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扬

【关键词】中国北方；小石器技术；源流；东西方文化交流

【摘要】中国北方的旧石器文化是以小石器技术为主导的石器工业传统。本文通过对该地区小石器技术发展演化的宏观考察，试图探讨其起源、扩散、发展的模式。初步研究认为其以泥河湾盆地为中心本土起源，并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从旧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延续到晚期，显示出线线进化的特征，发展平缓而又不乏亮点。此外，其还表现出东西方文化交流上的鲜明特征。

一、引 言

张森水先生曾对中国旧石器工业的基本框架进行过梳理，总结出中国旧石器文化面貌存在的11种工业类型，这些工业类型构成了中国南、北主工业二元结构和多种区域性工业并存的格局。这两种主工业类型，一是南方的砾石工业传统，一是北方的小石器工业传统。南方主工业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石制品以大型为主，重型工具远多于轻型工具，因为工具多用砾石直接加工，因而又概括为砾石工业；北方主工业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石制品多为小型，多用石片毛坯加工工具，工具类型也较为多样，又被概括为石片工业。不过，这两种工业传统不仅时间跨度大，地域跨度也基本囊括了整个中国，而且这样的旧石器“工业”和“文化”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也有很大的差别。

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发展确实表现出一些区域性文化的特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复杂性。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如研究者的缺乏与考古材料的日益增多之间的矛盾，导致对考古材料本身的研究就很不足，更不用说深入研究考古材料所反映的人的“文化”了。因此，首先将一个区域的旧石器文化发展演变弄清楚就显得尤为重要。法国莫斯特文化的研究就是旧石器区域文化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博尔德根据是否存在特定的石器类型及其比例的多少，将其分为四个主要的类型和一些地方变种，这四个类型和变种又代表了不同人类群体以及不同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年代演化关系。

中国华北地区即被认为是石片主工业类型的这样一个区域，早在上世纪70年代，贾兰坡先生就做过具体的研究，并提出了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发展的两个工业传统。最初贾兰坡先生等通过对丁村文化的研究，发现丁村文化与萨拉乌苏和水洞沟文化颇不相同，从而孕育了两种石器传统的认识。后来随着新的发现不断增多，如峙峪遗址和鹅毛口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最终提出了华北旧石器文化的两大传统理论，即“匝河一丁村系”的大石片砍砸器和尖状器传统，“周口店第1地点一峙峪系”的小石器传统。前者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如山西鹅毛口新石器时代遗址，后者到晚期发展成为细石器文化。这个理论首先提出了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对中国远古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贾兰坡先生的研究基于当时的最新材料，开创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区系类型研究的先河，时至今日仍具有启示意义。该理论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其基础是当时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古新发现、新研究不断增多和深入，这就有必要对其进行增补、完善。

本文主要以贾兰坡先生提出两个传统理论以来的新材料和新成果为基础，试图总结出一些新的认识。探讨范围主要是两个传统中的小石器传统，以期对中国北方小石器技术发展演化的脉络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梳理和归纳。

二、起源：一个中心

从时代和技术源流上，中国北方小石器技术的源头应该在泥河湾。

泥河湾盆地自20世纪20年代发现以来，经过国内外考古学者近一个世纪的努力，不仅发现了许多哺乳动物化石，还出土了一大批考古文化遗存，时代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延续到新石器时代，可以说是研究中国石器文化连续演化最为经典的地区。特别是一系列早更新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更是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周口店北京猿人的某些“先进性”，使学者们预期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㈣，而泥河湾早更新世某些文化代表的进步性和年代的古老性，使学者们更是相信在泥河湾盆地有望找到200万年以前的古人类遗迹，其规模与内涵甚至有望与东非的奥杜威峡谷媲美。可以说，泥河湾是探寻中国早期人类起源与演化的关键地区之一。

