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邬吉成+整理/杨宇宁

我是周总理临终前要见的最后一人

在周恩来总理辞世前六天，即1976年1月2日，弥留之际的周总理于中午醒来，用含混而微弱的声音说：“找Wu……Wu……Wu……”究竟是“Wu”什么，人们顺着“Wu”的发音推测，以为周总理是要见一位姓“吴”的，而且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中，确实就有姓“吴”的，如担任周总理值班室主任的吴庆彤。

周总理用神情一次次否定人们的假想后，嘴里又多迸出了几个字：“钓鱼台的Wu。”人们才明白他要见的不是“吴某某”，而是负责钓鱼台警卫工作的我。但人们还不敢确定，就又询问了一声：“您要见的是不是钓鱼台邬吉成？”周总理点了一下头。

接到通知后，我立即乘车赶到了305医院，一直等到黄昏，可我等到的不是让进入，而是“总理又昏迷了，你再等一等”的回话。到了次日凌晨五六点钟，我在走廊里碰到了邓颖超大姐，还有作为医疗组组长的卫生部长谢富治夫人刘湘萍。邓大姐对我说：“总理还没醒过来，你已经等了太长时间，就别在这里等下去了。你先回去吧，总理再苏醒过来，我们再通知你来。”“好的”，我说，“请让我在门外看一眼总理吧。”邓大姐答应了。我走到周总理的抢救室门边，当时的门是半敞开的，看见病榻上昏迷的周总理面庞非常消瘦，真有些不敢相信，我的内心思绪万端，但还是尽力抑制住伤悲，默默地敬了一个军礼，然后就悄悄地离开了。

我是周总理治丧期间的安全负责人之一

1976年1月8日早晨，我和有关人员正在首都机场开会研究那里的现场警卫工作。会议刚开不久，中办警卫处警卫值班室来电话说周总理逝世了，要我们立即回城。放下电话后，我们即刻往回赶。我们在医院和相关的工作人员一道安放好周总理的遗体后，一齐向周总理的遗体鞠躬默哀。

在商议周总理治丧事宜的会议上，我被指定为治丧活动期间安全组的负责人之一。随后，我们警卫值班室的全体工作人员便开始了安全警卫工作的部署。当周总理的遗体从北京医院移送八宝山火化时，我和警卫处副处长武建华同乘一车紧跟在周总理的灵车后面。

1月14日，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吊唁活动结束，周总理的骨灰将移往人民大会堂，并将在台湾厅安放一夜，以了其生前冀望祖国统一的夙愿。傍晚五六点钟，周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抬着邓颖超大姐敬献的花圈，邓大姐捧着周总理的骨灰盒在前，跟随在他们后面的是治丧委员会的负责人及周总理的亲属，队伍缓步从劳动人民文化宫走向人民大会堂。

1月15日，周总理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追悼会后，将依照周总理的生前嘱托，把他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湖海。这一任务要由飞机作业执行。汪东兴通知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向他交代了这一任务。

朱老总偶然病逝

1976年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病逝。

朱老总的病逝起因偶然。6月21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会见的时间推迟而没有得到及时通知，朱德委员长在有冷气的客厅里等了近一个小时，以致患了感冒，回到家中就开始发高烧。住院治疗后，朱老总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反而逐渐加重，继而发展到肺、肾等部位并发炎症。7月5日下午，我和中办警卫处副处长以上干部去北京医院朱老总的病房看望他，看到朱老总插着输氧管微弱地喘息，已经不省人事。

朱老总治丧期间，我被指定为安全负责人之一，我把自己对朱老总的全部敬仰，投入到为朱老总治丧的安全保卫工作之中。

毛主席“停止了思想”

送走了朱老总，毛主席的病情也一天天恶化。中央陆续向全国发过几次电文，通报毛主席的病情。

1976年9月9日，经多方全力救治无效，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停止了思想”。毛主席逝世后，中共中央随即组成了以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为首的治丧委员会，料理毛主席的治丧事宜。治丧委员会下设一个办公室，由党、政、军、北京市等各大单位的负责人参加。这个办公室共有七个组。我成为警卫组的主要成员之一，参与了这一次治丧工作。警卫组办公的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的黑龙江厅。

9月10日晚，毛主席遗体从中南海住处出西门，经府右街进人民大会堂西门，安放在设于北大厅的灵堂。从9月11日到17日，全国和首都各界代表30余万群众以及各驻华使节、来华外宾，在人民大会堂吊唁和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

