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3年12月21日，由韩美林艺术基金会设立的“韩美林日”在中国确立。当天下午，韩美林艺术基金会举办了系列文化活动庆祝“韩美林日”。活动分为两大部分，上半场围绕文化教育、文化艺术、文化遗产、文化培基等四个领域，对清华大学、中央芭蕾舞团、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优秀民间艺术传人、七所韩美林希望小学进行了捐赠，并宣布成立韩美林艺术维权中心：下半场围绕着《公共空间的艺术审美》这一主题举行了首届“韩美林艺术讲坛”，从雕塑、建筑、艺术审美等角度邀请多位重量级嘉宾同台共论发表精彩演讲。韩美林艺术讲坛以“彰显文化力量，提升大众审美”为主旨，通过邀请当今艺术界、思想界、评论界等国内外有独特建树或研究成果的大家为主讲人，就艺术热点进行探讨。

首届“韩美林艺术讲坛”的嘉宾包括：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吴良镛，著名艺术家钱绍武，世界著名建筑大师、纽约新世贸中心大楼设计师丹尼尔·里伯斯金，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施卫良，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仑，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朱文一，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艺术委员会主任吴为山，艺术家韩美林。本文特摘录其中精彩内容，与读者共享。

白岩松：在当下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两个重大的挑战，一个是我们如何从小小的家庭中走到公共空间里，并且学会和睦相处，君子之交，和而不同。另一个挑战是如何让每一个老百姓变成公民，这两大变化都有一个“公”字在里面，因此公共空间的艺术审美本身就与“公”字和这种转变紧密相连，雕塑也就不再仅仅是雕塑，建筑也就不仅仅是建筑，它是改变这个时代的重要力量。

首先，我们第一位嘉宾就是来自于纽约新世贸中心大楼设计的设计师丹尼尔·里伯斯金先生，接下来冯骥才先生准备，有请。

丹尼尔·里伯斯金：非常感谢。关于公共空间的艺术，刚才主持人说是一种公民的艺术。它总是以手开始，同时又有眼，又有心灵，又需要一种诗情来深深地挖掘。

每一件作品我都是以绘图开始，绘图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建筑的基础，在我设计建筑之前，我都要从不同的艺术里获得灵感，来建立这种空间与光线之间的联系。我画很多图，有些图甚至大家看到的是一种音乐的符号，因为在我职业生涯中，我原来是一个音乐家，然后才成为了一个建筑设计师。

在荷兰，我参与建造了一个沉思园。在日本的西部我也建造了一个包含有哲学、文学及新的空间理念的公园。另外，我也设计建造了“9·11”纪念碑。我强调创新的材料、创新的技术，以及人们的大脑跟建筑的关系，包括人的大脑跟建筑之间的互动。同时，我也强调公共空间的艺术表达。比如在伦敦，我建造了一个现代的公园，促使人们更加靠近艺术，并通过建筑的质量来提升艺术的质量。在柏林我还有一个项目。我出生地是波兰，我的祖辈也经历了针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因此，我在柏林建立起一个柏林的历史博物馆，它用音乐的方法描述了犹太人所经历的这种集体大屠杀，给我们讲述这些迫害史，这里有受迫害的犹太人的名单，包括一些艺术家也在其中。通过这样一个建筑，我建立起一个这样精神的犹太史。

这种新的建筑，不是直接进入，而是从地下进入，从黑暗的地方进入，进入不同的道路。不同的路径，代表着历史的路径，其中的一个路径是死胡同，这上面有一些碎的光线，所营造的空间是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曾经受过痛苦的犹太人。这里面又有一个流放花园，是为了纪念那些被流放的犹太人，同时还有一些绿树，通过向上仰望让你看到这些绿树，让你看到一些新的希望。这些窗户也不是正常的窗户。你看到的建筑，包括了一个扭曲的星形，因为过去犹太人被强迫佩戴一个黄色的五角星。我还利用了很多的光线，还有很多历史的象征符号，光代表未来，同时代表了柏林的未来。我的新的建筑设计强调对年轻一代的教育，把对于公共空间、艺术品位、艺术感觉的理解，都放到建筑里。

在我设计的过程中，冒险也是非常重要的。我特别喜欢韩美林的艺术作品，因为他的作品中有一种新的概念，新的冒险，新的尝试。我为丹佛的艺术博物馆所做的设计中包含两条线，一个是自然之线，一个是文化之线，通过他们的结合，通过城市的规划，我在科罗拉多的都会城市建立了一个新的公共空间。

