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必旭

清政府主导的近代化运动主要是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在这两场运动中最主要、最突出的成就就是电报业的近代化。

郑观应是我国早期现代化思想启蒙高潮的引领者，他的思想学说是近代中国的一个思想“富矿”，他对我国近代化各项事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近代电报业中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发文章、造舆论，倡导电报业的发展

上海洋行买办郑观应撰写了《论电报》（以下简称郑《论》）一文，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社会上流传，该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郑观应的电报建设思想。郑《论》一文论述了我国发展电报业的意义、具体方案、使用管理，解决了为什么要发展电报业、怎样发展电报业这两个重要的问题。

首先，他认为发展电报业有很大的经济意义和军事意义。第一，就经济意义而言，发展电报业可以为国家带来丰厚的财政税收。他以英国电报业为例，证明了发展电报业可以为政府开辟财源。“商贾贸易，藉电报以通达市价，则无者常绌，而有者常赢，强富之功基于此矣。即以英国而论，其电报设于王家，商民欲通信者取其费，岁以所入济局用，往往致赢。”第二，就军事意义而言，郑《论》中通过战争规律和中国国情论述了发展电报业的必要性。他以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为案例，证明电报业的发展符合兵贵神速、先发制人的战争规律。他说：“普法构兵，普人行军处遍设电线，而尽毁法人所设，遂以败法。盖兵贵神速，所谓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莫若电矣。”郑观应进一步联系中国国情，指出中国版图辽阔，强敌环伺，且敌人基本上装备了近代化的有线电报和军舰，对中国国防安全形成了极大的威胁，要保卫祖国领土主权完整，要击败入侵的敌人，就必须大力发展中国自己的电报通讯业。他指出：“国家版图式廓，各省距京师远或万里，近亦数千、数百里，而沿海要害及东三省，内外蒙古诸部，顷复番舶畅行，强邻逼处。夫兵难逾度，瞬息万变，一旦疆场有事，飞章之告，庙算之领，动经数日，而彼以电线指挥，捷如影响，恐未易与从前新疆、西域回部诸役，可以遥授机宜者同日语焉。”

其次，就具体规划方面而言，他主张首先建设“天津—南京—上海—浙江—福建—粤东”的线路。他说：“津沽近畿水道门户，宜先设一电线达两江、吴淞处，由是而达闽、越，而粤东，凡属海疆及西北边际者，关隘次第兴行。”第二，就电信使用方面而言，他主张和平时代，电报归民用，便商旅，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助国家军费开支；战争时代，设立专门的电报管理官员，审查往来电报，使电报无错误遗漏。第三，对于经济繁荣的沿海通商口岸，他主张推广电话。这证明了他思想的进步性、前瞻性，也说明了他很善于把握国际科技前沿。他认为在经济繁荣、商业发达的通商口岸设立电话网络服务，既可以为商旅通讯提供服务，又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最后，郑观应针对某些思想保守国人的疑虑，进行了合情合理的解答。针对发展电报业费用高、筹措资金不易的疑虑，他认为电线无论在海底铺设，还是在陆地上铺设，都不会很贵。针对电报会泄密的疑虑，他认为可以设立密码解决这个问题。

郑观应对我国建设电报业，进行了深入的理论论证，发出了强烈的呼吁，冲击了保守思想，形成了很强的说服力和巨大的震撼力，从而在朝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

与外国电报公司进行交涉，维护中国利权

1870年，丹麦大北公司开始敷设由海参崴至长崎-上海-厦门-鼓浪屿-香港的海底电线，并于1871年4月18日完工，“是为外国海线来华之始”。1871年6月13日，大北公司水线在上海通报。英国的大东公司也在中国沿海架设水线，并且企图把水线从香港引入广州沙面上岸。在列强电报企业的步步紧逼之前，郑观应和盛宣怀首先想到的是要为我国电报业争取生存空间，因为继丹麦、英国在华敷设水线之后，其他西方国家也蠢蠢欲动地想利益均沾、机会平等。如果听任他们发展，我国电报业将无利可图。郑观应利用国际法《万国通报通例》和1870年清政府“外国电线只能沉于海底，不能牵引上岸”的规定，与丹麦的大北公司和大东公司进行交涉，坚决不允许他们把水线牵引到中国大陆，已经上岸的也坚决拆除了，这就保障了中国办内陆电线的自主权。

除了和大北、大东公司斗争，郑观应还与他们进行协调合作，因为海底电缆是大北、大东两个公司的，外洋电报与国内、欧洲电报畅通与否，均掌握在这两家公司手里。况且中国陆线也要与水线接通才能运用。经过郑观应和盛宣怀等人的斗智斗勇、纵横捭阖、折冲樽俎，最终形成了中国境内电报业三分天下的局面——中国、大北公司、大东公司三分天下，而中国则牢牢地抓住了陆地主办权。

