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向宇

走进法治阳光儿童村，这个坐落在沈阳二、三环路之间的一个幽静的小院，时节已入初冬。光秃秃的几株树上还隐约可见树叶摇曳，院子的正中间就是辽宁省反家庭暴力展览馆。这时，年已六旬的儿童村村长付广荣老师走出来。她不漂亮，人堆里的普通人，说话细声细语，显得温柔平和。她说：“我在这个特殊小院里找到了理想，人权学者称之为‘付妈妈现象。10年前，这里可热闹了，我的64个孩子都住在这里，现在他们都大了，都有各自的生活了。”说到这里，付妈妈眼角上扬，闪烁着细密的光芒。

走进展览馆，首先看到的是儿童村村歌：“曾经世界上某一个角落，从来不曾有过快乐……那天世界上多了一个村落，那里到处充满欢乐……”付妈妈见记者看得出神，便唱了起来。唱完之后，她说：“把关注弱势者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首位，这是中国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前提。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没必要过分在意美国的态度。我为因家暴而失依、未成年犯罪的孩子提供救助，只是打开蛋糕盒子，让苦恼社会的悲情化为香甜松软的美味。德不孤，必有邻。相信在法治的阳光下，会有更见成效的公益管理模式植入平安中国。”

亲情，是无可替代的维他命

记者：今年是国际SOS儿童村在中国成立三十周年。1984年，中国民政部与国际SOS儿童村组织创始人赫尔曼·格迈纳尔达成协议，陆续在天津、烟台、北京等地建立了十个SOS儿童村，共抚育培养了2431名孤儿和困境儿童，其中有一多半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和各行各业的人才。外媒也高度赞扬中国政府在保障儿童权益、推进孤儿保障和培育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SOS儿童村是一个国际性的民间慈善组织，采用家庭模式收养孤儿，以亲情的维他命，让他们重新享有母爱和家庭温暖;并用SOS这个国际上通用的求救信号，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和帮助那些在灾难中幸存的孩子。据了解，2001年，您在沈阳市也成立了一个儿童村，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当时出自何种动因吗？

付广荣：与国际SOS儿童村收留的孤儿不同的是，我当年收留的这些孤儿还不能称为法律意义上的孤儿。他们的母亲都是不堪忍受家庭暴力将丈夫杀死的女囚犯。即便在狱中，这些孩子也是有监护人的，所以当时的法律不承认他们是孤儿。我是1970年下乡的知青，后来念大学，做过教师、律师、厂长、党委书记。2000年的时候，我任职辽宁省法制教育中心主任。那年秋天我到辽宁省女子监狱搞帮教活动。活动结束后，我刚要起身走，一个名叫黄艳华的女犯人突然跪在地上抱住我的大腿哭嚎道：“求求政府、求求付主任，我进监狱时抛下一儿一女，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请付主任帮忙找到他们，否则我真的活不下去了！”说完就给我磕头，还连声说“求求你了”。

作为一个母亲，我无法拒绝。她有罪，法律会惩罚她，可是孩子是无辜的。于是我带着黄艳华给我的照片和提供的一些线索开始寻找她的孩子。从沈阳坐火车到达海城县，还要走72里的山路，我沿路打听当地人，待到傍晚找到收养这两个孩子的村民家时，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切。两间破旧的下窖房，房顶长满杂草，墙皮脱落，像个“花秃包”。屋内更是家徒四壁，昏暗的灯泡是唯一物件。一个脸呈菜色的小男孩儿躺在炕上，衣不蔽体，他就是照片里的那个儿子秦家园。骨瘦如柴的王大娘得知我的来意后，干瘪的眼眶噙满了泪水。王大娘对我说，自己有个傻儿子，四十多岁了还没娶上媳妇，黄艳华被警察抓走之前跪在我面前，求我收留她的两个孩子，她出来后就给我儿子当媳妇，谁知道四年了她也没回来。姐姐半年前被人拐走了，我儿子出去找，可现在也是下落不明，儿媳妇没娶成，我倒把儿子也搭进去了。

