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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乐妓对明清燕赵小曲的影响

2014-12-31胡小满

人民音乐 2014年7期
关键词:小曲燕赵艺术

胡小满

小曲是我国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歌形式,以多彩的艺术表现在社会生活中颇具影响。从发生学看,小曲同其他民歌由来一样,被视为“劳动人民集体加工创作”的结晶。然细窥之,乐妓是其中一个不容小觑的群体,她们中的许多人凭借资性明慧、能歌善舞,在“职业化”道路上参与了小曲的创作、表演与传播,成为推动小曲艺术繁荣的重要力量。燕赵自古多小曲。明清两代,北京及其“直隶”下的燕赵大地,妓业繁胜,促进了小曲在该地的繁荣。关注明清乐妓与燕赵小曲的人文互动,对认识小曲的诸多历史风貌、艺术形态、创作历程与传播方式,促进中国民歌史学建设是一扇不可或缺的独特视窗。

“小曲”即现代人们所谓的“小调”,其艺术的经典性在于具备了旋律委婉流畅、节奏疏密均衡、结构长短适度、行腔回环有致的显性张力,以及借助各种装饰音的点缀所构筑的浓郁抒情性与深刻叙述性功能。这样的形态建构,融合了社会结构中劳力者与劳心者多个阶层的诸多心智和情感,尤其在小曲的“艺术化”提高阶段更离不开富有丰富文采、社会阅历与见识者的提携。面对生活开列的这般艺术创作先决条件,乐妓具备了较好的资质:她们中的许多人熟晓“语”“孟”、“诗”、“书”之文化经义,懂得琴棋书画,又因职业之需擅长吟诗作赋、鼓琴唱曲,成为小曲艺术生长、发展的重要创作与加工者。其主要表现:一是对小曲音乐形态不断进行修饰,通过“减字”、“偷声”、“摊破”等技巧对词的语意进行深化,尤其通过“一字数啭”的回环吟咏,增强音调的歌唱性,赋予曲调光鲜的音声色彩;二是对乐曲结构不断进行适应性锻造,当长则长、当短则短,尤善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中多以篇幅简短的歌调打发时光,调度情绪,渲染气氛;三是对小曲的吟唱方式、行腔技巧、音声韵味不断进行精致化修饰,为适应“职场”情感与情调需要,恰到好处地践行着行腔“高不扬、低不咽”的“唱论”理念,讲究用嗓的持久与韵味,以求声声入耳、句句传情。透过人们侧目于道德评判而非议其“嗲声嗲气”或“油腔滑调”的不良形象,恰说明这是她们在小曲行腔中润饰音声的一个绝佳例证,表明她们是小曲艺术形态加工创作的重要力量。这如同当代生活中有人抨击通俗歌曲“嗓音沙哑”、“表演颠狂”一般,乃其特色所在。总之,经过了乐妓加工的歌调,更细腻委婉,讲究旋律形态美饰与行腔音韵技巧。小曲的这般精致化艺术美——唯有乐妓最具创造的心思、情景、时光和手段。因此,她们应成为小曲艺术化进程中颇具创造力的一支生力军。

传统典籍《史记》、《盐铁论》中记述古代女乐“游媚富贵”,“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透过这种逐利性,乐妓的强大迁徙性及其带来的艺术传播,可见一斑。得益于历史孕育,朱明以降,小曲艺术瓜熟蒂落,成为时人生活中“人人喜之”的“一绝”。尤其江南水乡的温润滋养,小曲已然在“长三角”地区勃然怒放,形成了扬州一苏州一南京为中心的繁华带,吸引了大量乐妓聚集于此,纵情声歌。燕王朱棣执政,迁都北京,明朝政治格局发生巨变。值此,乐籍制度的规定性,乐妓的逐利性等因素制衡,大批乐妓又北迁燕赵,许多小曲在她们的口吟、心记之下传入北京及其周边。人们常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乐妓与文人是两个“性相近、习相远”的群体,当这样两个都具有一定文商、情商的群体相聚,伴随着情感互动为纽带的交流日渐深入,相互“激励”中当迸发出许多小曲创造的艺术灵感,酿造了小曲使用、传播的情场语境。“风流吴中客,佳丽江南人。”江南乐妓更因歌舞素养和职业训练有加,成为小曲艺术创造、演绎和交流传播的佼佼者。