我想说的最后一个部分叫“再生”。在为新的世贸中心进行设计的时候，我就强调了“重生”这个概念。我把我的作品新的世贸中心称为“记忆的奠基点”，因为记忆表示一种重生，表示纽约新的未来。当我开始设计新的世贸中心的时候我在考虑什么呢？我考虑的是当一个建筑倒塌了以后，我们应该给予后人一种记忆，把原来的地基留下。因此，我的设计是做了一些象征性的处理，包括非常高的塔楼。同时，我让这个高的建筑最高的地方像自由女神的手在举着我们自由的火炬一样，唤起人们的记忆，同时包括博物馆，都要包容这些历史，保留这些历史。我所设计的是要新建多个建筑，同时要保留过去的世贸中心的一些基石。我做了这样一个总体的规划，在这个规划里有一个给大家悼念“9·11”死难者的地方，一个水墓。其中的水是环形流动的。我也加了另外的元素，建立了一个光线的元素。我还同时建立起一个入口，让这个入口本身就能迎接日光。另外，我还设计了一个建筑群，跟遥远的自由女神像遥相呼应。

我来自波兰，我的父母曾经是工人，他们曾经的生活非常艰苦，纽约这个地方不应该建成高层的写字楼，而是应该保持让各种人都有他们的一席之地的感觉，同时要使他们能看到天际线，看到希望，包括新来到纽约的人都能感觉自己是纽约的一部分，感觉能取得成功，这就是我的目的——要使得不同国家的人们能站在一起，而且利用公共空间能够使他们的心灵连接起来。谢谢大家。

白岩松：非常感谢建筑界的肖邦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语言的圆舞曲，不过你跟肖邦还是有区别的，肖邦是忧郁的，而你是激情的。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冯骥才先生。大冯一直在为古老美好的东西请命，当时天津在不断发展，他要做一个阻拦者。他身材很高，所以，大家叫他大冯，但是在推土机和拆迁机的面前他还是显得渺小的，还好他请了很多摄影师，最后用照片把那些美好的东西留下来，我想知道的是他要保留的是什么，他理解的公共空间、艺术审美又是什么？有请大冯。

冯骥才：当一个艺术家注意社会文化的时候，特别是画家，一定会有一个东西跑到前面来，是美，他要关注我们城市的美。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当代文化界的人，在我们现在这个公共空间里，我主要指城市的空间里，说句实话，我内心是悲哀的。一个城市的空间有两部分构成，一个是历史的审美，一代一代人不断地把精神的创造，把审美，都放在这个城市里，每个时代是不同的，最后形成一个历史的美。这个历史的美贯穿下来形成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城市的个性，是共同认定的一个美，我觉得这是一种美。还有一种美就是当代的美，当代的人还要把自己的创造放到这个城市里。所以，城市的美，我觉得一方面是集体的创造，一方面也是集体的无意识。但是我觉得中国当代的空间，我现在做的工作主要是传统村落的保护，这是另外一个研讨会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主要讲还是城市的空间，露天的空间的问题。

我们现代的城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城市环境或者一个公共环境里生存呢？我觉得是几种因素，一个是商业文化，商业文化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这个城市充满了暴发户式的审美，那种浅薄，那种炫耀，炫富夸富，那种庸俗的社会观，那种拜金主义。还有大量的房地产高速发展给城市，给我们生存的公共空间里堆下大量的时代的难以清除的文化垃圾，这是我的忧虑，一方面我们失去了历史，我们失去了前一代人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同时，我们制造了大量的乱无头绪的非理性的商业的文化垃圾，堆积在我们城市里，这种城市里，我们能找到我们的精神吗？能找到我们的价值观吗？能找到我们城市的个性和气质吗？有创造的艺术家，当你们把艺术作品放在城市里，放在什么地方？

我说一个具体的问题，谁是这个城市的甲方？政府和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我觉得政府最好的办法就是城市应该让建筑师，让人文知识分子发挥主要的作用。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给他们充分的自由，我觉得政府和艺术家的关系就应该是像伦敦鸽子广场的雕塑台一样，政府搭台艺术家唱戏，而不是艺术搭台政府唱戏或者文化搭台政府唱戏本。这可能是一个很难越过的一个横杆，如果这个横杆越不过去的话，我觉得艺术家所有的梦想最后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讨论的任何问题都没有意义。我特别想呼吁我们的社会尊重我们的人文知识分子，尊重我们的艺术家，我们公共空间给艺术家更多的自由，实现他们浪漫梦想的一个平台。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我一开始想的一句话，真正能够使美成为我们一个城市或者我们空间的胜利者。谢谢。

白岩松：谢谢大冯。大冯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谁来作主？我不认为一个城市的民主非得由一票一票的投票来体现，那是由现今我们每个人的平均教育程度决定的，那可不一定好。我们需要的是文化民主，既要有民主，又要有一定的水准保证，这很难，但是我觉得这是今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下一位有请冯仑。好多人不把冯仑当成房地产企业家，而是当成房地产企业家里的哲学家。有请这位房地产企业家里的哲学家。