我想抱一下秦家园，可是发现他后背有伤。王大娘说：“前天我不在家，孩子饿了，抓了人家一把玉米花吃，被人打了。你是政府，你把孩子领走吧，要是和我在一起，这孩子活不长。”我鼻子一酸，给王大娘留下一些钱，就带着小男孩儿走了。我发现孩子的鞋底已经破了，脚指头也露在外面，我便给他换了身新衣服。这孩子长得好看，穿上新衣服，和其他的孩子一样天真无邪。可是就是因为家庭的变故，才让他吃了这么多的苦。一路上带着他，听他讲和奶奶在一起时的故事，小孩子并不知道那是多苦的生活，可我的眼泪却一直在流。截至2000年，像秦家园这类因母亲反抗家暴杀夫后被抛下的特殊儿童，在辽宁省就有一百二十多人。司法界更多地把在押服刑人员子女称为“失依儿童”。他们因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孤儿，不能被合法收养或领养，有很多流落街头，成为社会的另类，将来又会给社会带来多少危害？我当时都不敢想。

记者：秦家园是不幸的，他本应拥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却因家庭的变故而不得不遭受各种苦楚;秦家园又是幸运的，在众多不幸的孩子中，他遇到了您，您给他买新衣服，您给他母爱，您让他和别的小朋友一样背着书包上学。但是正如您所说，社会上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不是靠您一个人的力量就能救助过来的。目前我国还没有任何一部关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机制的法则、条例，无规矩何以成方圆？那么，您为了救助失依儿童做了哪些努力呢？

付广荣：记得当时为了收养这些孩子，我分别去了沈阳的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可是他们却都说：“这些孩子有母亲，在法律上讲并不属于孤儿。”我又登上了市人大的台阶。接待我的负责人说，要填补这方面的法律空白，尚须等一等，也许五年八年或更长。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依靠政府行为，必须通过立法来捍卫这些特殊孤儿的权益。但需要时间，需要等待，然而眼下怎么办？作为一个母亲，我更担心眼皮底下这些孩子因缺乏安全感而再度吃苦。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我深知这些孩子会带来

的社会危害。于是我下定决心，要闯一闯这个无人问津的“禁区”，为这类未满16周岁的孩子们建立一座儿童村。我找到原辽宁省省委书记郭峰，向他汇报了我要为犯人家的孩子建一个儿童村的设想。郭峰书记听了非常高兴，他说：“小付，你做得对。这些孩子的父母犯了罪，可他们是无辜的，他们是国家的孩子，他们同样也是祖国的未来。你是在替党和政府做工作呀，非常好，我支持你。盖儿童村，我有三点建议，一是上学要方便，二是就医要方便，三是交通要方便。有什么困难，你就说，我全力帮你。”根据老书记的建议，我把地址选在了你我坐着的这个地方，属于沈阳市东陵区前进乡，占地约十亩。这里有小学和中学，有医院，附近还有车站。我在亲友的反对声中变卖了我的律师事务所，还有家里值钱的东西，甚至把女儿结婚用的钱也拿了出来，又向人借了40万元钱，一共凑了160万元钱，在2001年9月正式建立了阳光儿童村。自儿童村成立以来，我先后收留了43个像秦家园一样的儿童。在阳光儿童村的基础上我们又建立了反家庭暴力展览馆，以文字、图片和多种形式记录展示了儿童村的历程，是儿童村历史在文化层面的一个提升。它填补了辽宁省、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展馆领域的一个空白。至今，已有400万人次前来参观。台北大学教授王财贵评价说：“这是世界唯一的反家庭暴力展览馆。”原辽宁省副省长陈淑芝在参观时评价：“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权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是辽宁反家庭暴力展览馆的核心价值所在。”

