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飞黄两次明智的抉择

“黄河九十九道弯，壶口瀑布最壮观”。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壶口是母亲河的心脏，难怪第四套人民币50元的背面图案是黄河壶口瀑布。20世纪80年代壶口就列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90年代初又被定为“中国旅游胜地40佳”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随后，又被定为全国三十五张王牌景点之一。然而，这样高品位的景观，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黄色瀑布，知之者不多，看的人更少。

1992年3月我担任山西省吉县县委书记后，认识到开发壶口的重要和必要，认识到壶口是财富而不是包袱，是摇钱树、聚宝盆，是吉县的潜力和希望，并把开发壶口、发展旅游、大兴朝阳产业写进了吉县第8次党代会和第11次人代会的工作报告。紧接着又大抓了宣传促销和基础设施建设，并于1993年举办了漂流节，1994年举办了第一届黄河壶口国际漂流月，天津勇士张志强乘密封舱漂流了壶口，河北吴桥杂技团杨云女士在壶口上空走钢丝，其目的是造势，吸引世人眼珠。为了把活动搞大，扩大壶口的知名度，我们不惜人力、物力、财力、精力，找到国家摩托车协会，签订了由国家摩托车队于1995年飞越壶口瀑布的协议。

遗憾的是，飞越的队员大有人在，技术也娴熟，就是因为筹集不到资金而搁浅，真让人欲飞不能，欲罢不忍。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台湾著名艺人柯受良闻讯我们搞漂流月活动，慕名到壶口考察。抓住这不可多得的机遇，我们采取了“脚踩两只船”的战略，一方面继续同国家摩托车协会联系，看有无实现飞越的转机；另一方面用激将法同柯受良谈判，明确告诉他，我们同国家摩托车协会已有约定，谁做好准备就让谁先飞。没想到这一招很灵，柯先生急了：他要在前边飞。我们借机也给柯受良提条件：说话要算数，不能中途变卦。

实践证明，积极争取和选择柯先生飞越是明智的，原因很简单，他的名气大，是亚洲第一飞人；他的交际广，在香港和国外有许多朋友肯帮他；他的性子急，1992年飞越长城后，急于在黄河上实现飞越的梦想；他的决心大，一再表态，“我一定要飞，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的技术高，曾在南斯拉夫成功飞越过一条车流如梭的65米宽的六线高速公路。紧紧抓住柯受良，关心他、体贴他、支持他、理解他，一切都是为了实现飞越的轰动效应，把壶口推向世界。

这步险棋真是走对了，走赢了。

选择山西吉县青年农民朱朝辉驾摩托车飞越壶口也是明智之举。按说柯受良飞越了壶口，舆论已经造得很大，壶口已名扬天下，没必要再组织第二次飞越了。就连1998年吉县党政联席会上，意见也产生分歧，多数领导成员不同意让朱朝辉飞越，一是考虑风险大，怕出岔子，不安全；二是考虑朱朝辉没经过专业训练，技术不过关，怕飞不过去；三是担心朱朝辉万一有什么闪失，家长找政府的麻烦，后遗症大；四是发愁资金难筹集，飞越难成行，舆论造出后，兑不了现，影响县委、政府形象；五是担心上级领导不支持，怕发生什么事故，上级追究领导责任，吃不了得兜着走。这些担心并非全无道理，社会上有些关心的领导和朋友也打电话规劝我：不要再折腾了，飞了一次为啥还要飞两次，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也有的说，不到黄河不死心，你是到了黄河还不死心。我的亲友也劝我，见好就收，不要把县委书记的官帽子飞跑了。亲朋好友的好心劝说我完全理解，但我不支持黄河娃飞越成功誓不罢休。我清楚地知道，柯受良飞越，吉县虽然付出的不少，但仅仅是个协办单位，而新闻部门宣传的是柯受良本人，宣传的是山西、陕西两省，临汾提到的也不多，吉县几乎没有提及，飞黄结束了，壶口虽然有了名气，但多数人不知道壶口瀑布就在吉县。河南、山东的游客想观壶口竟不知路线怎么走，有的舍近求远，绕到陕西来看壶口。我觉得在任不干，离任遗憾。在我们这一届县委、政府不把“壶口在吉县，让吉县与壶口齐名”宣传出去，就是我们的失职，就对不起吉县人民。因此，不管有多大的压力，甚至冒着丢官追责的风险，我们也义无反顾。在1999年再次讨论黄河娃二次飞越壶口时，县委、政府终于作出了正确的选择，旗帜鲜明地支持朱朝辉飞黄。

两次飞黄两次突出的效果

两次飞黄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即通过惊险刺激的活动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一夜之间，柯受良、朱朝辉的名字传遍黄河上下，吉县和壶口瀑布走向大江南北。两个飞人名气大了，壶口知名度高了，吉县挂上号了，壶口景点热起来了，慕名到壶口旅游的人火爆了，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经济带动起来了。这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向往。不仅如此，两次飞黄的好处说不尽、道不完。

