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子辰

一

年关已近，塔山公园游人稀少。在“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大石碑下，我们演唱《一无所有》。正唱得落叶纷纷时，我的手机响了，是杨总，叫我马上回去开常委会。吃人饭听人管，虽然烦得浑身长刺，还得像刺猬一样屁颠屁颠往回赶。杨总平时好说话，但如果不参加常委会，他就会用一百个成语叨得你像孙悟空被唐僧念紧箍咒。

公交车来了，人群无厘头地慌乱起来，上车的像被人追杀，下车的如漏网之鱼。我比较淡定，因为，我一无所有。我放松地望着窗外，五光十色的广告词梦一样刷刷刷飞过，说着梦话。

其实我读书是读得不错的，就是运气不好，高考没上线。这事我想得开，不算什么坏事嘛，少晃荡几年，家里少几万元债务，何乐不为？先打工吧。就算读完了书，没有官爹富爹可拼，还不照样打工？

一到这城市，我就觉得自己像一只苍蝇飞进透明的玻璃瓶，看着前途一片光明，却不知道出路在哪里。老爹在老家县城已经打工二十多年，如今乱发如秋草还在卖苦力。我和老爹不同，除了干活，还憋着梦想。中学时赶时髦喜欢上了吉他，现在我就是抱着吉他做梦的。周末如果不加班我就赶到塔山公园，参加“流浪者”操练。塔山公园是烈士陵园，烈士的英灵不像某些城里人狗眼看人低，他们安静又宽容，“流浪者”在这里放得开。我们的回报是每次都唱一首红歌，希望他们能够枕着歌声露出甜美的微笑。

“流浪者”是乐队组合，四个打工仔组成，我是吉他手兼伴唱。有时我们到地下通道演唱练胆，如果围观者以为我们是卖唱的，扔下一些钱，我们也会成全他们的慈悲心。演唱结束后，这些善款就会变成一杯一杯的啤酒，友善地滋润着我们因嘶吼而干涩的咽喉。滋润过后就散伙回家，第二天还得干活哩。每一次手指在琴弦上抓挠、敲打时，我都憋着一口气，幻想着有一天变成金庸笔下的武林高手，一拨琴弦就能发出巨大冲击波，震碎“玻璃瓶”，让我看到真正的出路。

回常委会会议室我乘九路车。记得刚来打工时有一次在这路车上，发现一个女孩没来由地打量我，眼神轻慢，随着她的目光我看见扶手上自己粗糙的手背，指甲缝隐隐的黑垢，连忙把手缩进裤袋。不料恰好到站刹车，向前冲了半步才稳住。女孩笑了，笑声像细细的鞭子，抽得我矮了几寸。下车时狠狠剜她一眼：伪造的棕红发，没心没肺的那种漂亮。我当机立断将她命名为“红毛”。她的扮相和放肆的笑，向我宣告她是这个城市的主人，我是客人，不，是仆人！

那天在回家路上，我买了一管护手霜。护手霜抹不净手上的粗糙，红毛的笑声却像带刺的玫瑰种在了我的心里。此后，在九路车上我经常看到她，希望看到她，看到时又发怵，就尽量离她远些。有时没上班，衣着干净还提着吉他盒，就敢靠她近些。甚至希望她能问一句：哎，你会弹吉他？

杨总叫我顺路叫上七喜，我知道这家伙在哪里。彩票中心中奖号码排列图前，七喜看着图表正在发痴，像盯着美女的色鬼。

七喜是彩票迷，差不多每天都买。幸好没有走火入魔，一次只买一张两元钱。他的口号是：“两块钱的投入，五百万的希望！”也中过奖，二元的，好几次。我笑说这是诱饵奖。

往回走时，我问七喜：“这个月用什么数字？”

“用周杰伦、林志玲、周迅的生日，这个月再不中奖，下个月用各种报警电话号码试试。”

七喜有点憨，自认为很聪明的那种憨。一年到头，他总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我几百次，你看，又请教了：“哎，兄弟，万一我中了五百万，你说该怎么花？”但他自有答案，并不需要我回答：“在城里买一套房，把我妈接来。杨家班的兄弟们，每人十万，剩下的……对了，还要找老婆，这要花一大笔……”

我打断他的梦呓：“哎，杨总今天开常委会又有什么事？”

第一次参加常委会，我感觉很异样，就像突然拥有了月亮。后来月亮变成了月饼，很可怜的一小块。现在，这月饼已经冷硬如石，我已心生厌烦。

“还不是老问题？开会有屁用！”七喜说。

回到出租屋时，大伙都齐了。四旺叔还在看没完没了的韩剧，看得很投入，眼眶潮潮的。杨总叫：“四旺关电视，开会了！真弄不懂这婆婆妈妈的电视剧有什么好看的，都走火入魔了。”

杨总叫杨六福，是我们的头，打工十多年泥里来水里去，一身泥水功夫了得，后来修炼成了小包工头，我们几个乡党跟着他混，他就混成了“杨总”，领衔杨家班。

杨家班全伙如下：杨六福、杨大寿、杨四旺、杨七喜和我，我叫杨九龙。我们都来自几百公里外的杨仁庄，都沾亲带故。不知为何村里人起名爱用数字，以至辈分一锅粥。也有好处，就是喝酒猜拳时显出方便，用上酒友名字就行。在杨家班，杨总独占两个酒令，体现了身份的不同。

杨家班驻地叫马站，据说古时是驻客歇马的客栈，现在是传说中的城中村。杨家班在此合租一套三居室民房，小客厅就是常委会会议室，许多重大决议，在此产生。客厅里有台欠揍的旧电视，图像朦胧时甩它几巴掌就清晰些。我们看最多的是本地新闻。也不白看，看到先进经验就学。有一天在看新闻时，杨大寿突然提议借鉴“常委会”制度：杨家班所有决策，都得通过常委会研究，同时做出决议才算数。此言一出，满堂发呆，然后满堂乱笑，笑得鼻涕口水乱飞。

杨家班里杨大寿年纪最大，他原是村里的代课老师，杨家班的人都当过他的学生。从满头青丝代课到两鬓花白，从满怀激情代课到心灰意冷，最后被政策一刀切回家，把他家的经济命脉也切断。年近半百，百无一用，只好跟着堂弟杨总出来混。在杨家班，我们都叫他杨老师。

提议建立常委会制度时杨老师表情庄严肃穆，如议军国大事。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昏了头的自大，还是无可救药的自卑。也许，他是想嘲笑官场的游戏规则？也许是自嘲？看他志在必得的认真样子，我其实很想流泪。

杨老师的提议全票通过，这是肯定的。私底下我们对杨老师既尊敬又同情，只要杨老师高兴，我们干活又不少工钱，长委会短委会随他去吧。

此后，杨家班的“我们商量商量”变成了“常委会”，满身泥水的我们摇身一变成了“常委”。而且每次开会，杨老师坚持要做“纪要”，由他亲自写，还编了号，并要求常委们签名。他认为，程序规范是民主公正的底线，他不希望社会的无德无理、无法无天出现在杨家班。对于他的固执，我们嘻嘻哈哈无所谓，到签名时却突然有了感觉：这个世界，这个国家，这个城市，从来没有什么决定需要我们签字认可的呀，哪怕和我们生存攸关的事！我不签名，决议就不能通过，这就是权力！权力让人上瘾啊！所以，常委们每次在纪要上签字时，都认真。哪怕字写得像狗爬，那也得像尽职尽责的狗。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