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名峰+曾诗淇

编者按：让人民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安全健康，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根本目标。畜牧业作为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确保人民充足食物供应、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方面责任重大。近些年来，我国畜牧业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相对充足的肉蛋奶供应。但是，畜牧业发展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严重制约，例如畜牧科技支撑不足、饲料和饲草资源短缺、现代养殖模式推进不快、产业发展稳定性较差、环境问题突出等等。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推动畜牧业健康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此，本刊专访了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震。

我国畜牧业发展成就显著，但也面临着严重的“三高一低”问题

记者：近期，农业部提出“畜牧业要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率先实现现代化”，为什么要提出“率先”这个目标？

于康震：我们提出建设现代畜牧业的目标已有十年。在这十年里，我国畜牧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2013肉蛋奶产量分别达到8535万吨、2876万吨、3650万吨，我国已是世界畜禽养殖第一大国。在这十年里，国家不断加大投入，持续推进畜禽标准化、规模化养殖，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畜禽规模养殖场基础设施条件得到大幅度改善，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畜牧业发展模式正在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加快转变，畜牧业与我国资源环境状态的相容性问题获得高度重视并逐步得到解决。在草原生态恢复方面，随着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等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实施，草原牧区生产、生态、生活协调发展取得新进展，草原更绿了，沙尘更少了，生态更好了。这些成绩应当充分肯定。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代畜牧业建设的步伐还不够快，还不能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认为，我国畜牧业发展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也可以说是处于十字路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从责任层面讲，我国正在步入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人均购买力逐渐增强，在过去吃饱基础上，必须保证人民吃得更好、吃得更健康，同时要严格控制畜牧业排放，消除污染，为“蓝天白云”做出应有贡献。但是从畜牧业自身发展状况看，我们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三高一低”问题。所谓“三高一低”，指的是我国畜牧业存在成本高、风险高、污染高、效率低的问题。在生产效率方面，我国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不小差距，例如，我国一头肉牛的平均产肉率只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三分之二甚至更低;鸡肉的饲料转化率我国是2.1：1，国际先进水平是1.9：1;我国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活仔猪数为14头，发达国家平均为22头，丹麦、荷兰等国可达26头。在成本方面，畜禽养殖的土地租金不断上涨，劳动力成本大幅提高，饲料价格持续攀升，畜牧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是一个长期趋势。在环境方面，随着养殖总量的扩大，畜禽养殖粪污越来越重，粪污处理设施设备和技术力量缺乏，畜禽养殖污染已经成为现代畜牧业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在风险方面，重大动物疫病发生的风险、市场波动剧烈的风险都严重威胁畜牧业健康发展。今年前7个月，生猪养殖的猪粮比价低于6：1，养猪严重亏损。这些年来，我国猪禽产量存在阶段性和周期性过剩，但是由于没有质量或价格优势，走不出去，目前肉类出口量占产量的比重不到1%，这与“三高一低”有关。

总之，我们提出率先实现现代畜牧业的目标，是基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基于畜牧业发展已经取得的坚实基础，基于目前畜牧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不紧不慢”地去建设现代畜牧业，必须“抓紧”，必须“率先”，否则，我们在满足国内肉蛋奶需要和环境需求方面，在参与国际竞争、迎接国际竞争挑战方面都可能吃败仗。必须指出，畜牧业出现大滑坡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上不去”的结果可能就是“掉下来”，我们应当有这个危机感和紧迫感。

