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莉

摘要:城镇化是由科技进步、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引发的，分散聚居在农村功能区域的农业人口转为集中聚集在非农功能区的非农人口，进而传统乡村社会转为现代城市社会的历史过程。城镇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现代化水平、综合竞争力的核心标志之一。文章在分析新型城镇化发展动力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效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型对新型城镇化效率发展演化趋势及其驱动因素进行研究。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效率演化；驱动机制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前言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经济、人口、社会和环境等多个方面，具有丰富的内涵，不同的学者对其界定有所差异。城镇化发展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城镇化发展方式也由传统城镇化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发展高效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方式转型。在转型期，区域城镇化必然要在政府的强力引领、干预和宏观调控之下向前发展。政府制定、评估和调整城镇化发展战略以及出台相应的管理对策，推动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基础和核心依据是新型城镇化效率，因为新型城镇化是强调发展效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内涵式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动力机制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容，是决定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潜力的本质因素，它决定了城镇化发展所依赖的资源基本配置关系和水平，进而决定区域城镇化进程中资源的投入与产出效率，最终决定区域城镇化的水平与质量。

一、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多元动力机制

新型城镇化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农业现代化、工业化、现代服务业以及制度动力，这几种动力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驱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演进，其机制如图1所示。一般认为农业现代化是新型城镇化的一级动力。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剩余的产生是城镇化的前提条件和基础。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导致农村劳动力出现相对过剩，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在更高的比较利益的驱动下，这部分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为工业化和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劳动力资源和重要的消费市场。农业发展作为城镇化的一级动力主要表现为在农业全员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的基础上，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逐步下降。工业化是新型城镇化的二级动力。在工业化的中前期，工业化是城镇化的主要发动机。工业化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是主要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动态调整、技术结构优化升级以及产业分工的不断细化来实现的。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适应市场需求日新月异的变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调整，区域之间的竞争表现为产业链的竞争，导致产业链不断延伸和完善;与此同时，产业技术不断创新与升级，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基础上，区域之间的知识与技术的外溢效应越来越明显;此外，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化，在地域空间上催生了专业化城镇的崛起与涌现;伴随着产业集群的产生，产业聚集区呈现蜂巢状延伸，以工业走廊为依托的城市群或城市带开始出现，城市组团式发展逐步成型，推动以“产城融合”为标志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新型城镇化的三级动力，是城镇化发展高级阶段的核心动力源。随着工业化的深入，机械化、自动化和专业化生产逐步普及，工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工业发展对于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逐步降低，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服务业，随着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提高，逐渐成为吸收劳动力的主要产业。在工业化后期和城镇化的成熟期，工业对劳动力的吸收开始出现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工业化的作用开始淡化，城镇化演变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具体表现为服务业功能的强化。服务业水平的提升以及分工的深化，促使以创新创意为双轮驱动的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性显著增强，出于服务业对于空间距离的发展需要，城市发展的主导产业由工业演变为服务业，服务业促进城镇化发展水平跃升，以创新创意为核心内涵的现代服务业成为吸收劳动力的主导产业。制度动力对新型城镇化的驱动是全方位的，制度安排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起到核心作用。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无效或者低效的制度安排则会阻碍经济发展。同样，当一种制度安排是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起到正向驱动作用时，我们称之为是高效率或者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提升城镇化发展的效率和质量;反之，当一种制度安排制约新型城镇化发展、或者增加新型城镇化发展成本时，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阻碍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效率和质量的提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制度对新型城镇化的驱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度变迁或者制度创新中发挥市场机制对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上。

图1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示意图

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测度与评价

（一）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建立全面科学的指标体系，综合测度与评价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已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不同于传统的城镇化指标体系，指标框架搭建还处于起步阶段，具有一定的探索性；新型城镇化更强调发展质量的全面提升，倡导从偏重数量规模向内涵质量的提升转变，包括在经济发展、人口发展、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人居环境等方面实现新转变，因此该指标体系应具有全面性；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动态过程，为更加准确地反映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及其演变趋势，该指标体系也应具有动态性；评价指标要结合实际，具有较好的可量性、可比性和可获得性，因此该指标应具有可操作性。

（二）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测算

采用改进的熵值法确定权重以消除赋权过程中的主观因素。“熵”作为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度量，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小，熵也就越小；反之，不确定性就越大，熵也就越大。

（三）测算结果分析

利用改进熵值法对2000—2011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31项指标进行赋权。赋权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基础、社会功能和环境质量指标群中，社会功能指标权重达到约45％，而经济基础权重为32％，环境质量权重为23％，说明社会功能对新型城镇化更为重要；在时间维上，社会功能指标和生态质量指标权重均有逐年上升趋势，经济指标群的权重随年份递进具有一定波动性，在社会功能指标群中，功能完善权重最高，其次是人口发展，说明新型城镇化注重民生福祉和社会功能的完善。通过测算得出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综合得分及其增长率（如表1和表2所示）。根据测算结果绘制出了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图（如图2和图3所示）。从综合得分来看，东部地区一直高于中、西部地区；从综合得分增长率来看，东部地区综合水平得分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中部省份城镇化综合水平得分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快于东部和西部，同时绝大部分省份的综合得分增长率超过0.1，说明2000年以来我国省域新型城镇化呈现加速发展态势。

表1我国2000—2011年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得分

表2我国及三大区域2001—2011年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得分增长率

图１2000—2011年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得分变化趋势

图２2000—2011年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得分增长变化趋势

三、新型城镇化驱动机制的实证分析

（一）驱动机制的提出

通过综合测度得出了全国30个省（市、区）以及东、中、西部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综合得分，不同地区得分呈现出各自的特征和发展趋势，接下来的问题是存在于这种城镇化发展水平背后的驱动机制。城市经济理论表明，城市发展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外向型经济和微观实体经济的内生发展能力等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将新型城镇化的驱动机制归纳为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外部机制和内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