迄今在泥河湾盆地发现的早更新世古人类遗址已达15处，它们自下而上分布在下更新统泥河湾组8个不同的层位里。这些遗址分别为：马圈沟、小长梁、大长梁（又称为仙台）、半山、葡萄园、广梁、山神庙咀、麻地沟、东坡、东谷坨、马梁、后石山、飞梁、霍家地和许家坡。目前发现的年代确切、最早的遗址为马圈沟，最早可至166万年前。在这些遗址中，马圈沟、小长梁、大长梁、半山、东谷坨、飞梁、霍家地和许家坡等8处已有详细报道。从遗址的分布来看，它们主要分布在泥河湾盆地山前，即古湖岸带的边缘地区。泥河湾下更新统的地层为滨湖堆积，当时古人类的生活点伴随着古湖的进退而收缩或前进。遗址堆积和文化层均较厚，东谷坨遗址文化层甚至超过3米，说明古人类在该地区停留时间长，文化发展具有延续性。

宏观上看，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石制品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小，其具体文化特征可以概括为：原料以遗址附近的劣质燧石为主；采用锤击法剥片，砸击法有，但少见；工具普遍较小，加工简单，只有少量精制标本。工具组合上刮削器比例大，尖状器、雕刻器等其他器型均较少，大型砍砸器基本不见。它们属于泥河湾盆地小石器技术传统的早期代表。需要提到的是东谷坨遗址发现的一种类似晚期楔形细石叶石核的“东谷坨石核”。东谷坨石核的形态特征最先由卫奇先生注意到，归类为多台面石核，认为其外貌与细石器传统中的楔形石核略有相似之处。侯亚梅等在东谷坨1997年的发掘报告中又重点描述了该石核类型，并初步命名为“东谷坨定型石核”。之后侯亚梅通过全新的观察视角和定位方式，对该类石核进行了深入研究，最终定名为“东谷坨石核”。“东谷坨石核”已具有成坯、稍作尝试、剥片进行当中、经充分尝试后废止四个工艺流程（图一）。此外，着意选择块状毛坯、台面和侧面的预制修理、剥片时起控制作用的“龙骨”、两端集中剥片等，都证明古人类在利用“东谷坨石核”时，具有很强的预设性和目的性，已经具有“概念型版”的特征。这表明，东谷坨古人类已具备很强的认知能力，“东谷坨石核”与后期的楔形石核在形态、生产工艺和生产目的上具有很强的相似性。

东谷坨石核的发现和研究是探讨我国旧石器早期石器制作技术以及古人类认知能力和行为模式的一个新的生长点，不仅为细石器华北起源说提供了证据，将我国旧石器晚期北方传统细石器工业的源头追溯到距今110万年前，也提示我们可能需要重新估量我国早期古人类的石器制作技术和认知能力。我国古人类在至少距今110万年前已经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所谓东方文化的底蕴不可低估，并需重新审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模式，可能在古人类出现初期交流就已经开始，并存在“石器之路”。此外，也为中国北方小石器技术的起源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预示着北方小石器传统最早能够追溯到早期的东谷坨遗址。

三、扩散：线线进化与自我特色

小石器技术在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早期的东谷坨遗址起源，扩散到之后的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人类化石产地之一，也是研究我国北方第四纪洞穴地层的经典地区。遗址出土了10余万件更新世人类的石制品（图二）。这些石制品的原料种类和类型、形态、刃口特点，提供了有关古人类开发利用原料的选择性和能力、石器制作技术、古人类生计特点和生存状况等重要信息。其石制品特征可以概括为：原料多样，主要有脉石英、绿砂岩、石英岩、燧石和水晶等，剥片技术有锤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并已懂得了对不同的石料采用不同的制法；石器个体大多较小，仅少数为大型石器，器类主要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端刮器、雕刻器和石球等，尤以刮削器数量为多。工具毛坯多为石片，其中采用砸击法制成的两极石片和用两极石片加工而成的工具最有特色。值得注意的是，周口店第1地点已出现了类似楔形石核的萌芽。