纵观中国古代乐妓,不仅有女妓、女乐多种称谓,更因服务对象不同而有宫妓、官妓、营妓、家妓、市妓、歌妓、舞妓等分工。乐妓是传统社会乐籍制度下最具活力与魅力的群体之一。其中,青楼乐妓是一个与音乐接触最直接、关系最密切的群体,她们善诗善乐、能歌能舞。学者研究表明,古代青楼与今日的妓院实在是有太多的不同。它在“当时是兼歌舞厅、书画院、文学沙龙于一体的综合的娱乐交际场所”。诚如斯言,强调了青楼的艺术气质与功能。在这般颇具艺术氛围的交际场,青楼乐妓自然是绝不可缺的“角儿”,甚至“名角儿”。她们的现身,在于提供曼妙乐舞,其中有传情达意、言简意赅的小曲。因此,研究乐妓与民歌小曲的积极影响,尤其要关注青楼乐妓的特殊作用。

燕赵是一个历史概念,当指先秦时期的两个诸侯国,它伴随先民的历史脚步抟合成了近代的“河北”,方圆涵盖今河北、北京和天津一省二市的大部分地区。明清的燕赵,乃“国朝”与“畿辅”之地。

明清之际,北京是全国的首善之区。生活中,伴随着政治日趋稳定,商贸逐渐繁华,科举制度的恢复,聚居了众多的形形色色之人。天津作为京师卫城,三次大规模的军队移民以及优越的经济地理位置,引发河、海漕运繁忙,促其成为北方最大的港口之城和商贸之都。由此,京津兴建起众多的茶坊、酒肆、青楼、会馆,供人们交际之需。如宣武的“扬州会馆”、“安徽会馆”、东四的“八大胡同”、天津北门外侯家后一带,都赫赫有名。其间,伴随着各色社交与人们情感慰籍,活跃着无数笙歌弹唱的乐妓,借助酒与歌的“唱导”添彩助兴。而且,在“皇城根下”的顺天、宣化、永平、承德、河间、真定等京畿之地,屯守着数不尽的禁卫之士。明代的保定,设营屯四十二处,今清苑县的大阳屯、侯村屯、臧村屯、孙村营、沙堤营都曾是明军驻地。驻军招来了繁华的商贸集市,形成许多新的“民居”。众多的军人除履行日常操练及职守外,消磨打发闲暇时光自然离不开乐妓的酒歌酬唱。此景与南宋临安因周边布满禁卫,故于“诸军塞左右营创建瓦舍,招集伎乐,以为暇日娱乐之地”的情形一脉相承。(《咸淳临安志》卷19)河间府地处明清京杭运河沿途是江南乐妓携小曲北上的必经之地。今天,在冀中南皮、盐山、沧县一线流传的“落子”中仍可找到许多明清时调,如《放风筝>、《茉莉花》、《妓女告状》等,其旋律既有冀中的粗朴,又有江南的灵秀。总之,上承蒙元小令等民歌的历史积淀,明清社会经济繁荣和城市化进程的涵化,尤其乐妓社群的努力,为小曲艺术在燕赵大地的传承、重构与繁荣奠定了良好基础。endprint

小曲向以结构简短著称。朱明时代,已然成熟,且燕赵之地为重要传播区。诚如明人沈德符《野获编·时尚小令》详述:“元人小令,行于燕赵,后浸淫日盛。自宣、正至化、治后,中原又行[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自兹以后,又有[耍孩儿]、[驻云飞]、[醉太平]诸曲……嘉、隆问,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绞丝]之属。……比年又有[打枣杆]、[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可见,元末小曲已在燕赵盛行,累世派生不同作品,并惠及满清。故此,清人杨懋建《梦华琐薄》称,清初“京城极重《码头调>,游侠子弟必习之”。张西林亦称,嘉庆初年京城及其周边“到处歌声声不绝,满街齐唱《绣荷包》”。透过明成化年间北京卢氏刊印的《太平时赛赛驻云飞》、清乾隆年间刊印的《时尚南北雅调万花小曲》、《霓裳续谱》、道光年间刊印的《白雪遗音》等著述,我们看到了小曲在燕赵大地的欣欣然景,既有成熟的艺术形态,又有深厚的人缘,所谓“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

人类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时代的进步都充满着曲折性,呈现时快时慢、时强时弱的表征:又因诸多与之相关事物或显或隐的影响,常处在一个不可自己的网状中。纵观燕赵小曲之史,明清迎来了发展的辉煌时刻。然其光鲜背后却充满了曲折、甚至危机。究其因由,自然与明初的社会现实有关。