记者：儿童村的成立，让这么多的可怜的孩子不再流浪、不再吃苦，您这位职业公益人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子、女儿一样对待，弥补了他们没有父母疼爱的情感空缺;反家庭暴力展览馆的建成，警示着世人要尊重生命、保护人权。您做的是一项公益事业，是一种大爱无疆的善举。但是，我不得不说，现在很多公益事业已经变了味。就拿今年7月份的“冰桶大战”来说，克里斯发起冰桶挑战的本意是想让大家关注渐冻人这一特殊群体。但对于不少参与的名人来说，这只不过是一场增加曝光度的“秀”而已。这项活动似乎已从一场公益慈善活动演变成了群体狂欢。据我了解，您的这项公益事业在早些年也受到了很多质疑。在网上搜索，这种质疑的声音全部集中在2004年，有的媒体说您用这些儿童的眼泪赚取捐款，还说儿童村的饮食居住条件差等等。这些报道给您带来很多困扰，您也一直没有向媒体解释什么。“付妈妈现象”已事隔十年了，您能和我们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付广荣：自儿童村成立以来，我和我的孩子们就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央台、东方卫视、《文汇报》等很多媒体都前来采访，儿童村最多一天来了21位记者采访。2002年的时候，美国《新闻周刊》来儿童村采访后，一名英国的大学生看见这篇报道，暑假的时候专程从英国来到我们这里做义工。他拍了好多照片，开学的时候，他把这些照片贴在自己的学校，他的同学看见后，就纷纷捐款，最后他们把所捐的6000英磅全部给我们寄过来了。还有一位六十多岁的美国商人，看见新闻以后，专程带着家族的所有成员乘专机来到儿童村做义工，以此来教育自己的子女，要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可是在2004年的时候，一家媒体对我们进行了猛烈抨击。十几年前我还在上班，单位里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再加上这几十个孩子要照顾，就累得晕倒了。孩子们听说我病

了，就都围过来，有的哭有的喊：“妈妈，你可别死呀，你要是死了，我们又没有妈妈了。”这个场面就被记者拍下来了，可是一家媒体就对这个照片发表评论说，儿童村的付妈妈自己都饿晕了，可想而知，那些孩子在里面会是什么样。这种断章取义的报道还有很多，现在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后来，那家媒体的相关负责人因为这些不实的报道都被撤了职，但是那件事情给我和孩子们的伤害实在太大了，至此以后，我不再轻易接受记者的采访了。英国BBC记者通过全国人大立法委员会，要来沈阳采访我，我拒绝了。我作为公民，以自己的方式推动人权进步，参与社会治理，是义务和责任。这不是大话。我记得有一年《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在我家门外站了好几天，最后通过省委宣传部，才敲开儿童村的大门，我真的不想让过多的人来干涉我们乐在其中的平静生活。

至于说用孩子的眼泪来赚取捐款更是无稽之谈。有一年，省委宣传部和妇联一起举办了一场辽宁省法制教育报告会，邀请我和孩子们去参加。我的儿子秦家园上台发言说道：“大哥哥大姐姐，告诉你们的爸爸妈妈别再打仗了，要不然你们也会像我一样没有家的。”孩子小，说到伤心处就哭了。还有我的女儿张月，给台下的观众讲了一支红色圆珠笔的故事。母亲坐牢以后，张月经常被同学看不起，有一次她看见同学手里拿着一支红色的圆珠笔，非常喜欢，想去摸一摸，可同学却说：“一边儿去，杀人犯。”她哭着跑回家，爷爷为了不让她伤心，借了三家才借到八毛钱，给她买了一支红色圆珠笔。当时孩子们在台上讲，家长和学生就在台下哭。这个时候忽然有一个中年妇女噌的蹿到台上，抢过话筒，大声说：“我刚刚和孩子他爸办理了离婚手续，今天来到这里，我决定要复婚，只为了我儿子。我今天也没带太多的钱，兜里就五百块钱了，我都捐给儿童村的孩子们了。”在这位女士的影响下，大家都纷纷起身给我们捐款，十元、二十元、一百元……其实，我们事先并没有打算募捐，这些都是大家自发的行为，怎么能说我用孩子的眼泪换取捐款呢？

人权连着“中国梦”

记者：好在最后相关部门还是还您和儿童村一个公道。但是从当年的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社会上对一些像您这样做公益事业的人还是持有一种怀疑态度。有些人陷入“单线思维”的死胡同，习惯追问为道德增温的人。这些特殊的孩子别人不管您却管了，这不免会让人们产生疑问，“为什么是你？”“你有什么动机？”所以，今天，我也同样想问您这样一个问题，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要做这样一项伟大的人权事业呢？