小石器技术在泥河湾盆地也体现出延续发展的特点。三棵树遗址是最近发现和发掘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晚段遗址，于2008年进行了8平方米的试掘，出土石制品251件，以及一些破碎牙骨化石。石制品以小中型为主，包括石核、石片、工具和断块、碎片等；工具类型多样，有刮削器、尖状器、端刮器、凹缺器、锯齿刃器、雕刻器、石锥、石钻、鸟喙状器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6件“东谷坨石核”的发现，为距今110万年前东谷坨遗址发现的东谷坨石核与晚期楔形石核的对比增添了一处新材料。遗址根据地层对比，其年代应早于后沟遗址而晚于马梁遗址，可能与前者更为接近，约为距今30万年左右。

到旧石器时代中期，小石器技术继续发展，但开始体现出一些自我特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许家窑—侯家窑遗址。该遗址分布在泥河湾盆地北部河北省阳原县侯家窑村西侧长形沟和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村北侧两叉沟，均位于桑干河支流梨益沟右岸。1973年和1974年由卫奇调查发现，并于1976、1977和1979、2007和2008年进行了几次发掘。遗址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种类绝大多数是中国华北地区上更新统的类型，因此研究者认为其年代不应该早于晚更新世，但估计超过10万年。陈铁梅利用铀子系法得到的测年结果为10-12.5万年，是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年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蕴藏相当丰富，且保存较好，在长形沟文化层中还发现有人类化石。石制品数量超过2万件，类型包括石核、石片以及各类工具。其中，1000多件代表不同制作过程的大大小小的石球最具特色。据已发表的14039件石制品中，石核有2578件，占石制品总数的18.4%；石片8449件，占60.2%；石球1073件，占7.6%；工具1939件，占13.8%。值得提到的是，在许家窑遗址已有学者观察到“东谷坨石核”总的来说，许家窑—侯家窑遗址石制品明显体现出承上启下的技术风格。石制品以小型为主；存在两极石片，这种砸击技术在泥河湾早期有发现，但是更接近北京猿人遗址发达的砸击技术的废弃阶段；修理台面的石片很少，不过发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叶开始出现；遗址发现的漏斗状石核和原始棱柱状石核可能是晚期及以后锥形石核和棱柱状石核的母型；各型尖状器、刮削器和雕刻器也是早期北京猿人遗址和晚期峙峪遗址的常见风格，其中的拇指盖形小刮削器也可以看作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拇指盖状刮削器的母型。

周口店第15地点是另一处属于旧石器对代中期的遗址。该地点发现于1932年，发掘于1935-1937年，出土了1万多件石制品。其旧石器文化也非常具有特点（图三）。石制品原料包括脉石英、火成岩、水晶、燧石、砂岩和石英岩，而以脉石英为主，这可能与当地原料分布情况有关；对不同质地的原料采用不同的方式加以开发，例如对脉石英和水晶既用锤击法又用砸击法生产石片，而对燧石、火成岩和砂岩等则只用锤击法生产石器的毛坯，并能根据石器的功能要求选择不同质地和大小的毛坯生产石器，对相对优质的材料充分加以利用等。锤击法是剥片的主要方法，较之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砸击法已退居其次，并有盘状石核剥片技术。石制品形态以小型为主，工具类型丰富，有刮削器、凹缺器、雕刻器、砍砸器、尖刃器、石锥、薄刃斧、石球等，以刮削器为主，而且种类繁多。在该地点也出现了类似楔形石核的萌芽。

此外，位于鄂尔多斯高原的萨拉乌苏旧石器时代遗址也非常具有特色，将在后文详细介绍。

四、发展：延续传统与旧石器晚期的革命

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小石器传统仍在发展，代表性遗址是板井子遗址和峙峪遗址。前者保持了纯净的小石器技术传统，后者则更多的体现为一种过渡的文化状态。

