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伟光

乌菲兹美术馆原本是美第奇家族的办公楼，乌菲兹的发音有些像英文office（办公室）的发音，所以，它的本意可以理解为“办公室美术馆”。这个美术馆以收藏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和古希腊、罗马的雕塑为馆藏的主要特点。

陈列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素描作品的展厅里，有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艺术家的素描作品。看着他们的素描，感到我们接受的或关注太多的是俄罗斯的素描，它重视的是体积与块面之间的结构关系，感觉上比较厚重。而达·芬奇等大师的素描用笔很是轻淡，没有有意强调黑白对比关系。在以细柔的线条为骨基的素描关系中，线条发挥了关键作用。整齐的排线密织成中性调子内，线条清晰、肯定地将物体的肌理、体积、结构准确又轻松地表现了出来，具有古典的雕刻感，很是优雅。

乌菲兹美术馆，有为文艺复兴著名艺术家设计的专厅，命之为“画室”，他们按时间顺序来排列，早期的是乔托、马切罗、弗兰切斯卡、利比、波提切利，依次排下去到了第15室，便是达·芬奇的画室了。再接下来就是彼鲁基诺和西尤利、丢勒，丢勒之后才是米开朗基罗、伦勃朗，一直到16世纪具有现实主义影响力的艺术家——卡拉瓦乔等等。

这种极有时间程序的展陈方式，很具有学术性，能够像看一部通史一样，系统而又集中地了解到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各自的风格特点。会使你一下子较容易地把握了这个时期的梗概，而不至于陷入瞎子摸象式的一孔之见当中。美术史中讲，乔托是第一个把圣经题材以人文精神来理解、并按照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来表现宗教人物的画家。因此，把他视为欧洲中世纪的最后一位画家和文艺复兴的第一位画家，他的绘画奠定了文艺复兴艺术的现实主义基础。这种定位当然是有根据的，这种说法虽没有错，但却常常会产生误导，以为乔托的作品处处充满着现实的人文精神。然而，当你到了乔托画室，情形却不是这样，他的绝大多数画作一看便是中世纪的绘画风格，人物是没有表情的，构图是刻板的，色彩是灰暗的，充满了原始的稚拙甚至呆板的蛮族艺术特征。当然，他的后期作品能够在绘画的色彩中一去中世纪平板的金或蓝色背景，而改为透视画法的一般风景，但这种特点也只是体现在他的《逃亡埃及》《哀悼基督》《犹大之吻》等作品之中。所以，只有到实地考察，再对照文献方可得出比较真切的认识，而不至于误入人云亦云的迷雾之中。

这种看法并没有否定美术史中的定论，而是说理解问题要尽可能地做到全面、全息、客观。说起来话长，在乔托或乔托之前的时代，绘画与雕塑是一种职业，而非属于我们今天所认为的艺术范畴。那个时代的画家们大都是以描绘圣像为职业的，这些画家和雕塑家们隶属行会管理，被划为手工业者。所以，认为他们是为艺术而创作，那就错了。

乌菲兹美术馆的绝妙之处在于，它是专门收藏文艺复兴时期美术作品的“专题”美术馆，这种专门性对帮助研究美术史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减少偏颇的学术平台，且这座美术馆恰是在文艺复兴的原发地、原发点上建立的美术馆，因此，它的典型性是很有实际价值的。比较起中国的美术馆，比较缺乏的就是专门性和系统性，展出的作品虽不乏精品、虽也在分类，但主线不清，缺乏导向和观点，这往往会使观众一头雾水。

进一步而言，乌菲兹美术馆这样的分类，还能够很清楚地知晓不同时间、不同艺术家对同一题材表现的不同风格，以圣母像为例，最早的是乔托画的圣母，依次是波提切利、利比、安吉利克，直到文艺复兴的盛期拉斐尔的圣母像，这样便于了解艺术风格的进程和体会出杰出绘画作品的魅力所在。

应重视地方基层博物馆的收藏，因为这些艺术品和文物是本土的，能够较清晰的了解到这一地区的文化分期和文化类型，这对于架构知识体系至关重要。相反，参观把各地的艺术精品或文物收拢在一起的综合性博物展览或博物馆，如果不具备相当的史学和文物学知识，会陷于到一种不知文化类型和历史背景的孤立的片段知识之中，这种展览，会以它展品的耀目而把其连带的文化系统所遮掩。而乌菲兹美术馆的展陈方式向人们提供了一个系统的、具有较完整信息的、层次分明的学术场域。这种美术馆的展陈方式，展现出了完整的美术史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