畜牧业战略定位是一个重大问题，现代畜牧业建设应当具有中国特色

记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畜牧业承担着怎样的责任？或者说现代畜牧业的战略定位是什么？在建设现代畜牧业过程中，我们应当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于康震：怎样推进现代畜牧业建设，首先必须明确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畜牧业的战略定位，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达成共识，才能凝聚力量，戮力前行。回顾畜牧业发展的历程，我们大体上经历了原始畜牧业、传统畜牧业阶段，现在正处于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加速转变的过程之中。改革开放之前，畜牧业在农业和农村经济中的战略定位只是一个副业，“文革”中甚至属于资本主义的尾巴，经常成为被“割掉”的对象。改革开放之后，畜牧业承载了丰富肉蛋奶食品供应、改善人民生活的责任，同时也是农民实现增收的重要途径，我们有时候甚至更加重视畜牧业在农民家庭中的增收功能，这是这一个时期畜牧业发展的定位。近些年来，随着农民小规模分散养殖收益的持续下降，以三头五头分散养殖为特征的传统畜牧业的增收功能不断弱化，农民通过搞养殖副业实现增收日益困难，这是规律使然，并非政策使然。因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畜牧业的首要责任就是确保畜禽产品供应的数量、品种和质量安全，农民依靠畜牧业增收主要通过在畜牧产业链中就业实现，而不是通过自己养几头猪、几十只鸡实现，看清这一点十分重要。因此，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肉蛋奶等畜产品需求（而且这种需求的增长目前还看不到尽头），有力支撑人们膳食结构的调整，就成为现代畜牧业的历史使命，这也促使现代畜牧业必然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独立产业。这应当就是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战略定位，这一定位是前所未有的。

明确了畜牧业发展的战略定位，就明确了现代畜牧业建设的途径和方向。在建设现代畜牧业过程中，必须坚持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我们要建设的现代畜牧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畜牧业。我认为，中国特色的现代畜牧业应当具备这样一些特点：一是中国特色的现代畜牧业必须是资源高度节约型的畜牧业。资源不足是我国畜牧业发展的严重制约，与畜牧业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要更加重视资源节约。现在资源制约问题已经很突出了。例如，养殖业用地取得越来越难，而过去养殖场的建设又浪费严重。我国饲草料特别是高蛋白质饲草料资源比较缺乏，目前大豆和苜蓿进口量比较大。二是中国特色的现代畜牧业必须是环境友好型畜牧业。必须坚持“生产生态有机结合，生态优先”的原则，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畜牧业。要严格控制畜禽规模养殖排放，减少污染。三是中国特色的现代畜牧业必须是优质安全的畜牧业。要从转变方式和加强监管两方面入手，从根本上解决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使畜产品质量安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让人民吃得放心、吃得舒心。四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畜牧业必须坚持市场导向，让市场在畜牧业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尊重市场，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尊重消费者意愿。例如，从资源节约角度讲，我们应当引导消费者多消费些禽肉，因为与禽肉生产相比，牛羊肉生产耗费资源更多。但是，从满足人民意愿和市场需求来看，我们就应当想办法解决牛羊肉供应不足问题。五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畜牧业必须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畜牧业搞成什么样子，谁来搞很重要。培育畜牧业新型经营主体就是要提高畜牧业从业者的水平。要大力发展新型畜牧业养殖经营主体，包括家庭牧场、家庭养殖场、合作社、专业大户、龙头企业等，推动实现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唯有如此，才能加快实现畜牧业转型升级。

树立“大食物”理念，正确理解“粮食安全”内涵及其实现途径

记者：在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中，农业内部各行业如畜牧业、种植业、渔业等有时候消耗着相同的农业资源，例如耕地，种了青贮玉米就不能再种籽实玉米了，而粮食产量稳定适度增长是我们必须追求的目标，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于康震：我们应当树立“大食物”的理念，面向整个国土资源，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我国林地、草原、淡水、海域、滩涂等自然资源和动物资源丰富，应当把生产各类食物的巨大潜力挖掘出来。我们不应狭义地理解“粮食安全”概念，把“粮食安全”诠释成几种主要粮食作物产量的简单加总。我国农业的责任是确保我国人民食物消费的综合保障水平处于安全状态。事实上，我国生产的粮食特别是玉米，其中大部分是作为猪饲料和鸡饲料使用的，而现在猪肉禽肉相对过剩，牛羊肉不足。牛羊肉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草料不足。设想一下，把一部分种植籽实玉米的耕地转向种植青贮玉米，从饲料角度来看，生物量可以提高数倍，这相当于是把一部分发展猪肉禽肉的农业资源转向发展牛肉和羊肉，这样做是不是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的消费需求呢？是不是更好地保障了“粮食安全”呢？我们可以算一算这笔账，看一看是否划得来。现在种优质牧草也不计算在考核“粮食安全”的产量口径内，而实际上优质牧草为发展牛羊肉产业所必须，美国就是把优质牧草当作农作物对待的。牛羊肉消费增加就会导致口粮消费的减少，因为健康人群需要摄入的能量应当是相对稳定的。这样做以目前口径计算的粮食总产量可能会有些减少，但我们食物保障更安全了，因此我们要认真思考一下什么是我国“粮食安全”更加有效的实现形式。另外，针对牛羊肉生产资源不足的问题，我们还应充分利用农区丰富的农作物秸秆和南方草山草地发展畜牧业，拓宽牛羊肉生产渠道。对于草原的保护和发展也应根据草原畜牧业的发展做出相应的调整。过去发展牛羊等草食动物养殖主要是盲目扩大规模，结果造成草原过度利用，生态遭到破坏，草原生产力下降。现在，要在保护好草原生态的前提下，加强草原建设和科学利用，扩大人工种草规模，改良天然草原，扩大舍饲半舍饲。