冯仑：谢谢大家。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倒过来讲，是什么妨碍了我们的公共审美，因为我是干活的。丹尼尔·里伯斯金先生设计了世贸中心，但是他可能想象不到在他设计出来一个月之后，中国的一个企业家，就是我就跑到纽约，试图参与新世贸的重建，结果花了11年的时间，终于，在明年年底，我们会在1号楼，就是他当时建的最高的楼上，开启一个两万平米的中国中心。

就从这件事情说起，大家刚才看到了“9.11”之后丹尼尔·里伯斯金先生设计的这个作品，他的主旨叫“记忆和重生”，这个重生是有方向的，重生不是往共产主义重生，是往自由重生，内在的一层意思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是美国当时最重要的意识形态。这个建筑本身的高度是1776尺，也就是美国建国的年份，到现在为止最高的这个楼还是1776尺，整个这个最高的楼叫自由塔，里面所有跟这个事情有关的钱，发的债券叫自由债券。这个楼以前是两栋大厦，120万平米，结果重建以后是7栋大厦，但是共100万平米。最高的这一栋，大家看到的就是有点儿像自由女神的胳膊举个火炬，其他的几栋当时是拧着旋转的一种排列方式，晚上从自由女神像看过来整个这一组建筑就是自由女神的裙子迎风展开，有一种旋转飘荡的感觉。这一组建筑之所以在当时得到了最高的评价，因为它既有关于一个美好的艺术形式，又展示了和自由女神之间的关系，展示了美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面对“9.11”的袭击所表现出来的顽强、自由和不屈的精神。

这么好一个作品今天是怎么样的呢？在过去十年里我经历了所有这个作品被修改的过程，这个作品不是丹尼尔·里伯斯金先生的了，这个作品是一个商业机构SOM修改过以后的一个作品。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那就是商业。商业会使公共空间的艺术变得扭曲，变得不美。现在的七栋楼都改得很商业了，只把纪念馆留下来。举最高这个楼为例，美带来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空间经济使用上有点儿挑战，旋转扭曲使用起来浪费就比较多，交给SOM以后就把旋转变成了方方正正。但是它又带来一个街道的安全问题，所以，这个楼也不能全拧过来，最后折中一下，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楼四个边拿刀削了一下，就是刚才那个图。于是现在我们作为买家和用家，用起来相对比较方便。

商业的力量在美国能够使丹尼尔·里伯斯金先生的作品变得不美，我们可以想象在中国能产生多大的力量。就像刚才大冯讲的，那就更没法弄了。

第二件事情就是意识形态，起初纽约这个大厦叫“自由塔”，我们当时要去做中国中心的时候，包括靳羽西到中国跟我讲，叫中国中心，美国人怎么能接受呢？“五星红旗插在自由头上”这个事情有点儿挑战，她说我是美国人，虽然我是华人血统但我接受不了。但是随着中国的强大，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日益发展，也随着美国的金融危机出现，当我们把这个项目签下来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发生了变化，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第一个表现就是，勉强说你们可以在这儿做，做的前提是大楼不叫自由塔了，以后这个楼叫WTT1，就是第一号楼，这是中性的，既然没有自由了，你在1号楼上插个五星红旗是中性的，意识形态改变的结果就是最后我们在上面放了一个中国中心。即使这样，当时的报纸媒体还讲“共产党占领了自由塔”。

意识形态发生一点点改变，商业力量就更大地进入，于是纽约这组建筑已经和其他的建筑看起来没太大的两样。所以，妨碍我们审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用什么观念，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来支持这个审美。当然，这后面还有一个体制的问题。这种情况下我们回头看，商业、意识形态和不当的体制将会对我们的审美造成很大的伤害，我希望这种伤害成为历史，而不是未来。谢谢。

白岩松：艺术家面临的挑战在全世界哪儿都有，讲一个小故事，我亲耳在佛罗伦萨听到的，米开朗基罗雕大卫，那个时候也不开放，很多宗教的领导过来审这个雕塑，不行，这个脑门必须改。米开朗基罗说我改，马上改。在他拿着雕刻刀上去的时候顺手拿了一把石膏粉，他上去一边用雕刻刀凿，一边让手里的石膏粉哗哗的往下撒，然后这一把粉全撒完了，用手一抹，修完了，那个领导看着说改完了好多了。所以，就怕领导懂艺术。所以，不仅需要一种直抒胸襟改造我们的环境的气魄，也需要有一种坚韧的战斗精神，更重要的是今天韩美林所做的基础工作，通过教育，通过审美的感化，让大家生活与美为邻，最后大家提高了，我们的领导艺术审美也很高的话，生活会变得更好，但是要从基础做起。下面有请钱绍武先生讲几句。

