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华 李金凤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这个政策主张最早是在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而在2010年4月温家宝总理称要“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 ‘橄榄型’ 分配格局”，接着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将“继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那么，这十多年间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扩大的情况如何？有什么因素在影响和限制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呢？我国政府目前应该采取什么对策来促进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呢？本文主要围绕这3个问题进行分析。

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情况

从十六大以来，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情况究竟怎样呢？中等收入者比重有人口比重和收入比重两种，一般情况下两种比重应该是趋势相同，当然也有可能在扩大或缩小时的速率不同或扩大或缩小的方向不同，因此也可以两种比重都予以考察。

（一）我国中等收入者人口比重

关于中等收入者人口比重的测算方法，有中位数划分法、五等分法、拟合收入分布法和恩格尔系数法等不同方法，因为我国全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数据较为粗略，所以使用拟合收入分布法相对更为科学一些，具体情况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第一，无论是城镇、农村还是全国的中等收入者人口比重均呈现扩大的趋势。第二，中等收入者主要聚集在我国城镇地区，农村地区中等收入者比重较小，这一点应该是来源于我国城乡差距过大。第三，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扩大速度虽然较快，但是总体来说比重较小，离我国想要形成的橄榄型分配模式所要求的中等收入者比重相差甚远，故在将来的经济发展中我国需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二）我国中等收入者收入比重

因为我国各类统计年鉴上没有中等收入者收入比重的相关数据，所以我国中等收入者收入比重不可直接得到，此处只能用中等收入系数看一下趋势。中等收入系数法即把五分法或七分法中的中间三组的收入份额之和与整体收入份额之比得到中收系数，以此从一个侧面反映中等收入者比重现状。中等收入系数愈高，说明收入愈向中间集中，居民的收入差异较小，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愈大。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等收入系数不等于中等收入者的实际比重，因为中等收入系数的包含人群固定为总人口的60%，大于上文中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中等收入系数的具体情况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2002-2012年城镇居民的中等收入系数呈现短暂的下降之后改变为缓慢的上升，波动范围不超过2.28%，说明在此期间城镇居民的中等收入系数并没有太明显的扩大趋势。同时，在此期间的农村居民和全国居民的中等收入系数也呈现短暂的下降之后改变为缓慢的上升，并且这两者的波动范围与城镇居民相近，分别为2.36%和2.32%。

结合上面的分析，根据我国的发展阶段和国际发展经验，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我国中等收入者人口比重的数据还是从中等收入系数的数据来看，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都应该予以扩大。那么，是什么因素在影响和限制着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呢？

影响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扩大的主要因素

影响和限制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扩大的因素有很多，而主要因素有以下三点：

（一）所有制结构的变迁

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了较大的变迁，从最初的公有制经济占100%下降到2009年的26.74%。1993～2009年间我国的所有制结构由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为补充向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为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演变。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党的十五大的召开，实现了在所有制问题上的重大理论突破，非公有制经济从补充的地位上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公有制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大力发展。在此期间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从46.95% 下降为26.74%，集体经济所占比重从34.02%下降为1.5%，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从80.97%下降为28.24%，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从19.03%上升为71.76%。（数据来源于李亚平、雷勇：《建国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演变及效率研究》，《经济纵横》2012年第3期第55页。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所有制结构中的比重均为工业的数据，如国有经济所占比重是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与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值，不涉及其他产业。）1993～2009年我国居民间收入差距基本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并且在2006年基尼系数数值达到最高点0.496。很显然，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过大，应加以调节。具体情况看图1。

表1 2000-2011年我国城乡和全国中等收入者人口比重的变化

表2 2002-2012年我国城乡和全国中等收入系数

从图1中可以看出，1993-2009年我国的公有制经济比重持续下降，而基尼系数持续上升，二者的趋势完全相反。

我国所有制结构和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不仅仅是数据上的趋势相反。从经济学原理来说，首先所有制结构可以通过分配方式和资本回报率两个因素对收入分配状况发挥作用。在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中，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生产力水平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收入分配关系，收入分配关系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和收入分配关系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在现实经济中，一方面，我国初次分配领域的原则性问题是劳动与资本的问题，资本侵蚀劳动的本质原因在于我国的公有制主体地位逐渐受到削弱，分配方式逐渐转向按要素分配，私人产权相对扩大，资本的收入份额随之扩大，劳动的收入份额则被挤压，资本利润侵蚀劳动报酬，从而拉大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在我国高投资、高增长和强资本弱劳动的经济形势下，资本在资本有机构成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资本回报率逐渐上升，导致利润收入更高，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其次，在一般情况下，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动会促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动，产业结构的变动又推动就业结构发生变动，就业结构的变化促使居民收入来源多元化，从而扩大了居民间收入差距。

而我国的收入差距大严重制约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因为收入差距大不仅仅是基尼系数数值增大的问题，而是在我国的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中高收入者的比重越来越大，低收入者的比重也很大，呈现一种收入分配向两级发展的趋势，即一般的民众要么进入低收入者队伍中，要么上升为高收入者，很少进入中等收入者的队伍，所以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张较为困难。故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经济比重越小，将会使收入差距向扩大的方向发展，而因为我国收入分配向两级发展的趋势，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张就显得极为困难，这可能也是这么多年来伴随着工业化和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较为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中日两国同是人口大国，同为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同样经历过较长时间的高速经济增长而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日本形成了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结构；而中国到目前中产阶层只占人口总数的19%左右，远低于1975年日本工业化后期的77%。（罗丽娟，方栓喜：《中日经济高速增长期的中产阶层规模差距比较分析》，《亚太经济》2012年第3 期第82页。）