总之，我们应当根据我国人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调整农业资源利用的结构和方式。畜牧业的战略定位是一个重大问题。要建设现代畜牧业，必须从“大食物”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变“粮食安全”为“食物安全”。我们应当正确处理种植业和畜牧业发展的关系，破除以几种主要粮食作物产量的简单加总来考察是否做到“粮食安全”的迷思，改变原有畜牧业资源的利用方式，搞好畜牧业发展的区域布局规划，这对于建设现代畜牧业十分重要。

建设现代畜牧业，必须进一步加强六个方面的工作

记者：我们理解到您刚才讲的如何认识“粮食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实际是一个农业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如果这个战略调整能够实现的话，建成现代畜牧业还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于康震：建设现代畜牧业，必须进一步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加大科技支撑力度。我国畜牧业很多经济指标、技术指标都落后于发达国家，主要原因在于科技落后。要大力促进畜禽种业健康发展，要像重视粮食种业一样重视畜禽种业，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和政策支持力度。母猪繁育成活率低、饲料转化率低等生产效率低下问题一方面是品种选育跟不上，另一方面也是饲养模式落后和管理水平低下的问题。现在许多重要畜禽品种都依赖进口，特别是奶牛品种基本上是国外的，这个局面应当有所改变。饲草品种选育、畜禽规模养殖排放控制等一些畜牧业发展的制约和瓶颈最终都得依靠科技解决问题。可以说，建设现代畜牧业，促进畜牧科技进步是一个总抓手，没有强大的科技支撑，建设现代畜牧业就是一句空话。

二是推进养殖模式创新。判断养殖业模式创新符合不符合要求，要看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是不是先进、经营规模是不是合理、与我国资源环境状态是不是相容。要大力发展集约化生产，发展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培育家庭牧场、家庭养殖场、养殖大户、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畜牧业经营主体。

三是提升产业组织水平。畜牧业产业组织方式的现代化是建设现代畜牧业的重要内容。例如，禽流感传播与长途活禽贩运有极大的关系。部分消费者喜欢吃活禽，但事实上活禽市场确实不适应现代畜牧业发展。因此必须推进“规模养殖、集中屠宰、冷链运输、冰鲜上市”的产业组织方式，确保消费安全。

四是切实解决畜禽规模养殖排放问题。畜禽规模养殖污染是现代畜牧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2014年1月1日《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正式实施。国务院《“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将畜牧业作为农业减排的重点，并将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纳入总量减排约束性考核指标。今后要以粪污和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为抓手，大力推进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五是健全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创新社会化服务机制。现代畜牧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支撑。目前我国草产业链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对畜牧业规模养殖造成很大影响。兽医和防疫的配套也要跟上，现在主要靠政府来推动，社会化服务十分薄弱，有些地区几乎是空白，将来在这方面也要加强。六是创新扶持政策，加大畜牧业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支持力度。这些年来，国家连续出台了一些扶持畜牧业发展的重大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畜牧业升级转型。但是从总体上看，相对于“三农”政策而言，“三牧”（牧业、牧区、牧民）政策还比较弱，我们需要针对畜牧业健康发展的制约因素和建设现代畜牧业整体需求，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形成政策框架和政策体系，然后有计划、按步骤地推动实施。要杜绝临时抱佛脚，有了问题倒逼着出台一些临时性措施，救急不治本，对产业的长远发展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要进一步整合和优化一些零碎性政策措施，出台一些新的扶持政策和措施，加快推动现代畜牧业建设。