王鹤亭和苏全有认为，清政府由于对国际法的无知，缺乏临海权意识，只立足于陆地电信权的完整和坚持，允许外国在中国沿海敷设海底电报，并禁止海底电报在我国上岸及在我国陆地设线，这成为清政府中外电信交涉的重要立场和原则。这种立场和原则使晚清政府拱手让出海底电报主权，丧失了海上通讯权和国际通信主动权。

可正如刘圣宜认为，郑观应协助盛宣怀与列强企业进行交涉，使我国牢牢地抓住了陆电主办权，这在当时我国经济技术落后，无力承办海底电线的情况下，已经是极大的胜利了。

积极参加近代电报业的建设

首先，郑观应是津沪线的重要参与者。1880年9月18日，清政府批准李鸿章建设津沪电报线的报告后的第三天，李鸿章派遣盛宣怀操办具体事宜。作为盛宣怀心腹干将的郑观应，收到盛请其参与津沪电线建设的信函，认为“电报利国利民，为当今急务”的郑观应于是爽快地答应了。自此，郑观应对于清末电报活动由幕后的呼喊开始走向台前的实践。1881年5月20日，李鸿章札委郑观应为上海电报分局总办，这是个关键的职位。津沪电报总局虽然以天津总局为枢纽，在上海、苏州、镇江、清江、济宁、临清设立六大分局，而上海分局是处于第二位的，因为上海电报分局为南路各局总汇，且有转运物料、联络洋人等事，头绪纷繁，重头戏多在上海，可以说上海电报分局的实际地位比天津重要。李鸿章的这一札委足以反映其对郑观应的信任与器重。endprint

郑观应还参与了《电报局招商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的修改。郑观应反对在该章程中过多地宣扬官方对电报股商的体恤。他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盖官督商办之局不占公家便宜，只求其保护，尚为地方官勒索；若太占便宜，更为公家他日借口。”而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尚无商律，亦无宪法，专制之下，各股东无如之何！”从这里可以看出，郑反对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过多地宣扬官的体恤，以尽量减少其将来可能用以勒索的借口。郑的上述意见得到了其他电报委员们的认同与支持，盛宣怀不得不对《章程》进行修改，减少了官方将来勒索的可能性，实质上将津沪线变为官商合办。修改后的《章程》规定股商并没有多付出什么，却能以头等官报免费的方式将官本在数年后抵清，这不仅可以弱化“官的体恤”，从而减少官方勒索借口，而更为关键的是，津沪线将来只存商本，因此是真正意义上的官督商办。修改后的《章程》得到李鸿章批准，郑观应的建议得到贯彻，津沪线的这一经办模式也成为清末官督商办电报运营的统一模式。郑观应是津沪线建设极为重要的参与者。

其次，郑观应直接倡导了长江线、浙江线的建设。

郑观应较早提出“商战”理论，他认为兵战讲求兵贵神速，商战也讲求信息灵通。他认为要和信息灵通、转运神速的洋商竞争，就必须在商贸发达的长江沿岸架设从南京-汉口的长江线、南京-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的浙江线。因为这些电报线所经过的地方盛产茶叶、丝绸等特产。因此，郑观应在1882年3月，禀呈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左宗棠，写信给老朋友、洋务局道员王之春，说明建设这两条线路的意义，他还亲自面见游说左宗棠建设这两条电报线。最终，1883年1月18日，清政府批准建设浙线，并且延伸为沪浙闽粤电线，郑观应也随之受到李鸿章的札委，会办此线。1883年7月6日，清政府批准建设长江线，郑观应接到左宗棠的札委，襄办长江电报事宜。1883年10月26日，左宗棠正式向清廷奏请郑观应等四人“会同盛宣怀专办长江设线事宜”。至此，郑观应等长达一年零八个月之久的长江线请设工作终于功德圆满、尘埃落定，而此前的沪浙闽粤已奉旨建造。总之，郑观应堪称是该两线的直接倡办者。

值得指出的是：津沪线（1881年11月竣工、途径天津-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沪浙闽粤线（1884年竣工、途径上海-苏州-湖州-嘉兴-宁波-金华-处州-台州-温州-福州-莆田-泉州-潮州-惠州-广州）、长江线（1884年竣工、途径镇江-南京-安庆-九江-汉口）是中国电报线的三大主干线，它以上海为中心，南北沿海、中部沿江而建成，后来其他电报线的建设，基本在该三大主干线的基础上展开延伸，可见该三大主干线在清末电报发展史上的地位，而郑观应则全面参与了该三大主干线的建设，其贡献可谓突出。

此外，郑观应改编、编译了一系列电报业务书籍，为发展我国电报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把威基杰的《电报新书》改编为《四码电报新编》，使其成为我国最早的汉字电码本。他还又组织编译了《万国电报通例》和《测量浅说》。

电报加快了军事、政治、经济信息的传递，在中外商战、兵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过清末20多年的发展，电报主干线覆盖全国，在边境地区又与外国线路相通，把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电报业是清代办得最好的近代企业，对挽回利权，对我国电信业的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