产生了轰动效应。可以说两次飞黄都是轰动一时的，前者飞越，全世界96个国家和地区近30亿人收听收看，飞越现场10万人亲眼目睹。后者飞越虽然逊色一点，但朱朝辉也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亿万人民高度关注，关心黄河娃的成败与生死命运，现场6万人目睹，更引人注目的是飞越后的黄河滩上旷世婚礼，让世人一饱眼福。

收到了名人效益。借用名人宣传壶口是飞越活动的一大特色。柯受良在飞越黄河之前，已成功飞越了万里长城金山岭烽火台，在台湾飞过一个45米宽的峡谷，最远的飞过65米宽的高速公路，堪称柯大侠、柯大胆、亚洲第一飞人。他到壶口飞越，带来了香港演艺界的刘德华、张学友、谭咏麟等大名鼎鼎的歌星助兴，内陆的追星族自然不会放过这次耳听目睹的好机会，在进壶口宾馆的围观拥挤中，有的人竟抢走了刘德华的鞋子，我们不赞成这种举动，但名人的影响就是大，借用名人宣传壶口，也通过壶口宣传名人，相得益彰。

朱朝辉飞越之前不是名人，是个普通人物，但他是黄河娃的形象，是亿万农民中不安于寂寞和现状的代表。名人是凡人演变的，朱朝辉飞壶口，至少创造了三个第一：第一个驾摩托车飞黄的人；第一个飞黄的吉县人；第一个飞黄的中国农民。

朱朝辉飞黄后，参加了北京电视台的庆功会，走到大街上人们一眼就能认出他人，叫出他的名字；在北京小饭店吃完饭，店主说好样的，免掏钱；到了小商店买了小玩艺，店主说，冲你飞黄的勇气，送给你了；朱朝辉到了四川成都，营业员立刻就认了出来。endprint

引发了眼球经济。由于两次成功的飞越，吉县和壶口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客，促进了旅游业的蓬勃发展。1992年前，壶口旅游门票收入仅有几千元，柯受良飞越之前不到百万元，飞越之后迅速上升到150多万元；朱朝辉飞越后，门票收入直线上升，近几年门票收入超过千万元，社会效益更是可观。因此，人们说：飞黄不飞黄，经济效益就是不一样。一业兴、百业旺，旅游业的振兴带动了苹果业的发展，到吉县旅游的人，走的时候都要在路边和果园带上获奖的带“福”“禄”“寿”“喜”等字的苹果。壶口瀑布四十佳，吉县苹果甲天下。吉县苹果随着壶口的名望也誉满全球，销到了国内外。

冲击了陈旧观念。吉县少数人过去对发展旅游的提法嗤之以鼻，但是柯受良飞越时，陈旧的观念受到了莫大的冲击，外界改革开放的观念像大海的波涛涌进了吉县，就连不知不觉从四面八方开向吉县的几千辆各式各样的大小汽车也让人们目瞪口呆，窑曲乡一个农民说：我的妈呀，从哪冒出这么多的车呀。他好奇地舀了一升玉米，过一辆车拈一粒，玉米颗拈完了，车也没数清，说真是不得了啊，一个飞越咋就能吸引这么多的人，看来咱也得变个法活呀，不能老钻在山沟沟里受穷。柯受良飞越的那天，壶口黄河滩上挤满了人，摆满了车，5个大停车场存放满车外，几公里的公路上排满了一字长蛇阵。飞越的前后两天，吉县办家庭旅店的，卖茶蛋、方便面的，卖绿豆汤和茶水的，卖酸枣和土特产品的，推销“首日封”的，牵毛驴供游客照像的，都大把大把地回钱，赚得盆满钵满，有的赚了几万元，有的赚了几千元，说是没有想到。飞越之后，再没有人对抓旅游业持反对意见和说风凉话了。朱朝辉飞越后，吉县人，特别是农民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得到解放，说咱也得像朱朝辉，敢拼才会赢，不能收了麦子种棒子，年年是那老样子。70多岁的张国栋老人带着儿子走到壶口，干起了牵毛驴照相和摆小摊的营生，在中央电视台上多次露面。

两次飞黄两次美好的回忆

说内心话，也许是机遇，也许是缘份和情份，我同柯受良、朱朝辉有不解的情缘。当我想起同他们一起同甘共苦的日子，当我看到我们三人在黄河大桥上的照片，有许多美好的回忆令我终生难忘。