在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诸多副处长中，武健华和我两人被指定承担在群众吊唁时的守灵任务，每班守灵要在毛主席的遗体旁站一两个小时。每天守灵人员的名单都要刊登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我在读报时发现，除了武健华和我两个警卫工作者以外，其他为毛主席守灵的人，都是中央各部委的负责同志。

吊唁仪式于10月17日下午全部结束，毛主席的遗体要从大会堂移至某地暂放，并将在那里做防腐处理。

9月18日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大会的主席台搭在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的里边，前面的观礼台上布满了花圈。在主席台上的人员，有由党和国家领导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全体成员及工农兵代表二百余人，共约五百人。参加广场追悼会的群众约一百万。

追悼大会从开始到结束，长达10余小时，场内外始终庄严肃穆，秩序井然。会场部署了工人、民兵、北京卫戍部队、公安干警等，共动用警力二万余人，保证了追悼会的顺利进行。

“四人帮”步步紧逼党中央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步伐。宣告毛泽东逝世消息的第二天，王洪文不经中央政治局同意，在中南海怀仁堂另设了办公室。随即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要求在吊唁毛主席期间，如有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重要问题不好解决的，要及时请示；报告、请示均与王洪文这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联系。如此动作，是企图切断各省、市、自治区与中央政治局的联系，以便“四人帮”发号施令，指挥全国。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通知后，认为这里面有问题，立即与华国锋联系。华国锋得知此讯，找叶剑英元帅进行了商议，继而以中央名义发出通知：各地发生重大问题，一律向华国锋报告请示，挫败了王洪文的企图。endprint

9月12日，迟群等人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和革命家属名义，给江青写“效忠信”：“恳切地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王洪文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开了写“效忠信”的风气。自9月20日以后，张春桥、王洪文在不断与上海的党羽联系，陆续发出“切实准备好对策”，“要提高警惕”，“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等信息。并暗中进行“抓军队”、“抓第二武装”的活动。

9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王洪文提出“研究讨论安排江青工作问题”，把窥视中共最高领导权的野心摊到了桌面上；江青则提出让毛远新留京，“起草三中全会报告”，“处理毛主席的后事”。针对“四人帮”步步紧逼，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共中央核心成员，党、政、军部分老同志，几经互通声气，也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摆上了日程。

当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开会，商议毛泽东遗体保存的相关事项之际，“四人帮”却忙于四出活动。9月24日，江青去了南苑团河农场清华、北大的劳动点。9月28日，江青由迟群等陪同到昌平某地，此次江青避开了我们，让她的亲信通过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安排了路线和现场的步哨和警卫，这是不符合正常程序的。因此这次没得到消息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和北京卫戍区，都没有参与江青出行的警卫。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却找不到了政治局委员江青。

汪东兴在查明江青动向后，立刻就感觉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四人帮”在撇开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中央警卫团正常的警卫体系！后来听说，江青此次去昌平某部，是去进行“抓枪杆子”的活动。就在这前后，王洪文去了驻河北保定的某部；张春桥去了驻北京通县的某部。

1976年9月30日晚7时，惯例的国庆招待宴会取消了，改为由北京市召集在天安门城楼开座谈会。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场了。江青在会上突然提议：“继承毛主席遗志，不应只讲形式，而要重在表现。”她要大家去掉黑纱，学习《毛泽东选集》。“四人帮”还企图借这个座谈会，再次推销他们捏造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但华国锋在座谈会结束前的简短讲话中，却对“按既定方针办”只字未提，把他与“四人帮”的分野昭然于世。

汪东兴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1976年10月3日，王洪文跑到北京郊区平谷县，学着毛主席当年对地方干部的询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接着，他露了底：“打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们，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就在这天的晚间，汪东兴突然把我叫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没头没脑地先说了一句：“他们有野心。”见我一下还不能和他的思路接轨，开始了细细的解说：最近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那是捏造的。我听到这儿，不禁暗暗吃惊，捏造毛主席的话，这是多大的罪过。

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署名“梁效”的文章，文章特别针对华国锋10月2日的批示写道：“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不知情的广大群众或许不知其矛头所指。但做出和了解10月2日批示的人，一读就能感觉到字里行间发出的公然挑战。“四人帮”的追随者们，也已经在散布“10月7、8、9日将有特大喜讯”的舆论。