付广荣：的确，中国的人权事业是伟大的，而我是渺小的。一个人只要良知不缩水，都具有感性的人伦价值。我是一个母亲。看见和我一样的“高墙内的母亲”，不能不让我的温情和悲情交叠一处。她们肝肠寸断般日夜思念着自己的孩子，有的母亲从自己的头上扯下了连着头皮的头发，有的母亲把自己的手背咬得血痕斑斑，有的母亲甚至想用自杀来寻求解脱。我想，不管是哪位为人之母者看到那一幕，都不可能不为之动容。我是一名有着浓重情结的共产党员，至今党龄已42年。尊重和保障人权，不仅写入宪法，也写进党章。作为老党员，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一些需要我的人。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女囚犯求我找她的孩子，她见我没有立即答应，当场从三楼跳了下去，好在没有生命危险。在这些连自由都没有的犯人面前，我能有什么“动机”？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是一名法律工作者。当时，国家还没有哪条法律法规能保障犯人的子女，为了能让这些还不满16周岁的孩子能受到法律的保障，我这个法律工作者难道不应该做点什么吗？我最小的女儿吴玉莹，刚来到儿童村的时候才六岁半。我抱起她的时候，这个娃娃下意识地贴在我的胸脯。原来，她是一个试管女婴，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不被接受的。她的父亲残忍地将妻子的乳房剪下，妻子为复仇将丈夫杀死。由于父母的无知、冲动，让这个本应享受母爱的小女孩成为失依儿童。按照当时的法律，我的条件并不符合收养这些孩子，因此，按照程序正义，我必须和这些孩子们的母亲签协议，这些孩子只是寄养在我这里。

2000年，我上书辽宁省人大、辽宁省高级法院政策研究室，建议补充地方法规条文，在法院判父母刑的时候，把没有监护人的子女，用司法建议的形式把他们委托乡村、街道一级政府监管。同时，我又写信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求对没有监护人的服刑人员的孩子，比照孤儿，享受相应的待遇。这条建议我整整呼吁了五年，一共写了三十多封信。功夫不负有心

人，2005年8月，辽宁省政府在《孤儿管理条例》中加入了“父母服刑期间，尚没有确定监护人的未成年人，比照孤儿，享受相应的待遇……”。这一法规条文的出台，会帮助多少无辜的儿童啊。

习近平总书记在刚刚结束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是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因此，我也呼吁其他省市向辽宁省学习，以人为本，尽快推动当地立法进程，为全国所有服刑犯人的未满16周岁的子女安上法律这道保险门。

记者：真是佩服您，不愧是律师出身，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把“易碎品”变成“耐用品”。从感性的柔性救助行为到为“加固于法”奔走呼号，不仅从法律上给这些孩子们上了保险，也推动了中国立法进程，更推动了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人权一直以来被世界公认为“伟大的名词”，更是“崇高的目标”。2004年3月，人权载入宪法，这些年，中国政府先后发表了10份中国人权白皮书，制订了两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3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2012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既是对2009年以来我国人权事业发展成就的科学概括和深入总结，同时，也显示了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中国今后将采取更全面均衡发展的方式和途径来推进人权事业的持续发展。为了维护人权和不断改善人权状况，使各阶层特别是弱势人群过上更好更有尊严的生活，您还有像您一样的法律工作者在一直努力着、承受着、隐忍着。一晃16年过去了，您觉得和这些孩子相处中，有哪些事情让您觉得做这项事业值了？

付广荣：美国总打出“人权牌”抹黑中国形象。我们儿童村盛开的祖国花朵，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击。现在不都在谈“中国梦”吗？我觉得能帮助我的孩子们实现他们的梦想就是最大的值得了。在我的这些孩子中，已经有两个考上了研究生，六个孩子大学毕业，两个孩子仍在读大学;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有了自食其力的职业技能。现已有12个孩子结婚了，我已经当上了奶奶。我的一个儿子王天庆，记得他刚来儿童村的时候，手拿着一个要饭碗，腰带里还藏着好心人给的两块钱，可他现在已研究生毕业了。去年，在北京上班的他带着未婚妻回来看我。回来之前，他再三嘱咐我一定要站在门口等他们。我听儿子的，老早就出去等着。他俩看见我以后，双双跪在我面前，向我磕了三个头，一齐说：“谢谢妈妈。”王天庆对他的未婚妻说：“我人生中有三个最重要的女人，一个是我的生母，他给了我生命;一个是我的付妈妈，她把我从一个流浪儿童培养成一个研究生;还有一个就是你，是你让我对未来的生活有了希望。”看到儿子如此感恩，如此懂事，我忍不住大哭起来，那一刻，什么流言蜚语、什么“新闻暴力”，都已经不重要了。