忘不了1995年11月18日，我在吉县旅游招待所首次见到柯先生时的激动场面，我们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大有一见如故之感觉。忘不了我用吉县原汁原味的小吃羊汤泡麻花、饼子招待柯先生，吃得柯先生心里热乎乎的，多次讲到这碗羊汤像“迷魂汤”，说壶口我不飞都不行啦。还忘不了我们特意为柯先生举办的歌舞专题晚会，他同吉县女士合唱“纤夫的爱”，边唱边摇晃，边唱边拍手，减轻和消除他飞黄的压力。也忘不了飞越前两天的中午，县委、政府为他设宴壮行，情感交融，为他壮了行，壮了胆，他说吉县有人物啊！还忘不了在壶口宾馆庆功会上，省政府和临汾行署领导的热情祝贺，柯先生的激动讲话，我郑重地把吉县民间艺人用大红绸缎扎成的象征吉祥如意的大公鸡奉送到柯先生手里，祝愿他好运常伴，与吉县永结友好。

与朱朝辉的情感更加深厚，美好的回忆经常浮现在眼前。

我记得在县委、政府联席会上讨论搞不搞二次飞黄时，朱朝辉和他父亲朱爱心闯进常委会议室，一再表态，飞成功了为吉县和壶口争光争气，飞失败了，即使丢了命，责任自负，不要政府分文。这样的胸怀和态度让在座的领导为之一震，都深受感动，大家都没有想到父子俩有这样高的姿态。朱朝辉在训练期间，由于没系好安全帽，摔伤了，离正式飞越不到半个月，让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我没好意思再责怪他，而他只在县医院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带伤到壶口现场训练去了，这种坚强的毅力和意志，让我感受到他是个强者。当朱朝辉飞过壶口，由于跑道的原因连人带车摔倒在地上，我赶快跑到他跟前，抚摸他的头，他第一句话说的是，你亲我一口。我满足了他最简单最真挚的要求，当我的嘴唇吻到他的脸颊时，那是多么亲切和永远难忘的场景。更让全国人民都听到和看到的是，他从主持人手中夺过话筒，发自肺腑地说：我现在正式宣布，陈保堂是我的父亲。有的人听后不可思议，但我深深地理解他是表达对我的感谢之情。

在壶口现场举行盛大婚礼的场面，也是最美好的回忆。朱朝辉、王晓丽、刘效平（飞黄投资人）以及我站在婚礼台上，不知是高兴，还是酸楚，四个人都喜极而泣。我站在朱王夫妇之间留了影，我是名正言顺的证婚人。刘效平是赞助商，将8000元贺礼递到了朝辉手里。山西宏艺首饰公司副经理杨伯珠把情侣戒指戴到了朝辉和晓丽的手上。每当想起这美好和甜蜜、幸福的场面，让我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睡。

两次飞黄两次资金的困扰

伴随着好事总有许多难处，两次飞黄，遇到的共同难题就是资金紧缺，资金迟迟不能落实和到位，严重影响到两次飞黄按时和顺利进行。

1995年，柯受良同我们见面时就约定在1996年6月实施飞越，可是到了1996年上半年，资金仍杳无音讯。

柯先生说：为了这次飞黄，做了几年的准备工作，花掉了380万元港币，到了财尽力乏的地步。“无钱难倒英雄汉”，吉县又是贫困县，即使心有余，也拿不出千万元支持柯受良飞黄。此时他的心情更沉重，再给他施加压力，无异于火上泼油，强人所难。我们只好耐心等待，静候佳音。直至1997年初，才有了新的消息和转机，香港卫视中文台介入，投入1200万元，方使首次飞黄一步步付诸实施。由于资金的困扰，整整拖了两年，推迟了一年！

朱朝辉飞越的资金更为困难，1999年春季确定了朱朝辉驾摩托车飞越，但资金毫无着落，我们先与全国及港澳地区几十家企业联系，发出几十份传真，征寻赞助单位，均化为泡影。县旅游局派出去联系资金的人，也都失望而归。我心急如焚，亲自出马，奔赴太原找到山西汽车、摩托车俱乐部范建义经理，他是全国摩托车越野赛金牌得主，满口答应帮助拉赞助，但后来也没拉到。在临汾找到一个广告公司，替他们租了房子，安装了电话，草签了协议，希望也变成失望。我们还找到临汾一个知名度较高的企业家，苦口婆心地讲投资会有丰厚的回报，对方勉强地答应了，可第二天被董事会彻底否决了。

在悲观失望、几乎偃旗息鼓的时候，吉县民营企业家刘效平找上门来要为朱朝辉飞越搭建跑道赚工程款，这倒是个不可错过的机会，我们给他做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讲官办变民办，谁投资谁受益的道理，建议他来主办。老刘同志听得有些心动，但他说没有那么大的实力和资金，我就问他有多大缺口，他说差四五十万元，我答应帮他在临汾借，使他坚定了投资主办的信心。我们说办就办，在临汾崔惠民、权柏松和我同学处转借了47万元，交给了刘效平，解决了这个奔波了几个月的资金难题，使黄河娃1999黄河大飞越新闻发布会如期在北京召开，让我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上）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