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剑明/文

史林散叶 (七十七)

■俞剑明/文

宋太祖胸襟宽广

历史上的那些帝王，不见得个个心地龌龊、心胸狭隘，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即便从一些小事上，也足以显示出其胸襟的宽广。

赵匡胤是从后周得来的天下，立国之初，也有诸多不安定的因素，即人心还没有完全统一和认可他的正统地位。一般的皇帝，此时大多会采取紧张戒严的治理模式，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赵匡胤不，他反而很是放松。

一次宴会上，有个前朝后周的旧官员、翰林学士王著喝酒过头了，大声喧哗，骂骂咧咧，甚至直接讽刺赵匡胤。左右很紧张，看皇帝如何处理。赵匡胤让人把他扶出去休息，这个王著犯了牛脾气，双手死死地抱住柱子不肯出去，还嚎啕大哭起来，场面很不雅观。第二天有人给赵匡胤奏道：王著他是借酒装疯，分明是思念前朝世宗，给陛下难堪，应当治罪！赵匡胤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什么思念思宗！他无非喝多了嘛，不许胡乱联想。再说了，即便思念世宗，又怎么了？作为一个书生，思念思念旧主也不可以？”

赵匡胤去世前，给他的子孙立下三条规矩：一、不杀后周皇帝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及上书提意见的人；三、以上两条必须严格遵守。

赵匡胤的后代如宋仁宗，也是个有大胸襟的君主。有一回某官员奏称，自己手下一个小兵的胳膊上长了一个龙状的东西，这在当时是犯了大忌的。官员将这个小兵抓了起来，听候皇帝的处理。宋仁宗闻奏说：“这算什么罪啊！人家身上长了个东西也犯法？赶快将他放了吧！”

历来科举，解决了出身寒门的读书人的上进通道，也使朝廷有纳新的机制，让天下的人才有了念想和希望。但能成功考取功名的毕竟只是少数，没考取的人，难免愤愤不平，这也是人之常情。有一次，成都府接到一个读书人献的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这分明是一首煽动造反、鼓动分裂的诗！这还了得？知府将这个人抓了，汇报给朝廷。宋仁宗远在千里之外的深宫，看了奏折，轻淡地批复道：这无非是不得志的老秀才发了几句牢骚而已，你们何必如此紧张，更别治他的罪。看看有没有司户参军之类的位子，给他安顿一下，让他有口饭吃，人家也不容易。

王道本乎人情，不通人情者，必然自私偏狭，其胸襟必然不宽广，虽为帝王，强权在握，刀剑横列，手段狠戾，也不会长久。《中庸》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

唐太宗气度非凡

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生可以说是风度翩翩，魅力四射。别说朝野上下、诸国藩王，就连不少亚洲、欧洲、拉美等地的国君也成了他的“粉丝”，对其言听计从。唐太宗之所以有风度，是因为他具有一种非凡的气度。

首先是敢重用对手。魏征曾是李建成的重要幕僚，也是李世民登基路上的最大绊脚石。他早就看出李世民是一位不简单的人，多次劝说李建成杀掉李世民，并为此出谋划策。玄武门政变后，魏征沦为阶下囚。李世民敬重魏征的才华，不仅没杀掉他，反而力排众议，任命他为谏议大夫。李世民甚至把魏征比作自己的“镜子”，魏征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为大唐皇朝作出了杰出贡献。

第二是厚待功臣。“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然而，唐太宗不仅没有诛杀功臣，而且论功行赏，厚待功臣。尉迟敬德是唐太宗身边的一员猛将，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多次救过唐太宗的命。唐太宗登基后，赐封他为吴国公、右武侯大将军。他自恃劳苦功高，谁都不放在眼里。一次，唐太宗举行宴会，因有人坐在他的上首，便勃然大怒，大打出手，宴席不欢而散。即便如此，唐太宗也没对尉迟敬德兴师问罪，而是耐心细致地做他的思想工作。这让尉迟敬德佩服得五体投地，自此再也不敢居功自傲了。据史书记载，除了张亮、侯君集因谋反被杀外，其余24位功臣都得以善终。

