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另外，行业选择上也并不限于农林牧副渔，而是大农业概念，只要是农业相关行业就可以。例如，2013年我们投资的雷沃重工便是国内农业装备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

不把手伸太长

《支点》：投资之后，如何对企业进行改造提升？

吴文军：我们在帮助企业规范管理、协助企业建立多元化融资渠道、协助企业完善营销渠道、帮助企业改制上市等各方面都会发挥作用。

譬如，我们投资了安徽龙华竹业有限公司（简称“龙华竹业”），该公司位于安徽省霍山县，是大别山区最大竹制品加工企业。

过去毛竹主要用作建筑脚踏板，附加值价值不高，而我们建议龙华竹业做地板、家具、高端装饰品，逐步摆脱基础农业范畴。

尽管龙华竹业团队都很齐心协力，但如果想要成为上市公司，内部管理尤其是财务方面就得加强，需要招聘一位财务总监。

这可让董事长犯了愁：他本人一年才50万元年薪，但沿海地区的专业财务总监也得100万元年薪，在这偏远山区至少得150万元年薪才请得到。最终结果是我们基金帮忙出100万元，龙华竹业出剩余部分。

《支点》：为何不由中农基金派去财务总监？这样还能对项目进行有效跟踪。

吴文军：我们本身只是小股东，又有国家背景，自己派就难免会干预企业生产经营。在其他项目投资过程中，我们也会尽量支持企业发展，但不会把手伸得太长，让企业能充分自主发展。

《支点》：中国多数的农业企业家还比较保守，不愿意选择股权融资方式，为何会有这种心理？股权投资的持股比例在多少比较合适？

吴文军：不单是农业企业家，大多数中小企业所有者，都对股权融资或多或少地怀有顾虑，最担心的问题是股权融资会使自己股份被稀释，极端情况下还可能造成企业控制权易主。

这些属于观念问题，也有媒体对个别案例过度报道的原因——通过股权融资实现企业发展壮大是普遍现象；没有新闻价值点，反而是企业控制权让渡给投资方的个案，更能吸引读者眼球。

对投资方而言，投资并不是用现金交换企业股权，然后等待收获这么简单。如我之前所说，投资方在促进企业发展方面都会发挥作用，如今的中小企业所有者对股权融资的认识深度和心态的开放程度，也正在慢慢转变。

股权比例方面，产业投资人可能对股权投资比例要求更高，而股权投资持股比例通常不会超过25%。

不可一窝蜂复制

《支点》：省市政府能否复制中农基金模式，建立区域性农业产业基金？

吴文军：目前看来，我并不赞同省市一级发展农业产业基金。

去年4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基金。但这仅仅是指扩大产业基金规模，并非是要增加基金数量。

从过往历史来看，省市一级的农业发展基金运作不太理想。

有个国内一线城市，在2010年便成立15亿元规模的农业产业基金，投了数个项目后资金已用完，恰逢IPO暂停，先前项目难以退出、后续资金难以募集，整个团队便处于无事可做的状态，非常尴尬。

还有个省份成立的农业产业基金，规定80%资金要投本地项目，只有20%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投资，目前也是步履蹒跚。

为什么很难？首先，地方基金规模有限 ；其次，地方人才资源往往不足；最后，地方基金往往会偏重本土项目，但优质农业项目一般十分分散。

而民营PE机制非常灵活，可以就一个项目设立一个合伙公司，募、投、管、退之后，合伙人团队便可随之解散，这种方式机动灵活，成本可控。而体制内的农业产业基金一般形成班子后要再撤掉，要走的程序就非常复杂。

《支点》：刚才您提到IPO暂停对区域性农业产业基金的影响，但未来如果IPO再次收紧，我们是否有应对之策？

吴文军：IPO某种意义上是最“偷懒”的方式，IPO收紧对中小型基金会构成致命影响，但对我们影响有限。

中农基金存续期为15年，投资期比较灵活，退出方面也是如此。我们的退出方式包括协议转让、大股东回购、上市公司接盘等多种形式。（支点杂志2015年1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