每年的端午节、中秋节、春节，我都会带着孩子们去监狱搞联欢，在那样一个大团圆的节日里，母亲和孩子在监狱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点团聚，母亲的思念与悔恨和孩子的委屈与苦楚交织在一起，哭嚎声感天动地。我经常告诉孩子们，上一辈人的恩怨已经过去了，她们永远都是你们的母亲。直到现在，孩子们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都会给母亲寄过去一些以表孝心。自从有了儿童村以后，这里的孩子想妈妈了，就

可以去探望母亲。我和狱方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这种高墙内外的探监模式在中国乃至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中国的人权在儿童村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记者：人权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尊重人、保护人、发展人，是崇尚人的生命、尊严和自由、平等，是合情合理的正义，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曾经就有学者提出，人权事业发展无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之一。如果说经济的发展让人们生活更好，那么人权的进步则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有尊严。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当中，人权状况的改善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而在改善人权状况的过程中，也离不开对“落水者”的矫正。听说您后来又收留了不少少年犯。让服刑人员回归社会，更少不了像您这样有责任心、有爱心、有担当的“付妈妈”们。

付广荣：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保障人权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在人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问题还很多。就拿我们儿童村来说吧。我成立儿童村之初，就是想给这些未成年的孩子一个家。但是那些成年的孩子就不用救助了吗？法律规定，16周岁以上的孩子就不属于被救助的范畴了。可是十七八岁的孩子，正是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如果这个时候把他们推向社会，谁能保证他们不犯错误？2006年，在辽宁省多位老领导的倡导下，成立了辽宁省“特殊孤儿创业就业指导基地”，基地就设在原儿童村。2009年，辽宁省“救一个是一个”帮教求助会给我送来21个“新孩子”，他们都是因为小的时候没人看管、触犯法律被判刑的少年犯。如今他们重获自由，可是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呢？他们中最大的28岁，最小的18岁。他们中有一个孩子的父母也在监狱里，他本人竟也坐了18年牢。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他们来我这里的时候，有一位企业家对他们讲：“你们要改邪归正，重新做人……”我发现这些孩子非常抵触，于是我就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回家了！这里有妈妈，还有兄弟姐妹……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妈妈都会和你们一起承担。”我说完这些话以后，他们都抽泣起来。

犯罪心理学认为，有犯罪入刑经历的人，一般有两上渴望：一是渴望流浪，一是渴望自主。因而要矫治他们的流浪之心，扶正他们的自主愿望。人权意识就是让这个特殊的群体感受不到自己的“特殊”，要让他们觉得自己和其他人都是平等的。只有这样，才会避免悲剧的再发生，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现在劳教制度已废止一年，它代表整个国家的法治进步。“后劳教时代”的空白，要通过有效矫正和就业公平来填补。我们儿童村诚聘许多志愿者和义工充任“社会医师”，他们中有法学家、老将军、心理医生，以及职业规划师。现在，我那21个新孩子里，有3个孩子已经成家，工作也都有了着落。他们看到未来的希望，感受到生活的美好，自然会好好地活下去。

公益事业产业化

记者：有一种叫鹰的动物，据说母鹰在小鹰出生六七天就会对它进行残酷的训练，让它懂得生命的第一反应就是飞翔。等小鹰能飞起来了，母鹰就会把它们翅膀中的大部分骨骼折断，然后把它们从高处推下去。小鹰虽然因折断了翅膀中的骨骼而浑身剧痛，但它必须挣扎着飞翔，否则就会摔死。挣扎使它们的翅膀得到了供血，在短时间内便可痊愈，而痊愈后的翅膀将坚硬如铁，更具力量。我们且不去证实母鹰是否真的会折断小鹰的翅膀，但是母亲希望孩子成才却是不争的实事。动物如此，人亦然。您含辛茹苦地将这64个孩子抚育成人，多少个夜晚，您守护在他们的身旁，哪怕是盖一下被子，赶走一只蚊子。正是您的这种拳拳母爱，才使他们走出了厌世、冷漠、自闭、惶恐。他们得到命运的呼叫转移。您是他们前路的“燃灯者”，平安的“守夜人”。那么在这条道路上，您未来有何打算？

