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璐

(广西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4)

一、引言

尽管我国资本账户开放进程是渐进保守的，但由于我国综合实力迅速上升，各国纷纷看好中国市场，并且人民币长期处于升值通道，国外资金借由各种渠道流入中国，且规模和流速不断增加，这给我国的统计工作增加了难度。我国银行业占金融体系主导地位，银行稳定关乎经济和社会稳定，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因此，充分梳理国际资本流动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作用机理，能够为我国对外开放战略设计提供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研究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银行系统稳定性影响的学者逐渐增多，文献较丰富。多数文献认为，资本流动会给我国银行体系带来冲击。董青马(2008)运用多个模型进行分析，得出重要结论:在原本较封闭的国家实行金融开放，将使银行系统性风险升高;国际资本流动的突然逆转是一国金融冲击的重要扰动源;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低的国家，进行治理的作用并不十分有效。宫艳(2007)认为，国际短期资本属高风险资本，其流向的逆转以及规模的巨变，会使一国银行体系承受极大的考验，应学会识别和防范这类冲击。郑基超(2010)借鉴前人在资本流动危机预警指标体系的成果，尝试建立我国特有的国际资本流动危机预警体系，并在该体系发出危机预警信号时，提供相应的防范管理措施。王桂梅等(2005)认为在强制结售汇背景下，我国基础货币投放被动增加，信贷规模在此基础上倍数扩大，可能会使银行系统的道德风险上升，坏账率上升。陈锋(2008)认为外部输入导致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过剩，指出要采取强有力的政策缓解流动性过剩的压力。但也有一些文献认为，资本流动并不一定给银行体系带来负面影响。王跃生、潘素昆(2006)发现FDI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和金融稳定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许长新等(2007)通过实证得出结论，认为国际资本流动对银行体系的影响不显著，应从其他方面探寻银行系统稳定性的冲击源。张桂霞(2007)运用1986至2003年间的样本进行实证，得出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银行业稳定性并未造成过显著的冲击，与其他国家的样本结论相反，原因主要是我国特殊的制度问题。张方方等(2009)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样本期内国际短期资本流入给我国带来了有力的影响，通过提高银行业整体的流动性水平，显著的降低了其发生流动性风险的可能，这个结论与样本期间我国需要外资、大力吸引外资和我国人民币处于缓慢的升值通道的大背景是密切相关的。

纵观已有文献，可以发现，样本期的不同、研究方法的不同都会导致结论的差异，但这些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它们继往开来，我们可以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添砖加瓦，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二、国际资本流动影响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作用机理

国际资本流动对银行体系稳定的冲击可以简单分为直接冲击和间接冲击。前者具体是指，在制度的限制下，国际资本进出将直接影响我国银行业的存款、贷款规模，使其出现异动，从而冲击银行业的稳定性。后者具体是指，国际资本进出我国的时间长短、进入的行业以及比例等因素，都会给我国宏观调控、行业发展、企业发展造成难以测度的影响，从实体经济扰动出发，进而传导到金融体系，尤其对银行体系稳定性造成间接影响。

(一)国际资本流动和银行体系稳定性的概念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一国居民与非居民发生债权债务或所有权交易时所形成的跨境资本流动，其中“资本”既可以是货币形态的，如外汇、黄金、借款、股权等，也可以是非货币的，比如技术、设备、劳动力、知识产权等。

银行体系稳定性作为衡量一国金融体系稳定性的重要指标，尚无统一定义。结合已有文献，本文认为，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即:在现有国内外环境下，银行体系自体循环能力较好，银行体系的三性: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长期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并且竞争环境健康，创新能力较强，有灵活的机制和一定的实力应对外部冲击，即使遭遇突发事件，仍能满足正常资金需求，维护社会信心。