板井子遗址位于河北省阳原县板井子村北，1984年由谢飞组织的调查队发现，并在1984、1986、1988、1990、1991年进行了5次发掘。遗址文化层厚约3米，发现石制品3383件，器型包括石核、石片、工具和断块等，石片和断块所占比例较大。遗址埋藏在下沙沟沟口相当桑干河第二级阶地的堆积物上部，铀子系法提供的年龄为7.4—1.8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中至晚期。不过，卫奇通过与同一地貌单元的二道梁遗址进行比较，认为遗址年龄不应超过2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峙峪遗址位于泥河湾盆地西南端，发现于1963年。其文化层埋藏在峙峪河第二级阶地，发现的文化遗物包括15000多件石制品（图四）、39件骨制品以及一件属于晚期智人的枕骨化石。石制品以小型为主，存在两极石核和两极石片。石核类型中的扇形石核可能是楔形石核的雏形；石片生产技术可能有硬锤和软锤直接打击法，以及砸击法和间接打击法。工具类型多种多样，尖状器和刮削器尤为发达。工具类型中斧形小石刀制作精细，很可能是一种加柄的复合工具类型。遗址发现的一件石镞非常精美。从技术和类型来看，峙峪遗址石制品中的细石器原始类型对探讨细石器文化起源具有重要的考古学意义_5l】。峙峪动物群显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时代特征，4C年代测定数据为28130±1370a.B.P、28945±1370a.B.P陧】和33155±645a.B.p～31。

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具有代表性的石器技术特征是细石器技术的出现。细石器技术最早在泥河湾盆地出现，但一出现就显得十分成熟，像是发生了一场革命酬。如前文所述，在峙峪遗址、许家窑—侯家窑遗址等，已发现有细石器技术的初级类型；而根据目前有关东谷坨石核的研究成果，其源头最早能够追溯到距今1.1Ma的东谷坨遗址。

细石器技术最具代表性的是虎头梁遗址。该遗址发现于1965年，迄今至少发现有9个地点，主要分布于河北省阳原县虎头梁村一带，文化层埋藏在桑干河及其支流第二级阶地中，于家沟遗址（Locality 65039）是其中的代表。于家沟遗址迄今已进行过5次大规模的发掘，出土石制品4万多件（图四），以及磨制石器和陶片。石制品剥片的主要方法是锤击法，也有间接打击或压制法以及砸击法；第二步加工大部分应用了压制法。遗址属于典型的细石器文化，细石核和细石叶的数量非常多；细石核中楔状石核数量最多，约占石核总数的85%，其技术纯熟，并发展出“阳原技法”工具则以各类刮削器和尖状器为主，此外雕刻器、石镞等形式多样，加工修理精细。该遗址石制品的特征表明其已经达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工业的高峰【57】。遗址根据骨化石提供的C测年数据为1 1000±210年BP或11000±500年或1 1600±1】0年Bp，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我国东北地区也发现有大量的含细石器遗存，主要分布在吉林东部地区，目前至少发现有9处。这些含细石器遗存中，细石核可以分为楔形、船底形和锥形三型，而又以前两者主。遗址所含的非细石器类以刮削器和尖状器为主，同时还有雕刻器、琢背小刀、钻、镞等。其文化特征与华北地区极为相似，经研究认为，该地区的细石器技术来源于华北地区。

五、东西方交流：泥河湾盆地的早期证据和

鄂尔多斯高原中晚期文化的集中体现

关于旧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是旧石器考古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早在1944年，莫维士（Hallam L_Movius）就认为远东缺少典型的西欧序列，从旧石器初期开始，远东地区就是一个按不同生长模式独立发展的石核工具文化。他把东亚和东南亚广大地区称为“砍斫器文化圈（the great chopper-chopping toolcomplexes）”，而非洲、西欧、西亚和印度半岛为“手斧文化圈（the great handaxe complex-es）”。这就是对旧石器考古学界影响深远的两种文化理论（亦称“莫氏线假说”）。这种假说实际上认为东西方是没有交流的，东方旧石器文化一直处于封闭状态，且发展落后。“莫氏线”已在2000年百色手斧的研究中以强有力的证据被打破…。近年来，新的发现和研究特别是对典型遗址的深入研究，表明东方与西方旧石器文化并无差别，不仅如此，在过去200多万年间早期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东西方古人类在应对全球气候波动引起的生态环境变迁而反复进行了横贯大陆的双向迁移、交流与融合。