付广荣：这64个孩子可以说是我一生的见证者。如今，儿童村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我也老了。希望大家把付广荣忘掉，而记住实现全球和平发展的一个前提是儿童和青少年的权利得到尊重。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的两个人——印度的凯拉什·萨蒂亚尔蒂和巴基斯坦的17岁女孩玛拉拉·尤萨夫扎伊，都是儿童权利活动人士。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母亲在爱着我的孩子，我更多地希望能通过我们儿童村、通过慈善立法，来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但是你之前也说到了，现在社会上有一些公益组织的信任度偏低，更何况像我们这样的草根公益组织。我们不能一味地依靠社会输血，我们还要努力造血，进而发展为献血。把这些特殊人群作为中国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进行开发和管理，使中国公益事业健康可持续地

发展。让他们平等就业，不仅关乎社会正义，也是对推进社会进步的一个卓越的贡献。

为此，我带着我的孩子们进行创业，我要用自立自强的精神打造成“付妈妈品牌”，我们选择做付妈妈品牌蛋糕，开了一家“付妈妈family生日城”。我从小就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儿，我心想，要做蛋糕，我们就请最好的老师教我们。2011年，我得知蒋经国的“御厨”——国际烘焙大师黄福寿要从台湾来上海做国际烘焙大赛的裁判长，就立刻动身飞往上海，找到举办大赛的会展中心，并向保安说明我的来意，保安一句“黄福寿不接受任何形式的会见”就把我拦在外面。我仍然不死心，就把我的名片、我写的书，还有以前记者采访我的文章交给保安，求他务必要转交给黄福寿。几经辗转，黄福寿最终同意与我见面。得知我的来意后，黄福寿说：“我这次来大陆，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付妈妈。”随后把他自己的电话、学校的电话都留给了我，并对我说，只要我有需要，一个电话，他立马就会飞到沈阳，而且所有的费用都由他自理。要知道，黄教授平时一次出场费就是可观的数字啊。

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我们的蛋糕虽不是最漂亮、最精美的，但一定是最健康、最有意义的。有很多人问我，你怎么想到带着孩子卖蛋糕呢？其实我想说，我们所做的蛋糕的背后，承载的是我64个孩子的梦想。我不断带领孩子们到各地参加烘焙培训，使他们的技能大幅度提高。香甜松软的海绵状底托，轻柔而滑润的花形奶油。他们为回报社会关爱而产生丰富的想象力：一座孤岛架出一座桥，连着香甜的奶油辅成大爱。“帮教一个失足青少年，只需吃一块付妈妈牌生日蛋糕。”我把旗帜亮了出去，为孤儿造一个金饭碗，这个金饭碗肯定能打造得起来。谁不希望那些孩子捧上金饭碗呢？我们做的事就是把社会包袱变成社会发展的动力，将弱势群体变成甜蜜产业的自强群体，这难道不是我们的党、政府、社会，我们每一个善良的人所深深期盼的吗？公益事业本来就是一个社会共同参与、形成强大合力的事业。付妈妈的品牌不是我付广荣一个人打造的。它来自儿童村，表现出的一直是一种全社会的关注、各个阶层皆可分享的爱。他们告诉中国：阳光下，我们从来就没有孤立过。

记者：我国古代就有“仁者爱人”的思想，早期的慈善思想代代相传直到今天的公益事业，早已形成一种文化，但公益事业目前在我国发展得并不尽如人意，更不用说将公益事业产业化了。曾经有一个官方统计资料称，中国大陆富豪对公益事业的捐赠小于15%，而他们拥有的社会财富却在80%以上。美国人平均每年每人捐800美元，慈善捐款占GDP的2%以上，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慈善捐赠中，来自民间的有80%，而我国只有10%。您的64个孩子已经长大，但是看得出来，您还想帮助更多的孤儿，那么您打算如何“造血”并“献血”呢？