(二)国际资本流动对银行业稳定性的直接冲击

1.银行贷款形式

国际资本流动造成的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变化会对其稳定性产生冲击。第一，信用风险将增加。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通常具有主体单一、层次较少的特点，当其开放后，将吸引大量国际资本，这些资本无论是进入实体或虚拟经济，大部分终究将流经银行体系，因此增加了银行的资产扩张空间。如果短时间内银行的可贷资金大量增加，逆向选择发生的概率也就大大增加，从而新增贷款质量有可能下降。第二，道德风险将增加。在现行绩效考核制度下，可贷资金的大量增加，很可能会促使员工为了追求业绩放松底线，放贷给不合格的主体。最后，当国际资本大规模退出时，银行资产将出现收缩。国际资本的退出直接减少基础货币，透过乘数效应，信贷规模将大幅收缩，尤其是期限错配的普遍存在，万一存贷比把握不当，流动性很可能将面临断层，引发信用危机，导致社会投资骤降，若政府不出面，则将面临经济衰退。更可怕的是，资本流动频繁转向可能使从前被封闭市场保护的银行体系疲于应战，全面爆发银行危机。

2.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形式

主流观点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最有利的外资形式是FDI，其次是外国贷款。因为FDI往往专注实体经济领域，表现为设备、技术、基础设施、知识产权等非货币投资，其投资周期长、撤出缓慢，其变动少对金融体系构成负面影响。但存在极端情况。第一，投资环境恶劣时，FDI资本同样会想办法撤离，尽管单个FDI撤出的周期较长，但如果大部分FDI资本同时撤出，当期数量也很惊人;在中外合资情况下，外资撤出时，项目通常会出现烂尾，这意味着中方投资部分的贷款面临着回收的风险;这都会动摇银行系统的稳定。第二，国际游资可能会悄悄借由包括FDI在内的各种通道进入，短期利益兑现后迅速逃出，十分难以监测和控制，也会给银行体系带来挑战。

当外国资本以债券投资、股票投资的形式流入我国时，与上述分析相同，本币贷款以及供给量将随之增加。与FDI相比，证券投资和外国银行贷款等间接投资，更容易出于套利或汇率升值预期等投机因素进入，一旦遇到金融危机等突发事件，这些资本会迅速抽逃，加剧金融波动，从而对银行体系产生影响。

(三)国际资本流动对银行业稳定性的间接冲击

1.影响宏观经济，冲击产业结构

国际资本的进入撤退，可能会使缺乏应对经验的发展中国家承受经济的过度波动。如果没有过硬的监控体系，完善的制度，资本的频繁流动将干扰宏观经济运行，一个有明显漏洞的开放市场最容易招致国际游资的攻击。另外，当国内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时，来自外国投机者的金融攻击也可能会加剧该国宏观经济动荡，引发金融危机，使该国银行体系受到冲击。

国际直接投资也会通过影响一国产业发展规模和结构间接冲击银行稳定性，这可能是由于不合理的产能、技术的迭代和本国行业竞争力的缺失等因素造成的。例如，以国际资本为纽带，两端的国家进行产业的合作。若产业技术、实力输出国出现自身产业升级困难或者其国内宏观经济状况转入不景气，将影响产业输入国的发展步伐;反过来，产业输入国如果遭遇经济萧条，也会影响纽带那端的输出国的发展大计。这些障碍，往往就是影响项目成本回收、银行贷款回收的拦路石。随着产业细分、产业间关系的紧密，一个产业发展的受阻也会影响其上下游产业的发展。这是对银行业稳定性的间接冲击。

2.干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效果

在非完全浮动汇率制度的背景下，国际资本流动给我国宏观调控带来的干扰主要有三:第一，弱化政策独立性;第二，加大宏观调控难度;第三，影响政策效果有效性。例如，我国正在实行紧缩性政策以平抑物价时，外国投机资本追随利差大量进入，将使得外汇占款被动升高，这就抵消了之前的政策预期的效果，降低政策的独立性。并且，内外部均衡目标往往不一致，在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目标中，往往“顾此失彼”，极大的考验当局的调控水平。另外，即使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国际资本流动因素，这也是一大难点，因为国际资本进入的合法非法渠道非常多，对其量和速的监管都具有相当大难度，间接降低了宏观调控可预见性。