钱绍武：没想到给我出了这么一个难题，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参加今天这样一个会，这个会我最感动的是跟艺术家们，跟韩美林一起，谈艺术，谈希望，我觉得这个会我们一定要经常办，美林你有这个本领就很好，这是真正有推动意义的事。我们做的公共艺术必须和公共的生活密不可分，这才叫公共。而雕塑就是这样一个艺术，建筑更是这样一个艺术。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怎么样能够推动公共的审美？光是空话没有意义，光是要怎么怎么自由，大概也没有用。问题在于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的艺术家怎么样使我们艺术真正做到对人家有点儿好处，不要起相反的作用。这一点我想应该做得到的。

而做到这一点，既要求我们要有对艺术本身的认真，同时也要求我们了解当前有实际可能做到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完全书生气大概是不行的，完全商业化大概也不行的，完全是靠政府来做大概更加是不行的。建筑家这是首要的，因为你们最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既要有人肯出钱，而且不是小钱，既要有人做出来对子孙后代都有好处，又要当前能允许，肯出钱，这个人坚持干，这个太不容易了，美林有这个本领，我就没这个本领。这的确是一个课题。

其实，这不是我们现代才面临这个问题，自古至今就有这个问题，哪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局限，哪一个时代都有政治领导，哪一个时代都要有肯出钱的主儿，都要取得一个共同的互相通得过的方案，这是靠艺术家的本领，这是一种本领，我们都要好好地学习，都要好好地争取做到这一点。这一点我们应该经常交流，大家都更聪明一点儿，光傻不行。菲迪亚思的时候就是这样，中国龙门石窟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四川大佛也会碰见这些问题。所以，公共艺术的困难，对我们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实实在在地懂一些经验，变得更加聪明一点，更加实际一点，实实在在地推动一步，能够推动一步就是我们的胜利。我就是这几句话，不知道是不是有用处。

白岩松：谢谢钱老，其实钱老还是用他的这番讲话在提醒我们。说到根上，我们今天探讨公共空间的艺术审美的根本作用在于，当我们一步一步地由百姓变成了公民之后，对公共空间，对“公”这个字就会有发自内心的发自血缘的理解，那个时候公共空间就会呈现出让我们喜欢的局面。接下来有请吴良镛先生为公共空间的艺术审美嘱咐我们几句。

吴良镛：本来是来看望好多年没见面的韩美林先生，没想到讲话。既然要讲话，我接着刚才钱先生讲的，我们经常在一起聊，所以，好多观念是接近的。想说一个什么呢？我对这个标题非常欣赏，因为对于很多的艺术，现在大家就以为应该放在博物馆里的。当然放在博物馆也对，西方有一句话就是放在博物馆里的一些作品当然是经典作品，好的作品。所以，它是博物馆的宠儿，博物馆的天使，但是在外面的东西，公共空间，我们一般建筑的广场，有多少艺术成份，在这里充满了美丽或者人的生活，有时候往往不是这样。所以，我很难过的是这个，矗立在博物馆里的艺术，中国有句话叫“镇馆之宝”，博物馆之外的是中国的传统、美，是无所不在的。你到泰山看，泰山《金刚经》写的多气派，泰山的雕塑，泰山的一切一切，大大小小。所以，公共空间无所不在，在城市，也在乡村，也在名山大川之间，中国的传统，你到泰山和名山，你可以看综合的艺术无所不在，而且互相结合，诗情和书法和雕塑，都在一起。公共空间的艺术是无所不在的，在中国综合了，集中了，文学艺术越表现出来传统的当代人民的喜爱它就越有生命力。

第二句话，设计无所不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有设计。艺术无所不在，综合的艺术无所不在，设计也是无所不在，到处都可以有，我们在这儿包括这个房子，房里、房外都有艺术，看你有没有这个匠心，看设计家的选择，看大家如何欣赏。

白岩松：谢谢吴老。其实吴老用看似不长的话反问了我们全社会一个问题，我们会觉得很多的艺术品放在博物馆里是艺术品，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把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当成一个博物馆的话，我们每天塞到这个博物馆里的展品是否可以配得上这个博物馆的展览？丹尼尔·里伯斯金先生建的一栋在纽约博物馆里的建筑，冯仑先生可能又会在北京用建筑成就另一种展览，但是50年、100年后我们该如何评价呢？所以，吴先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另外，透过两位先生的发言，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有的人会觉得离雕塑很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离雕塑很近，人生就是一场逐渐被雕塑，永远在未完成状态的创作过程，打你一出生，岁月这把刻刀就开始使劲儿，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刻到中年是我这个样子，再刻一些年，我之所以曾经写过《渴望年老》，就是在常沙娜大姐，在很多老前辈的身上看到榜样。没关系，岁月的刻刀继续使劲儿吧，人生就是一个雕塑，我们如何配合着，也被动，但是另一方面有一定的主动性，如何配合着把我们自己最后的作品完成得非常美，但愿这也是今天我们共同收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