付广荣：“付妈妈family生日城”已经投入运营。我们有自己的实体店，有正规的营业执照，现在我们也成了纳税人。既然要自己造血，我们公司不会以任何借口和理由接受社会的任何捐赠。我们还成立了党组织，要求公司的领导带头每人扶持一个孤儿。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从每块蛋糕的利润中拿出十元钱，作为付妈妈爱心基金专款，用于建立辽宁省孤儿创业技能培训学校。在我们这里购二百张蛋糕票共计四万元，即赠送“辽宁省孤儿创业技能培训学校”一个原始股份，赠送每个人不超过十股。必须是原始

股东本人能够影响和带动身边十个亲人、朋友;加入到股东行列的另赠一个原始股份，并颁发“爱心传递大使”证书，将排榜在学校功德碑最前面。说到这个证书，有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曾经有个小女孩花二百元钱买了我们的一块蛋糕，我们赠给她一个“爱心传递大使”证书。后来她去加拿大留学，在加拿大参加一个考试，差了很少的分数没有过关，可当她拿出这个证书，加拿大地方政府就破格让她过关了。后来她欢欣鼓舞地打来国际长途，说“谢谢付妈妈”。

有一次我遇到柳传志，和他说起我要建立学校的想法，他立马说要拿出两千万元赞助我，可是被我婉言谢绝了。因为这个学校不能属于个人，它是大家的，是社会的。我要带动全社会的力量，都来买我们的蛋糕，用所产生的利润来建设学校，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担当起一份社会责任，同时也能收获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记者：既然提到公益事业产业化，我就不得不替大众问一下，您如何做到在阳光下做公益事业呢？

付广荣：我本人就是一个法律工作者，早在阳光儿童村和反家庭暴力展览馆成立的时候，我就邀请司法界、经济界泰斗级人物江平、茅于轼、郭道晖、湛中乐等二十多位资深人士做我们的顾问。每年年底的时候，我们都会在一起开会，由我向他们汇报这一年的工作情况、财务收支。下一步我还要启动“云公益”工程，现在都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了，我虽然是个老同志，可也要与时俱进呀。我想在线下线上将我们的蛋糕店做大，让更多人参与到这项公益事业中来。到时候，我会将我们所有财务状况放在云公益平台上，让全社会来监督我们的工作。

我已经通过法律的程序，对儿童村的所有财产进行了财产登记和资产评估。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我会将儿童村所有资产都捐赠给社会，这个展览馆也归国家所有。如果将来还有人记住有一个叫付广荣的老太太曾经做过64个孩子的母亲，我就心满意足了。

记者手记：

在结束这次“对话”采写时，日历显示为11月25日。这一天正是“国际反家庭暴力日”，西方人称之为“橙色日”。橙色波长约为590-610厘米，是欢快而活泼的光辉色彩，暖色系中的颜色。付广荣老师说，她的这些孩子过早领教过监牢的铁灰色，太渴望蛋糕上那一抹刺激味蕾的橙色了。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线程的社会，每一个线头都连着人权，系着法治。特殊孩子不仅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大问题，也构成每一个公民所面临的道德判断。付妈妈被“国际”了，外媒看“人权”如见夜光燃料，被“黑”的中国有荧光守夜。“付妈妈现象”告知世界，中国绝不是一个冷漠自私的国度，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崇德尚义的民族，人权事业的源头就在民间。诚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言：“母亲！在你们的手中有拯救世界的力量。”

走出阳光儿童村和反家庭暴力展览馆的大门，忽然一阵尘土刮来迷了我的眼睛。付妈妈无奈地说，城乡改造，我们周围大多数房屋已动迁了，所以尘土比较多。今年9月份，要不是江平教授带着众多专家开论证会，再三强调反家庭暴力展览馆的巨大文化价值，还有辽宁社科院专家的鼎力支持，我们这里也早都动迁了。在付妈妈不舍的语气中，我忽然感受到公益事业发展的艰难，期待着能有一个善治之策，处理好经济发展和公益事业发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