必须强化动物疫病防控，这是率先建成现代畜牧业的重要保障

记者：动物疫病防控是率先建成现代畜牧业的重要保障，下一步如何提高我国动物防疫能力和水平？

于康震：为了更好地保障畜牧业生产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明确了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主要任务。这些年，我们根据经济影响和公共卫生影响以及疫病传播力、防疫技术可行性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评估，确定了16种优先防治的国内动物疫病和13种重点防范的外来动物疫病。其中，对畜牧业经济危害比较严重、影响较大的有口蹄疫（A型、亚洲I型、O型）、高致病性禽流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新城疫。对种畜禽影响严重的垂直传播性疫病有沙门氏菌病、禽白血病、猪伪狂犬病、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等。围绕优先防治的疫病，我们将加快实施三大策略：一是重大动物疫病和重点人畜共患病计划防治策略，推进重点病种向免疫临床无病例过渡，为实现免疫无疫和非免疫无疫奠定基础;二是畜禽健康促进策略，强化源头防治，提高动物整体健康水平;三是外来动物疫病风险防范策略，对境外流行、尚未传入我国的重点外来动物疫病，如非洲猪瘟，要加强风险管理。根据不同地区畜牧业发展情况和疫情特点，我们设定了不同的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对东北、中部、西南、沿海地区生猪优势区，将重点加强口蹄疫、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等生猪疫病防治，优先实施种猪场疫病净化。对中原、东北、西北、西南等肉牛肉羊优势区，将重点加强口蹄疫、布鲁氏菌病等牛羊疫病防治。对中原和东北蛋鸡主产区、南方水网地区水禽主产区，将重点开展高致病性禽流感、新城疫等禽类疫病防治，优先实施种禽场疫病净化。对东北、华北、西北及大城市郊区等奶牛优势区，将重点解决口蹄疫、布鲁氏菌病和奶牛结核病等奶牛疫病问题。未来一段时期，动物防疫部门应当着重提升6种能力：一是健全疫情监测网络，完善监测机制，充实专业技术力量，提升动物疫情监测预警能力;二是强化应急物资储备，健全应急机制，完善补贴政策，提升突发疫情应急管理能力;三是加强冷链体系建设，落实免疫责任，加强疫苗监管，提升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能力;四是严格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完善检疫监管和动物移动控制机制，健全规范标准体系，提升动物卫生监督执法能力;五是加强信息系统建设，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强化信息收集与分析，提升动物疫病防治信息化能力;六是构建服务体系，培育服务主体，明确配套政策，提升动物疫病防治社会化服务能力。

加快推进现代畜牧业建设，才能更加有效地解决畜禽产品供应失衡和价格剧烈波动问题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也是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十分关心的问题：这些年来一些畜禽产品价格有时就像“过山车”一样，经常大起大落，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避免？

于康震：这几年有些畜禽产品价格的确波动较大，引起了社会关注。我认为，引起价格波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我国仍以小规模大群体的分散生产为主，不能有效地与大市场对接，造成阶段性供需失衡。比如生猪生产，我国有5000多万养猪场户，是个规模十分庞大的养殖群体，每户增养1头猪，全国就增加7%的猪肉产量，反之亦然。目前，约60%的出栏猪是由年出栏500头以下的小户和散户生产提供的，小规模生产者缺乏及时准确的市场信息和预测能力，经济行为的同步性较强，生产的小幅波动往往会引起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出现价格大起大落之后，反过来又引起生产的大起大落，给产业发展甚至国民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大力推进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生产。随着畜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市场波动幅度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大。因此，加快现代畜牧业建设也是解决畜禽产品供需和价格剧烈波动的重要途径。目前，北京等一些地方正在试水生猪价格指数保险，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因此，大力推进畜牧业保险的发展，也是降低畜牧业市场风险的有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