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洋 闫启盈 张瑞彬 阎琪＊

(长春中医药大学,吉林长春 130117)

浅谈我国出版活动新时期的特征

张海洋 闫启盈 张瑞彬 阎琪＊

(长春中医药大学,吉林长春 130117)

出版活动随着社会需要而产生,却又引导着社会发展,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新时期下,出版活动又表现出新的特征:国内国际形式对新闻媒体舆论有导向作用,但是我国出版业要始终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网络环境下,原创性时事新闻类的著作权仍应得到保护;新媒体时代,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可通过多级、多元开发,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盈。

出版活动 著作权 数字技术

我国最早的出版活动起源于西汉末年到隋大业年间,有人认为书籍的出现意味着出版活动的产生,亦有人强调雕版印刷、机械化复制、图书贸易活动等的出现是出版的标志。到改革开放后,我国正式提出把有关出版活动的理论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尽管出版学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其所具有的生命力已经得到了大家的普遍共识。出版活动作为社会文化活动之一,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又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有力工具。不但承担着文化的记载、传播、交流和传承的功能,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更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1]。

1 从社会发展和出版活动的关系谈国内国际形势与新闻媒体舆论导向问题

1.1 政治状况对出版活动的决定性影响

出版活动随着社会需要而产生,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作为出版活动的社会基础,对出版活动发展的方向、规模和水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根本上说,出版与社会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发展对出版活动有决定性影响；二是出版活动作为意识形态和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对社会的发展,又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出版活动离不开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从早期传教士创办的出版机构,到晚清政府一时兴起的地方官书局；从洋务派创办的出版机构到20世纪初叶的民营出版机构,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共产党领导的出版机构,不断适应新局势变化,从最初的共产主义小组、新青年社,到后来的人民出版社,即使在反动派的镇压下,不能正常开展业务,但却以宣传马克思主义著作为己任,为群众宣传新思想为重点；苏区和解放区的图书出版工作,“西安事变”后陕北根据地的新闻宣传工作,都不断适应当前形式变化,在解放区、在抗日根据地出版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进步书刊以及抗日书刊。可以说,社会的政治状况主导着出版活动的方向。出版活动的许多成果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在思想文化导向上,出版活动服务于社会的政治要求,不但通过对从业者思想倾向和政治追求的影响来影响出版活动,而且运用行政、法律、法规和政策等手段制约出版活动。

1.2 国内国际形势影响新闻媒体舆论导向

出版对社会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对社会舆论的导向问题上,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是我们党、国家新闻出版工作中的根本任务。对国内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是我国新闻出版工作的重中之重。新闻出版工作人员,不仅要有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还要有大局观念和意识,不跟风,不盲从,要认真分析国际形式和环境的变化,确保宣传工作不放松,舆论导向不偏离,维护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同时,还要清醒认识当前的国际形势和西方所谓的“新闻自由”,避免断章取义,穿凿附会,要维护新闻真实性,不搞“新闻剪切术”,要加强对敏感问题和热点难点问题的正面引导,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发挥媒体的宣传引导作用,营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动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这即是对新闻出版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亦是做好新闻出版工作的根本原则[2]。随着科技的进步,互联网、4G、多媒体等通信工具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信息分享也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方向转移,从而促成了舆论引导新格局。新媒体作为新闻媒体、公众群体、政府组织的主要信息发布平台,改变了人们对传统媒体的依赖,也改变了社会舆论格局。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来,新闻出版业既面临机遇,又接受着挑战,不仅要防止和抵御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和腐朽文化的进入,又要趋利避害, 确保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确保新闻宣传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成熟,政府、媒体与公众舆论引导之间的关系成为热点问题。这三者间,政府是舆论的主导方,是公共服务机构,是利好政策的制定者和决策者,掌握着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动权；新闻出版单位具有政治责任、领导责任、把关责任,通过新媒体,把满足社会群众需求的信息从新媒体平台发布,满足政府的需求,与人民群众形成互动,达到正确引导的目的。政府通过媒体与民众积极沟通,传达官方正确思想,考虑群众的反馈意见,形成良性循环,以可靠的信息对舆论进行正确引导,为社会营造和谐舆论环境的同时,清除不稳定因素,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公众的问题以及困难,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做好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桥梁,督促问题的顺利通畅解决,达到服务目的。

2 从新闻出版工作法规及《著作权法》看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

2.1 我国新闻出版法规现状与《著作权法》

我国出版工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根本立法依据,遵照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开展出版工作,其中对出版活动和出版物进行了限制,对相应的法律责任进行了说明。《著作权法》主要是针对知识产权进行了界定,是对权利人相关权利的保护。我国著作权立法的原则有三:一是保护作品作者和传播者的利益；二是鼓励优秀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三是尊重国际著作权保护惯例,积极参与国际性的著作权保护。我国自1992年加入《伯尔尼公约》后,先后加入了《世界版权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以及两个“国家互联网条约”,其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带有强制性,主要是以贸易报复解决知识产权争端,而两个“国际互联网条约”主要是解决数字技术和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及相关权力保护的问题。新形势下,随着媒体、网络的快速发展,侵犯著作权的现象日益凸显,内容更加广泛,为此,两个“国际互联网条约”应运而生,不仅用于解决信息网络上的著作权保护,还可以解决网络环境以外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其中邻接权作为与著作权密切相关的权力,同样应受到保护。