东西方交流的最早证据来自泥河湾的东谷坨遗址。该遗址发现于1981年，并经过多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品。石制品包括各种类型的石核、石片以及加工精致的工具；剥片主要采用硬锤直接打击法，但也有砸击法。工具多以石片为原型，小型并且加工精细，被认为具有细石器传统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工业的某些风貌。在1997年的发掘中，侯亚梅还辨认出剥离小长石片或石叶的“东谷坨石核”，并认为可以与旧石器晚期的楔形石核进行比较。这种具有石器技术指示意义的“东谷坨石核”，其在俄罗斯阿尔泰地区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如Kara Bom，Denisova和UstKarakol等均有发现，此外在蒙古国的ChikhenAgui Cave遗址也有发现，这表明以华北早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向着包括西方在内的周边其他地区在缓慢传播。以泥河湾为中心的小石器技术在更新世早期萌芽，一直延续到晚期，表现出自源性和主导性的特点，以本地为中心，在适当的时候向外输出文化技术，并采用了“双向传播”和“逆向传播”的方式，这也可能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模式。研究者据此提出东西方旧石器文化交流的“石器之路”假说，还是很有道理的。

鄂尔多斯高原显然是“石器之路”的必经之地，而该地区现有的旧石器文化证据也支持这一点。

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的萨拉乌苏遗址和位于鄂尔多斯高原西部的水洞沟遗址，是中国境内最早经过系统研究的两个旧石器遗址，正是对它们的研究揭开了中国旧石器考古的序幕，也为欧洲与东亚北部旧石器文化对比奠定了初步基础[储]。萨拉乌苏遗址迄今正式发掘过两个地点。一个是1923年8月由法国学者德日进和桑志华主持发掘的邵家沟湾，出土了大约200件石制品以及大量动物化石和一些人工打制的骨角工具。另一个是1980年7--8月间由黄慰文主持发掘的范家沟湾，出土了近200件石制品、大批破碎的兽骨、一些骨器和炭屑。萨拉乌苏遗址的年代经过古生物学、地层学、同位素测年、文化遗物对比研究，认为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比较合。遗址石制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尺寸非常细小。步日耶在观察了1923年出土的石制品后就指出：“由于尺寸非常小，萨拉乌苏的细石器特别难以描述。采集到的大部分细小石片都只有微弱的加工痕迹，必须进行很仔细的检查才能从中选出值得重视的类型-[70]。萨拉乌苏遗址附近原料匮乏，可供选用的原料为尺寸很小的卵石，这是导致石器尺寸极小的重要原因。也正因如此，原料偏小也使得一些技术如锤击法很难实施，于是压制技术可能在修整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萨拉乌苏遗址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工具、碎屑、断块，工具类型包括钻具、凹缺器、端刮器、锯齿刃器、雕刻器、边刮器、微型砍砸器、微型手斧等。从石制品类型上看，其具有明显的欧洲旧石器中期文化的特色。