10月4日晚上，汪东兴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同被召去的还有负责王洪文随卫工作的孙凤山。汪东兴简单询问了一下钓鱼台“那几个人”的活动情况。也是这天晚上，汪东兴向负责江青外出警卫的我打招呼说，明天江青要去乘二七机车车辆厂生产的内燃机牵引车头。厂革命委员会的人也要参加。你做好准备，并通知有关人员做好组织。

10月6日来临了，这天下午，江青召集原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学习《毛选》。学习之后，她和大家合影留念。大概是还觉得不过瘾，又带这些人去景山公园摘苹果，因此杜修贤那里留存下许多江青摘苹果的照片。直到晚霞染上天幕，江青才蹒跚而返。

10月6日中午一过，汪东兴处的人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派你的司机小王，到某某同志处，接上他送至汪东兴同志处。大约下午5点左右，汪东兴突然直接打来了电话，我一走进汪东兴的房间，汪东兴马上就站起来说：“今天晚上行动，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吧？”几天来汪东兴的吹风、询问，结合自己的观察思考，已经对可能要发生的事有所准备。汪东兴也看出我心知肚明，所以就没再费什么口舌，他眼睛直视着我说：“你负责外边，武健华负责里边。通知孙凤山管理车辆，人下车后就把车调走。”我知道汪东兴说的“里边”、“外边”是指怀仁堂的里边和外边。

当时在怀仁堂的附近，已布好一些岗位和暗哨，带队的是警卫团一大队的副大队长华方治。在怀仁堂里面负责警卫值班的，是我们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丁志友。晚7点多钟，汪东兴来到了怀仁堂前，他见守在怀仁堂外面的我，轻声问道：“怎么样，都布置好了吗？”“布置好了。”“都没有问题了吗？”“没有问题了。”

汪东兴做了进一步交代：“他们来了，你把他们的随员都放在五间房（即怀仁堂南面的来福堂等堂院的统称）。他们的车子，都停在怀仁堂西边的庆云堂。”不久，孙凤山也赶到了怀仁堂前，负责车辆的调度和管理。

叶剑英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在汪东兴之后，第一个来到怀仁堂的重要人物是叶剑英元帅。他在怀仁堂前下了车，见到我，一面点点头打招呼，一面握住了我的手，半天不松开，一个劲儿地摇，好像把所有的信任嘱咐都通过这一次握手传递给我。松手的时候，叶帅只说了一句：“好好地注意啊！”第二个到来的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四人帮”这边，第一个到来的是王洪文。当天下午，他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去的通知：今晚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题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通知还有一条，是专门为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加的，说是可能会涉及到毛主席文稿的改动，让姚文元列席。

依次来的是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在怀仁堂门前下了车，我按事先的安排，把他们的随从人员带到了五间房。带进去后，我向他们宣布了纪律：一是不许离开房间；二是不许和外面通电话；三是不能喧嚷。我要求他们一定要严格遵守这几条。因为以往开会，我也常常担当这个角色。这一天，我向他们吩咐的与以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这些人也没有感觉到与往常有什么异样。

“四人帮”被宣布“隔离审查”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先后进了怀仁堂，由华国锋分别向王洪文、张春桥宣布中央对其“隔离审查”的决定，由武建华对姚文元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然后依次被抓起来。王、张、姚的事一处理完，华国锋、叶剑英指示耿飚，立即率部队接管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随后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

与此同时，张耀祠带领着另一个小组，执行对江青、毛远新“隔离审查”的任务。

五间房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的警卫、秘书、医生、护士等人的武器被收缴后，我带着这一干人乘车到了海淀区的花园村，即原总工会的工会学院。把带过来的人安排进一座空楼。把这些人安顿好，我又赶到钓鱼台国宾馆，布置这边的善后事宜。我通知韩志生说：“你把王洪文、张春桥处的服务人员都集中起来，但不能对他们讲任何相关的问题，绝对不许把任何消息传露出去。”

接着，我们又吩咐由傅家瑞等带领清理小组先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在钓鱼台的住处关闭。我把这些事都安排妥当后，已经是10月7日早晨七点多钟了。

怀仁堂的事情处理完毕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都去了西郊玉泉山的9号楼，在那里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一场关系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命运的特殊斗争，在波澜不惊中告捷。 （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