筱梅

为了建设廉洁政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从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反腐败斗争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强调以深化改革推进反腐败斗争，坚决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现在我们既有国内的“老虎、苍蝇一起打”，也有国外的“猎狐行动”，反腐行动可谓是全面展开。而伴随着徐才厚、谷俊山和杨金山等一些军队高官的落马，“军队反腐”已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刊就军队反腐的问题采访了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罗援少将。

《祖国》：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反腐，请您给我们介绍，军队反腐会面临什么样的阻力？

罗援：进行任何一项除弊兴利的行动都会遇到阻力，有思想观念的，有人际关系的，有体制方面的，没什么了不起，有阻力就克服阻力呗。首先要看到全军指战员还是拥护中央决策的。因为我们党从建军开始就是，党指挥枪。军队永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声音就是全军指战员的声音。这不是一句大话，这已经融入全军指战员的血液中了。反腐不允许有任何死角和杂音，如果出现阻力就一定会搬掉阻力。

比如说，随着徐才厚和谷俊山的案件曝光，可以感觉到军内健康力量和丑恶力量斗争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毕竟健康力量是占主流的，军魂仍在，军心未泯。军队有一大批像总后政委刘源这样对贪腐深恶痛绝、对党绝对忠诚的卫士。

说实在的，凭刘源的家庭背景和大军区正职，官拜上将的地位，他完全可以独善其身，但是他眼里揉不进沙子，以对党对军队高度负责的态度，率先向军中贪腐开炮。

刘源和总后勤部党委一班人，以党委的名义举报谷俊山的贪腐问题，没想到谷俊山在某些人的指使下反而很猖狂，说“我后面也有人”。时任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的廖锡龙听到这话震怒，说“我廖锡龙上过战场，死都不怕，还怕一个贪官？”刘源当时也怒不可遏，拍案而起，说“我刘源没上过战场，但也死过几回，活过几回。我宁可乌纱帽不要了，也要拿下这个贪官！”他们再次上报谷俊山的问题，终于邪不压正，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打开了军队反腐的突破口。

《祖国》：在福建召开的古田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坚持从思想政治上建设部队”，这对我们下一步开展反腐工作有什么样的意义？

罗援：此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选在古田这样一个奠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原则、确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地方召开，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具体来讲就是：回归传统，破解“五非”，重振士气，锻造军魂。

85年前召开的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确立了党对军队工作的绝对领导。应该说，前一段，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党的优良传统曾一度有所淡化，此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选择在古田召开，是在重温党的历史、回归党的传统。我看后非常振奋，感觉老红军传统回来了，人民子弟兵的传统回来了。

其一，新古田会议破解了近些年困扰我军建设的“五非”迷思，即“非毛化”“非红化”“非党化”“非战化”和“非政治化”，起到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作用。

其二是重振士气。对现在军队中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比如贪污腐化、用人不公、弄虚作假等现象，全军指战员是深恶痛绝的。这次会议开得顺军心、得军心，特别是以军纪军法惩处徐才厚这样的高级军官深得军心。同时，这次古田会议也是对外界恶意攻击抹黑军队的一次回击，证明我们的军队仍是威武之师、文明之师、正义之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力量。让军人找回了荣誉感和尊严。

其三是锻造军魂。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军队凝神聚气的灵魂。通过这次会议全军指战员的思想进一步统一在中央军委的号令之下，大家发自内心地对习主席的重大战略举措拥护、支持，从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都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只要军队稳了，我们的国家就会稳定，实现中国梦就有了安全保障。

《祖国》：现在，解放军审计署已经从总后勤部划归中央军委建制，在中央军委领导下，主管全军审计工作，对中央军委负责并报告工作，其党的建设、政治工作和行政管理由军委办公厅领导。这算是军队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具有着重大意义。针对军队反腐，今后还会有哪些改革？

罗援：军队改革和反腐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提升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腐败是战斗力的第一杀手，“腐败不除，未战先败”，这是我一直强调的一个口号。因此首先要反腐，激发官兵的积极性，清除部队的不良风气，端正作风，恢复光荣传统，才能提升战斗力，同时改革也是为了提升战斗力，所以二者目标一致，相辅相成。

军队改革还在论证阶段，大家正在就方方面面提供一些建议，我觉得最终的方向就是仗怎么打，军队就怎么建，一切以战斗力为第一标准，只要能提升军队战斗力，使我们的指挥体系更高效、便捷，就是我们的发展方向。

在用人体制上，前段时间有些问题是值得我们反思，比如有些和打仗相关部门的军官被边缘化，而一些管钱、管物的人，还有一些首长身边的人得到非正常提拔，这实际上挫伤了部队官兵的积极性，涉及到军队用人导向问题。现在应该更多向想打仗、会打仗、能打仗、敢打仗这个方向走，毕竟军队的职责就是能打仗、打胜仗，在用人问题上应该可以做一些调整，中央军委在处理徐才厚事件的同时，对这方面也开始做了一些调整。

《祖国》：现在的反腐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同时我们要考虑军队稳定、团结等问题，今后的反腐工作是不是会更多的依靠制度反腐，我们还会建立健全哪些制度？

罗援：我认为，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从严治军，必须从高级干部抓起。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二要加强监督体制，包括上下监督、内外监督，巡视制度要常态化、暗箱化。

三要恢复党内正常民主生活制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敢于撕破情面，及时 “拉袖子”。

四是完善用人和财务制度，沿着徐才厚和谷俊山的犯罪路线图寻找漏洞，做到亡羊补牢。

最后，要实行问责制。今后下级军官提拔，要由上级主要军官推荐，干部部门考核，党委集体认可。一旦任职干部出现问题，负责推荐的主要领导干部、政治机关和本级党委要追究责任。

四中全会后，军队建设会更注重于制度和法治建设，将权力和“钱袋子”规范在法律制度的笼子里。

《祖国》：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大军区级政治部都设立了纪律检查部，主要负责的是解放军或本系统的纪律检查工作，但是，在我们开展军队制度建设的同时，军人信仰、理念的建设也是十分重要的。对此，您有怎样的看法？

罗援：理想信念和制度是相辅相成的，理想信念是灵魂，是精神支柱。一个人必须要有精神，否则只能是行尸走肉。但精神也需要制度保障。当年我们的老一代革命家，在那样艰苦卓绝的环境里，保持军队永不溃散，英勇善战，主要是靠理想信念，同时也有制度的保障。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以及此后的历次军委会议，确立了一整套严格的政治制度，成为军队永不溃散的强有力保障。endprint