另一处明显具有欧洲旧石器文化风格的遗址是位于鄂尔多斯高原西部的水洞沟遗址。水洞沟遗址分为好几个地点，其中第1地点于1923年发现并进行了系统发掘，其后又经过了5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品。遗址的年代经过。4C和铀子系法测定，属于晚更新世中期，即水洞沟文化层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文。最新的测年结果为3.5--2万年之间。水洞沟文化的面貌很复杂，它不仅有我国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一般特征，如工具的毛坯以石片为主，工具以各类刮削器最为普遍等，更具有其独特的一面，如生产石叶的长身石核在水洞沟文化中十分发达；打片前预先修理台面，形同龟背状的具有勒瓦娄瓦技术的石核占有一定的比例；石叶是水洞沟旧石器文化最突出的特征和标志；尖状器、端刮器和部分边刮器在器形和制作技术上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莫斯特尖状器、“新月形”边刮器、奥瑞纳期端刮器相似。正是因为这些特征，使得早在遗址发现之初，德日进等就认为水洞沟文化可以与欧洲旧石器进行比较1968年，法国考古学家博尔德在研究了巴黎古人类研究所的水洞沟标本后，也认为“它真是一个勒瓦娄瓦技术的莫斯特工业”，并且是“一个处于向旧石器晚期过渡的十分发达的莫斯特工业”。有学者也认为水洞沟文化是外来文化，或者至少也是我国最具有欧洲旧石器时代文化传统的单独类型。不过，侯亚梅在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研究所（IPH）观察来自水洞沟20世纪20年代发掘出土的标本时，发现几件小型石核与其先前研究并命名的发现于中国华北泥河湾东谷坨遗址的“东谷坨石核”类型相似m。这表明，水洞沟的石器工业可能受到以华北为中心的旧石器文化的影响，即其文化的根源还是在中国的华北地区，只不过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西来文化的挺进促使水洞沟发生了一定规模的以石叶文化取代石片文化的变革，其石片也多产自勒瓦娄瓦石核。相反，华北地区发生的细石器技术革命对于水洞沟的影响却极小，甚至没有。无论如何，水洞沟文化具有“东西混合”的特点，正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

2010年，在鄂尔多斯高原新发现的乌兰木伦遗址，至2013年已进行了5次发掘，获得了上万件石制品和大量的哺乳动物牙、骨化石。经“c和光释光测年，结果为距今5—6/.5万年。虽然该遗址的研究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但初步的研究结果表明，其石制品总体上为小石器工业组合，石制品类型丰富，工具组合以典型的锯齿刃器和凹缺器为代表，此外还有各类刮削器、雕刻器、尖状器等，与欧洲传统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相近，对于探讨旧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在鄂尔多斯高原调查发现的石制品也体现出欧洲旧石器中晚期文化特征。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张森水先生在内蒙古中南部即鄂尔多斯高原地区的调查就发现了典型的新月形刮削器等，甚至可能与欧洲的“梭鲁特文化”相似。2011年，在对乌兰木伦遗址进行发掘的同时，考古队对乌兰木伦河流域进行了旧石器考古调查，发现了近千件石制品（图五），其中不乏精品。一些两面或单面通体修理的石制品与张森水先生上世纪调查发现的石制品相似，可能采用了“梭鲁特压制技术”；此外还发现有数件石叶石核和石叶标本，表现出欧洲典型的“奥瑞纳文化”的特征。

六、结 语

本文通过对中国北方小石器技术发展演化的宏观考察，基本上明确了其起源、扩散、发展的模式，即以泥河湾盆地为中心的本土起源，从旧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延续到晚期，表现出线线进化的特征，发展平缓而又不乏亮点，其演化路线可以初步概括为“东谷坨一峙峪系”_。在其发展过程中，一些遗址开始显现出自我特色，但从类型和生产技术上看，又难以找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石制品类型和生产技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细石器技术的变革，从此成为旧石器文化发展的主流。但这一时期仍存在丰富的小石器文化遗存，表现出小石器技术与细石器技术并存发展的特点。从技术演化上来说，纯熟的细石器技术的出现与早期的小石器技术不无关系，具有自源性的特点。此外，小石器技术在发展演化过程中，以其强大的文化底蕴不仅扩散影响到中国北方的主要地区，同时还向西方传播。东西方文化交流可能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东谷坨遗址就已经发生，并存在“双向交流”和“逆向交流”两种模式。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鄂尔多斯高原旧石器中晚期文化集中体现了这一漫长的交流成果，成为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典型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