第三是善待生命。唐太宗非常重视国家法治建设，他自己带头遵守法律，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但是对于死刑犯，他却是慎之又慎。他曾告诫刑部大臣：“人死了就不能复生，执法一定要宽大简约。”在他的努力下，贞观年间，犯法的人很少，被判死刑的更是少之又少。贞观三年（629年），被判处死刑的只有29人。不仅如此，唐太宗还让这29名死刑犯回家过年，与家人团聚。有人担心这些死刑犯会乘机逃跑。可是，让人惊讶的是过了大年，这些死刑犯全部都回到监狱伏法，无一人逃跑，因为他们心中早已对唐太宗感激还来不及，哪里还有逃跑的念头！

第四是海纳百川。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称雄世界的朝代之一。唐太宗对外开放，欢迎外国人来中国投资。那时候，不少西方国家的人都以能够侨居中国为荣，许多青年争着来中国留学。据史书记载，当年长安城聚集了世界各国人才，文化科技异常繁荣。不仅如此，中国各地都有外国侨民。贞观二年（628年），仅广州城内就有外国侨民20多万人。与此同时，唐朝的文化也被这些外国人带回自己的国家。如今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和日本的和服，就是唐太宗非凡气度的最好见证。

有气度，才能有风度；有风度，才能有高度。皇帝如此，官员如此，高管如此，普通百姓也是如此。

李藩的宰相风度

唐贞元十六年（800年），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病危。濠州刺史杜兼闻讯立刻赶了过来。他倒不是和张建封有多深的交情，而是看中了他的位子。在唐朝末期，藩镇的节度使之职多是谁抢到手就是谁的，然后形式上再要朝廷给个任命罢了。正当他假惺惺地抹着眼泪时，有个人一把拉住了他，他吓了一跳，定睛一看，是张建封手下的从事李藩。

只见李藩面色严肃，厉声说道：“张仆射的病情到了如此地步，你应当留在濠州，以防意外，现在你却丢开州城，来到这里，你打算干什么呢？”杜兼被人点中了心事，一句话没敢说就回去了。

杜兼这个人，生性狡黠阴险，被李藩半路上打扰了美梦，越想越不是滋味，于是给皇帝写了个奏折，意思说李藩乘张建封病危之际散布谣言，动摇军心。果然，唐德宗闻报大怒，马上暗中给淮南节度使杜佑下了一道诏书，命他杀掉李藩。

杜佑接到诏书，很是不忍，因为他素来器重李藩，特别欣赏他的风度。李藩出身于官宦之家，年轻时就恬淡文雅，喜欢读书，注重修身。父亲死时，给他留下了丰厚的家底，但他常拿钱财资助别人，没几年自己也成了穷光蛋。到四十多岁还没有出仕做官，妻子儿女都埋怨他，他却泰然自若。

犹豫了十多天后，杜佑把李藩请来，说道：“你遇到事情最好不要恐慌。”说完，悄悄给他看了皇帝的诏书。

李藩看罢诏书，神情颜色一点也没改变，他从容地说：“这是真正对我的报应啊。”

杜佑暗暗称赞李藩的气度，嘱咐说：“你小心别说出去，我已密奏陈述此事，用我一家百口来担保你。”

虽然有杜佑的担保，德宗皇帝仍不放心，下令传召李藩来长安。当他看到李藩安闲优雅的神态时，一下子就服了，说：“这怎么会是作恶的人呢？”不仅没有处罚他，还把他留在身边当了秘书郎。

成了皇帝身边的人，李藩并无一点得意之色，一如既往地按自己的准则办事，即使皇帝做错了事，他也敢纠正。

当时河东节度使王锷花费数千万钱贿赂权贵宠臣，请求兼任宰相，享受个宰相的虚名，面子上好看而已。

有一天，李藩与中书舍人权德舆在中书省值班，突然接到皇帝的密旨，上面写道：“王锷可以兼任宰相，立即草拟诏书报来。”李藩早就知道王锷买官的事，他提起笔来，在诏书上涂掉了“兼任宰相”等字，上奏意见写道：“不可。”

权德舆一见，大惊失色，连忙说：“纵然认为不可，也应另外写奏章，怎能用笔涂改诏书呢？”

李藩说：“事出紧急，一旦敕书发出，就不能收回了。太阳快落山了，我们哪有足够的时间反对它呢？”由于李藩的反对，王锷的宰相梦成了一枕黄粱。

唐宪宗元和年间，李藩被任命为宰相，此事出于历史上著名宰相裴垍的大力举荐，理由是李藩“有宰相的风度”。李藩因此登上了政治生涯的顶峰。

因为风度翩翩而应祸得福，李藩似乎太幸运了，其实未必尽然。风度是一种内心的平和，是一种对品格的坚守，也是一种能令人温暖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