明初,“靖难之役”和“燕王扫碑”引发了政治背景下的军事杀戮,又恰逢水、旱、疫灾害连连,河北遭受灭顶之灾。燕军凉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一仗“溺死者十余万”。燕兵所至,河北数千里城村成墟,十室九空。以致明成祖定都北京后,采取了大规模移民之策。据《明史》等述,仅洪武至永乐年间就达十次。例如冀南魏县“非土著居民占人口的十分之八”。③故有学者这样看待河北历史:“今天的河北人大都是移民的后代,他们的历史最远也只能追溯到14世纪的明朝初年。原来的河北人或死于战乱,或背井离乡逃亡它方。”需注意的是,明初燕赵地区的人口减增巨变,土著民与新移民的数量易位,强行改变了此地社会发展的自然常态,亦割断或削弱了固有的许多传统,成为悠久的燕赵文化的一个历史的新“节点”。对此,我们万不可忽视。当然,随着新移民的到来,输入了其他地区的文化,又与本地仅存的传统相融,逐渐派生出新的“燕赵文化”。

受明初时事骤变影响,燕赵小曲元气大伤;又欣逢山西、陕西、江南移民迁入,尤其江南移民的到来,渐渐恢复了燕赵小曲的人脉和文脉。京师及京畿适宜的人文、经济环境,令乐妓们闻风而动,将江南小曲、山陕“西调”传入燕赵,并与燕赵传统的歌调相融,打造出一种新的复合型小曲。乐妓是酿造燕赵“新歌”的一支生力军。

首先,乐妓是燕赵小曲再兴的传播者。朱明时期的民歌小曲蓬勃发展,长江下游的苏州、扬州和南京尤为繁盛地。《板桥杂记》称:“金陵都会之地,南曲靡丽之乡。……其问风月楼台,尊晷丝管,以及娈童、狎客、杂妓、名优,献媚争妍,……秋笛频吹,春莺乍啭。”小曲因歌调多低回幽环、韵味独特、素中有荤,特别适合市民口味,多为乐妓吟唱且曲不离口。当历史进程敲响“北迁”号角,伴随着官吏、军士、商贾及移民北上,乐妓们也纷至沓来。凭借着“性知音、善歌舞”的素养以及熟记“小令三千”的量化要求,将各自耳濡目染所熟悉的大量歌调携至燕赵,并吟唱于她们经常现身的职场。如果我们沿着京杭运河一路寻踪,即可寻觅到她们的身影和音声。在北京,“碧山堂”是寄居于京师的扬州人士欢宴相聚之所。“今朝佳宴逢休暇,莫厌当筵酒饯频。”(徐澹园司寇《碧山堂雨中宴同馆诸公诗》)如果说男人们在此饮酒作仗、风花雪月;那么来自江南的乐妓更是妙不可缺的“靓影”,因为“南妓”较之于“北妓”更细腻,更讲究诗情画意。在天津,许多府第宅院亦选优童靓女,盛行唱时调俚曲,《采莲船》、《荡湖船》、《渔家乐》等“荡调就是这一时期由江南传来”。有学者认为,如今在天津地区流行的《寄生草》、《剪靛花》、《黄郦调》、《码头调》、《粉红莲》等时调,都与江南小曲有着密切联系。这离不开乐妓凭借更具职业化素养的携带与传播。

其次,乐妓是燕赵小曲艺术形态精致化和地域风格变革的重要推手。古人唱歌讲究“抑扬顿错、顶叠垛换、萦纡牵结”之“格调”。由于我国生态环境的多榨l生,南北方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小曲的艺术形态与风格深受影响。明人朱权云:“凡唱曲之门户,有小唱,寸唱,慢唱,……北音为曲,南音为歌。”一般说来,因语言、风俗的差异,导致“南人不曲,北人不歌”。当乐妓们携带着江南小曲来到广袤的河北平原,面对着生生怯怯的大名话、河间话、保定话、北京话及其歌调音声,如何使绵绵的江南小曲为燕赵民众听得懂、唱得会,她们围绕着唱词内容、词格与声调,歌曲的音程、节奏、速度等形态细节的“适北”化倾心打造。即依照北方民众习惯的“字真、句笃、依腔、贴调”之北曲行腔模式对“南曲”进行变革,形成了“南歌北唱”或“北歌南唱”的小曲发展新“流域”。例如,改吴侬软语为硬朗的北方“官话”;变细腻的“吴歌”曲调为粗犷的燕赵之声。众所周知,江苏的《茉莉花》一向以清丽婉转著称,而冀中南皮的《茉莉花》旋律起伏则要大些,色彩更明亮。如果仅从北方民歌角度看,“南皮的就是相当柔媚和细腻的了。”⑧这般音声“变态”,与乐妓对“北移”的江南小曲做出的适应性加工密不可分。当然,还有山陕乐妓带来的“西调”小曲,或许正是这两股力量的趁虚而入,催生了燕赵小曲的重构,培养了其“不南不北”的艺术特质。以致众人常言“河北民歌没有风格特色”,甚至说“没有特色就是特色”。面对着这般新的复合性音声,乐妓的悉心感悟与所为,尤其值得重视。