图1 1993-2009年我国的公有制经济比重和基尼系数

表3 1995-2012年我国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劳动生产率

（二）我国的“低价工业化”增长机制

我国居民的收入来源中工资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城镇居民，如在2012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达到70.57%。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工资制度几经变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工资制度从供给制到工资分制度，然后在1956年的工资改革中工资制度从工资分制度改革为等级货币工资制度，在1985年的工资改革中工资制度从等级工资制度改革为结构工资制度，在1993年的工资改革中工资制度从结构工资制度改革为弹性劳动工资制度。而在这些工资制度的背后，我国政府有一个“低价工业化”增长机制，这个增长机制决定了我国居民的工资长期以来以低工资为主要特点，也对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形成了较大的阻碍力量。

“低价工业化”增长机制是指我国政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人为压低生产要素投入价格，激励企业加速完成原始积累，最终以生产要素的“低价”促进工业化。政府人为压低劳动者、土地、资源等要素价格，最终导致在初次分配领域里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劳动者与资本所得者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所以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特别艰难。

（三）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下降

产业结构对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从产业结构来看，一个以中等收入者为主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50%的社会。按照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米尔斯（1987）的理论，中等收入者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只有当第三产业分化出来，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产生大量的新中等收入者——白领，会使一个国家的中等收入者快速发育并占据社会的主流。因此,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就必须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使大多数社会成员成为职业身份上的中等收入者,从根本上改变“金字塔型”的职业结构。我国1995-2012年我国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劳动生产率的具体情况见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1995-2012年我国的产业结构整体是朝向更高的级别调整的，但是调整速度较为缓慢，年均增长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在此期间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二产业劳动生产率面临大幅下降，年均下降3.2%。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只是表象，实质上是极为低质量的升级，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下降，而不是升级。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意味着单位产出能力的下降，单位产出能力的下降又意味着劳动报酬的下降，这对于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不得不说是一个较大的阻碍力量。

另外，全球化对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也具有阻碍作用。全球化在降低政府垄断资源的同时，也弱化了政府的再分配能力。在全球化浪潮中，政府控制资源逐渐减少，政府补偿低收入者和改善低收入者境遇的能力也随之降低，这使得低收入者通过获得政府资助对自己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可能性大大减小，从而降低了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者队伍的可能性，这对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同时，全球化浪潮增强了人们工作中的不确定性，使一部分人成为高收入者，另一部分人沦为低收入者，从而收入分配易于向两极分化的方向发展，导致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空间较小。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意义及政策性建议

在现阶段，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四个重大意义

1.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意味着将有一部分低收入者获得更高的收入从而进入中等收入者队伍中，或许同时也有一部分高收入者因为种种原因降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者队伍中，那么这样一来，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是有利的，同时也有利于在我国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

2.有利于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3个国家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前苏联、东欧一些国家都掉入陷阱。而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其成功模式对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可能不合适。日、韩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前均进行了各种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缩小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别。这些改革不仅抑制高收入群体的膨胀，而且使低收入群体中的一部分人进入中收入群体，从而使中等收入者比重在改革后大幅提高，这也是两国能够成功跨越陷阱的原因之一。故我国如果能够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进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将有利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3.有利于扩大内需和解决部分的产能过剩问题。从总需求的角度来看，中等收入者有能力消费彩电、汽车、空调、电脑等消费品，形成了强大的耐用消费品市场，扩大了内需。内需的扩大，将会解决部分产能过剩问题，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4.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基础。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不仅有利于中等收入者对于自身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而且有利于中等收入者对下一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些为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据有关经济学者研究，与低收入者相比，中等收入者在人力资本投资上最大的特点是在了解人力资本的高回报率之后对下一代投入尽可能多的投资，以期下一代能有更好的收入和生活。

（二）在进行上述分析之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政策性建议

1.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加大国家财政在转移支付上的支出。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家对于再分配的能力已然被弱化，假若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再进一步降低，将使再分配能力更进一步弱化，所以应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加大国家财政在转移支付上的支出，以利于低收入者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增大他们进入中等收入者队伍的可能性。

2.摒弃“低价工业化”增长机制，大幅提高低中等收入者工资水平。在目前这个阶段，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企业已获得一定积累，如果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实行“低价工业化”增长机制，必将使消费不足和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故需要摒弃该增长机制，劳动力的工资应在政府宏观调控下由市场定价，因为如果单纯由市场定价，很难保证资本不侵蚀劳动报酬，目前我国的绝大部分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仍然较低，应该逐步大幅提高，获得应得的报酬。

3.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应敦促企业方加强对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我国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从2000年以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这对于劳动力报酬的提高形成了一个阻力，自然也不利于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

当然，除此之外，其他学者提出的增加教育投入、在税收方面特意针对中等收入者进行减免、在住房方面针对中等收入者进行优惠以帮助中等收入者获取住房等等建议无疑也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合适的措施，因已有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总之，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应该是接下来十至二十年内政府着重发展的一个方向。如果中等收入者比重扩大的速度较快，那么可以减少我国经济的波动性，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这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件很重要的事。

参考资料

1.李伟，王少国.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中等收入者比重变化的影响[J].统计研究，2014（3）：76-82.

2.李亚平，雷勇.建国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演变及效率研究[J].经济纵横，2012（3）：54-59.

3.乔俊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公共政策因应：韩国做法及启示[J].改革，2011（8）：8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