2.2 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

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是新时期著作权保护的主要内容,互联网交互性强,传播快,跨国界,没有时间、地域的限制,因此,网络环境中发生著作权侵权的机会更多。与传统的著作权侵权方式不同,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侵权主要表现为技术性高、专业性强,侵权行为具有隐蔽性,易于销毁,其传播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也是著作权保护的难题之一。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主要是人身权中发表权、署名权以及相关财产权利和邻接权。而新时期,新闻的载体发生了变化,尤其是网络新闻作品,更具有开放性、交互性以及资源共享性,更不利于著作权保护,甚至通过采取“规避技术措施”和“消灭或混淆权利管理信息”的行为对信息网络的作品进行侵权。新闻作为信息时代的一种财富,也正在取代资本和能源而成为创造财富的新型战略资源,而网络传播的开放性、数字化等特征使得新闻信息成为众多纸质媒体、网络媒体的消息来源,新闻作品也日渐商品化,甚至被冠以“法定许可”和“合理使用”等成为不正当新闻竞争的法律理由。我国《著作权法》第5条第2项规定:“本法不适用于时事新闻”,但就目前的网络新闻发展形式而言,对于原创性的新闻得到《著作权法》保护是非常必要的。

3 从当前新闻报刊业的出版形势看数字出版及技术应用

数字出版的发展始于国外,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书目数据库,以1959年美国匹兹堡大学卫生法律中心建立全文检索系统为标志,我国数字出版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数字出版以信息处理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基础,其中信息处理技术早期主要是利用电子技术来改善出版活动,如电子编辑、电子排版和数字化印刷,随着美国光学机械式第二代照排机的利用,德国阴极射线管式第三代照排机的推出,至80年代中期,已经可以通过计算机进行文字图像综合处理,进行整页拼版。互联网技术在信息交换中的早期应用主要是新闻组、电子邮件、文件下载和超文本浏览,这些应用使得互联网技术进入了广泛应用的阶段,进而促进了数字技术的兴起和发展。数字出版不同于电子出版、手机出版、网络出版,其区别传统出版的特征主要是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以及传播渠道网络化[3]。目前我国数字出版主要包括数字图书、数字报纸、数字期刊、数字音像制品、网络数据库出版物、在线音乐、网络游戏、网络地图、网络动漫以及无线网络产品(手机彩铃、音乐、游戏、动漫)[4]。国家对数字出版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应用数字出版技术组织实施了重大的科技工程项目,如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出版工程、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中华字库工程等。目前,我国数字出版发展势头强劲,国家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但数字出版投入和产出的矛盾却是不争事实,除科技期刊数据库、个别文学原创网站、网络游戏外,其他出版单位在盈利模式上都存在问题,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任重道远。

4 结语

在网络时代,伴随新媒体的崛起,网络成为了重要的战略阵地,建设相对成熟与完善的数字化发展体系是新时代报刊业发展的潮流。以期刊而言,期刊的数字化涉及出版单位、技术部门,网络发行平台以及个人的终端设备,数字化产业链必备要素多,环节紧扣。期刊出版数字化转型不仅是出版载体的变化,更是生产、流通、销售、消费方式的变化[5]。在数字出版时代,期刊的传播方式和渠道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内容资源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在保障内容质量和编校质量的前提下,要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需求,转变出版方式,跨越“期刊为中心、内容为王”的时代,进入“读者为中心、服务为王”的新时代。积极通过网络服务,扩大数字化产品经营,拓展业务范围,组合运用多媒体,开发衍生产品,实现多次、多级售卖,开辟更广阔的市场,扩大盈利来源,使收益更加多元化。

[1]贺剑.从“图书的召回”制度谈出版人的质量意识[J].新西部(理论版),2013(2):143-146.

[2]屈芳,李影,冯芸.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为中原经济区建设营造良好舆论氛围[N]河南日报,2012-11-30,2014-11-07.

[3]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办公室.出版专业基础[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4]张维,邓强庭,冷怀明.数字出版的发展现状及我国科技期刊的应对措施[J].编辑学报,2013(2):179-183.

[5]程维红,任胜利,沈锡宾,等.中国科协科技期刊数字出版及传播力建设[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4(3):340-345.

The publishing activities come up along with the social needs, however it lead the social development,which are restrict each other and promote each other.In the new period,publishing activities show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of news media have a guiding role,yet our publishing industry should always serve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In the network environment,original news of copyright should be protected;on new media era,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publishing through multi-level,diversified development,realizing the double harvest of social benefit and economic benefit.

Publishing activities Copyright Digital technology

张海洋(1984—),女,吉林省长春人,硕士,研究方向:编辑出版学。

⋆通信作者:阎琪(1963—),女,吉林长春人,E-mail:seasees@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