笔者多年学习燕赵民歌,接触过许多内涵复杂的小曲。透过《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河北、天津、北京卷的诸多唱词发现,燕赵民歌中散落着形形色色的“酒歌”,很显“另类”。譬如一些“花会”歌曲,不仅旋律华美,唱词典雅,且常与酒、饮酒、咏酒之类主题相联系。泊头高跷调《渔翁智叟》、永清小车令《到春来起和风》、盐山“武术扇调”《相思》、遵化“渔翁乐调”《春景天》等作品,均唱“煎鱼沽酒岸上餐”、“柳荫下饮玉几千盅”、“吟诗或把酒聚友同欢”情节。即使著名的歌舞《小放牛》,亦唱“酒乡”杏花村的故事。总之,许多唱词无论情节千回百转,最终常常终结到“酒”的命题。如此咏酒,不禁使人联想到这或与唐代酒令艺术存在着某种历史渊缘。唐人“饮酒喜以令为罚,今人以丝管讴歌为令”。(朱熹云)乐妓是筵饮中重要的劝酒者,以吟唱酒令相劝。因“短歌悦耳,无致人厌”。故劝酒之令皆短章,对此女乐们熟记于心,但凡入籍,初即教之。由此可以说,正是李唐社会浓厚的饮酒之风,促进了小令艺术繁荣。“一曲新翻出酒楼,春来文日趁人留。豸台共指红灯拥,蚕陌群酣白粥流。”([明]赵吉士《甲成元夕·饮于章云中翰汉翔古藤书屋诗》)如果说筵宴是推动唐代社会发展的一种润滑剂,那么乐妓及其吟唱的酒令则是这种男性主导的社交场中最靓丽的身影和颇具魅力的音声。事实上,这种音声代代因袭。燕赵民众亦善饮,中山国古墓中曾出土距今两千多年的酒。而“典藏”于明清燕赵小曲中的“酒歌”,可谓古老的酒令子遗,我们从中看到了“樽中酒色恒宜满,曲里歌声不厌新”(谢偃《乐府新歌应教》)——乐妓因酒筵行令对于“曲子发生学”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乐籍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重要的文化现象,自北朝至满清延续了千年之久,它涉及国家礼乐制度的诸多内涵,其贯彻实施由许多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士所担当,亦催生了乐妓这一特殊的女性音乐家群体。社会制度的具体要求,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传统音乐向职业化和高水平方向迈进。乐妓是民歌小曲从大众化的“业余态”向小众化的“专业态”转化过程中的关键性群体之一。

燕赵是明清社会进程中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有众多的府、卫、州、县,吸引了大批训l练有素的乐妓酣歌狂舞、侑酒调笑。在乐妓的精心呵护下,小曲这种最具情感传达承载力和艺术审美感染力的歌唱品种,在燕赵之地得到了重构与繁荣。

近些年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其中涉及艺术品种的历史考究,人们多愿将各自的“乐史”阐释的古老而悠远。似乎古老,才显价值。燕赵小曲在明代的“断档”与“重构”,距今仅数百年,却有着不容轻视的意义:它揭示了元末明初社会的与自然的双重社情之下,一方民众的社会生活、情感生活和艺术交合圆通的诸多情节和细节。这种音声描述细腻而具体,与“金石之乐”揭示等级森严的先秦礼乐社会、“燕乐大曲”讴歌开放多彩的隋唐盛世一样,功能相同、价值相等,是中国音乐发展进程中不可缺的一环,虽“短”而不可替代。当然,乐妓置身这样的历史时空,在词、曲、唱、奏、传播诸方面的出色表现,使我们看到了中国民歌创作集体的一个鲜活群影,认识了这一群体在小曲发展中的作为及其特质影响下的作品内涵;由此,还原了小曲的许多历史风貌和本色。这有助于深化和细化中国民歌艺术发生学的理论建构。

“雀小而五脏全”。揭示乐妓于明清燕赵小曲的积极影响,意义在于寻觅到一扇深入洞悉中国民歌的窗口,由此获得一册考察小曲历史文化的“新标本”。(责任编辑 荣英涛)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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