3.金融监管往往落后于现实需要

我国的金融监管弱势体现在三个方面:既有水平落后、难以紧跟金融创新、国际监管困难。我国现有的一套金融业的监管体系在运行中已出现许多问题，如条例执行力度差、设计不完善、职权不明晰、行业自律性差等等，且多为行政性管理，在风险管理上欠缺经验。另外，为节省交易成本、绕开管制，金融业的创新生生不息，相当部分的国际资本借由各种创新流进流出，这无疑加大了当局的监管难度。最后，国际监管涉及到更高层次的政府间协商，在实际操作中，我国往往很难及时监测到外国机构的母国业务和我国机构的海外业务。

三、政策建议

(一)充分完善与运用存款保险制度

许多国家均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以维护金融稳定。其突出作用有:其一，保护数量众多的中小存款人的利益，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广大存款人生活受到危机过度伤害。其二，具有屏障作用，一定程度上将单个银行破产的风险限定，防止信心危机的传染，也防止同业风险波及整个银行体系。其三，促使银行业通过提高核心竞争力来营利。其四，使银行改变对风险的行为，在政府隐性担保的前提下，银行一味的追求利润，存款保险制度使得银行自发的将利润与风险平衡，从根本上改善了整个银行体系的风险水平。

(二)提高银行信贷管理水平以规避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资本将频繁、大规模进出，其方向和时点难以预见，这就要求我国银行具有国际水平的风险防范意识和技能，尤其是提升银行资产负债表管理的水平。应对冲击，管理好银行各项资产和负债之间的比率、期限的匹配、风险的控制是关键。首先，加强事前风险防范是必要的，应当在经营状况良好时，通过牺牲一定的利润增速加大提取拨备，以提高信贷风险的管理水平。这样，当逆向选择程度上升导致的不良率升高时，由于拨备充足，银行仍然能够大体维持健康的运营。其次，在资产管理方面重点加强贷前、贷中、贷后风险控制，重点防范道德风险，还要注意把握存贷比，不能盲目的进行资产扩张。

(三)银行业退出机制应尽快落实

优胜劣汰是市场法则，如果缺乏退出机制，就无法实现“劣汰”，这将助涨银行业对政府的依赖，为此，我国应当建立可操作的银行业市场退出机制。一些日常的处罚，力度比较有限，使业内的银行常有侥幸心理，使道德风险升高。该机制的建立，与利率市场化乃至金融市场化的改革是并行的，能够真正激励银行实现自负盈亏，能够促使银行真正找到风险平衡点，淘汰冗余资源，长期来看降低了系统性风险，减轻了政府、监管部门的负担。但该退出机制的实施需要许多配套条件，如风险预警、退出补偿、其他市场主体的心理成熟程度等等，需要进行系统的规划。

(四)减弱资本流动诱因的同时加强监管

中国最具吸引力的是高利率和汇率升值预期，在利率完全市场化、汇率完全浮动、资本项目完全开放之前，这些诱因仍将存在，要消除它们，只能尽量创造成熟的条件、选择合适的步伐，不可操之过急。所以资本管制在这期间就显现出了必要性，应当从准入管理、准出管理和在国内运作的监管三个环节进行把控。

随着资本项目逐渐放开以及外资银行的进入，为提高竞争力，为了充分利用手中的外资，我国银行业在各项产品、业务上积极创新，不断涉猎新市场，不断进行创新合作，这些创新往往领先于监管制度、监管理念的创新。监管的缺失，使银行无章可循，可能由于盲目的竞争使自身游离在风险的边缘。在各种退出机制、补偿机制尚未实现前，监管的缺位是危险的，缺位的时间越长，埋下的隐患越大。因此，监管部门应高度重视银行业的创新，及时摸清其风险特点及控制手段，避免银行业出现无视风险的竞争创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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